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集美的日子（二）

福南堂

福南堂是集美學校的禮堂，除了作開會用之外，還兼放電影，每星期六晚上放一次。票價很便宜，每票 5分錢。坐的是長條板凳，不過有靠背。每次買電影票，各班進行登記，然後集中買。座位是集美各校適當分配，所以有時有好座位，有時則沒有。

我也是愛看電影的，主要看文藝片。那個時候外國片稍多，主要是蘇聯和東歐共產國家的，也有一些法國片和印度片。法國片《漂亮的朋友》就是在福南堂看的。此外大概還有印度片《兩畝地》和《兩頭牛的故事》。匈牙利片《十塊美金》、《我和爺爺》，蘇聯片《復活》、《白夜》等都很好看。匈牙利的喜劇片很出色，而《白夜》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還有蘇聯拍的莎士比亞片，如《奧賽羅》、《第十二夜》、《一僕二主》等。

昔日的福南堂

福南堂正門上面牆上塑有一個「準國徽」。給它取名「準國徽」是因為它初看和國徽一模一樣，但仔細端詳只有一顆大五角星，少了四顆小星。據說開始是塑了「真國徽」的，但後來「上面」說國徽不能亂塑，要求去掉。陳嘉庚老先生堅不同意，最後實行妥協，去掉四顆小星，便成了似國徽而不是國徽的《準國徽》。由於陳老的名聲和利用價值，黨不能對他太過份。1961年秋陳嘉庚先生一去世，這《準國徽》便被徹底鏟除。

下鄉支農

「政治運動」越來越多，令學生分散太多精力，不能不影響學習質量。下鄉勞動的時間也越來越長，從原來每年農忙的三數天發展到整個月下鄉與農民「三同」（同住同吃同勞動），說是「向貧下中農學習」和「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當農業初級合作社被強行轉為高級合作社的時候，我們於 1958年寒假到離集美頗遠的一個農村去支援農民秋收，並與農民實行「三同」。劉老師帶我和邱漢釗先到當地聯繫，並料理住宿的地方。到了農村邊上，我們碰到一個天真有趣的小男孩，大約只有五六歲，他高興地為我們帶路。我發現那可愛男孩一雙眼的眼邊都爛了，這是營養不良的孩子容易得的眼病，叫瞼緣炎，我們土話叫作「爛眼邊」。後來我還發現全村很多孩子有這種瞼緣炎，大人也有。因為窮，往往一家人共用一條毛巾，互相傳染。

我們幾十個男同學都睡在一間舊祠堂的磚地上，墊上乾稻草打地鋪，一個傍著一個。這是第「一同」。除了幹農活，我們還有一個任務，就是配合當時的「掃盲運動」教農民識字。我還有第三個任務，要向一家全國性的僑報寫稿，報道僑生在農村勞動的「好人好事」。

高級社的農民，勞動是記工分的，每個工分只值幾分錢，年終結算，一年到頭才分得一丁點兒錢，有的家庭勞動力不足，還要倒欠。每天勞動之後，於晚上集中進行「掃盲」，教農民認字。初時來的人很多，慢慢便少了起來。男社員有的已經很累，打著瞌睡；有小孩的婦女掀起衣襟奶孩子，大概也沒有聽清楚老師在講什麼。

只有一個叫馬木海的男社員，熱情始終不減。他很聰明，小時候讀過一點書，對漢字的偏旁頗有認識。他說他祖先原籍福州，移民到閩南來，便變成閩南人了。他埋怨漢字簡化使他過去認得的一些字都沒有用了，又要從頭學起。

我們華僑學生下鄉，勞動幹勁都很高，此次下鄉適值秋收時節，我們分組進行割稻比賽。這個地方割稻的工具是一把彎彎的帶鋸齒小鐮刀，只有十幾厘米長。大家在地頭平排分開，每人負責四行，割時蹲著，右手執鐮，左手握稻（正握），從左到右，一二三四，割完左邊第一行第一把，左手順勢兜小圈握住第二行第一把，割完這一把又兜到第三行 ……割完四行四把，左手已經滿握，便放在左邊已割過的地上，繼續前進。由於貪快，一不小心，我左手的小指頭被鐮刀割去了一小片皮肉，至今疤痕隱隱還在。

《流浪者》和《柳堡的故事》

印度片《流浪者》（上下集）和中國片《柳堡的故事》是在廣州補校的時候看的。《流浪者》否定「龍生龍，鳳生鳳」的觀念，強調環境對一個人成長的重大影響。《流浪者》當時引起了大轟動，尤其是那一曲《拉茲之歌》響遍了大江南北，一時風行。印度音樂以跳躍音符和輕快拍子組成，節奏明快，充滿活力。《拉茲之歌》不但音樂美，詞也美，中譯也很出色。

到處流浪到處流浪命運伴我奔向遠方奔向遠方到處流浪到處流浪我沒約會也沒有人等我前往到處流浪孤苦伶丁露宿街巷我看這世界像沙漠那四處空曠沒人煙我和任何人都沒來往都沒來往活在人間舉目無親任何人都沒來往好比星辰迷茫在那黑暗當中到處流浪

命運雖然如此淒慘但我並沒有一點悲傷但我並沒有一點悲傷我忍受心中痛苦事幸福地來歌唱有誰能禁止我來歌唱命運啊我的命運啊我的星辰請回答我為什麼這樣殘酷作弄我到處流浪到處流浪命運伴我奔向遠方奔向遠方到處流浪到處流浪我沒約會也沒有人等我前往到處流浪

《柳堡的故事》寫駐軍士兵與當地村姑的戀愛故事，以江南水鄉為背景，一曲《九九艷陽天》轟動全國。歌詞是號稱才子的黃宗江所寫，曲調充滿江南風味，流暢婉轉，蕩氣迴腸，十分好聽。

九九那個豔陽天來喲十八歲的哥哥呀坐在河邊東風呀吹得那個風車兒轉哪蠶豆花兒香呀麥苗兒鮮風車呀風車那個咿呀呀地個轉哪小哥哥為什麼呀不開言

九九那個豔陽天來喲十八歲的哥哥呀想把軍來參風車呀跟著那個東風轉哪哥哥惦記著呀小英蓮風向呀不定那個車難轉哪決心沒有下呀怎麼開言

九九那個豔陽天來喲十八歲的哥哥呀告訴小英蓮這一去呀翻山那個又過海呀這一去三年兩載呀不回還這一去呀槍如林彈如雨呀這一去革命勝利呀再相見

九九那個豔陽天來喲十八歲的哥哥呀細聽我小英蓮哪怕你一去呀千萬里呀哪怕你十年八載呀不回還只要你不把我英蓮忘呀只要你胸佩紅花呀回家轉

當年這兩支歌由於太過流行，引起了那些自命為「革命左派」者的不滿。繼姚文元在《中國青年》雜誌討閥巴金之後，《中國青年》發表社論，批評青年人不唱「革命歌曲」，喜歡「軟性音樂」，搞到學生們不敢再唱這兩支歌。

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 

1957年 10月 4日，蘇聯發射了世界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對「社會主義陣營」起了很大的激勵作用。我們當然又彈起「社會主義制度無比優越性」的老調，人民當然也十分高興。在每天黃昏這顆衛星經過集美上空的時候，我們都翹首遠望，等待它的出現（衛星是要黃昏才看得見的）。那時我們並沒有理解，軍事科技上這種畸形的發展是以忽視和限制廣大人民生活的改善為代價的。

「大躍進」和「三面紅旗」 

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了「三面紅旗」的口號，即「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簡稱「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歷史已經證明，這是毛澤東頭腦發熱的產物，加上大力發展核武器，結果徹底破壞了本來就薄弱的經濟，種下了碩大的惡果，最後使國家的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鄧小平語）。但是當年，作為一個中學生而且希望祖國早日強盛的我，也曾從心底裏希望中國能來一個「大躍進」，因而也充滿信心地投入了這個運動。在那個時候，我單純相信共產黨和毛澤東會把中國帶上繁榮昌盛的道路，忘記了先人司馬光的教誨：「欲速則不達」。好久好久以後我才聽說當年正統的經濟學家不同意「大躍進」搞亂經濟的做法，陳雲也不同意，於是毛澤東命令他們靠邊站。毛對陳雲說：你走開，我自己來！

「大躍進」的口號響徹雲霄，什麼「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什麼「大煉鋼鐵」、「一天等於二十年」，什麼「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趕美」，我們都十分興奮！早日建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我們每一個脫離實際的僑生夢寐以求的！

共產黨開動了一切宣傳機器和文藝手段來宣傳「大躍進」和「超英趕美」。有一支短小精悍的歌兒這樣唱：「五年計劃看三年，三年計劃看頭年，趕上那個英國用不了十五年，嘿嗬嘿嗬嘿嗬，十五年，十五年，嘿！嘿！十五年！」哈哈！這是多麼激動人心的豪情壯志！

「大躍進」大概以煉鋼為標誌。1957年全國的鋼產量是 535萬噸，1958年提出要翻一番，「大躍進」到 1070萬噸。按中國當年的煉鋼能力，根本不可能把年產 535萬噸鋼在一年內翻上一番。不過毛澤東頭腦發熱，他不但要成為中國的「千古一帝」，還要成為世界的「主宰」。他以為只要他願意，什麼都能做到。為了達到這個指標，毛澤東號召全民投入「煉鋼運動」，「讓鋼花在全國各個角落怒放」。毛澤東像一個封建皇帝，他一聲令下，誰都要按他的指示去做。在那個時候，除了一小部份先知先覺的知識份子（他們絕大多數被打成「右派」）之外，人民還是迷信他的。誰不願改變「一窮二白」，誰不願早日過好日子？毛澤東把偌大的國家當試驗品，一意孤行，終於把國家一步步推向深淵！

「大煉鋼鐵」

時間緊迫，任務繁重。全國所有的青壯年，不論什麼行業，不論工人、農民、學生……，都要投入運動，參加煉鋼煉鐵。集美中學當然也不例外。一開始便提出「土洋結合」，即煉鋼既要用洋法（用正規的煉鋼方法），也要「土法上馬」（即不依正規方法的土辦法）。 1958年 8月 8日《人民日報》發表《土洋並舉是加速發展鋼鐵工業的捷徑》的社論，公開要求大家用「土法煉鋼」。

學校在學生食堂安裝了一個 0.2噸轉爐，這是「洋法煉鋼」。轉爐煉鋼是平爐煉鋼法發明之前首個從生鐵大規模生產鋼的廉價工藝，由英國人亨利•貝塞麥（Henry Bessemer）發明，並於 1855年取得該工藝的專利。轉爐煉鋼是以鐵水、廢鋼、鐵合金為主要原料，不借助外加能源，靠鐵液本身的物理熱和鐵液組分間的化學反應產生熱量而在轉爐中完成煉鋼的過程。轉爐按耐火材料分為酸性和鹼性，按氣體吹入爐內的部位有頂吹、底吹和側吹，按氣體種類分為空氣轉爐和氧氣轉爐。鹼性氧氣頂吹和頂底複吹轉爐由於其生產速度快、產量大，單爐產量高、成本低、投資少，為使用最普遍的煉鋼設備，主要用於生產碳鋼、合金鋼及銅和鎳的冶煉。

這個時候，蔡純瑜老師把化學課本中的煉鋼部份提前講授，讓我們對鐵和鋼有了一點認識，還講了鋼花。生鐵、熟鐵和鋼都是鐵碳合金，因其含碳量不同而有不同的性能和用途。一般含碳量少於 0.05%的叫熟鐵或純鐵，軟而塑性好，但強度和硬度較低，容易變形，用途不廣；生鐵含碳量 2.0%至 4.5%，硬而脆，幾乎沒有塑性；鋼的含碳量在 0.05—2.0%之間，具有生鐵和熟鐵兩種優點，為人類所廣泛利用。煉鐵用高爐，煉鋼則用轉爐、平爐（馬丁爐），煉特殊鋼更要用電爐。

要知道所煉出來的東西是不是鋼，要用鋼花來鑑別。用滾動的砂輪對它進行磨削，飛出來的金屬粉粒會形成一道光的流線，產生火花。根據火花的不同形態特徵，便可知是不是鋼。

也用坩堝，這是「古法煉鋼」，1742年由英國人本杰明•亨茨曼（ Benjamin Huntsman）首先應用。他將滲碳鐵料切成小塊置於封閉的用石墨黏土製成的坩堝中，在坩堝外面加熱，鐵料繼續吸收石墨中的碳而熔化成為高碳鋼水，澆鑄成小錠後鍛打成所需的形狀。鋼在坩堝中熔化時，石墨碳還能起還原劑的作用。

洋法、古法都遠遠滿足不了要求，於是便有所謂「土法煉鋼」，這叫做「土法上馬」。 1958年 8月 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全黨全民為生產 1070萬噸鋼而奮鬥》的決議：1、各部門、各地方都要把鋼鐵生產和建設放在首位，為「鋼元帥升帳」讓路；2、各級黨委第一書記掛帥，大搞群眾運動，大搞土法煉鋼。

當年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威信很高，人民也都很聽話，真以為可以用「一天等於二十年」的速度一下子建起「共產主義」。於是乎，工業界便動員了 9000萬人，在各地建立起 60多萬多座小高爐；而廣大農村更是高爐處處，在田間煉鋼鐵，烽火不熄。

煉鋼不用煤而用焦炭，因為煤的雜質多，會在過程中發生很多副反應，使得煉出來的鋼存在很多缺點。要用煉焦爐先把煤煉成焦炭，再用焦炭來煉鋼。學校在平地上砌了一個大的圓形煉焦爐，這是「土法煉焦」，煉出來的焦炭供應各個小高爐煉鋼之用。

我們僑生十分積極，加上有了一些關於煉鋼煉鐵的知識，再親手來實踐煉鋼，興趣和熱情之高，現在的學生是難以想像的。我們建起了一座

座小高爐，因爐口都向著天空，便稱之為「衝天爐」。

小高爐是一個一米來高的梯形圓筒，用普通紅磚砌成，內壁敷上一層耐火泥，外壁只用紅泥。爐頂是圓形的進料口，內徑應有 30厘米左右；爐膛下方有個爐渣和鋼水的出口，旁邊連上一個木製的手拉鼓風機。有的僑生甚至把他們帶回國的嶄新單車連著鼓風機，用腳踩單車鼓風，不用手拉。

為了建小高爐，把一切能找到的材料都用上了：倒圍牆，拆水溝，挖墳墓 ……海邊沙灘上有許多被遺棄的墳墓，早已無人管理，墳墓的磚特別大塊，不知造自哪個年代？把墓磚拆來建高爐，裏面的骨頭被肥料組拿去研成粉作肥料（骨粉）。

學校把校舍樓梯的鐵扶手和窗口的鐵欄杆都拆下來「煉鋼」，換上木扶手木欄杆。農村由於實行「公社化」，規定農民都要到公社食堂吃飯，家裏不得舉炊，我們便到農家向他們買家用的大鐵鑊，然後敲碎來「煉鋼」。有一次我們買到一塊照壁，倒下後用大鐵錘敲破，取下裏面的鋼筋。

學校也向我們提供一錠錠的生鐵，據說是農村供應的，用來煉成鋼。因為「衝天爐」太小，火力不夠，熔不了成錠的生鐵，所以要用大鐵錘先把鐵錠敲成小塊。這是很吃力的工作，鐵錠很厚，不但要花很大力氣才能敲成小塊，且碎塊會隨時射出把腿割傷。新加坡僑生王輝平是一個英俊的帥哥，他掄起長柄大鐵錘用力敲，飛起的鐵塊邊緣鋒利，把他用以保護雙腿的新長筒水靴都割破了。

煉鋼時，我們根據配方，把生鐵塊、焦炭、石灰石（用作熔劑）一層層從進料口放進小高爐，一面拉動鼓風機，各人圍著小高爐緊張地等待。如果鐵煉成鋼，便會發出鋼花，一爐鋼便煉成了。

這時黃繼良用鋼釺捅開下面的出水口，先流出爐渣，然後才是金黃色的鋼水，用沙模接上。鋼花耀眼，十分美麗。鋼水出完後把出水口用耐火泥封上，再開始煉第二爐鋼。如果溫度不夠，材料便會在爐裏凝結，爐子便要報廢。

金黃色的鋼花是一種獨特的星光噴射，只有真正是鋼才能發射出鋼花。在煉鋼之前，學校成立了驗收小組，用砂輪磨鋼產品，能射出鋼花的才是鋼。我們用小高爐煉出來的基本上是鋼，比較正規；但是後來因為離完成任務太遠，便什麼都算是鋼，根本不再用砂輪檢驗，只需秤重。

「衝天爐」不能耐久，有的出幾爐鋼水後便因爐溫降低被堵塞了。這個爐便報廢，要另建新爐。這樣拆拆建建，把整個操場和其他空地建得滿是爐子。我和繼良等有一次居然一連出了十幾爐鋼水，創下紀錄，大家別說有多高興了！由於夜以繼日地站在爐旁，三天三夜沒有休息，疲倦得不行，我終於站在爐前睡著了，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實在是太疲倦了呵！

煉鋼初期還有點按規矩辦事，但隨著年關的迫近，任務遠不能完成，便越來越亂搞了。因為向全世界誇下海口要 15年趕上英國，又要把薄弱的鋼鐵產量翻上一番，上面壓下來的任務越來越重，客觀上根本無法完完，唯一的辦法只有弄虛作假。

上面叫人們發揮所謂「創造性」和「主觀能動性」，於是各種名堂的煉鋼方法應運而生，五花八門，如對流爐、反射爐 ……，甚至什麼燜鋼、炒鋼 ……，越來越離譜了！

先是搞「對流爐」，要砌一條幾米高的煙道來扯風，說是可以提高溫度。我們幾個人用舊磚頭和紅泥加石灰砌了一條三米多高的煙道。由於磚頭是碎塊，又沒有鉛錘可以調校直線，砌後看起來歪歪斜斜，有點危險，只好拆下來。

又搞「反射爐」，說什麼利用爐膛弧度的反射來提高爐溫，也不成功。放進爐膛裏的鐵片根本沒有熔化。

再後來，又發明了「燜鋼」和「炒鋼」。所謂「燜鋼」，我們也幹過，是向地下挖一個方洞，下層放炭，中間架鐵枝，鐵枝上放上大鐵鑊碎片，然後用泥封閉，說是可以保溫。結果它們只是一片片粘連在一起，像一堆牛糞，我私下把這種東西叫作「牛糞鋼」，當然也算產量。至於「炒鋼」是怎麼個「炒」法，當年我們大概沒有誰試過。

焦炭供應不上，煤也不夠，便說木炭甚至木材都可以煉鋼，聽說許多地方連山林都砍光了！

為了煉鋼，我們還進行一次「遠征」，到老遠的海灘撈鐵沙。離集美很遠的一個海灘，沖積著黑色的鐵沙，一層一層地，與石英沙摻雜在一起。我們提了沖涼用的鐵桶，步行到那裏，用手撥開石英沙，把黑色的鐵沙刮入鐵桶裏。鐵沙是很重的，我們提著裝滿鐵沙的桶，沿著沙灘艱難地走回學校，累得夠嗆，但卻充滿激情！我們提回來的鐵沙堆成一座黑色的小山，但卻沒有技術處理。因為鐵沙是散的，捏不成團，不是「土爐」所能煉的。

在這段時間，集美四個公共食堂 24小時開放。我們僑生多少有點錢，肚餓時便到食堂去吃每碟二角五分錢的炒米粉。而此時學校的膳食費是每月九元錢。六班的吳志超是公費生，我們是一起從柬埔寨金邊回國的，我有時便邀他一同去吃炒米粉，為他出錢。

與此同時，全國掀起全民寫詩運動，不但有文化的人要寫詩，連工人、農民都要寫。當時有一首很出名的詩叫《我來了》，不知是誰寫的：「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一時間，全國都是詩，我們當然也寫，但一句也沒有記下來。

這一年國家的鋼產量當然「勝利地」翻一番，但我校煉出的「鋼」亂七八糟地堆放在兩間課室裏，不但一點用處也沒有，而且是花費許多金錢和人力把有用的東西變成這些廢物的。唉！因「大煉鋼鐵」，一切鐵器拆光了，山林砍光了，鍋鑊打破了，煤炭用光了，食物大量消耗了，得到的是大量廢料，損失的金錢真難以計算，時間更不用說了。但中共中央卻打腫臉皮充胖子，大談「要算政治賬不要算經濟賬」，說我們在政治上得到了「偉大的勝利」。

陳嘉庚反對集美學生「大煉鋼鐵」 

1958年 1月，陳嘉庚先生的眼眶生鱗狀上皮癌，到上海、北京治療。 8月他回到集美，見到我們把學校搞得烏煙瘴氣，非常腦火。他大發雷霆，衝著學生們吼道：「通通回去上課，我是讓你們來讀書的，不是叫你們來煉什麼『牛屎鋼』的！」他也把這些煉出來的撈什子叫作「牛屎鋼」，用的是閩南話，用「屎」字不用「糞」字。

他馬上在福南堂召開全集美學生大會，講了大約四個鐘頭的話。他反對集美學校搞勤工儉學，說集美是為國家培養人才的正規學校，不是半工半讀的工讀學校，煉鋼應該讓工讀學校的學生去搞。他說「解放」這麼多年了，廈門和集美毫無建設，而他的錢全投在學校上，沒有餘力顧及地方建設。他要把集美學校交還國家管理，他可以把錢投入地方建設。他命令學生不要在校園裏搞小高爐，把破壞了的圍牆水構修理好。

陳嘉庚說不想再搞集美學校當然是賭氣說的。陳老先生一生為集美學校作出了巨大貢獻，只不過他發現他對學校已經起不了什麼作用，倒不如交還國家，他可把錢用在家鄉的其他方面。

懾於陳嘉庚校主的威望，校方決定我們暫停煉鋼，表面上把水溝重新鋪好，重建一些圍牆，一切待陳先生走後再來。

陳嘉庚先生在集美的時候，每天一早都帶著兩個保鏢到處巡視，緩緩而行。

在那個時候，經過了「反右」以後，誰也不敢對「大躍進」和「大煉鋼鐵」有絲毫異議，唯獨陳老先生有此膽量。上面當然不敢動他。要是其他人，早就打成「右派」了！

風聞先生不喜歡劉少奇，有一次不肯去北京開會，說他在會上的發言報紙從來不登，因為他敢於直言，敢於發牢騷。結果是周恩來再三勸說，他才去了。周是和稀泥的高手，手法

細膩而具說服力。當知識份子對劉少奇的「馴服工具論」表示不滿的時候，他就能夠說他本人就是黨的馴服工具。總理都說自己是「馴服工具」，誰可以不是呢！

集美外池有三個漂亮的亭子，中間一個有兩層樓。聽說先生建三亭是想邀請中央領導來集美觀龍舟賽。但當年廈門作為「對敵鬥爭」最前線，這一願望直至先生逝世都沒有實現。

「大煉鋼鐵」的惡果

「大煉鋼鐵」的惡果是顯而易見的。把家裏的鍋子、鐵器、鐵門把手、窗旁的鐵框等金屬都捐獻出來煉鋼鐵，結果只是煉出大量廢鐵，浪費無數寶貴資源，並對環境造成極大污染。這就是當年所說的諺語「樹木砍光、鐵器交光、勞動力用光」。另方面，由於完不成任務，在巨大壓力下，各地只有不斷虛報指標產量，成為三年後幾千萬人餓死的慘劇原因之一。

據說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張玉鳳在她不獲准發表的回憶錄（《回憶在主席身邊的歲月》）中透露，中共中央高層一開始就知道「土法煉鋼」並不可行，整個行動的目的只在於收繳和銷毀全國民間的鐵製品，為天下初定的局面去除不穩定和叛亂的隱患；同時大量消耗掉剩餘的勞動力，並利用一場政治運動來鞏固權力中心和爭取時間。因為當時還有不少國民黨扶植的鬆散組織與軍閥勢力伺機叛亂，需要更多時間肅清。

張玉鳳認為，由於那些原本可能用來叛亂或至少製造動盪的勞動力與鐵器都在這一場運動中消磨殆盡，且運動中全民搜索鐵器以立功的風潮，讓有心囤積兵器的團體和人士每日冒著被檢舉的極大風險，其發展組織的速度也就嚴重受挫。

真是匪夷所思！史說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為防止人民反抗而盡收天下兵器鑄成十二個大銅人，今天毛澤東和共產黨的行為，比之秦始皇又如何？

「單株密植」和「全國人民吃飯不要錢」

工業上搞煉鋼，農業上便搞高產放「衛星」，同樣也是毛澤東頭腦發熱的產物。他先是提出「農業八字憲法」，即「土、肥、水、種、密、保、工、管」（土地、肥料、水利、種子、密植、保護、工具、管理），提倡「單株密植」，說密植能大大提高產量。 

1958年成立了所謂「人民公社」，颳起了「深耕密植」的高產風。此風先從北方颳起，小麥畝產不斷創新高，說是放「高產衛星」，你追我趕，產量越報越高，一直放到每畝 8000斤以上，而正常每畝只能產 500斤左右。

產稻的南方當然不甘落後，畝產也從幾萬斤放到十幾萬斤，節節上升，連窮鄉僻壤的廣東連縣也放出畝產 60000多斤的「衛星」來。「人民日報」不斷刊登高產放「衛星」的消息，還用威嚇的口吻說要對那些不相信高產的人進行「秋後算賬」。那時流行的口號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只有想不到的，沒有做不到的」。

我們看了中央新聞記錄片廠拍的短片，把七八塊地的稻子拔起來併插到一塊地上，然後得到了好幾萬斤的「豐收」。「人民日報」登出了「特大豐收」的照片，在密不透風的等待收割的稻田上，幾個小孩站立在稻穗上。當年這些弄虛作假的新聞記錄片和照片，我們都天真地相信了。

當時的形勢是雷厲風行，在把那些敢言的忠精之士打成「右派」後，誰也不敢再對毛澤東的一意孤行提半點意見。全國上下一派虛假，實事求是的人被說成「右傾保守」，遭到無情批判。連大科學家錢學森也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短文《太陽的熱力》為高產進行所謂「科學論證」。記得那文章是放在「人民日報」頭版右上角，就是後來報紙每天放「毛澤東語錄」的地方。錢學森說他根據太陽的熱力進行計算，每畝稻田產個 15000斤是完全不成問題的。一個知名科學家為了替毛澤東「擦鞋」，居然不顧科學

規律胡說八道，使他後來成為科學界的「最不要臉」！

不但農民種田，機關、單位、學校也都種。明知是假，也必須執行上級的指示，這就是所謂「無條件服從」的「黨性」。

從黨必須帶頭這個概念出發，集美中學宣佈搞「黨支部試驗田」，指標是畝產兩萬斤。當然不是校長自己種，而是挑幾個年輕力壯的學生來搞。只不過是幾分地，但屆時擴而大之，便可計算出一畝的產量了。

每個班也必須搞一塊「試驗田」，向黨表決心，報上產量指標。我始終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從來最討厭浮誇和弄虛作假，學不了別人的亂報，因而必然落後於所謂形勢。那年頭，一畝水田每造收個七、八百斤已經不錯，全國農業搞得最好的廣東潮汕地區，單季稻畝產千斤已是高產，怎麼可能像「人民日報」所吹的每畝產六萬多斤呢？就算怎麼密植，也總有個限度。連地裏的泥土都挖來秤，要多少才有個六萬斤呀！但那個時候，誰也不敢提點看法，怕被戴上一頂「右派」帽子。

我們班在校園裏分到一分地左右，便熱情地幹了起來。我和邱漢釗、王輝平和另一位同學，利用中午時間搞我們班的試驗田。第一步是深耕，用鋤頭深掘一尺半，把下面的土全翻起來，然後埋上大量綠肥，撒上草木灰，再灌上大量糞尿。最後是插秧，單株密植，插得密密麻麻，完成任務後等待「豐收」。

下了那麼多基肥和糞尿，秧苗初時確長得很好，大家都很高興！但隨著秧苗的長大，擠在一起，密不透風；植株得不到呼吸，開始爛根。結果是顆粒無收，黨支部試驗田也不見再吹牛了！

不了了之，這是一切運動的結果！

由於上面頭腦發熱，下面虛報迎合，高產的牛皮越吹越大，一直吹到畝產十多萬斤，連農村出身的毛澤東也擔心糧食太多吃不完！那時的報紙說，糧食實在太多了，多到吃不完，農民今後不要生產那麼多糧食了，會有更多農閒時間進行各種文娛體育活動。農村富裕了，要建立更多大學，農民都要上大學，生活實在太美好了。

既然有這麼多糧食，便想取消定量，讓人民放開肚皮吃飯。福建省初時也是這麼決定的，但畢竟信心不足，為了慎重起見，先讓部隊取消定量，其他單位則由各人進行登記，每月要吃多少斤。那時的廈門市，中學生每月定量 28斤（14公斤），有人便報要 45斤。結果是「公社化」吃了幾個月後，便出現了缺糧的恐慌，原來上報的那些產量都是假的，放開肚皮吃飯也就成了笑話！

在「大躍進」和農業大放「衛星」的喧鬧聲中，葉振漢校長給我們作了一個報告。他說：由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快速發展，我們完全有可能與蘇聯同時進入共產主義。但為了尊重蘇聯是老大哥，我們還得讓它先一步進入共產主義。比如說上午蘇聯進入了共產主義，我們便在下午進入。這對於當時無知的我們來說，簡直是一大喜訊呢！

校長又說：今年十一國慶後我們便要實行「全國人民吃飯不要錢」了！這簡直是一顆重磅原子彈爆炸！大家高興極了，議論紛紛。但蔡德安同學有懷疑，他對我說：「會不會只是十月一日國慶節那天全國人民吃飯不要錢，只是一天而已！」我說：「只一天吃飯不要錢有什麼意思，應是自那天起便永遠不要錢，實行共產主義了！」但事實是什麼也沒有兌現，只是放了一個空炮。

天真的我真相信所謂的「大好形勢」，興奮異常，便寫信給海外的雙親，說在海外生活那麼辛苦，中國就快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不如舉家買棹北歸，回來為國家服務吧。這導致了媽幾年後帶象弟及鸞妹回國，準備先讓他們留在國內讀書，然後再準備全家回國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