三月二日晚在香港上環的playground .work，看了《中國國際女性影展》的開幕片《薩米之血》（Sami Blood）。這是一部瑞典片，導演Amanda Kermell是位女導演，片子探討了少數民族女性在強勢民族歧視和壓力下所遭遇的身份困惑和失落，亦揭開了瑞典這個人權指數極高的北歐國家歷史上的黑暗面。

《薩米之血》劇照。

故事主角是一位十四歲的薩米族少女Elle Marja。薩米人是北歐極北地區的游牧民族，以飼養馴鹿和捕魚為生。而故事背景則是20世紀30年代的瑞典。在那個時代的歐洲，認為人類種族有生物學含義的高低之分的種族主義非常盛行，並非只是德國納粹主義的專利，瑞典在1922年還成立了世界上第一所國家種族生物學研究所（今天人們已知種族生物學是偽科學）。因此瑞典境內的薩米人被視為低等種族受到高等種族的瑞典人的歧視。Elle Marja和她的妹妹離開薩米人的鄉土拉普蘭進入瑞典人為薩米人辦的寄宿學校。在學校裡，他們被禁止講薩米話，只能講瑞典語，講瑞典語會受到體罰。學校附近的瑞典人鄉村的男孩侮辱他們，罵他們是賤種，Elle Marja還被瑞典男孩強行割破耳朵，就像薩米人為他們飼養的牛隻耳朵打印一樣。這種暴力侮辱是將薩米人當成了類似畜生的低等物種。

而最讓這位薩米少女被受侮辱刺激的是，幾個瑞典種族生物學家到寄宿學校把薩米學生當成動物一樣研究，丈量他們的頭顱、鼻樑和牙床，還要他們脫光衣服拍照留做資料。

Elle Marja是位聰明好學上進，也非常頑強的女孩。她能講流利的瑞典語，渴望讀大學當教師，但她的老師說，寄宿學校結業後薩米學生必須回到拉普蘭，他們不能接受高等教育，因為高等教育不是為薩米人設立的。為了讀大學，這位薩米少女改名換姓，冒充瑞典人，離開家鄉，割斷了她與薩米文化的血脈，幾經波折艱難，最後成功到了城市，讀了大學，成為教師。但個人奮鬥的成功，卻讓她承受了身份失落的痛苦。電影一開始是她在白髮蒼蒼的老年回到家鄉參加妹妹的葬禮，對個人身份的歸屬非常的困惑，但失落的自我亦開始甦醒，然後電影開始倒敘她青年時代這一失落的經歷，片子結尾時，幾個象徵性的場景：她俯身與棺木中的妹妹躺在一起，爬上山坡俯視拉普蘭原野，然後一步步走向荒野中的薩米人帳幕，顯示Elle Marja最終回歸了她的薩米人認同。

3月2日在香港舉行的國際女性1影展開幕，左是影展主辦人李丹。

片子拍得非常感人，飾演女主角的青年演員對這位渴望讀書，不想認命，被迫割斷自己的根而感受無奈和痛苦的弱勢民族的少女，詮釋得相當出色，成功塑造出一位帶有悲劇英雄色彩的薩米女子的形象。這部片的女導演Amanda Kermell有薩米人血統，據說Elle Marja的故事即取材於她的薩米人的祖母身世。

看這部片，非常感慨。二戰期間德國納粹將種族主義的惡發揮到登峰造極，釀成六百萬猶太人被種族滅絕的曠世人道慘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人徹底唾棄了種族主義，瑞典已成全球人道主義水準最高的國家之一，但臭名昭著的種族主義在全球並沒有消亡，而最近還有死灰復燃的跡象，值得世人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