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杜，胡適的次子。在他短暫而平庸的一生中，做過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寫了一篇痛批父親的文章《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然而，這篇罔顧人倫的文章只不過使他熱絡一時，並沒有給他戴上諸如“大義滅親”之類的紅色光環，他身上所背負的“原罪”是洗刷不清的，並最終將他壓垮。

常言道“虎父無犬子”，但這句話在胡思杜身上並不適用。胡適學富五車，胡思杜卻學無所成，在美國讀了兩所大學，不僅都沒有畢業，而且最後由於染上種種陋習，被學校驅離。

1948年，27歲的胡思杜從美國回到北京。那年12月，由於北方戰局已無法挽回，蔣介石開展“搶救運動”，出動專機空運北京的專家學者南下。胡適作為蜚聲海內外的學者，被列為搶救的第一批。12月15日，距北大50週年校慶和胡適的58歲生日還有兩天，身為北大校長的胡適不得不抱憾飛赴南京。

可是，倍受胡適夫人寵愛的小兒子胡思杜，卻沒有和父母同行，而是留在了北京。胡思杜為什麼要獨身一人留下呢？對此，人們有過種種猜測。據胡思杜自述：“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共產黨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然而真實的原因，卻是由於胡思杜對父親的不滿。

1947年，被美國大學驅離的胡思杜給父親的老朋友、時任駐美大使館參事的陳之邁寫信，請求發放回國的旅費。陳之邁將此信轉給胡適。胡適見信後非常生氣，因為胡思杜公費出國留學時已經領過旅費，這次申請屬於騙領冒領國家財物，清廉自守的胡適對此豈能容忍？他立刻給國民政府教育部常務次長杭立武寫信，告知杭立武，不可給胡思杜再發放旅費，如果已經發放，請即刻追回。

這件事使胡思杜丟了臉面，因此對父親耿耿於懷。

胡思杜回國後，有很多大學請他任教，其中山東大學歷史系的聘書最具誘惑力，因為他在美國讀的就是歷史系。然而，胡適對此堅決不同意。胡適心裡清楚，兒子在美國連畢業證都沒有拿到，國內那些大學之所以聘請兒子，當然不是因為兒子有多高的學術造詣，而只是因為——他是胡適的兒子。不是憑藉自己的才能謀事，而是托庇父蔭，這是胡適所不能接受的。

那時的知識分子，普遍有這樣一個共識和道德底線，那就是規則面前人人平等，決不能用自己的名望為子女謀得不當利益。清華大學建築系台柱樑思成、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馮友蘭，他們的女兒梁再冰和宗璞當年報考清華大學時，因為成績不理想，照樣不能錄取。

知子莫如父，胡適知道兒子肚子裡有多少墨水，因此拒絕了所有大學對兒子的聘請，安排兒子去北京圖書館做工，希望兒子在圖書館裡博覽群書，豐富自己的知識儲備。

明明可以做一名體面的大學教師，卻被安排去圖書館打雜，這樣的落差，使胡思杜對父親怨氣滿腹。

以上應當是胡思杜不隨父親南下而選擇留滯北京的真正原因。

起初，胡思杜一定為自己的選擇得意萬分。新政府成立之初，胡適這位中國學界領袖尚屬於爭取對象，因此胡思杜也得到特殊照顧，被安排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學習期間，他極力向上表忠心，不僅把父母給他留下結婚用的一箱金銀細軟上交，而且把父親視若珍寶、託他照看的108箱書籍也捐獻出去。為此他受到了上級的表揚，他覺得那幾句表揚比金銀書籍還要貴重，因為那意味著認同和接納。

在胡適南飛之前，中共曾專門開通“對胡適之先生廣播”，要求胡適不要離開北京，並許諾讓他繼續擔任北大校長和北京圖書館館長。1949年4月29日，留在大陸的胡適的老友、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給胡適之的一封公開信》，規勸胡適回到大陸。但是，胡適以自己的判斷，對以上勸說都予以拒絕。

拉勸不成，自然轉為批判。由胡適的親骨肉發射第一枚射向胡適的砲彈，其殺傷力將巨大無比。於是，胡思杜被選為第一砲手。

1949年9月22日，胡思杜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出爐，並相繼在香港《大公報》和《中國青年》上發表，文中列舉“戰犯”父親的種種罪狀，稱父親是“反動階級的忠臣、帝國主義的走狗及人民公敵”，“ 在他沒有回到人民的懷抱來以前，他總是人民的敵人，也是我自己的敵人。在決心背叛自己階級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親問題上有劃分敵我的必要”，並明確表示，和父親斷絕往來。

此文一出，在海內外引起極大震動，對胡適的打擊可想而知。不過，睿智的胡適很快就原諒了兒子，他覺得兒子是不得已而為之。他在剪報的眉批上寫道：“小兒此文是奉命發表的”。

不論胡思杜是真心還是奉命，他射向父親的砲彈很快有了戰果：他被定為副教授，分配到唐山鐵道學院馬列部教歷史。

然而，胡思杜沒有想到，既然胡適成了“敵人”，而他作為胡適的兒子，他就背上了原罪，無論他怎樣表白自己，無論他如何狠毒地咒罵父親，這個原罪他也永遠洗刷不掉。

從1951年11月開始，由於批判紅學權威俞平伯，而俞平伯是胡適的弟子，順帶著就又刮起了一場持續10個月之久的批判胡適的狂潮。扣在胡適頭上的罪名越來越多，“異族胡適、文化漢奸、妖怪、套著美國項圈的走狗、出賣祖國的最無恥的賣國賊”……儘管胡思杜“大義滅親”有功，但是此時的胡適已經被批倒批臭，他即使再發射砲彈，威力也大不如前，因此原罪的重負顯現出來，他越來越受冷落，交了幾次入黨申請書都如石沉大海，提干更是成為幻想。

1957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歡迎大家“鳴放”，以幫助黨整風。胡思杜以為出頭的機會來了，於是立刻響應號召，給院部領導提了幾條教學改革的建議。然而他做夢也不會想到，這是一出“引蛇出洞”的“陽謀”。

5月20日，《人民日報》以《河北高等學校教授針對教育領導工作提出批評》為題，點名“胡適的兒子胡思杜”“使用卑鄙手段，妄圖奪取學校領導權”。於是，一夜之間，胡思杜從狂熱的積極分子變成了“漢奸、走狗、賣國賊”、“胡適的餘孽和妄圖篡奪革命領導權的階級異己分子”、 向黨猖狂進攻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隨後，反右運動展開，胡思杜在劫難逃，接受革命群眾批鬥成了他的日常工作。

胡思杜的精神崩潰了。至此他才明白，無論他怎樣信誓旦旦地和父親劃清界限、無論他怎樣不顧人倫地咒罵父親，他也永遠是胡適的血脈，而這個血脈是有罪的。

人們無從得知此時的胡思杜是否後悔自己當年的選擇。不過，1957年9月21日晚上，他用一根上吊繩告訴了人們答案。那年，他36歲。

他的遠房堂兄胡思孟——一個目不識丁的普通工人，由於和胡適有社會關係，也被打成“黑幫分子”——來給胡思杜收屍。院校領導告訴他，胡思杜是“畏罪自殺”。他在郊外挖了個坑，把胡思杜草草埋了。

1962年，胡適在台灣病逝。至死，他都不知道小兒子已經先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