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的冕寧縣街道，紅軍長征時的瀘沽鎮

1950年3月27日，我12歲，聽說15年前路過冕寧縣的紅軍又要回來了，我們幾個小夥伴好奇地到瀘沽鎮郊外朝西昌方向望去。大約上午10點左右，一大批解放軍荷槍實彈沿著公路兩邊匍匐而來。他們見到我們幾個小娃，十分著急地喊：「小朋友，快躲開，馬上要打仗了！」

其實，國民黨的軍隊早已潰不成軍，昨晚已逃向喜德那邊的少數民族地區，沒有一點抵抗。

約十分鐘，我的家鄉四川省冕寧縣瀘沽鎮便解放了。

大半年後，一場急風暴雨似的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運動洶湧撲來！

一、我一家的命運

1、父親之死

我父親謝文丹是國民黨中央軍校學土木建築的，是個工程師，後來當了瀘沽鎮的鎮長。我爺爺有房產和田地，分家時我伯伯分了房子，我父親分了田地，田雖不多，但也算是個地主了。

瀘沽鎮是冕寧縣一個比較大的鎮，是西昌進入冕寧的門戶，全鎮有十多個鄉，很多鄉長都是中共地下黨，所以，解放前瀘沽鎮是地下黨的窩子。

我父親同地下黨的關係很好，他很支持共產黨。冕寧縣的文史資料上都說我父親是個民主人士。舉個例子，有一次西昌國民黨警備團的團長邱純川到瀘沽鎮來抓地下黨，到瀘沽后邱純川來到我家，告訴我父親（他同我父親是同學），說今晚要把他們一網打盡。當時共產黨在滬沽辦了學習班，有100多人，他們得到情報就來抓。我父親借解手的機會溜出來找到賣酒的陳鼎才，他是地下黨，對他說今晚後山開會的人要被抓，部隊馬上就要到了。陳當即跑去報信，100多人趕緊逃入山林——我們那個山林很大。邱撲了個空。

1950年解放軍打來時邱純川逃往少數民族地區，他在那兒被殺了。

解放后地下黨給部隊介紹過我父親，部隊便把我父親叫來當了集中倉庫的主任。倉庫裝糧食——從有錢人那兒徵集來糧食，供部隊吃。他們叫我父親負責倉庫管理，等於是參加了工作。父親在倉庫干到1950年的8月。一個叫邊紹雲的地下黨來接替了他的工作。幾天後，他們就把父親弄到學習班去學習，把他軟禁起來。我去看了他兩次。春節大年三十那天，父親被抓到監牢里，他們把他棉衣扒掉，用條石把他壓住，一陣暴打！

1951年4月，父親在離城70多里的地方被槍斃了。

殺他的罪狀是什麼呢？一是說他把廟裡的鍾拿來鑄成了鍋賣。當時鎮小學在廟裡，沒有桌椅，爸爸把鍾鑄成鍋賣后給學校添置了桌椅。那個桌椅我見過，做得很漂亮。還有就是鎮上有一家人失火，把整條街都燒了，好多人流離失所。爸爸把這個人抓起來送到冕寧監獄，算是過失犯罪吧，現在共產黨也會這樣做。後來那個人死在監牢里，這也算作我爸爸的罪行。

1989年我曾經去成都文殊院找到當年的地下黨負責人王月生，我說：「王叔叔，我是冕寧瀘沽鎮謝文丹的大兒子。你們當年經常在我家裡開會。」他說：「喲，進來！進來坐！」

我問他，解放前你們共產黨對我父親也很好，為什麼解放后要把我爸殺了？王月生說，一解放他們地下黨就走了，是部隊在管理。

2、繼母之死

父親死後，我們全家被掃地出門。我有三個弟弟兩個妹妹，最大的九歲最小的一歲。小的由農會出面委託他們的奶媽帶走撫養。我是最大的，自個跑出去流浪，父輩的親戚朋友們不敢接待我，我只有討飯吃，晚上就住在一個城隍廟裡。我母親1943年就去世了，繼母叫胡從德，她生了三個娃娃，當時，她拖著一兒一女住在一個透風漏雨的爛棚子里。他們沒得飯吃，又冷又餓。弟弟身上穿件毛線衣，還被兒童團扒下來拿走了。最慘的是，我繼母幾乎天天被抓去斗打，捆綁，打得她痛不欲生。兩個娃兒在家裡沒吃的，餓得成天哭。一天，繼母把小弟弟留在家裡，獨自把小女兒背到她姐姐家，然後跳河自殺了，屍體都沒找到。前些年我們給她立了一個衣冠冢，其實衣冠冢都說不上，因為她衣服都沒留下一件。

3、繼母的堂姊妹胡正馨之死

胡正馨同我繼母是堂姊妹關係，就住在我們對門。胡正馨長得非常漂亮，至今我都覺得她漂亮。她是西昌禮州人，禮州在西昌市和瀘沽之間。胡正馨出身平民，但嫁給了一個叫鄧宇俊的地主。鄧宇俊是個麻子，當過國大代表。她結婚後只有幾年就解放了。土改時把她抓來關起，農會主席想占她的便宜，胡正馨給了他一巴掌。農會主席（我記得他是個染匠）受了處分。又換人來斗她，但是，斗不起來，因為她又沒收過租，又沒得罪過任何人，出身也貧苦，只不過是地主家的一個花瓶。鬥爭會上只好拿她穿的衣服來批鬥。有人說：「你看，你穿一條花褲子！」胡正馨聽到這話，馬上把外面那條花褲子脫下來，當眾往空中一拋。

這下把斗她的人惹惱了，胡正馨大難臨頭！

第二天開大會，胡正馨被五花大綁押出來，當眾宣判死刑！

宣判話音一落，擲下一根兩尺多長的竹標，上半部寫著「惡霸地主胡正馨」，下半部是削得很尖的竹片。行刑的人惡作劇，把那竹標使勁從胡正馨頸子里插下去，結果竹尖插入她的肉中。在推往刑場的路上，胡正馨臉色慘白，根本走不動。於是，就在半路上，讓她倒在地上，槍伸進她嘴裡，一槍把她打死了。

行刑的人不是解放軍，而是土改民兵乾的，這個人叫楊雲，是我們瀘沽小學的炊事員，他的弟弟是土改工作組的組長，也是當天的審判長。

4、姑祖祖和姑姑之死

我有個親戚，是我姑祖祖，分家時，大老婆分了房子，她分了田，也沒多少。姑祖祖人長得漂亮，她家裡面全部是女的，沒有勞動力。姑祖祖就把那點田租出去，靠收點租過日子。姑祖祖住在縣城，我10歲時曾在她家住過，知道她家的情況。

土改時我在縣城讀中學，經常被組織起來去參加鬥爭大會。我們初中生安排坐在前面——盤腿坐在地上。後面的人一陣一陣地呼口號。拖出來的人一個個五花大綁。那個綁厲害得很，雙手反剪，頸子後面勒一根繩子，把人壓跪在地上使勁勒，繩索收緊，血脈就不通了。只一會，人就遭不住。最初，槍斃人後那個麻繩就不要了，家屬來收屍時把繩解開丟掉。後來殺人太多，繩子不夠用，於是把繩子從屍體上解下來在河裡洗去血跡后再拿去綁人。那天， 在廣場開鬥爭會時，我看到了姑祖祖。她被抓起來吊在一根竿竿上。她長得很白， 又胖，繩子一勒， 把她手臂的肉勒爛了，唉呀，肉都翻出來，好慘！那天鬥爭會上，斗完一個拖出去槍斃一個，就在廣場後面，「砰」地一聲。但是，那天沒有殺我姑祖祖，她後來死在監牢里。她的屍體被丟出來，狗又撕又咬又吃，把她扯得稀爛。我姑祖祖有什麼錯嘛，她沒得勞動力，只有點田土，收點租吃飯，從來沒整過人害過人。她女兒，也就是我的姑姑謝雲芳，長得很漂亮的，受不了這個刺激，吞鴉片自殺了。謝雲芳只比我大幾歲，但已經結了婚，她十多歲就結婚了。

二、我的親眼目睹

土改時冕寧縣的縣委書記叫常志蘭，公安局長叫郝靈選，唉呀，一提起他們兩個人的名字，全縣人民都害怕。他們天天殺人，好象殺起癮了。

1951年1月起開始大規模殺人，那一年我13歲。我1950年到1953年在冕寧中學讀初中，經常看到公安押著一串一串的人，一個個繩捆索綁，幾十人上百人，各個鄉鎮都在殺。冕寧縣是個四方形的城，大概有一平方公里，城牆很高，冕寧中學就在城的西南角。我們一聽說殺人就咚咚咚地跑到城牆上去看。要被殺的人排成一排排的，槍就對著腦殼打，打后的模樣各不相同，有的打掉半邊、有的打開花、有的後面一個小洞前邊一個大洞。

我認識的好多熟人都被殺了。我有個同學叫鄧宇雄，他比我大三歲，16歲，他被槍斃后我看見他的罪狀是：他父母開黑會時他在外面放哨。他死後我跑去看了他的屍體，他穿的是件羅漢衫。

還有我隔壁的李明善，他剛滿18歲。為啥被槍斃？據說一張反共救國軍的名單上有他的名字。反共救國軍是解放前夕國民黨想打游擊而組織的隊伍。沒人怎麼辦？湊！你只要湊足了100人你就是連長，就可以發金條，發槍。所以有些人就去搞這事，弄個連長、營長當，目的就是為了錢。有人把李明善的名字寫了上去。解放后查到這個名單，馬上把他抓來。他說，他根本不曉得有這回事。但不管，一槍就把他斃了。我當時想，如果我大個兩三歲，可能也活不成。

我還有個同學叫朱萬榮，他比我大兩歲，他家也是地主。那天民兵突然來學校把他抓走。第三天，他被夾在他爹媽中間被推上刑場，刑場就在城牆外的護城河邊，我們在城牆上看，唉喲，好緊張，大氣不敢出。只聽得「砰」「砰」兩槍，朱萬榮的爹媽被打死了。但是沒打朱萬榮，原來是把他抓來陪殺場，殺了他爹媽后把他拖了回去。幾天之後，他被放回來繼續讀書。朱萬榮現在還在。前不久我們搞個冕寧的徵文集，他沒寫這件事，我問他為啥不寫，他說：「不敢寫，寫起來太難受。」對了，這個朱萬榮就是我姑 的男人。

我們小學校長叫余顯道，他家裡很窮，他長年穿件藍布衫衫，窮得打叮噹。解放前夕胡宗南的部隊從我們那兒過，夜裡慌慌張張掉了兩隻卡賓槍。槍被余顯道撿到了。那時槍就是錢，余顯道於是把槍撿來藏在菩薩的座下（我們小學就在廟裡），打算賣幾個錢。不料這事被人知道了，余校長被抓起來判了死刑。我親眼看到了他的屍體，他長得高高大大，頭都打得沒有了。

頭被打掉的還有胡正馨的老公鄧宇俊，槍響后只剩一個頸子樁樁。

殺的熟人中我記得的還有一個曹叔叔，他叫曹曉天，是個鄉長，我也見到他的屍體——頭很完整。後面一個小眼，前面一個小眼。

我們那條街上有一個叫戶錦堂的人，他有點文化，喜歡讀點古書，於是國民黨的縣政府把他找來當了個縣參議員，相當於現在的政協委員。戶錦堂靠鑄鐵鍋賣為生，我叫他戶叔叔，經常看到他拉風箱鑄鍋，一張臉被煤煙熏得漆黑。那些日子，殺人殺瘋狂了，把戶叔叔抓來就殺了。他沒有一點罪行，只不過因為有點文化，被叫去當了幾天參議員。他兒子現在還在，在西昌師範教書。

還有個起義軍官叫鄧佳（音），也被殺了，但後來給他平了反。

冕寧縣還殺了一個國民黨的少將軍官叫陳蘊山。他解放前回到家鄉，結果被殺。

我繼母的舅舅胡岳軍也是少將軍官。胡宗南從西昌起飛時是他護送胡到機場。曾經有中共地下黨給他作工作，說你把胡宗南抓起來就立大功了。他說：「不，胡宗南對我很好，胡這個人不嫖不賭不貪。我無論如何不能做這種事。」他把軍用棉被灑上汽油，將通往機場的20多里路照亮，直接送胡宗南起飛。胡宗南起飛后20多分鐘，解放軍就佔領了機場。胡岳軍脫掉軍服躲了

起來。後來他看到解放軍的布告說「坦白從寬」，於是就到西昌公安局去自首，說：「我就是胡岳軍。」對方驚叫了一聲，但當天還放他回了家。

兩天後，他被押到雅安，在那兒關了兩年，公安廳的人說，要殺你輕而易舉。胡岳軍回答：「軍人不怕死，要殺就殺。我知道我把胡宗南放走了，罪重。」

但是，他沒有被殺，而被押回家鄉判了20年徒刑。他現在還在，90多歲了，我們經常通電話。

冕寧公安局長郝靈選因為殺人太多受到了西康省主席廖志高的批評，他把廖志高的老表李少炎都殺了。

在我們冕寧還有個奇觀——叫花子（乞丐）搶屍體賣屍體。叫花子是窮人，共產黨喜歡窮人，任叫花子去搶屍體，搶來每具屍體要30萬元錢才讓家屬領去掩埋。共產黨認為，叫花子為什麼窮，就是因為被地主剝削了才窮嘛。於是我們冕寧縣出現一個奇觀——屍體被一排排地吊著，叫花子坐在下面等著收「賣屍錢」。

我爸爸被槍斃后是我伯媽去收屍，叫花子不準，非要拿30萬。30萬是舊幣，相當於現在的30元。當時30元是什麼概念呢？我在學校一個月的伙食費是3元，也就是說，30元是我10個月的伙食費。我伯媽是個貧民，靠推豆花賣為生。我爸爸當鎮長，十分廉潔，他並沒為自己撈錢財，自己的親哥嫂都窮得很。伯媽實在拿不出30萬，不拿錢就不準收屍。我堂弟去把我爸的腦水收起來，用草紙包好放在那兒。他是4月份被槍斃的，天氣已經有些熱了，那幾個叫花子在那兒守了幾天，我伯媽還是沒錢。解放軍的一個團長覺得有礙衛生，他出面讓伯媽免了這筆「收屍錢」。

還有，聽說有個地主關起來了還在寫反動詩，我當時讀初中二年級了，好奇，跑去看。那首詩是這樣的：「夕日田為富字腳，今日田為累字頭。田在心上常思想，田在心中慮不休。當初只以田為福，誰知田落壘壘愁。」憂慮的「慮」繁體字是慮，中間有個田字，壘壘的「壘」繁體字是壘，有三個田字。

這首詩我當時就背下來，至今不忘。

採訪時間：2009年12月28日

地 點：重慶枇杷山公園

from: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