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救濟災民問題上，毛澤東時代的黨政機關連清朝政府都不如。大清王朝尚有一套救濟災民、撫卹流亡的政治制度和社會政策，規定：總督和巡撫要向朝廷「飛章奏報」災情，晚報一個月降一級，晚報三個月革職；救災措施包括免除地丁錢糧、賑濟災民、留養或資遣流民、設粥場施粥、發放衣物藥品、修房補助、借發種子、以工代賑等等。在大躍進年代，紅朝的總督巡撫——第一書記和省長們以掩蓋災情（實為人禍）為第一要務。各級黨政機關沒有一個部門是負責關注救濟飢民、撫卹流亡的，關注的是想各種辦法把飢民圈在家裡餓死，使黨和毛主席的威信不受和少受損失。河南省一方面大量餓死人，另一方面各縣的糧庫里又都堆滿了糧食（各省大體類此）。幹部們乾的事情不是開倉放賑而是封鎖災情，餓死人不報；開倉放賑的專員張樹藩被撤職查辦，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各級黨政機關，都以封鎖人禍所造成的災情為政治任務。河南信陽專區從郵局截留下來的群眾和幹部向上級和親友報災求救的信件有一萬二千多封；不是撫卹流亡，而是命令警察和民兵封鎖村莊道路，不許飢民逃荒，連「闖關東」的逃荒路都被堵死了，飢民只能在家裡等死。這就是毛澤東建立的黨國體制。這樣的政權還配叫人民政府嗎？！

辛子陵非毛化系列文章之二

1942年8月的一天，陝甘寧邊區政府小禮堂正在開徵糧會議。忽然天氣驟變，陰雲四合，下起雨來。一聲炸雷，把禮堂的一根木柱劈斷了，出席會議的延川縣長李彩雲不幸遭雷殛而死。這件事傳出後，有的羣眾說：「為什麽老天爺不把毛主席殛死？」保衛部門要抓「反革命」，毛澤東制止了。讓仔細查詢羣眾為甚麼對政府不滿？為什麽恨毛澤東？查詢結果是因為徵糧任務太重，羣眾負擔不起。

雷殛事件發生後，毛澤東敏銳地感覺到竭澤而漁的政策將使共產黨在陝北難以立足，如果失去農民的擁護和支持，將來如何能夠奪取天下？他對此看得很重，思慮很多。1943年初春，在延安召開了軍民大生產動員大會。中央直屬機關人員、抗大學員和第359旅指戰員參加了這次大會。毛澤東以他特有的風格作了動員：

同志們！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路有三條：一條是眼巴巴地等著餓死；一條是散伙回家不乾革命了；還有一條就是自力更生，發展生產。這三條路我們應該走哪一條呢？我們肩負著解放中華民族的重任，當然只能走自力更生、發展生產的道路，也只有這一條是通向光明的路，是通向勝利的路。黨中央號召邊區全體軍民，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建設邊區，保衛邊區，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在大生產運動中，中央機關也制定了生產計劃，分片開荒種地。毛澤東在楊家嶺附近分了開一畝荒地的任務。警衛人員說：「主席工作忙，成夜處理文電，白天要休息，由我們來開就行了。」毛澤東說：「你們有你們的任務，我有我的任務。」當天下午扛著鋤頭來開荒，在警衛員、勤務員的幫助下，乾了幾個下午，種上蔬菜。後來又和十幾歲的勤務員王來音一起抬大糞施肥。這事被楊家嶺一個從來不事生產的二流子看到了，感動得流著眼淚跑回家，扛起鋤頭就下地了。毛澤東的行動，當然不只感動了一個二流子，而是傳遍了各個抗日根據地。這是最好的動員，無聲的命令，各級黨政軍領導幹部都效法毛澤東的榜樣，帶領部下，帶領人民，乾起來了。

「東方紅」是怎樣唱起來的？

晉綏抗日根據地是陝甘寧邊區的前衛陣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賀龍、關向應率120師從陝北挺進抗日前線。1938年，120師在太原以北展開了游擊戰，切斷同蒲交通線，襲擊太原飛機場，並成功地阻擊了大同敵寇26師團的進犯，奠定了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的基礎。11月，120師奉命開赴冀中，與冀中軍民並肩作戰，在黃土嶺戰鬥中，擊斃日軍獨立混成第2旅旅長阿部規秀中將。1940年1月，晉綏邊區抗日民主政權——晉西北行政公署在興縣蔡家崖成立，續範亭任行署主任。6月，成立晉西北軍區司令部，賀龍任司令員。

大生產運動中，晉綏邊區部隊到1944年共開荒15萬畝，兩年產糧75000石（讀dan）。 1944年產蔬菜2200萬斤，達到了部隊自給的要求。另外，還產棉花1萬斤，麻3600斤。  

晉綏邊區軍民從1940年到1945年6月，共開荒1，956，685畝，就耕地面積來說，等於創造了一個興縣或三個保德縣。開荒之外，農民還興修水利，實行變工互助，精耕細做，增產糧食。大生產運動的開展，大大減輕了各抗日根據地人民的負擔。在晉綏邊區，把舊時的苛捐雜稅一律廢除，每年只收一次統一的、累進的抗日救國公糧。1943年人民的負擔平均佔國民總收入的17.4%，以後又有下降。同在山西，閻錫山統治地區人民的負擔佔國民總收入的82%以上。如中陽縣冀家峪村，1944年產糧834石，國民黨政府徵收達688石。所以1943年以後有一萬多農民從閻錫山統治區逃到晉綏邊區，在汾陽、離石落戶的就有660戶，邊區政府每戶撥給細糧2石，羣眾又互濟1石，政府還撥了70萬元貸款，並調劑土地、房屋、農具，幫助他們安家生產。

由於日寇和國民黨的封鎖，解放區布匹極度缺乏。幾十萬部隊發不下軍衣去。夏天，戰士們到河邊洗衣服，要等曬乾了，才能穿上回營房。晉綏邊區政府制定了獎勵、扶持種棉紡織的政策。頒布法令規定；「舊種棉區與推廣區種棉收入，徵公糧時，只計算一半，試種區則完全免徵公糧兩年。」由於政策對頭，大大調動了農民種棉織布的積極性。1940年晉綏邊區種棉3600畝，1941年增加了10倍，到1944年增加到153200畝，1945年增至25萬畝，產棉300萬斤。1941年，晉綏邊區共有紡車13000架，土機（木制手工織布機，日產1丈）3700余架，快機（經過改良的手工織布機，日產5丈）只有200架。因為宣佈了紡織不納稅的政策，到1944年，紡車增至55491架，土機9843架，快機1485架。1945年紡車又增至81762架，土機12834架，快機2097架。婦女參加紡紗的1944年有61470人，1945年為96090人。1945年晉綏邊區產質量均勻的標準布三十萬匹，解決了全體軍民四分之三的穿衣問題。過年時，百分之百的羣眾都做了新棉衣。

離石縣婦女張秋林，組織25個紡織小組，半年織出標準布6000匹，獲利35萬元。他丈夫參軍了。一次鬼子掃蕩抓住了她的九歲的兒子，一個鬼子兵拿刺刀逼著問：「你的媽媽呢？」孩子在發著寒光的刺刀面前沒有怯懦，響亮地回答：「打日本去了！」「你的爸爸呢？」孩子脖子一挺還是那句話：「打日本去了！」獸兵一刺刀捅死了這個孩子。張秋林含著淚為兒子收屍掩埋，她說：「孩子是敵人殺死的，不吃不喝也活不了。紡織合作社垮了，我怎麼對得起羣眾？我要加緊織布，為我們的隊伍做軍衣，做軍鞋，支援抗戰，就是為我的孩子報仇！」這位普通婦女在1943年和1944年被選為晉綏邊區特等勞動英雄、抗屬模範和擁軍模範。

美國記者愛潑斯坦1944年秋天在晉綏邊區訪問兩個月。1945年9月2日，他在紐約《下午報》發表文章說：

邊區的政府官員和防軍從事墾荒、紡紗、織布，把他們的技術知識湊在一起，從烏有之中建立工業……。到1944年，他們得到報酬了。我和其他外國記者在那年訪問共產黨領導的地區，發現那邊的老百姓和士兵比中國任何其他地方都吃得好，穿得好。

三三制政權、減租減息、大生產運動，大大密切了共產黨和邊區各界人民羣眾的關係，特別是密切了共產黨和農民羣眾的關係。農民是最務實的。雷殛事件後，毛澤東決定將陝甘寧邊區1943年徵收公糧數，由計劃徵收20萬石減至18萬石，佔農民收穫量的9.1%；到1944年又減2萬石，減到16萬石，佔農民收穫量的8.5%。陝甘寧邊區政府徵收公糧（平均每畝一升零九勺），比陝西國民黨統治地區的田賦徵實（平均每畝二斗六升）要輕23倍。因此，邊區農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提高。很多貧農、雇農上升為中農，很多中農變成富裕中農或富農。1943年以後，毛澤東開始成為農民心目中的救世主。陝北葭縣（今佳縣）農民李有源利用民歌曲調填詞，作了一首歌曲：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毛澤東和朱德的像，開始出現在大會的主席台上，後來深入到了農民家裡，代替了灶王爺。晉綏邊區特等勞動英雄溫象栓說：「沒有共產黨，就沒咱老溫！」興縣二區農民郝貓子說：「你要問我什麽時候翻身的嗎？我不記那些，反正哪一年有了人民政權，我就是那一年翻身的。」興縣東關一百多農民，大年初一由勞動英雄王建德領著到各機關去拜年，他們見了毛澤東的像就跪下叩頭。西關竇珍，自己畫了一張毛主席像，貼在堂屋，還寫了副對聯：「長思救星毛主席，難忘恩人八路軍。」農民李汝梅，過年時把灶君爺「送走」，買不到毛主席像，自己寫了一張「毛主席萬歲」的紅紙貼在灶君位置上，擺上香爐朝拜。在中國，誰能得到廣大農民的擁護誰得天下，歷代如此。毛澤東是深諳這一歷史規律的。黨群關係和軍民關係的改善，為西北戰場保衛延安、三戰三捷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四個有良心的記者共同見證：1980年陝北農民生活不如1947年

在革命史詩《解放》第15集，1947年3月胡宗南大軍佔領了延安。毛澤東、周恩來率精乾的統帥機關轉戰陝北，在偏僻的山溝王家灣停留。這時彭德懷習仲勳指揮西北野戰兵團在取得青化砭、羊馬河兩次勝利後，正在攻打胡宗南的補給基地蟠龍。

在房東的農家院裡，毛澤東、周恩來與房東李老漢和他的孫子，有一段有趣的對話。孩子說想吃餃子。爺爺說過年才能吃，因為餃子是元寶，吃了要長一歲。陝北出了個李闖王，特別愛吃餃子，後來在北京坐了天下，叫御膳房天天給他包餃子吃，連續吃了十八天，就把江山吃丟了。毛澤東說坐天下不容易，不能忘了艱苦奮鬥，不能忘了老百姓。這時周恩來想到蟠龍快打下來了，告訴孩子，打完這一仗讓你吃上餃子。孩子很認真地問：不騙人?毛澤東插話：你胡爺爺(周恩來的代號是胡必成，所以稱胡爺爺)絕不騙人。後來蟠龍打下來了，繳獲糧食被服武器彈藥無數。周恩來立即兌現，叫警衛員給李老漢家送去一袋麵粉，孩子終於吃上了餃子。

這段劇情，生動直觀地告訴人們：革命和人民群眾的生活應該是個什麼關係。

打下蟠龍就能讓老百姓吃上餃子，打下天下應該怎樣報答這些出兵出民伕，出糧出草,出擔架出大車，甚至毀家紓難支持革命戰爭的農民呢?

毛澤東交了一份得零分的答卷。陝北農民支持和追隨毛澤東打下了江山，為得是翻身解放，過上好日子。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毛主席坐江山以後，剝奪了他們的一切。在公社化年代，他們只剩下「一碗一筷，一舖一蓋」，後來連一舖一蓋也沒有了，全家人蓋一床被子。他們嚮往的好日子竟然是「老邊區」時代，即毛主席轉戰陝北那個時代。

1980年6月，新華社四個記者  到陝北安塞縣王家灣公社，拜訪了1947年接待過毛主席的王家灣行政村代表主任、時任公社黨委委員的高文秀。這位1935年入黨的老黨員，其時已經72歲。

記者先看了看高文秀兒子住的窯洞，大小幾口正在吃飯，但是不同年齡的人飯都不一樣：最小的吃面疙瘩湯，大一點的吃「渣渣飯」(一種把高粱連皮和苦菜一起煮成的又苦又澀的飯)，大人吃糠拌苦菜。窯洞里除了一盤炕，一個鍋台，幾只缸罐外，空空蕩蕩。揭開缸蓋一看，大都空空，只有一隻缸里還有一點高粱，鍋台上還剩半盆面。

走到上一層的窯洞里，只見一個乾瘦如柴的老頭，縮著脖子斜靠在炕壁上。公社副書記老雷說，他就是高文秀，已臥病不起多時了。記者打量了一下，炕上還算有一片爛氈，角上堆著兩條破被。其餘也就一無所有了。一聽說來人是北京新華社派來的記者，高文秀的老淚就順著臉上的皺紋淌下來，哽咽著說：好，好，難為你們還惦記著俺們……

在一陣沈默之後，記者問老人：「這些年日子過得咋樣?」他無力地搖了搖頭，一聲長長的「唉——」停了一陣才說：「不瞞你同志，已經餓了十好幾年啦。去年還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來斤糧，自留地上又弄來四五十斤，餓是餓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樹葉的日子好過些了。」

說到這裡，老漢又痛苦得說不出話來。老雷在一旁代為敘述：最困難的，要算1973年到1976年的那幾年，一口人一百來斤口糧，不到過年早就光了，靠糠和穀殻、麩子對付到開春。苦菜剛一露頭，就挖得吃了。苜蓿成了主要食物，根本捨不得餵牲口。苜蓿吃光了，就只得打樹葉充飢，槐樹花葉、檸條花、枸杞葉子、臭椿葉子都摘來煮著吃。有的社員實在餓得不行了，只好去偷蕎麥葉子。家裡凡能變賣的東西，都換了糧吃，好多人家還斷鹽。差不多人人都是面黃肌瘦。吃了樹葉，拉的屎帶血，自己都不敢看一眼……

這些情景，實在太慘了。為了不再刺激臥病的高老漢，記者趕緊改變話題，問起當年毛主席來到王家灣的情景。這一問，老人忽然張大了模糊的淚眼，閃出了感奮的神色，說：「那時候好啊，比現在好多啦。」接著，他慢慢拉開話閘，回憶起當年的情景：

「1947年4月13日後晌，來了一支俺們的部隊，大約三百來人。俺那會兒當代表主任，有幾個軍人就來找俺，說部隊要在這裡住幾天，看看有啥困難?俺說吃的糧沒麻達(不缺的意思)，酸菜也有，就是你們牲口多，草料怕供不上。一位被大家叫羅大隊長的說：只要有米有菜就行，柴草我們自己解決。後來，部隊一住住了58天。頭二十多天，部隊就吃自己帶來的一點米和俺們籌的糧，等到5月初蟠龍鎮打下了，大部隊才送來了洋面。那會子王家灣村17戶人家，一百多口人，能容下這麼多人吃飯，你們想，要是我們沒有餘糧咋能成?就說俺家，那會兒八口人，在村裡是窮戶，一年也要打十四五石糧，洋芋還不算在內，醃的酸菜，曬的乾瓜片、乾紅豆角也吃不完。

「毛主席、周總理、任弼時同志那年就住在薛如憲老漢家的大屋裡。起先俺們只知道住的是大首長，不知是誰，後來，被俺村薛富榮老漢認出來了。他在瓦窯堡開會時見過毛主席……」

從高文秀老漢的回憶中，記者們明顯地感到，此時（1980年）王家灣人的生活，真是不如三十多年前了。

餓死3755.8萬農民的第一責任人是毛澤東

建設了30年社會主義，農民生活反倒不如保衛延安的戰爭年代？這是為什麼？這個歷史之問需要回答。為什麼毛澤東的智商退到了「山大王」的水平？為什麼毛澤東對民情的體察還不如王家灣時代？他不是犯糊塗，他是太「聰明」了。他推翻了八大的積極、穩妥的建設路線，提出了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是要顯示他改天換地的才能，在世界露一手，為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創造條件。

「三面紅旗」的核心是人民公社，這是他實現總路線、大躍進的抓手。1958年毛澤東一句「人民公社好」全國就公社化了。陳伯達在中共權威黨刊《紅旗》雜誌撰文，認為這將造就「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可以不可以說，這個合作社的所作所為，在實際上是指出了我國能夠以史無前例的高速度發展社會生產力、能夠比較迅速地消滅工業同農業之間的區別以及腦力勞動同體力勞動之間的區別、從而為我國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創造出順利條件的一種正確道路呢？我想，完全可以這末說。」這樣的鼓吹到了下邊就變成了「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

公社化的前提是消滅土地私有制，不僅要把富農和中農的土地充公，也要把土改中給貧雇農的恩惠收回來，這引起了整個農村五億農民的反對，反對不了就消極抵抗。但毛澤東撞了南牆也不回頭。以他「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權威與農民宣戰。宣戰的結果自然是農民失敗，糧食大減產，農村餓死人。

19世紀初期的空想社會主義代表人物都是設計出理想社會方案，呈送國王和政府，幻想依靠國王和政府採納實施。毛澤東認為國王與學者永遠想不到一塊兒去，所以社會主義成了空想。如今自己當了「國王」，有了學者所沒有的政府權力，知和行統一於一身，空想社會主義的一些主張就可以實行了。他相信，運用鐵腕政策，空想社會主義就一定行得通。這是「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本意。中國人多，把農民組織起來，大搞群眾運動，大打人民戰爭，財富就會像泉水一樣從地下湧流出來。毛澤東是真誠地這樣期待的。他認為革命既然這樣搞成功了，建設也一定能夠這樣搞成功。

建政頭幾年，生產建設掌握在周恩來總理手中，迅速醫治好戰爭創傷，我國的糧食產量是逐年穩步上升的。194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為2264億斤，1950年增加到2643億斤，1957年，則上升為3910億斤，比1949年增加了1637億斤，增長了72%。1949年全國人口5億4167萬，人均糧食418斤；1957年全國人口6億4653萬，人均糧食605斤，比1949年增長44.7%。這就是說，在經濟恢復時期，周恩來總理已經解決了6億多人口的吃飯問題。 

毛澤東這時候與周恩來想的不一樣。他想的是依靠六億農民出兵出糧支援世界革命的大問題。他要乾的大事從糧食翻一番起步了。毛澤東通過一系列反右傾會議壓服了以周恩來為代表的黨內務實派，1958-1960年，毛澤東親自掛帥，掀起「大躍進」狂潮。

各地大放糧食「高產衛星」之後，毛相信糧食問題已經解決，於是提出「糧食多了怎麼辦？」1958年8月19日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竟然說：「將來我們要搞地球管理委員會，搞地球統一計劃。哪裡缺糧，我們就送給他。」     他的思想已離開中國的實際十萬八千里。

又在21日會議上鄭重提出：「空想社會主義的一些理想，我們要實行。……人民公社，有共產主義萌芽。產品十分豐富。糧食、棉花、油料實行共產。那時道德大為進步，勞動不要監督，要他休息不休息。人民公社大協作，自帶工具、糧食，工人敲鑼打鼓，不要計件工資，這都是些共產主義萌芽，是資產階級法權的破壞。希望大家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吹一下，把實際中共產主義道德因素在增長的情況也吹一下。」這是在黨內講的。

到1958年9月5日，他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宣佈：「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產一倍（糧食），有可能從去年三千七百億斤  ，增到七千幾百億斤……今年如果搞到七千多億斤糧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一萬五千億斤。明年也許不能搞這麼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馬餵外，現在還沒有找到用途，也許會發生問題。但是明年總是可能超過一萬億斤。」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這樣胡說八道，事前竟沒有一個同僚、親信提醒他，可見他已經把自己神化為絕對孤立的孤家寡人。新華社馬上用頭版頭條把這些話傳遍全世界。    

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一言出口，駟馬難追，後果非常嚴重。當發現「高產衛星」都是假的，糧食根本沒有增產的時候，為了自己的面子，毛澤東決心按各省虛報的產量跟第一書記們要國家統購糧。於是，省委書記逼地委書記，地委書記逼縣委書記，縣委書記逼公社書記，公社書記逼生產隊長，交不出高指標的糧食，就說他們伙同農民瞞產私分了。這個反瞞產私分，是政府與農民的奪糧大戰，成為餓死人的主要原因。

廬山會議本來是要解決餓死人的問題。毛澤東如果虛心納諫，採納彭德懷的意見，壓縮空氣，糾正錯誤，採取緊急措施救濟災民，也就是1959年餓死522萬人（這也是很嚴重的)，可以避免一場亙古未有的大災大難。廬山會議中央常委達成的共識是糾「左」，表面上毛也同意，但他內心是防右和反右，把全黨全國乃至國際上對「三面紅旗」非難和否定的浪潮壓下去，堅決壓下去！忠心耿耿的老臣彭德懷的悲劇就這樣發生了。

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剛愎自用，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1959年7月23日一通批彭講話，扭轉了中央既定糾左的會議方向，堅持三個自信：理論正確（空想社會主義）、道路正確（大躍進）、制度正確（人民公社），三面紅旗要堅持，公社制度不能動搖，抓出一個「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發動反右傾運動，掀起第二次大躍進高潮。就在毛澤東由不情願地糾左變成堅決地反右之後，多餓死了3200多萬人。

1960年，各地繼續反右傾揪小彭德懷，嚴重傷害了農村幹部，全國糧食總產量進一步下降，僅為2870億斤，比1959年又減少530億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因為要供應城市，只能繼續下狠手徵購。1960年度全國共徵購糧食1021億斤，徵購率達35.6%。1961年成為人均糧食消費量最低的一年，也是餓死人最多的一年。

1960年1月7日至17日，喪失理智的毛澤東在上海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認為（實為毛澤東認為）1960年還將是一個大躍進，可能比1959年躍進得更好。會議規定1960年鋼產量為1840萬噸，糧食產量為6000億斤。

1960年春，就在毛澤東吹響再次大躍進的法螺不久，餓死百萬人的信陽事件爆發了。1960年5月中央紀委書記董必武將紀委的調查報告送給了毛澤東。隨後信陽地委向中央的檢討報告也到了中南海：1959年冬到1960年春，信陽地區各縣公共食堂普遍斷炊，有些村子八十天沒見一粒糧食，浮腫病大面積蔓延，餓死老百姓一百多萬人！餓死十萬人的息縣，自然村減少639個。餓死8萬人的正陽縣，不少人家絕戶了。

人民公社的發祥地——信陽專區遂平縣嵖岈山人民公社四萬人口，三個月就餓死了近4000人，佔總人口的10%，有的隊竟高達30%。

遂平縣委副書記、第一個人民公社創始人婁本耀正在住院，1959年11月接到劉班莊鄉親的求救信立即出院，到縣委找到秘書趙文亮和通訊員徐文堂駕著他往公社奔。據他回憶：「我們也顧不上休息，就一口氣趕到劉班莊，時間是下午五點多鐘，天已經灰灰的了。我們走到村西頭兩間西屋，一推門，見當門處坐了一個婦女，臉腫的像小盆子一樣，嚇人，眼睛腫成一條線，看不見人。她說她三天沒吃飯了，餓得很。再一看，她家三個小孩全餓死了，並排放在地上，乾乾的如柴禾棍。床頭還有一個老頭，剩下一口氣。我又走進堂屋，門開著，全家四口人，床上餓死兩個，地下餓死兩個，屋裡冷清清的。我們就去找隊長……」

「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那位善良的將死的三個孩子的母親，萬萬沒有想到大救星毛主席，是這樣把她和孩子們送入「天堂」的。

毛澤東每臨大事有靜氣。換上歷史上任何一個皇帝，見到餓死人的奏疏都是下罪己詔，立即下令災區州府縣衙開倉放糧。他第一個反映是定調子，轉移目標，逃避餓死人的責任。略一沈吟提筆批示：「信陽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復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需組織力量進行民主革命補課。」這個批示發到全國，省委書記們機靈得很，一句不提大躍進、公社化的錯誤，更不檢討自己虛報產量，大放衛星，邀功取寵，立即派工作隊下基層，傳達偉大領袖對河南的批示，組織批鬥支部書記、生產隊長，基層幹部發生分化，你揭我，我揭你，抓歷史反革命和階級異己分子，繼續歌頌毛主席偉大，「三面紅旗」正確。 

在改組後的信陽地委1960年12月22日給河南省委並轉中央、中南局的報告中說：「信陽地區的問題是極端嚴重的，是敵人的大破壞、大屠殺，完全證明瞭毛主席指示的‘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為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生產力。’這就是信陽問題的實質。」報告還說：「目前，全區民主革命補課的群眾運動高潮已經出現，廣大群眾的革命情緒十分高漲。在已經開展鬥爭的地方，鬥爭壞人壞事，徹底打倒階級敵人，已經成為廣大群眾的輿論中心，街談巷議，奔走相告。群眾說：‘毛主席知道了，派幹部下來了。’‘真共產黨回來了，老八路回來了。’有的群眾對著毛主席像說：‘你真是我們的大恩人。’」這就是說領導信陽地區大躍進、公社化的是「假共產黨」，創造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嵖岈山人民公社的縣委和地委，這些受到省委、中南局、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本人多次表揚的縣委和地委的幹部，轉瞬間成了仇視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毛澤東一個「御批」，瞞天過海，由這場大災大難的罪魁禍首又變成了「大救星」。

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心神領會，下令逮捕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和16個縣委書記和縣長。只要不說是大躍進和公社化的錯，就上保了主席，下保了自己。下一步還可以在保衛「三面紅旗」的階級鬥爭中一顯身手。

吳芝圃將罪孽深重的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和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判處死刑，報到毛澤東那裡，毛澤東說：「我還沒有殺過縣委書記。」改成了死緩。就這樣受處分的幹部還是不服。楊守績向省委申訴：「我認為我不是反革命，信陽事件的性質根本不是反革命復辟，責任也不都在下邊。縣委有責任，地委有責任，省委有責任，中央同樣有責任。只處理下邊是不公平的，是違背歷史事實的。」被查處的縣委書記們不服是有道理的。他們執行的是省委的指示，不擇手段地搜刮糧食是要完成省裡壓下來的高指標，他們是吳芝圃的替罪羊。吳芝圃執行的是北戴河會議精神、廬山會議精神，是毛澤東關於反瞞產私分的指示。從根本上說，餓死人的第一責任人是毛澤東。毛澤東建立起來的「馬克思加秦始皇」——空想加暴政的政治體制，只對上級負責，不對人民負責，是餓死人的主要原因。

在救濟災民問題上，毛澤東時代的黨政機關連清朝政府都不如。大清王朝尚有一套救濟災民、撫卹流亡的政治制度和社會政策，規定：總督和巡撫要向朝廷「飛章奏報」災情，晚報一個月降一級，晚報三個月革職；救災措施包括免除地丁錢糧、賑濟災民、留養或資遣流民、設粥場施粥、發放衣物藥品、修房補助、借發種子、以工代賑等等。在大躍進年代，紅朝的總督巡撫——第一書記和省長們以掩蓋災情（實為人禍）為第一要務。各級黨政機關沒有一個部門是負責關注救濟飢民、撫卹流亡的，關注的是想各種辦法把飢民圈在家裡餓死，使黨和毛主席的威信不受和少受損失。河南省一方面大量餓死人，另一方面各縣的糧庫里又都堆滿了糧食（各省大體類此）。幹部們乾的事情不是開倉放賑而是封鎖災情，餓死人不報；開倉放賑的專員張樹藩被撤職查辦，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各級黨政機關，都以封鎖人禍所造成的災情為政治任務。河南信陽專區從郵局截留下來的群眾和幹部向上級和親友報災求救的信件有一萬二千多封；不是撫卹流亡，而是命令警察和民兵封鎖村莊道路，不許飢民逃荒，連「闖關東」的逃荒路都被堵死了，飢民只能在家裡等死。

這就是毛澤東建立的黨國體制。這樣的政權還配叫人民政府嗎？！

1980年記者到最早唱《東方紅》的李有源家訪問時，看見了他的大兒媳。她告訴記者們，她們家在合作化以前生活不賴，但是後來不行了。1971年前，生活實在沒法子了，她出去討過飯。陝北農民唱著《東方紅》迎來的是討飯的苦日子，他們不唱《東方紅》了。但一開群眾大會黨政幹部就組織群眾唱。好像一唱《東方紅》，黨和政府就代表農民，就代表幾億群眾，氣就特別粗，膽就特別壯。

國學大師陳安民是貴州湄潭永興人。湄潭縣本是魚米之鄉，大躍進餓死124310人，佔全縣總人口的20%強。陳安民先生全家七口都被餓死，只有他在外省工作幸存。2004年10月他回鄉立碑紀念親人。化名韋葦題詩：

千里回鄉立墓碑，秋風蕭瑟暗雲垂。青山滴淚田園靜，綠水含悲雨霧飛。

地下親朋長有恨，世間你我嘆無為。萬家屍骨指天問，一代災星當是誰？

從北到南，在億萬百姓心目中，毛澤東完成了由「大救星」到大災星的蛻變。█

201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