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父陳仁炳是我繼父陳公綽（陳仁寬）的大哥。1979年大學二年級暑假，我和同學結伴去上海旅遊，第一次見到他。我也是第一次見大伯母，比照片上顯得憔悴落寞，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

　　見到大伯父第一印像是瘦高，稍稍躬背，身體前傾。他那時70歲，思維清晰。當時他尚未恢復教授職務，給我的印像是完全沒有從文革年月走出來。“四人幫”粉碎已三年，文革的傷痛仍在灼燒。他談得最多的是文革期間的遭遇。我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上了北大，信心滿滿，覺得中國未來只會越來越好，對大伯父的談話興趣索然。時間過得飛快，30多年後的今天，長輩們逐一離世，我卻因告別中年，回想起過去的時光，也更想了解前人的腳步。

　　陳家幾代人歷經滄桑。我到陳家時爺爺陳崇桂已經去世，1980年代末，我曾在香港一位朋友家小住，他們一家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當我說了陳崇桂的名字，他們吃驚地說，陳崇桂是著名基督教人士。回家問父親，父親拿出一本陳崇桂用英文寫的自傳。讀後才對爺爺略有了解。1995年和父母一起去了湖北荊州，尋找當年父親一家曾住過的地方，探訪爺爺辦神學院的地址；2007年又讀了香港學者邢福增寫的書，加深對陳崇桂的了解。他是著名的牧師，曾經創辦荊州神學院，他和奶奶雙雙赴美國神學院留學；大伯父陳仁炳研究哲學歷史和社會學獲得美國大學博士學位；二伯父陳仁烈物理學界小有名氣，三伯父陳仁亨是醫學翹楚；父親陳公綽留學瑞士和法國學習法律，以為法律對新中國有用，1951年興致勃勃回國。他們都接受過西方教育，1949年又選擇留在中國。始料未及是他們的選擇帶來無法言說的痛苦。大伯父和我父親總算看到粉碎“四人幫”這一天，其他幾位都慘死在暴力之下。

未獲「改正」

　　 1979年前後，針對反右運動期間的右派分子予以“改正”，陳仁炳非常興奮，儘管右派帽子早在1960年摘掉，但是“摘帽右派”這頂帽子仍舊十分沉重。然而他沒想到的是，1980年5月8日，統戰部的報告經中共中央批發，中央一級除了五人外，其他所有右派都將獲得“改正”。這五人是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陳仁炳、彭文應。宣布決定時，其他四人均已去世，只有陳仁炳還活著。

　　這對陳仁炳是一個沉重打擊，整個陳家都引起震動。記得當時父母不斷討論這個問題，姑姑每次來京出差也談起此事。五姨婆李文宜是共產黨元老羅亦農的遺孀，1949年後一直擔任民盟中央領導。她曾經非常欣賞侄子陳仁炳，對他影響很大。全家寄希望於五姨婆，記得一次隨父親去她家，他們又討論此事。五姨婆對父親說，不可能改變了，別說她沒辦法，再高層的人都辦不到。

　　陳仁炳1983年再度當選民盟中央委員，此前已得到復旦大學的返聘，從退休工人的工資恢復到教授的工資，住房也得到調整。但是不予改正仍像一把尖刀刺傷他的心。他認為自己沒有做任何不利共產黨不利於國家的事情，不希望右派“罪名”影響家庭。今天很多人不忌諱曾經當過右派。汪曾祺說，“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當時人們尚未從恐懼中掙脫，非常擔心政治上的“污點”會對子女前途造成影響。誰也沒想到日後沒人在乎是不是右派。陳仁炳的兩個孩子均已移民國外。父親的右派帽子對他們沒有影響。

　　大伯母說，為了解決陳仁炳的問題，很多朋友出謀劃策。陳仁炳認識的中共地下黨老朋友張執一，1979年就過問此事，希望能幫助陳仁炳解決問題，最後坦言，愛莫能助。徐有威的文章中說，1980年代初，復旦大學黨委經過複查，已經同意為陳仁炳改正，曾經打報告給上級有關部門，但是被否定了；1986年，民盟中央也曾經出面為陳仁炳的右派改正進行努力，不久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開始，陳仁炳改正的機會徹底破滅。葉永烈曾經採訪過陳仁炳，他分析，最高層既然不願全面否定反右運動，就會留一些代表性人物。陳仁炳就是上海的代表性人物，他當時被稱為章羅聯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中央決議確定反右運動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如果陳仁炳的問題也解決了，就不好自圓其說了。葉永烈告訴徐有威，陳仁炳的問題是柯慶施直接向毛澤東匯報的，毛澤東在上海的幾次談話中多次提及陳仁炳。這也可能導致陳仁炳問題無法解決。徐有威說：陳仁炳多次對世交兼鄰居王元化聊及自己這一難解的痛楚，無法接受叫他“看得淡一些”的勸解。王元化說“陳仁炳是抑鬱而終”。表姐陳怡也說；“爸爸晚年心情不好，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右派沒能得到改正。”

黃金十年

　　 1945年，陳仁炳受李文宜影響，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他一邊掙錢養家，一邊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奔走呼籲。

　　陳仁炳從青少年起就對政治感興趣。他17歲時，父親辭去荊州神學院長職務，答應了馮玉祥去擔任隨軍牧師。不久，為躲避張作霖部隊的進攻，他們一家在綏遠薩拉齊的基督教堂避難。避難的人很多，有教師學生軍人職員和商人。一天休息的時候，17歲的陳仁炳走上講台，面對數千張陌生面孔講解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他的演講受到歡迎和稱讚。他在自傳中說，從此他對自己了解到三件事，第一，他喜歡演講，第二，他對政治有興趣，第三，他享受被關注的感覺。

陳仁炳全家福，前排左起：陳美大（陳仁炳大妹）陳美安（陳仁炳小妹，1948年肺結核去世）陳仁炳母親李哲映，陳父陳崇桂，陳公綽（又陳仁寬，陳仁炳四弟），陳美玉（陳美大雙胞胎妹妹，1943年死於傷寒，後排左起：陳仁烈（陳仁炳二弟，物理學家，文革去世），劉明君（陳妻），陳仁炳懷抱長女安，陳仁亨（陳仁炳三弟，外科專家，文革死於非命）

　　 1948年，原本對蔣介石有些好感的陳崇桂開始反對國民黨，同情支持共產黨，陳仁炳和幾個弟弟都傾向共產黨。陳仁烈加入了民主促進會。

　　陳仁炳回憶，在聖約翰擔任教授期間，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召集了上海大學教授代表開會，他參加了這次會議。司徒雷登是陳崇桂的老朋友，陳仁炳早就同他見過面。在會上，司徒雷登說，蔣介石完全清楚國民黨有很多腐敗的官員，而且腐敗的規模不小。但是如果你們這些知識分子能夠利用媒體以同樣規模來揭露對抗這些腐敗，這對蔣介石將是一種幫忙。司徒雷登還認為，中國知識分子不應該懷疑蔣介石的真誠。陳仁炳則回答說，“我們想揭露國民黨的腐敗，但是媒體完全控制在國民黨手中，這些媒體以傳播謊言著稱，從來不給真相留有一席之地，我們如何揭露他們？”陳仁炳還說，你們支持這樣一個腐朽政權，給蔣介石13000萬粒子彈，幫助他打內戰。儘管美國以前對中國的幫助我們沒有忘記。儘管我父親是你的朋友，我父親也對美國很有看法。

　　陳仁炳出頭露面，被國民黨特務注意。1948年5月22日，中共地下黨組織在交通大學召開抗議美國扶助日本軍國主義大會，指定幾位左派教授演講，陳仁炳是演講人之一。會場有15000人。上海國民黨當局聞訊派來大批軍警特務。開會時，其他幾位演講人被肅殺的氣氛所震懾，逃避了，只有陳仁炳挺身而出從容演講，贏得了山呼海嘯般的掌聲，演講完畢，他被地下黨掩護安排從後門離去。雖然沒有被捕，但上了軍統的暗殺名單。1948年8月，陳仁炳收到一名同事留下的便條，得知警察已經上門找他，他不得不離開住所，東躲西藏。先去了天津，後回到上海，躲藏在表弟陳仁生開的紡織廠中，聖約翰大學將他解聘，他不得不另謀職位。陳仁炳的事情傳遍民盟，得到羅隆基的賞識。1948年10月陳仁炳參加了地下的民盟上海市支部民運委員會，1949年3月又成為解放工作委員會委員。他主辦的《展望》雜誌呼籲民眾，支持共產黨跨過長江，解放全中國。《展望》雜誌每期發行量達到10萬份後，國民黨列入禁刊。電影《烏鴉與麻雀》和《永不消逝的電波》裡面都有焚燒《展望》的鏡頭。陳仁炳撰寫了很多文章，多是痛罵國民黨腐敗專權。1949年，陳仁炳將他給《展望》撰寫的文章整理成書，取名《走向民主社會》。

陳仁炳和劉明君以及他們大女兒安，1935 年攝於美國密歇根

　　 1949年11月15日到12月20日的民盟一屆四中全會上，民盟的中央領導層人選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執。民盟內部有救國會背景的人取得了相當多的位置，而沒有背景的成員幾乎沒有機會，這引起了他的不滿。在周恩來會見民盟代表時，陳仁炳向周恩來遞上了名片以及一張條子，條子上寫了“請照顧方方面面”。周恩來回頭問是誰發出了一枚“導彈”，旁邊的民盟中央副主席李文宜指了一下陳仁炳。就在這次會議上，陳仁炳當選為新一屆委員。十天前的一個傍晚，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在中南海頤年堂會見參加民盟一屆四中全會的全體代表。據陳仁炳回憶，當時毛澤東面帶微笑地和每一位代表握手致意，隨後他稱讚費孝通一家三兄弟都為人民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和曾國藩的孫子曾昭掄敘“湘”情；為坐在左右側的張瀾和沈鈞儒倒茶；在會見結束後站在門口目送代表遠去。當天晚上，陳仁炳激動得夜不能寐。

　　共產黨執政的最初幾年，陳仁炳春風得意，是複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任民盟中央委員、華東人民監察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政協副秘書長、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曾作為民盟代表參加抗美援朝慰問團。

鳴放前後

　　記得我去大伯父家時，看到他家有一台鋼琴，鋼琴上放著一本打開的毛選五卷。每當來人，大伯父就會很嫻熟地翻開448頁，給大家看一段毛澤東在上海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在你們上海，就是什麼王造時，陸詒，陳仁炳，彭文應，還有一個吳茵，這麼一些右派人物出來搗亂。右派一搗亂，中間派就搞糊塗了。”會議是1957年7月9日開的，報告題目是《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在報告中毛澤東還提到了北京的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就這樣陳仁炳成了被點名的右派之一。陳仁炳在自己的名字下面用紅筆重重地做了記號。

　　據父親回憶，1949年後爺爺和大伯父漸漸地發現，民主黨派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一些共產黨員對宗教信仰不尊重；政治宣傳鋪天蓋地。特別是三反五反肅反等政治運動以後，陳仁炳聽到來自民眾的不少意見。民盟內部也有人對共產黨的做法提出質疑。羅隆基認為三反五反肅反運動有很多偏差，政協應該進行檢查，給一些受冤枉的人平反，儲安平則認為共產黨在搞新的一黨獨大。陳仁炳接觸文藝界較多

，也聽到一些不滿之聲。正當陳仁炳感到迷茫時，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作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一個月以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1957年5月1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中共中央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開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號召黨外人士“鳴放” ，幫助共產黨整風。於是各界人士開始提出意見和建議，新聞界也刊出各種聲音。陳仁炳非常興奮，他感覺共產黨會及時改正自己的錯誤。一向直言不諱的陳仁炳便在各種場合說出自己的看法。他仿照賈誼《治安策》的筆法，痛陳對國事的意見，提出一些興利除弊的措施。陳仁炳真心誠意希望共產黨一些幹部改掉身上的毛病，虛心學習專業，希望共產黨能夠給民主黨派更多空間。他批評共產黨過多干預文藝，他說每天打開收音機都是革命歌曲，為什麼其他音樂沒有生存空間。他還說為什麼每拍一部電影一定要上級嚴格審查把關，這是不相信群眾的表現，而以前不是這樣子的。

　　始料未及的是，轉眼之間鳴放運動變為轟轟烈烈的反右派鬥爭，他的新版《治安策》成了惡毒攻擊的罪證，他也成了右派分子。

　　據一些當事人回憶，1957年6月間在上海政協的一次會議上，柯慶施說，“我們共產黨是要飯出身的，手中拿著一根打狗棍，如果遇到主人比較客氣就算了，但是如果遇到主人不客氣，那麼我們是要用打狗棍打的”。陳仁炳聞此言一下子坐了下來默不作聲，稍後便起身離開。

　　在上海市二屆二次人民代表大會的一次預備會上，柯慶施再次放言：幾個月前我見到陳仁炳，我告訴他不要看你跳得多麼高，我會叫你知道，到底是你說了算，還是我說了算！

　　接下來是鋪天蓋地的批判文章。《解放日報》總編輯張春橋以吳鬆的筆名發表《陳仁炳的“另外一條道路”是什麼？》一文，批判陳仁炳“所說的、所走的是一條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道路”。之後還有言慧珠《陳仁炳的鬼把戲》（人民日報）、覃漢川《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陳仁炳的錯誤言行》（解放日報）、尹大貽《再揭發陳仁炳的錯誤言論》、吳兆洪《我不同意陳仁炳同志的看法》等等。

　　 9月，陳仁炳等48名右派，被送往郊區上海縣顓橋“集中學習”，12人睡一個房間。上午在田間勞動，下午寫交代材料。陳仁炳在下河勞動時劃破腳底，造成細菌感染，高燒不退，引發了心內膜炎，住進第四人民醫院，醫院幾次發出病危通知。經醫院大力搶救，命是保住了，但留下二閉二狹的心髒病。

　　陳仁炳的父親陳崇桂也成了右派。陳仁炳在回憶文章中說，“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要把我父親打成右派，他從一解放就擁護共產黨，參加三自愛國會。他始終希望能在共產黨的體制下繼續傳播基督教。反右時說他是資產階級傳道士。他明明是木匠出身，小時候家庭非常困苦，和資產階級有什麼關係！”

　　陳崇桂被打成右派後，將他原來居住的獨棟樓沒收，（周恩來分配，方便陳崇桂接待宗教界友好人士）全家搬到兩間平房。

　　陳仁炳被打成右派後，復旦大學的教職並未解除，儘管工資降低了，但他還是教授，他和家人還可以住在條件比較好的公寓房。然而災難才剛剛開始。

同甘共苦

　　 1960年陳仁炳右派帽子被摘掉，但是工資並未恢復。這時陳仁炳已與在美國的妻子離婚，認識了比他年輕20歲的陳蘊輝，陳蘊輝曾在德國人開辦的德本善堂醫學院學習，畢業後就在醫學院當助產士。後來醫院併入黃浦區中心醫院。陳蘊輝長相俊秀，賢惠能幹，幾年前離異獨自撫養女兒。對陳仁炳的追求，陳蘊輝猶豫過，一是對方年齡偏大，二是政治上有“污點”。陳蘊輝曾因政治問題與前夫離異，不希望再同有政治問題的人交往。但是她又覺得陳仁炳人特別善良，對女兒極好。陳仁炳的媽媽和弟弟妹妹也都對她很好。陳蘊輝說：“他的這些優點吸引我，1964年1月19日結婚了。就這樣開始了我苦難的人生。”結婚六七個月時，正好遇到四清運動，陳仁炳再次受批判，比反右還要殘酷，陳仁炳丟掉了大學教授的教職。

　　導火索是1962年在家中開過幾次舞會。不知什麼人告到了學校。大伯母回憶說，“四清運動時仁炳幾乎每天在復旦民盟兩地接受批判，回家寫檢查。我也受醫院同事們的蔑視。”陳仁炳回憶，“1965年7月的一天他照常去歷史系開會，兩位領導把他叫到另一個房間，嚴厲指責他在家開黑燈舞會，道德敗壞，已經不配做一名人民教師。領導還對他說有兩條路可以選，或者接受學校的安排，去工廠勞動，或者將扭送他去公安局。”這明明是逼著陳仁炳離職。學校負責人還向他展示了一封由複旦校長陳望道具名的通知書。稍後總務科便安排陳仁炳到木工廠勞動。

十次抄家

　　大伯父在回憶錄中寫道：1966年6、7月份，他的左鄰右舍紛紛被抄家，特別是樓上的鄰居李平心。李平心比陳仁炳大兩歲，是歷史學家，全國政協委員。1949年前曾遭國民黨特務追殺，文革開始不久李平心即被抄家，遭到批鬥，他被逼下跪，紅衛兵反綁他雙臂不斷毆打他。一天在開完批鬥會回家，李平心支走保姆，打開廚房煤氣自殺身亡。

　　這給陳仁炳很大震動。一家人也十分擔憂，有一兩個月的時間沒人來騷擾他。但是恐怖氣氛日益逼近。8月底，厄運終於降臨。大伯母在回憶手稿中說：“1966年8月，培文公寓前後鄰居都被抄家。當時尚未抄到我家，但我們已經非常擔心了。8月31日，我趁上夜班準備把我的首飾帶出藏匿，我剛開家門，紅衛兵40多人衝進家中。他們把我和仁炳分隔在兩個房中，開始翻箱倒櫃，無一處漏掉，一直抄到第二天，抄走陳仁炳珍貴的書籍和心愛的古玉。1968年4月仁炳因現行反革命罪被隔離審查，住在復旦的牛棚裡，我去送生活用品時，造反派圍著我說陳仁炳已經坦白在家裡對你講過反對毛主席、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話，你不老實交代，我們會向你單位反映，暗示讓我說出陳仁炳說過林彪是諂媚相，我只能裝糊塗不承認。”

　　文革期間，陳仁炳遭到十餘次抄家。

唾面自乾

　　 1968年國慶後，陳仁炳一家被趕出淮海路的公寓，住到郊區曹楊路8平方米的斗室。

　　 1971年，全國開始發還部分抄家物資，陳仁炳自己叫車把鋼琴運回。古玉全部發還，但精細的全部粉碎，有些首飾象徵性折價償還。大伯母說：“黃金一律88元一件，如果是飾品還要打折扣，兩枚鑽戒50年代買進時4000元，只做1000元。這已經不錯了，自己的東西拿回來已經要感恩戴德。”最令陳仁炳痛心疾首的是他的幾千冊藏書，有中文古籍書也有英文原版書，這些書佔了整整一間屋，可是等還回來時只剩100多本。

　　 1980年陳仁炳被復旦返聘後曾在課堂上引用成語“唾面自乾”來形容他幾十年的受辱生活：“別人往你臉上吐唾沫，不擦掉而是讓唾沫自己幹掉。”

　　文革結束後很久，血腥殘暴的畫面仍如噩夢一般時常侵擾陳仁炳。最難忘就是在復旦大學私設監獄中度過的那4個月，陳仁炳在回憶錄裡寫道：他們被關在小屋子裡，頭頂上一隻24小時永不熄滅的燈泡，他們隨時被叫起來接受審問，隨時準備挨打。不被審問時必須學習毛選，一刻不停地學。稍有打盹便招來一頓毒打。更為恐怖的是夜深時分從隔壁“監獄”傳來的淒厲的喊叫聲，劃破夜空，撕心裂肺。

劉明君

　　陳仁炳的回憶錄講了他和第一任妻子劉明君相識過程。1932年，陳仁炳乘船去美國留學，而劉明君假期結束返回美國繼續讀書。兩人就這樣碰到了。中國到美國的船要在海上漂泊三個月，朝夕相處兩人發現他們有說不完的話。1934年他們在美國登記結婚，第二年他們第一個女兒“安”出生了。1936年陳仁炳拿到社會學博士學位，劉明君拿到生物學博士學位，二人帶著女兒安回到中國。

　　夫妻雙雙獲得博士學位在那個年代很稀少，回國很受器重。由於父母都在武漢，陳仁炳同妻子接受了武昌大學的教職。然而好景不長，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陳仁炳希望做出貢獻，而劉明君更盼望有一個安穩的家，二人的分歧逐漸明顯。為了躲避戰爭，劉明君於1937年在新加坡找到了中學教師的工作，帶著女兒去了新加坡，從此陳仁炳和妻子開始了長達十年聚少離多的生活。1938年，陳仁炳組織了武漢合唱團為抗日募捐。陳仁炳借去新加坡演唱的機會同妻子和女兒團聚。1940年陳仁炳帶著妻子和女兒回到中國，回到當時在重慶的家。為了養家糊口，陳仁炳在重慶同時應聘多個職位，先在宣傳部國際廣播電台做過一個月的翻譯部主任，稍後去財政部工作，同時還擔任社會教育學院的教授。而劉明君則留在萬縣同公婆一起生活。

　　劉明君是一位事業型女性，在家中才幾個月便決定再赴新加坡教書。二女兒弗朗西絲就在船上過早地來到人世。

　　終於迎來抗戰勝利，1946年，劉明君帶著兩個孩子回到中國與陳仁炳團聚，陳仁炳此時才見到二女兒弗朗西絲。陳仁炳和妻子都希望生活從此安定，劉明君​​找到上海大夏大學的教職，在學校找到一間宿舍，陳仁炳在聖約翰教書，在學校也有一間屬於他的房間。陳仁炳加入民盟後，不但工作繁忙，還要躲避國民黨抓捕。劉明君對陳仁炳捲入政治活動十分不滿。二人矛盾日益加深。劉明君多次勸說陳仁炳離開中國前往新加坡。劉明君已經習慣新加坡的生活，非常希望丈夫同她一起去新加坡，以陳仁炳的學歷和資歷在新加坡找到一份高薪工作不成問題，這樣可以安穩平靜幾年。陳仁炳覺得新中國將會誕生，這時的他不願離開中國。多次爭吵無果，劉明君於1947年再次帶著孩子前往新加坡，二人再次處於分居狀態。1948年夏季至1949年春天劉明君找到福州基督教聯合大學的短期教職，便帶著孩子回到福州。當時時局十分緊張，由於發表反對國民黨的言論，陳仁炳被聖約翰大學免職，在上海市立師範大學臨時教書。為了準備劉明君和孩子返回，他向學校要了一套宿舍。本以為劉明君完成福州的工作便會返回上海，當時國民黨駐福州司令宣布，他們準備抵抗共軍三年。聽此消息，劉明君非常擔心未來三年被困在福州，她前往美國領事館，以女兒安美國公民的身份申請到了赴美簽證。在完成福州的教職後，劉明君又回到新加坡。

陳仁炳與第二任妻子陳蘊輝結婚照

　　分手30多年後，傷痕累累的陳仁炳只有一個念頭，再見到劉明君。對陳仁炳來說，劉明君不僅僅是妻子，也是青春的回憶。劉明君也非常希望同陳仁炳見面。劉明君1956年先將大女兒安送到美國留學，自己1957年帶著二女兒也去了美國，在大學教書，據說她雖然有過異性伴侶，卻一直沒有結婚。1975年復旦大學給陳仁炳轉來一封劉明君從美國寫來的信，（當時海外寄給陳仁炳的信均要經過單位審查，回信也得審查後才能寄出）信是寫給奶奶的，詢問陳家情況，主要是陳仁炳的近況。信的落款是“兒媳明君”，劉明君始終將自己看作是陳家媳婦。她在信中還透露了希望到中國來教書的願望。收到信後陳仁炳立即給她回信，告訴她奶奶已經去世，他已再婚，現在有兩個孩子。從此陳仁炳同劉明君開始書信往來。

　　粉碎四人幫後，陳仁炳同海外親友通信增多了。很多親戚朋友陸續回中國探親訪友。大伯母回憶說，“仁炳的好朋友，著名學者楊慶堃，香港知名人士杜學魁等人都來看望他。雖然仁炳對自己的遭遇一字不提，還積極動員他們回祖國發展，但沒有不透風的牆，這些人回去來信說了一句，這樣的愛國人士卻落得這樣的遭遇令人心碎。”從這時起，陳仁炳非常盼望見到劉明君，並到國外定居。

　　我問表姐陳怡，當時大伯父是什麼樣的心態。陳仁炳同陳蘊輝感情非常好，歷經苦難不離不棄，幾十年同甘苦共患難。表姐說，陳仁炳想見到劉明君有感情上的考慮，他40年沒有見到劉明君和兩個孩子，當然想念他們。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陳仁炳覺得自己虧欠蘊輝和兩個孩子太多了，他希望兒子陳加欣女兒陳怡能夠去美國深造。當年就因他過分顧及國家和事業才放棄家庭，今天他把家庭看得比什麼都重要。陳仁炳深感自己耽誤了太多時間，他曾經是個很有抱負的人，但是解放後不僅被邊緣化，連正常人的生活都無法持續。曾經的同學好友在國外獲得了很多成就，而他受壓被辱，喪失人格尊嚴，也丟掉了很多專業研究機會。陳仁炳曾經有宏偉計劃，他想把社會學理論帶到中國，他希望不但在大學教授社會學並且能在社會上親自實踐。但中國當時“不需要”社會學，更不可能進行任何社會實踐，只能教授歐洲歷史。陳仁炳儘管已經70多歲，但感覺身體尚可，可以工作。中國既然不需要社會學，他想到美國去教書。他長達370頁的博士論文被紅衛兵抄走，朋友告訴他，美國學校對學生的博士論文全部保存，他可以去要求。抱著試試的心情陳仁炳寫信給母校，沒想到很快他的論文複印件就寄回來了，翻著一頁頁論文，陳仁炳老淚縱橫。此時在美國獨自撫育兩個女兒的劉明君也非常希望回國並見到陳仁炳。當時很多海外華人幾十年沒有國內親友的消息，他們焦慮等待期盼，終於中國的大門打開了，海外華人爭先恐後回國探望親友。1978年劉明君決定回國看看。通過使館的幫助，找到陳仁炳的住址，寫信告訴他要到中國看他。陳仁炳收到信後非常激動，全家都非常興奮。那個年代有海外親屬來信是非常振奮人心的消息。陳仁炳和家人藉此機會要求復旦大學落實住房，理由是這麼破的貧民窟無法接待外賓。在強烈要求下，復旦大學給他們換了落實政策房，就是我1979年去過的裕德路公寓，當時很多文革被迫害的藝術家學者都搬到這裡。住房安排好後陳仁炳便回信告訴劉明君歡迎她來中國，希望她來上海。

陳仁炳全家福妻子陳蘊輝女兒陳怡兒子陳加欣

　　命運捉弄人，陳仁炳的這封信劉明君沒有收到，因為信到達時劉明君已經登上飛機，而陳仁炳並不知道劉明君沒有收到信。陳仁炳在家中等來等去，沒有劉明君的消息。那年代大多數家庭沒有電話，陳仁炳只好每天都去上海各大酒店詢問，都回答說沒有此人。半個月後，陳仁炳越想越不對，他拿出劉明君的信，全家又仔細讀了一遍。劉明君在信上說，“我先到廣州，然後沿鐵路線去北京。”陳仁炳想當然認為，沿鐵路線去北京的意思是一定路過上海，但是後來細想，突然意識到廣州到北京的火車並不經過上海。陳仁炳立刻打電話給我父親，要他趕緊到北京各大酒店打聽有沒有劉明君的行踪。可是這時已經到了劉明君離開中國的日期。父親去北京各個飯店打聽，最後在華僑飯店打聽到的確有劉明君這樣一個人，在旅館住了一個星期，似乎在等什麼人，當天剛剛離開。得知消息，父親馬上乘車趕到機場，但飛機已經起飛。

　　劉明君回到美國後非常氣憤，她認為陳仁炳故意躲避不見她，給陳仁炳寫了一封信：“你以前不負責任現在仍舊不負責任，你從來就不對家庭負責任。我同你沒有任何來往的必要，從此絕交。”

　　陳仁炳收到信後非常難過，這是對他深深的誤會。他是如此期盼這次會面，但是命運捉弄人，他們的會面沒有成功。信件沒有及時送到是一個原因，劉明君對當時的中國不了解是更重要的原因。在劉明君看來，陳仁炳來一趟北京同她見面是很平常的事情，她在信上明明寫了要去北京。所以她認為陳仁炳不來北京一定是不想見她。她不了解一個被貶黜右派的處境。首先陳仁炳出行是很難的，特別是到北京這樣的地方，要單位開介紹信才能買到車票；第二，陳仁炳當時經濟十分拮据，拿著退休工人56元的工資，自己糊口都困難。陳仁炳說曾經6年時間每天早上是一碗清水麵條，中午一個饅頭，夏天西葫蘆冬天圓白菜很少吃肉，買一張火車票的錢根本沒有。然而陳仁炳很難向劉明君解釋這一切，劉明君也不會相信他的解釋，因為一切過於荒誕了。

理想主義終結

　　陳仁炳1932年9月到達美國洛杉磯進入南加州大學學習，當時正值美國總統大選，他在回憶文章中說，他借住父親的朋友家中，這是一對原籍瑞典的老夫婦，他們家中有一台電視，他每天晚上都和老夫婦一起收看美國大選的節目，陳仁炳對總統競選辯論會非常著迷，一看就是數小時，使他對美國民主生活有了充分的了解。他回憶說，在總統競選期間，有時一個家庭的成員其觀點和選擇都是不同的，他就知道一個家庭，爸爸選擇胡佛，媽媽選擇羅斯福，而女兒選擇社會黨托馬斯·杜威。在觀看辯論時陳仁炳常常設想如果自己在對手提出某一問題時應該如何應答，應該怎樣駁倒對方。美國的民主選舉制度進一步增強了他對在中國實現民主的信心。他覺得只要努力爭取，民主自由的光輝終有一天會照亮中國。

　　 1983年，74歲的陳仁炳終於恢復了復旦大學的教授職位，重新站上了講台。儘管受了巨大挫折，陳仁炳仍舊相信民主，他教授英文的閱讀課時，為學生節選蘇格拉底、柏拉圖、盧梭的著作；挑選了丘吉爾、羅斯福、馬丁·路德金的演講。他希望給學生們多多澆灌民主自由的思想。

　　到了1980年代末，隨著身體漸漸衰弱，陳仁炳的情緒也開始低落。表姐說，因為前妻劉明君於1984年去世，他再也沒有機會向前妻解釋他的失約。陳仁炳儘管80年代後期同美國兩個女兒都見了面，但前妻對他的誤會卻深深刺痛著他。

　　陳仁炳更多的時間沉浸在對過去美好時光的回憶：滬江學校，密歇根大學，談戀愛，講演，當主席，演出話劇，組織合唱。他經常拿出在美國獲得的博士畢業證書慢慢欣賞，這張羊皮製作的柔韌精美的證書散發著溫暖的光亮，娟秀華麗的英文字母透著人性的力量。陳仁炳最後幾年越來越懷念美國的生活，他想起麥當勞的可樂和薯條，如果再能吃到香甜乾脆的薯條多好啊！表姐回憶說，“為了讓爸爸吃到炸薯條，媽媽買來土豆切成條狀自己炸，可是怎麼炸都炸不像，現在想想，如果爸爸再多活幾年該多好，現在炸薯條到處都是，一定要買給他吃。”

　　 1989年，陳仁炳寫完了20萬字的英文自傳。為了不讓學校知道，他只告訴了少數的朋友。他本希望拿到美國出版，但沒有成功。據他的美國學生傑內特說，她幫助找了幾家出版社都沒有成功，最後增加了她本人的採訪內容和對中國政治的分析，作為她的博士論文在美國出版。書名為《Mao'sprey》。

　　大伯父陳仁炳1990年12月9日在上海去世，終年81歲。

　　（責任編輯丁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