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建黨到大革命失敗這段初生期，幾乎全部費用都來自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中共對此迄今嚴格保密。本文根據蘇共解密檔案和學者的研究成果，揭開令人吃驚的一角。

  
●研究中蘇關係備受重視的兩位中國學者：上海華東師大冷戰研究中心主任沈志華（左），楊奎松（右）社科院中國革命史研究室主任。（本刊資料）

　　據中共歷史檔案財務統計，一九二七年共產國際秘密撥付中共各項款額接近百萬銀圓，這一數額相對於蘇聯這一時期援助國民黨與西北軍馮玉祥累計五千萬銀圓雖微不足道，但對尚處嬰幼期的中共來說，年助百萬已是天文數字了。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為支持國民黨北伐，赤俄援助國民革命軍五架飛機、五萬餘枝槍及其它軍火。（註15）蘇聯顧問對廣州政府之所以具有強大的政治影響，背後可是站立著強大的經援，包括資助赴俄學生的各種費用。

　　一九二八年六到七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由蘇聯提供約十萬盧布經費。聯共（布）政治局根據斯大林的建議，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一日再撥九萬盧布給中共應急。共產國際一九二八年上半年撥款十二點五萬盧布，聯共(布)政治局決定下半年增至三十四萬盧布。折合中國貨幣，一九二八年月均超過六萬元。（註16）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總書記向忠發被捕供詞：「國際幫助中國共產黨每月一萬五千元美金，（相當）中國五六萬元。實際上國際的款是俄國共黨供給的。最近經濟的支配權操在周恩來手裡......」（註17）直至一九三二年，中共機關全部遷入江西赤區，來自蘇聯的固定經援才中止。但被停發的相當一部分經費，共產國際建立「中共基金」，仍謀求以某種方式支援中共，只因苦求人員往來中斷無法交遞。

　　一九三三年十月下旬，團中央局書記、組織部長、宣傳部長均被捕，此前被捕並叛變的黨中央局書記盛忠亮入獄勸降：「......現在黨中央局、團中央局都幾乎全部破壞了，連最微薄的活動經費因同國際方面的聯繫斷了，也難以維持了......」中共總書記、黨中央局書記親口承認接受共產國際經費，成為國民黨捏有中共接受赤俄資助的確鑿證據。

　　紅軍長征抵陝後，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六日架起大功率電台，中共向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康生拍發的第一封電報：「請你們訊問國際能否每月幫助我們三百萬元」，並要求給飛機、重炮、高射機槍、步槍、子彈等。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張聞天再向王明、康生告急：「因為沒有現金，糧食也買不到了。請即刻經過天津付款處送一筆款子來，以救燃眉之急。我們的交通正在那裡等候。」張聞天再馳電：「你們答應十一月底在滬交款，究竟實行了沒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給了孫夫人？我們派人於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飛機到滬取款，並不可使落空，八、九萬人靠此吃飯。」（註18）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共產國際主席季米特洛夫向蘇聯財政人民委員會發電報：（向中共）「在撥出二百萬盧布之外，再提供：五十萬美元......」，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國，帶了三十萬美元。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季米特洛夫電告毛澤東：「援款一百萬美元已獲批准，將分批寄出。」（註19）俄援直到抗戰結束後仍在繼續，蘇聯將東北日軍遺留的大批軍械轉撥中共，林彪的東北野戰軍迅速膘壯，成為中共逐鹿中原最雄厚的資本。

陳獨秀向共產國際報帳要錢

　　向共產國際報帳是中共總書記陳獨秀的主要工作之一。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黨費，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人計國際協款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勞動運動約一萬元，整頓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印刷品三千元，勞動大會一千餘元，其他約二千餘元。」（註1）十分明確，經費主要來源「國際協款」，自募黨費僅千元（月均不足百元），不足百分之六。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陳獨秀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報告的結尾提到：

　　按此前批准的二千二百五十元預算，我們在一至三月應收到六千七百五十元，而你們給我們寄來三千四百二十三美元，僅相當於五千八百八十七元中國幣，因此還差八百六十三元。這個數字我們還要求補上，以後請給我們寄金盧布或有追加的美元。（註20）一九二五年四月九日，陳獨秀向共產國際遞交了十分詳盡的年度收支報告。

陳獨秀為經費與國際鬧矛盾

　　經費問題一直是中蘇兩黨的摩擦點。中共「一大」前後圍繞是否接受經援，爭論激烈；此後則為款額多少與撥款拖滯不斷「摩擦」。

　　「一大」之前，李漢俊向馬林表示：中國共運當由中共自己負責，共產國際只能從旁協助；中共只接受共產國際的理論指導並采取一致行動，但不希望依靠共產國際的津貼展開工作，只能在感到需要時接受共產國際的補助；共產國際代表只能是中共的顧問，卻不應居領導地位。馬林碰釘子後，急盼能與更有影響力的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見面。

　　一九二一年八月，陳獨秀在上海首晤馬林，基調仍是「鬧獨立性」：中共尚在幼年，一切工作尚未展開，似無必要戴上共產國際的帽子；中國革命有自己的國情，目前不必要接受共產國際的經濟支持，暫時保持中俄兩黨的兄弟關係，俟我們的工作發展起來後，必要時再請共產國際援助，以免引起中國無政府主義黨及其它方面的流言蜚語，會對產生中共無中生有的攻擊。陳獨秀與馬林的關係十分緊張。此時，張太雷到滬，奔走陳獨秀、馬林之間進行調停。李漢俊、陳獨秀這一最初的「鬧獨立」，成了中俄赤黨關係的一大基調。（註21）

　　陳獨秀在黨內會議上曾怒曰：「何必國際支持才能革命！」馬林大惶，遜謝不已。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陳獨秀與馬林之間的爭執，致使會議無法繼續。陳獨秀對李達等人說：每月只拿他們二千多元，事事要受支配，受制於人十分難堪，中國一國也可以革命，何必一定要與「國際」發生關係。陳獨秀連接幾周不出來與馬林會面，不願每周向馬林匯報工作。（註22）陳獨秀認為：中共黨員應該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革命要靠本國自己的力量，不能接受第三國際的資助，接受人家的錢就得跟隨人家走，而且一時也沒甚麼工作可幹，要錢也沒用處。陳獨秀還認為中國實現共產主義遙遠得很，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可能需要一百年，要革命青年重視學習，不要想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觀現實。（註23）

　　一九二七年七月寧漢合流，國共關係徹底破裂，中共轉入地下，形勢艱危，中共對俄援的要求也明顯提高，以致與掌握撥款的共產國際代表多次發生衝突。共產國際主管向中共發放款項的代表嚴厲批評中共不斷要錢。

　　中共依靠蘇聯經援，乃中共必須聽命「遠方」（共產國際代號）之底牌。至此，蘇聯對中共之所以具有強大操控權（如兩度撮合爭議盈天的國共合作）、季米特洛夫之所以對確立毛澤東為中共最高領導有重要一票、毛澤東在延安整王明之所以有所顧忌......一切的一切都有了合乎情理的清晰注釋。

註：

• （１）８、   《包惠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頁366；頁368、427─428；357。

• （２）９、  《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頁12；106；100─101。

• （３）廣東省委黨史辦、省檔案館編：《「一大」前後的廣東黨組織》，1981年版，頁2。

• （４）《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頁57。

• （５）《中共黨史資料》第一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版，頁174─175。

• （６）《姚依林百夕談》，中國商業出版社1998年版，頁28。

• （７─９）《「一大」前後──中共一大前後資料選編》（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頁121。

• （１０）《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頁243、245。

• （ １１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三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頁267。

• （１２）張國燾：《我的回憶》，東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第一冊，頁152─153。

• （１３）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頁209。

• （１４）16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831），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頁35；頁492─493、521。

• （１５）林伯渠：〈從同盟會員到共產黨員〉，參見《中共創始人訪談錄》，明鏡出版社（香港）2008年版，第23頁。

• （ １６）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二編，中文圖書供應社（香港）1974─75年版，頁163。

• （ １７ ）楊奎松：《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之考察（續）》，載《黨史研究資料》2004年第二期，頁25─27。

• （ １８）《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廣西師大出版社2002年版，頁48、64；147。

• （１９）《中共中央檔選集（1921─1925）》第一冊，中共中央黨校1989年版，頁47。

• （  ２０、２１）《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頁593。

• （  ２２、  ２３）《黨史研究資料》第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頁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