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赤柬，亦稱紅色高棉、赤棉、本文作者是研究赤柬的專家。這篇著作對赤柬這個20世紀人類最邪惡殘暴的政權有全面的考察、研究。尤重於赤柬與中共的關係。本刊付於連載。作者特別附言：本文開始部分概括敘述較多，後半部分會精彩。請讀者耐心。（本文的參考文獻出處全部刪掉以簡潔文章）

紅高棉的結構

在國家機構的組織方面，紅高棉組建了一個類似中央政府的招牌機構“870辦公室”，喬森潘是“870辦公室”的掛名首腦，實際的領導人是都恩和蘇華斯（Suas Va Si）。橘井省、磅占省組合為新設立的“中部大區”，轄兩個編號為105和505的分區，柯袍是中部大區首領。這樣，全國共有了7個大區：北部（代號303）、東北（代號108）、西北（代號560）、東部（代號203）、西部（代號401）、西南（代號405）和中部大區（代號105）。全國總數有32個分區，每個分區轄有幾個區域（基本上是原來的縣），每個區域轄有幾個社區（基本上是原來的鄉鎮），每個社區轄有幾個村莊。

東部大區包括鳳梨勉省、柴楨省、部分磅占省和部分幹拉省。它毗鄰南越，歷史上長期受越南民族的影響，與其他大區的民風不同。索平（化名So Phim，Sor Yan，So Vanna）是越盟培養的柬共分子，他只接受他所懂得的馬克思主義。對於黨中央的極端政策，例如集體食堂等，索平在東區推動得較慢，表現出某種程度的獨立性和對人民的稍微寬容。在東區某些地方，索平甚至允許人民穿自己的家常衣服來代替統一的黑衣褲。索平性情直率，與溫威、三巴特、周傑特等人的私交甚好。溫威透露，索平與他私下談話，“他（索平）向我報告東區的情況很好。合作社已被建立，但糧食收成（沒有上交黨中央）而是分配給人民了。東區有一個自定的生活水準，是根據（那些）不願集體吃相同食物的人民需求所設立的，因為那裡的人民認為那樣（集體食堂）就表示他們缺乏生活物質。”

西北大區出產稻米，曾是柬埔寨的最大“糧倉”。西北大區柬共首領三巴特也是由越盟培養的。他在西北部有威望。西北部對待當地人民（舊人）較少發生大規模處決事件，而且允許新婚夫婦短期住在一起。那裡的主要產米地區是3號分區（馬德望省），通常都會有充足的大米供應當地人民。但是西北大區對待“新人”是特別惡毒和嚴厲的，“新人”被故意分派到沒有人煙的山地，被強迫在饑餓情況下去開發原始森林，在那些分區因疾病和饑餓而死去的人數是柬埔寨各分區中最高的。

中部大區以大規模的處決而著名。許多最惡毒的大屠殺就發生在中部大區。但塔莫的西南大區後來居上，殺人如麻的名聲超過中部大區而獨冠全國。

波布模仿中共也成立了“中央軍委”， 他自任主席。總參謀長宋成負責把紅高棉武裝整編為“中央軍委”領導的國防軍，統編為9個步兵師、4個步兵團、1個坦克營、1個炮營和總參謀部，共計72,248人。國防軍的主要部隊是：

170師，由原東區第1部隊改編，師長查克雷，政委萊本；

290師，由原東區其它部隊組合，師長密塔爾（Meah Tal，又名Sam Huoy）；

801師，由原特別大區第25部隊改編，師長羅恩（Roeun）；

164師，由原西南區第13部隊改編，合併了海軍，師長密穆特（塔莫女婿）；

502師，由原西南區第33部隊改編，合併了空軍，師長蘇麥特（塔莫女婿）；

703師，由原國公省第11部隊改編，師長薩姆平（Sam Pin）；

310師和450師，由原北區部隊改編，師長是歐恩（Oeun）和蘇昂（Suong）。

在紅高棉各大區裡還建有地方部隊，每個分區和社區也都有武裝隊，每個村莊裡還有幾十名成員的“自衛隊”。 這樣，紅高棉兵員總數有20～25萬人。在東部，韓桑林是東區地方部隊第四師指揮官，洪森是東區21號分區（磅占省）的鄉鎮幹部。1975年4月洪森因病住進分區衛生院，1976年1月5日他與該衛生院的一位女子薩姆蘅（Sam Hieng，又名文拉妮）結婚。在紅高棉部隊的整編中，有不少士兵被裁減，他們沒有得到“革命”勝利後的好處，而是被分派去種田，這使他們非常不滿。

西哈努克在回憶錄裡特別提到一件有關直升飛機的事，“在1975年4月紅高棉勝利後，紅高棉獲得幾架前政府放棄的美制直升飛機，他們決定試飛。他們的邏輯是，既然他們能自己駕駛汽車，也能弄明白直升飛機。一個紅高棉發動了一架直升飛機的引擎，飛離地面，可是他不知道如何著陸，只好不停地飛。最後這架直升飛機的燃料耗盡而墜毀，那假冒的‘飛行員’摔死了。事故之後，一位在內戰期間投奔紅高棉的前飛行員，被命令試飛直升飛機。此人順利升空後，愉快地駕機逕自飛往泰國著陸，然後他去了法國避難。”

在紅高棉的人事安排上，1號人物是躲在幕後的波布。英薩利掌管外交，宋成掌管軍事，溫威掌管經濟，克多恩掌管商業，農蘇恩掌管農業。他們都是紅高棉黨中央“高級兄弟”成員。胡甯掌管宣傳部，程安掌管工業部，“西哈努克流亡政府”的工業部長柯特崇現在只是波布的越語譯員，癡呆的喬彭娜莉掛名“全國婦女協會主席”，英提麗特掌管社會部，雲雅特掌管文化教育部，這些人都是紅高棉中央委員。秀蒲拉西擔任柬埔寨駐聯合國大使，秀木只是工業部屬下的科技組頭目。而老資格的柬共中央重要人物高米斯被懷疑親越共，他不僅沒有官職，且被軟禁在家。

1975年9月英薩利返回金邊。他的公開角色是紅高棉政體對外的惟一發聲筒和聯繫管道，實際上這個政體的重大決策都由他的見解和影響所決定，而且他掌管著紅高棉的黨務，有著很重要的地位。但英薩利比任何人都深藏不露。現存的紅高棉大量檔中，“農謝的名字和（批示）簽字到處都是”， 顯示農謝很忙碌。但英薩利的名字很少出現，他的簽字更是罕有。英薩利也有一些講話、以及他參加的會議記錄，表明他完全瞭解紅高棉的“社會革命”，但迄今未能發現英薩利直接參與或指導的證據。英薩利待人溫和，談吐沉著，連柯袍那樣的村痞，也只願與英薩利談自己的真實見解。

1975年9月9日西哈努克夫婦在喬森潘和英提麗特的監督下抵達金邊。此時，國際上還誤認為紅高棉政權就是原先的西哈努克的“流亡政府”，因此紅高棉需要把西哈努克弄回金邊來當招牌，以便“移花接木”蒙蔽國際社會。後來，西哈努克承認道:“我返回柬埔寨並不表示我認同赤柬，但是我必須犧牲我自己，為了中國（臉面）和周恩來總理的名譽，因為周恩來那麼多地幫助了柬埔寨和我自己。”

在西哈努克被迫回國的最後時刻，8月27日晚，在北京，毛澤東會見了西哈努克夫婦和喬森潘等人。毛澤東親自為西哈努克說情，他讓喬森潘向紅高棉“黨中央”轉達他的意見:“不要虐待西哈努克夫婦。不要強迫他們從事重體力勞動，如果那樣做，西哈努克就沒命了。”對此，喬森潘作了口頭保證。毛澤東又勸西哈努克為紅高棉服務，毛伸出手指說：紅高棉與西哈努克之間只有一點分歧，但有四點一致，因此西哈努克不應當與紅高棉分道揚鑣，而應該在柬埔寨和在國際上表示對紅高棉政權的堅決支持。對此，西哈努克禮貌性地微笑著沒有作答。

8月底，西哈努克夫婦帶著最小兒子西哈莫尼回到金邊，然後西哈努克一家即遭到軟禁，與外界的聯繫被切斷。紅高棉還逼迫西哈努克發出信件召回他在海外的兒女們返國。早在1970年他的那些兒女們被朗諾政府放行，目前分別生活在法國或美國。現在，西哈努克不知道紅高棉為什麼要求他招回兒女，不免駭然。他只能在信中隱晦地表達某些暗示。他的信件被紅高棉審查後寄出，他的幾個兒女感到不妙而拒絕返國，另有幾個兒女聽信他的話而返國，但紅高棉沒有告知西哈努克。那些返國的兒女沒有被允許見面西哈努克，就被紅高棉押送“勞動營”，從此失蹤。後來才知道他們都遭到殺害。紅高棉總共殺害了西哈努克的5個親生兒女（帕花公主、納拉迪波王子、拉威旺王子、蘇佳塔公主、蘇裡亞公主），14個嫡親孫子孫女，4個表兄妹，1個內兄和1個叔叔，共計25人。日後，西哈努克多次悲憤控訴:“在紅高棉這個極端毛派主義政權的執政期間，我失去了如此多的親人！” 然而，紅高棉確實遵照了毛澤東的意見，留下西哈努克夫婦的性命。當1976年初周恩來去世時，西哈努克請求去北京弔唁周氏，被紅高棉斷然拒絕。後來當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時，西哈努克只求發一封唁電，也同樣遭到紅高棉的拒絕。據說，在金邊，西哈努克一家被軟禁在金邊的一個“三間房屋小院落”裡，由紅高棉兵看守，每天早上有一個黑衣兵騎自行車送來一天的米飯或蔬菜。在回憶錄裡，西哈努克把這種生活稱作“拘押”；僅僅喬森潘來過幾次對西哈努克宣示一些事情；西哈努克只模糊知道有個“安卡”掌管著國家的一切。

柬埔寨的“社會重構”情況被嚴密封鎖，連越南人也不瞭解。紅高棉“黨中央”自然也不希望北京知道。但毛澤東、周恩來都知道在柬埔寨發生了什麼，這可能是北京另有管道瞭解柬埔寨情況。於是很快發生了候榮被殺事件。

柬共是由越共締造，繼而由中共扶植的，這就在柬共內部形成“親越共”和“親中共”的宗派，加上紅高棉“留法幫”，基本上有三個宗派。在柬埔寨內戰時期，這三派同心協力；在奪取政權之後，事情開始起變化。

沒有人料到，第一個受害者是巴黎“英薩利小組”的重要成員、紅高棉政權的內政部長侯榮。從1975年7月份波布從北京返回金邊後，侯榮一家人就失蹤了。8月底侯榮的屍體浮現在金邊的一個小湖裡。這是一樁神秘謀殺案，給人一種奇怪的感覺。對於侯榮的被殺，紅高棉方面沒有任何表示，在它的檔裡也沒有任何記載，似乎侯榮此人不曾存在過。侯榮是什麼人？他是“親中共幫”首領，可以看作是中共在柬共內部招募的代理人，他背後的勢力不是紅高棉“黨中央”可以輕易觸動的。顯然，只有波布的指令和北京的認可，才會使侯榮被殺。迄今沒有任何一個紅高棉領導人提到過侯榮被殺的內情，只有他的親密戰友胡甯在日後透露：侯榮因為反對“黨中央”撤空城市和廢除貨幣的政策而被處死。後來在1977年，胡寧以及所有的“親中共幫”成員，也全部被“黨中央”處死了。歷史證明了：對任何共產黨獨裁者來說，他自己可以是某外國共產黨的“兒皇帝”，卻絕不容忍存在於自己黨內而聽命於外國共產黨的“宗派”。

紅高棉的經濟政策追求是自給自足的原始經濟，柬埔寨的對外貿易完全停止了。在世界上，只有中國給紅高棉以大量的物資援助，包括車輛、小型拖拉機、燃油、農具、藥品以及日用品，還派遣多達15,000名軍事經濟技術人員去幫助紅高棉。紅高棉普通幹部大都是些不識字的底層人，所以中國援柬人員不是單純從事技術性指導和培訓，而是直接為紅高棉做勞務。例如中國飛行員替紅高棉駕駛飛機和運轉機場，在金邊的電話局、電廠、水廠、水泥廠、槍炮修理廠、以及柬埔寨各地的鐵路、水壩建設等地，都有中國人在工作。在中國人的要求下，紅高棉很有限地召回一些被驅趕到農村的工人。那些在60年代中期曾在金邊大學進修柬文的中國人，也被中共派回柬埔寨，為紅高棉充當政治顧問，他們完全清楚紅高棉正在做什麼。

1975年10月的一份紅高棉檔表明“黨中央”命令在金邊秘密建立一個大型的清洗中心，代號S-21。杜赫（原名康克由）是這個機構的領導者。他從1973年起不斷積累了清洗經驗，也積累了冷漠殘忍。杜赫選擇了金邊南部的一所名為堆屍陵（柬語Toul Sleng，一種有毒的野果）的中學建立S-21。這個中學有四排的3層教學樓，被改造成20個集體大牢房和許多被磚塊隔開的2尺寬8尺長的小牢房，使整個S-21能同時監禁1,500個囚犯。從外面看去，院牆上佈滿密密麻麻的鐵刺網，讓人有濃厚的陰森不詳之感。S-21於1976年5月啟用，杜赫負責S-21的各方面的具體操作，他挑選了57個監獄警衛、20個看守員和一些拷問員。杜赫外貌清瘦和善，從不趾高氣揚，一張照片是他的通訊員摟著他、兩人笑眯眯的合影。但他對工作對下屬都很嚴格。S-21的守衛辛輝（Him Huy）評論道:“他很堅強，頭腦也很敏銳，他真的是說得到做得到。” 最為具有價值的是，出於數學教員的認真習慣，杜赫為S-21的運作保留下完整的記錄。

S-21的主要工作是進行內部清洗，其動機源於“黨中央”誇張了自己在“敵人”眼中的地位：一份紅高棉檔聲稱包括臺灣、韓國和印尼和“東南亞聯盟”組織（SEATO）的主要目標是要聯手毀滅紅高棉政權。喜歡無中生有的農謝也談到:“在（1975年）金邊解放6個月後，美國計畫從我們手中奪權。那計畫涉及美國、蘇聯和越南共產黨的聯合行動，形成了一種內外搏鬥。但是我們粉碎了他們的美夢”。 在S-21建立的最初期，有7名皇室親王和公主在S-21裡被殺害。S-21的存在是高度保密的，僅極少數“高級兄弟”知道。英薩利似乎謹慎地避免參與清洗，迄今沒有發現他參與S-21工作的直接證據或指示。S-21的隔絕措施包括禁止任何人靠近營地、把附近的地區清場、限量所有檔、燒毀所有廢棄紙張、轉移囚犯時蒙起他們的眼睛、禁止拷問員檔員以及其它員工之間的任何接觸。最殘忍的保密措施是靠殺死所有囚犯來維持的，沒有任何人被釋放過。S-21的恐怖和神秘在附近的一個工廠裡為眾所周知，該廠一個工人後來在1989年受訪時指證它是個“只見人進去，不見人出來的地方。” 杜赫並不是紅高棉中央委員，但他在紅高棉政權裡擔任著一個重要角色。在1970年3月“朗諾政變”之前，杜赫經常回家鄉看望他的親人們，據他的母親和姐妹們說，杜赫回鄉時從不提及政治，她們也不知道他是柬共分子。1975年4月紅高棉獲得勝利後，他恢復了回家鄉。他的姐姐說:“我們不知道他在紅高棉政體裡有什麼職位。他回家時從不談論他的工作，他看起來沒有任何不平常之處。” 在S-21建立之後，在柬埔寨各地區的紅高棉仿照S-21建造了196個清洗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