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曾在本刊多次撰稿、坐了十一年冤獄返港的牛津大學博士徐澤榮接受本刊專訪，詳談他的案情、獄中遭遇和未來打算。這是中共陷害知識分子的一個典型個案。

●徐澤榮入獄前在香港。（本刊資料）

　　闊別十一年，約在沙田新城市廣場見面，幾乎認不出來了。真是監獄歲月催人老！但話題一打開，那個面容生動、思想敏銳、記憶力極佳、引用數字如數家珍的徐澤榮又回來了。他一坐下就問時事政局，問劉曉波、王炳章、習近平、中共十八大......對十一年來監獄之外的世界所發生的一切如饑似渴。在侃侃而談之中，看得出來他對外面世界有相當了解，除了上網要適應外，並未與外界脫節。由於要談的太多，從中午談到晚上，到分手時仍欲罷不能。好在徐澤榮自由了，排山倒海的訊息，他有的是時間慢慢消化。令人高興的是十一年的牢獄沒有把他的精神壓垮。

報導馬共電台中聯部大發雷霆

　問：你出事的消息，我們很久才知道，當時傳聞很多，可不可以講一下你被捕的情況。

　徐澤榮：那天是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深夜，我在廣東番禺麗江花園的家中，來了一群人拿著拘留證，說他們公事公辦，家被搜查，我的電腦、傳真機被作為犯罪工具被沒收。

　問：很突然嗎？

　徐澤榮：我不意外，已有思想準備。我研究韓戰、蘇聯軍援中國革命的歷史，已有人向我發過警告。我覺得自己早晚會出事。出事這天早晨，有個香港商人陳文興打電話給我，說看到新出的亞洲周刊，上面有我的關於馬來亞共產黨在湖南設電台的文章，問我會不會有問題。不過對這個警告，當時我不太留意。

　問：你一審判罪是「為境外非法提供情報和非法經營」，二審改為「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機密罪和非法經營」，主要是發現你一九九二年向韓國學者提供中共五十年代關於韓戰的內部資料。但開放雜誌曾報導你出事是寫馬共電台這篇文章。你知道究竟是甚麼原因嗎？

　徐澤榮：我在監獄時也懷疑與這篇文章有關。我坐牢五年後聽家人說，一個廣東政法委書記（名字不便透露）說我這篇稿導致馬共兩名黨員坐牢，其中一人已瘐死獄中。

　問：詳情是怎樣的？

　徐澤榮：這篇文章是我到湖南益陽市岳家橋四方山採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時馬共電台的遺址 ，文中提到馬共電台兩名負責人男的名叫洪滔、女的名叫李凡。好像就是這兩人被抓了，他們可能用的是假名，但馬共應該知道他們的真實身份。一九八九年一直躲藏在泰國邊境的馬共軍隊投降後，留在了泰國，相信被捕的這兩人一直生活在馬來西亞未向當局自首。

　問：馬來西亞的政府抓人，中國政府就抓你報復。傳說中聯部為這篇文章大發雷霆，揚言要重重懲罰你。

●徐澤榮去年在獄中獲得2009年獨立中文筆會「獄中作家獎」（此獎今屆已改名劉曉波勇氣獎），7月23日獨立筆會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2010年度頒獎禮，為徐澤榮補發了獎牌。左為國際筆會秘書長日本筆會理事屈武昭。（本刊記者）

中共向馬共赤柬輸出革命實況

　徐澤榮：是的。中聯部覺得對這些人有義務和責任。東南亞共產黨革命，都是中聯部搞的。我在印度出版過一本英文書《中國和泰國武裝鬥爭》，是我中文大學碩士論文。我為甚麼要去調查馬共電台，就是因為我研究中國支持東南亞革命這個歷史。沒有中國支持，這些革命是搞不起來的。赤柬也是這樣，鄧小平批了九千萬美金給他們，赤柬有五千人在廣州受訓，然後用船把他們運回柬埔寨。這些都是中聯部做的事，找解放軍配合。我聽家人說，我出事後有認識我家的老幹部講，徐澤榮是出賣革命，應該判無期徒刑。

　問：在監獄中曾問了這件事嗎？

　徐澤榮：我在廣東花都看守所時候，有次審訊員拿出這本亞洲周刊，問我是怎麼回事。但這件事不能擺出來，不能公開起訴我。

　問：聽說你那篇文章出來後，正是江澤民要訪問東南亞，因此當局說你是破壞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係。外交部還為此發過內部通報。

　徐澤榮：我才出來，不清楚，我會花時間去查明真相。

　問：你被捕後，媒體曾報導說當局懷疑你是英國軍情六局特務。

　徐澤榮：這是他們的思維模式。一審說我出賣情報，自然就要查我的背景 。我在英國牛津大學讀博士，我以前在香港新華社工作過，同事陳瑜林、潘曉章據說做了英國特務，潘曉章後來死在監獄中，我和他們有來往，因此就往英國那邊聯想。我在香港和深圳時，國安部對我作過調查。我抓後，他們抓了我太太袁秋訊審問，但沒有查出任何證據。你了解我，我生活一直很清貧，世界上有那樣窮的特務嗎？我辦《社會科學季刊》，是我表妹夫給的錢，四年時間捐了三百八十萬給我，奇怪的是，這事他們卻不去追。

　問：現在審判書上加諸你的兩項罪名都涉及訊息自由。

韓戰經驗總結套書早不是機密

　徐澤榮：非法經營這罪名我願意認，雖然我經營的是出版，但第二條我覺得司法管轄權不對。你說我出賣國家機密，這是軍事方面的機密，又涉及現役軍人，當然應該交軍事法庭審判。二審判決後，○三年九月在東莞監獄，深圳國安來了兩個人，對我說，你這個案子現在定了，將來還可以討論。說明他們也覺得法理上講不通。

　問：這罪名是如何給你定上去的？

　徐澤榮：我被抓後他們就查到了我這個朝鮮戰爭經驗總結這套書的複印件，還有我和袁秋訊將這套資料給南韓學者的傳真通訊。這套資料有五卷。一卷是北京軍事科學院研究員齊德學借給我的，另一卷是南京高級步校借的，我影印後都還給了他們。另外三卷是廣州軍區副司令員莊田的，他死後，當局歸還抄家物質，有這三卷書，家人還給廣州軍區，廣州軍區不要，他們原打算當垃圾扔掉，就送給我了。我復印後重新裝訂好也還給了他們。但莊田的家人都沒有被追究法律責任。好笑的是，一審起訴意見書說我是潛入莊家，好像我是偷他們的。

　問：五十年代的韓戰內部資料怎麼可以說是國家機密，這是欲加之罪。

　徐澤榮：這份材料原沒有定性為密件，是審我時追加的。而且根據去年四月新公佈的保密法十五條，除非另有規定絕密級到期三十年自動解密，一般則十年二十年。但他們對機密的認定是很隨意的。我在英國讀書時，BBC記者要我談十五大，我就發了個傳真給袁秋訊，要她把香港有關於十五大的猜測寫了傳給我。這些傳真信竟然也被他們當作是國家機密。

廣東花都東莞兩所監獄狀況

　問：被抓後的感受如何？

　徐澤榮：突然失去自由，開始很恐懼，有時一天要審訊兩三場，非常痛苦，覺得要判死刑，判無期徒刑 ，想到過自殺。但一審後情緒就定下來，可以寫東西，請律師，一年後首次見到家人。我讀復旦大學時入黨，在花都看守所寫了兩次退黨聲明遞上去，但沒有任何下文，我不知現在是否還是共產黨員。

　問：據說看守所情況比監獄差。

　徐澤榮：我在花都國安看守所關押了兩年半，其中八個月上訴。中國監獄是講等級的。這個看守所是國安系統，關特務 、政治犯 、和廣州市副局級以上的高官，條件很好，室內有空調，有電視，伙食也不錯。如果是一般看守所就很慘。我的編號是○四七，就是說，從九五年這個看守所成立，我是第四十七個犯人，一年平均關十個犯人。條件雖然好，但不能有紙筆寫東西，而且一間房只住兩個人，只能待在房裡，是很苦悶的。我後來送到廣州西川監獄後，聽說中美雙面特務高瞻也曾關在花都國安看守所，與我在同一時間，我曾經聽過女人講話聲音，不知是否此人。我一九九五年訪問台灣，當時中國留美學生的政治學會組團訪台，見過她，覺的她很有錢，買很粗的金鍊子。

　問：你隨後轉送的東莞監獄如何？

　徐澤榮：二審後的二○○三年一月，我被轉送到東莞監獄。在花都不勞動，在東莞就要參加勞動，雖然我幹的是輕活但也很累，要加班 。監獄經濟掛帥，把犯人當賺錢工具，工資很少，每個月最多二十多元，要先扣八百元給國家，說國家養了你，你在獄中是白吃白喝，這是講不通的。我覺得勞改不能改造人，除非是自願，一個人犯了法，剝奪自由已是最大懲罰。

康原的關注，處境得到改善

　問：與花都相比如何？

　徐澤榮：好多了，在花都關在只有一兩個人的牢房中，現在一間牢房有十至十二人，有人說話。東莞監獄是廣東的模範監獄，管理比較文明。這也有美國人的功勞。中美對話基金會的康原（John Kamm），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來參觀過，由司法部外事處的人陪同，監獄小報有報導。有了美國人的關注，監獄環境得到改善，犯人都是受益者。

　問：康原對你的案子一直很關注。

　徐澤榮：是的，這年十一月我從東莞監獄調到環境更好的廣州西村監獄，我認為是康原幫的忙。廣州西川與東莞這兩個監獄都被評為廣東部級文明監獄，由於西村是廣東勞改局直接領導，生活上對犯人更要文明一些，加班也沒有東莞厲害。在東莞由於勞動時間長，沒有時間寫東西，我要半夜起來寫。西村監獄十五個監區，一個關香港人，一個關澳門台灣人，還有一個關外國人，但沒有西方人。我是關在大陸人的監區內。牢房中都有衛生間。一個緬甸人說感覺很好，好像是住賓館。○五年二月還把我與老弱犯人關在一起，免於勞動，使我有時間寫東西，都是康原與當局交涉的結果。他還給我寄了五本書，是關於美國外交和國際關係這類，還收到他一封短信。

　問：你坐牢期間，海外對你的救援是否知道？

　徐澤榮：我聽律師講到海外有人聲援我，聯署簽名。也有後來入獄的犯人說在香港電視上看過報導。我最為驚訝的是在廣州監獄收到美國硅谷寄給我的一張卡，有八個人簽名，其中一位叫周鋒鎖，我覺得名字很熟悉，我查官方出的六四書《新中國大波瀾》，發現他是北京天安門學生領袖，心裡很震動。還收到國際筆會從美國寄來的四封聖誕卡，也感到意外。你們獨立中文筆會頒獎給我，姪女也告訴我了 ，還把獎盃的照片交給了監獄方面。這些對我都是很大的鼓勵，知道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不認為我是犯罪的。我真的是很感謝大家。

在獄中寫了四部書，日記被扣

　問：聽說你在廣州監獄中碰見過程翔？

　徐澤榮：大概是零八年冬天在廣州監獄醫院的候診室，恰好我們兩人去看病，我以前見過他，不熟，大家都剃了光頭，樣子認不出。但我們身上有姓名牌子。他先打招呼，問我，「你是不是徐澤榮博士」，很從容的樣子。這時我才認出他是程翔。談了四十多分鐘，不敢談案情，只談監獄的情況，因為有看守在旁邊。記得他聽說我在獄中可以寫東西感到很驚訝。

　問：你寫了些甚麼？

　徐澤榮：我在獄中寫了七年，背都寫彎了。因為沒有桌子，是坐在小板凳上，以床為桌，腰要彎得很低。寫了四部書。第一部是批判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馬學知行原錯：一八五九─二○○九》。這本書我寫了四年。我在復旦大學讀書時，就覺得馬克思勞動價值學有問題。我與同學討論，有個同學說這個題目敏感，不想「因探討而坐牢」，而我就是「因坐牢而探討」。書完成後，寫了封兩萬字的信給王滬寧（編按：王滬寧現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談這本書。他是我復旦同學，曾一同上資本論的課有半年。當然沒有回音。但在美國的胡平已知道我在獄中批馬克思主義，可能是早已出獄的難友傳出去的。

　問：另外的三本書是甚麼？

　徐澤榮：一本是自傳，從我出生寫到讀大學；一本是技術經濟論述，談中國的治山治水，我中專唸機械專業，對這些有興趣；還有一本是散文雜文集，是在看守所寫的。這四本書的手稿都獲准帶出來了。但我有十二本日記被扣留，可能因為寫了監獄情況，其實我寫得很中性，監獄的進步我也寫。相信我的日記最後一定會還給我。

可以閱讀參考消息、南方周末

　問：關在獄中十一年了不了解外面世界？

　徐澤榮：對外面也不是太隔絕。我在獄中讀二三十種報刊，《人民日報》《參考消息》是監獄提供的，其它刊物都是我自訂的，有《南風窗》，《南方週末》，中國自由主義的動向是清楚的，外面發生的大事都知道。《參考消息》很有價值，引用的消息來自海外，西方關注中國人權，天鵝絨革命，茉莉花革命，我都知道。對現在中國社會腐敗黑暗也清楚。獄中一些犯人就是抗拆遷、示威，或衝擊縣政府抓進來的，他們想做楊佳，認為中共就是最大黑社會，電視新聞九個常委出場，他們說「九個黑幫頭子」。大聲說，不怕管監獄的人聽到。當局也知道，他們也在留後路。有次監獄醫院院長給犯人作報告說，我知道你們當初都是為生活所迫，現在社會不公更嚴重，你們要有心理準備。

　問：出獄後，生活有困難嗎？

　徐澤榮：還好，家人和朋友都支持我，經濟上沒有困難。我出獄前母校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已通知我，說要請我做一年訪問學者。我九月在香港參加兒子的婚禮後，十月便會隨兒子到英國生活。準備用這一年時間完成兩本英文專著。第一本是我的博士論文《霧釋鴨綠江──中國出兵朝鮮決策與目標》。這本書早已和英國麥克米倫出版公司簽了協訂，準備出版，他們要我將原文縮短幾萬字。二○○○年二月簽的約，但四個月後我就坐牢了。出版公司通知我，會無限期等待我出獄後出版。另一本書就是我在獄中寫的批判馬克思勞動價值說。

徐澤榮簡歷(1954 —)

　　出生廣州，香港永久居民。上海復旦大學畢業，香港中文大學碩士、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曾在香港創辦香港亞洲科學出版社，出版《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後在廣州社會科學院及中山大學東亞研究所任副研究員。研究韓戰及中蘇輸出革命史。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凌晨在廣州番禺家中被捕。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一審判十三年徒刑，罪名「為境外非法提供情報」和「非法經營」。經上訴二○○三年十二月二審判決罪名改為「非法提供國家機密罪」和「非法經營罪」。三次減刑共兩年。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