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樂園》又名《青樂》，是香港的一份周報，創刊於1956年4 月，在「六七暴動」期間被英國當局控以煽動罪，勒令於1967年11 月停刊，共出版十一年半。

2014年佔中運動轉眼已是三年多。

筆者早己慢慢地忘記了這個「戰友組織」，直至2014年8 月朋友傳來左丁山文章，文中提起因他另有一篇關於《青年樂園》拿北京資助的文章，金文泰中學學生，《青年樂園》派報員石中英給他電郵說：「誤解往往由不溝通開始，偏頗往往來自事實瞭解不足」，並附上他於2013年7 月在理工大學講座上的演講辭：「我們認識的《青年樂園》」，似乎是為了說明他的講話就是事實。誰知左丁山看後並不買賬，反詰石中英：「《青年樂園》是否拿北京的錢？《青年樂園》刻意招攬官校學生，如巴富街、金文泰、庇理羅士，有無政治性？石中英沒有正面回答。」《青年樂園》影響所及的人物，如曾鈺成、曾德成、梁錦松、陳坤耀等，現在都成了政權的高官名人，左丁山認為自己對《青年樂園》有合理懷疑。

這一來，便挑起了筆者的回憶，我曾去過《青年樂園》社址，見過兩個人。事緣1967年初，我所在的地下共產黨組織領導人梁煥然（又名大姐）曾與我有一番談話。她說：「《青年樂園》是由地下黨所創辦的刊物，一直由黨所領導，社長李廣明，督印人及總編輯陳序臻都是黨員（幕後策劃人是黨員吳康民，我後來才知道）。」她又說：「《青年樂園》的工作和「學友社」一樣，以官立、津貼、補助和私立（簡稱官津補私）學校學生為對象，團結教育他們愛國愛黨。「學友社」利用舞蹈，戲劇，音樂等藝術形式作為工具吸引學生，而《青年樂園》則利用文藝寫作，目的相同，都是為了發展青年學生成為黨員幹部。」從此，我確認〈青樂〉就是黨的外圍組織，從沒懷疑。

大姐曾囑我去《青樂》找大菱，我去了灣仔駱克道四五二號十三樓，見到了大菱。記得是通知一些事項，具體細節己經忘記，總之，我見過一個人叫大菱。隔一段時間後，大姐又告訴我，大菱因情緒低落己經離開《青樂》，我有點掛念她。大姐又曾囑我去《青樂》找羊咩，我見到他，主要是請他介紹「課本出讓站」的情況，我參觀了他們收書、分類、定價、出讓、退書、 退款等運作過程。我特別深刻地記着大菱和羊咩這兩個名字，是因為心中有一份「同志情」。當時的我，在地下環境為黨工作，看到《青樂》的同志，自然欣喜無限。

於是，我開始找尋大菱和羊咩的下落，也可以說是追尋地下黨在《青樂》的線索。我看到許禮平的文章〈曾氏一門軼聞〉和〈記『青年樂園』周刊〉，也看到石中英的〈我們認識的『青年樂園』〉和他在羅孚先生追思會上的講話。從這些文章或講話中，只見一群編輯、作家、學者、教授又開同學會，又開研討講座，組織飯局聚餐，赴穗探訪老社長。舊人聚舊，圍爐取暖，玩得很開心似的，卻看不見地下黨的影子。

直至2017年6 月《明報月刊》附冊《明月》刊出專題「回望『青年樂園』」，其中作者舒韻，原名李秋瑩又名李玉菱，1964年中投稿《青年樂園》後，逐漸被培養成為義工編輯，估計她就是我記掛的大菱了。在專題內我又看到石中英的文章〈我是『青年樂園』的派報員〉，他在文中自認叫阿咩。這才真相大白，他就是羊咩，真名楊宇杰。那一刻，羊咩在我腦海中的容貎與現在照片上的吻合了，石中英就是羊咩，我不禁興奮萬分。

另外，我又在《明月》七月號專題〈「六七」刊物與文化思潮〉中看到石中英的口述文章〈我的「六七」文化之旅 〉，文中看到當年是《青樂》英文及功課版編輯傅柏林這個名字。想起以前「學友社」文藝組的一位地下黨員，名叫宋樹材，在葉國華領導下主編《學藝週刊》。他於2005年來訪，讓我記下他口述的經歷，後於2008年因車禍去世，我於2009年發表了這篇遺言（請參閱拙著《我與香港地下黨》頁62），在遺言中他告訴我，他一共發展了十五位地下黨員，並讓我記下了全部名字。他又揭露了地下黨曾組成一個六人特別黨組，專門計劃滲透「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六人中除宋樹材外，還包括張綺玲、羅平、黎鳯娟、趙善炬和傅柏年。後來宋樹材因脫黨沒有參與行動，羅平和趙善炬當上教協副會長，黎鳯娟是羅平的太太，張綺玲是地下黨員，曾參加「學友社」戲劇組，後又出現在教協的活動中，名單中只有傅柏年一人我無從稽考。現在看到傅柏林這名字，估計就是傅柏年了。

此外，宋樹材的太太甘玉珍畢業於寶覺中學，1965年參加「學友社」文藝組活動，曾是文藝組組長，在「六七暴動」期間加入地下共產黨。曾考取中大入學資格，但領導人葉國華不同意讓她就讀，說是對革命無用。2005 年她隨宋樹材來訪，也讓我記下她的經歷。她說：

『六七暴動』後的1969年，我被調動組織關係，由「學友社系統」轉至「青樂系統」，改由張綺玲領導，即與宋樹材分別在不同系統的黨組織中。我同時被派去「青樂系統」出版的《青春週報》工作，就是《青樂》被迫停刊後重新出版，代替《青樂》的刊物。月薪一百八十 元。我負責編輯，探訪及組織讀者活動。因為外形老實，黨組織指派我出面負責租賃社址事宜。有一負責人叫鄺太，庇理羅士中學畢業，是葉國華的秘書。1971年結婚後，領導人通知我要上廣州開學習班，宋樹材為送我一程上了火車。我在火車上告訴他，這次學習班是專門為批判他而設，《青樂》方面黨組織認為他思想落後，要我與他劃清界線，不要被他拖後腿，無形中是勸我離婚。宋樹材非常憤怒，隨我上了廣州，領導人宣佈取消學習班。回港後，宋樹材質問「學友系統」領導人葉國華，要求解釋，葉推說不知情。兩年後，我離開《青春》並脫黨。報社公開負責人姓李，因四人幫下台解散《青春》後，他回廣州暨南大學任教。他曾向大家道歉，說是上級領導路線錯誤。我於1972年後入讀師訓班，從此當上教師。

以上資料，足夠證明《青年樂園》不單是有左派背景，不單是拿左派資金，對其神秘面紗的政治猜測也不是誤會，而是徹頭徹尾由中共在港地下黨所創立，所領導控制的外圍組織。有人說：「其內容迴避政治，左派色彩並不鮮明。」「這份刊物從編寫內容到工作人員未顯示有鮮明的政治觀點，鼓吹政治。」石中英轉述李廣明及陳序臻的叮囑：「他們管理下的《青年樂園》絕對不是一份政治宣傳刊物。」這是沒有錯的，因為公開講政治不是他們的任務，暗中培養地下干部才是他們的目的。如果刊物文章充滿政治性，還能吸引學生來參加嗎？我是過來人，我知道其中的秘密。

港英政府應該知道這個秘密，只是苦無機會。 《青年樂園》出版副刊《新青年》，正中港英下懷，藉以取締。這個錯誤的形成，無論是陳序臻所說的是讀者要求，或是李廣明所說的是贊助人要求，都是謊話。實情是他們的上級領導，當時的地下港澳工委領導人梁威林和祁烽頭腦發熱，緊跟文革推行極左路線，違背「隱蔽精干，積蓄力量，長期埋伏，以待時機」這黨的地下工作方針及「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的對港政策，誤以為人造花廠工潮就是時機。吳康民說是暴露了。

然則，我的高高在上的領導人梁煥然，如何知曉當年的小編輯和一個只當了近三年派報員的名字，大菱和羊咩？這裏需要說明一下：

當時的港澳工作委員會（現為香港工委）即「新華社」屬下的教育戰線，又分紅線和灰線。紅線是指由工委直接創立及領導的紅校，如香島、培僑、漢華等中學。灰線包括「學友社」和《青樂》以及其系統在官津補私學校內所組成的學生秘密讀書會。在「六七暴動」期間，這些讀書會轉為「鬥委會」，被我們稱為「單位」。教育戰線有一個最高領導會議，灰線的「學友」和《青樂》領導人都會參加。大姐在這個會議上聽到《青樂》方面匯報培養干部的成積，自然知道這兩個名字了。看來歷史的真相就在這裏，《青樂》的「黨印」，無論如何水洗不清。

如果你看過石中英的文章或講話，你會發現他非常着力於撇除兩個關係。一個是《青樂》與地下黨的關係，他甚至對理工大學講座的宣傳單張上有「左派刊物」字句，也批評是不平等不公允。另一個是他與《青樂》的關係。在他的文章和講話中，「派報員」一詞使用頻率之高令人驚訝且煩厭。我沒有認真數過，至少有幾十次以上。這樣的矯揉作態，太着痕跡了，無非是要讓大家知道，他這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與《青樂》的關係極淺。

現在，根據石中英提供的資料，我可以為他補上隱瞞了的部份。他參加了《青樂》黨組織在金文泰中學所組織的讀書會，由讀書會的同學帶他去《青樂》。做完派報員後沒有再上《青樂》並不說明他己離開「青樂系統」的黨組織，因為他仍然參加讀書會，成為金文泰三劍俠之一。這個讀書會在「六七暴動」時轉為金文泰中學「鬥委會」，印製「愛國無罪，抗暴有理」小報。他被港英控以「藏有煽動性標語罪」而入獄。他何必隱瞞這些經歷呢？

《誌。青春——甲子回望〈青年樂園〉》主編陳偉中在專題文章中說：「不管它創立的真正目的和背後真正隸屬的組織為何，它在協助學生成長，倡導文學創作所作的貢献和發揮的作用，不應因刊物的政治背景，或是因「六七暴動」禁刊而被一併抺殺。當《中國學生周報》早己能夠超脫美元資助的政治目的，而被反覆審視，回顧甚或推崇的時候，《青年樂 園》為甚麼不能超脫左派資金，中共機構等刻板的政治定位，而被重新回顧和檢視，找回它在歷史中應有的位置呢？」

筆者的意見是：《青年樂園》的出版是香港文化歷史的一部分，應該記載和研究。但是既然是歷史，就應該還原歷史的真相。地下黨在這個刊物中存在和所起的作用的歷史事實應同時記載，讓曾參與的人知悉真相，是我們的責任。我認為刻意隱瞞地下黨部份的歷史，只是殘缺的歷史。人們可以對歷史不作評價，但必需呈現真實完整的歷史。如要超脫的話也應該是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去超脫。

為了填補歷史的空白，我寫下這篇文章。      

2017年12月5 日

（本文原刊於《明報月刊》五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