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死亡勞教營夾邊溝幸存者——鄉村教師王永興》有感

趙旭先生的《死亡勞教營夾邊溝幸存者-鄉村教師王永興》終於讀完了，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我想讓我的心情平靜下來。因為那帶血的文字在我閱讀的時候，讓我流淚、使我哽咽的幾乎要被窒息了。我不想再沈浸在那漫過喉嚨的血污當中，可沒有辦法，那些活下來的和死去了的一個個人物始終在我眼前晃動、在我的腦海裡徘徊。這雖然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傳記，可它記述了一個時代。鎮反、土改、肅反、反右、大躍進、三年災害、文化大革命，那驚心動魄的運動像一台巨大的絞肉機卷進去了多少善良的無辜，讓多少美好的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讓多少愛國志士流離失所、命喪大漠。尤其對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來說，那個年代就是一個永遠揮之不去的夢魘，在反右、文革中被暴虐摧殘致死、致殘者不計其數，很多優秀的人才被誣陷拷打、流放槍殺，許多文人墨客被逼得精神分裂、暴屍荒野，專制者的罪惡真可以說是:「磬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

      王永興出生在一個小農家庭，由於家中有其父和他兩個鄉村教師，這在以教育為先的民國時期農村就是很富裕的家庭了，土改中自然就由破落地主成了一個殷實的農村人家，化為地主成份成了一個地主家庭。中國大陸很多農村地區引蛇出洞的開門整風運動是在全國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開始後才進行的，當時的鄉村知識分子根本不知道以言定罪的災難正在悄悄迫近，報紙廣播上天天喊得「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只是一個大大的魚餌在引誘他們上鈎。王永興在永登縣學校暑假中才開始的開門整風裡，他給學校和鄉上提了一些合理化建議，希望政府和學校能多為農民兄弟辦些實事，能在學校教學工作中做些切切實實的事情。而他在反右運動中最大罪名是他給永登一中拋妻棄子娶了女學生的李校長寫了一張大字報，於是在其後永登縣的反右運動中他就成了一個張牙舞爪的極右分子，被發配到了甘肅省酒泉夾邊溝農場進行勞動教養。

     《死亡勞教營夾邊溝幸存者-鄉村教師王永興》沒有在其後的夾邊溝農場的勞教改造中只寫王永興一個人，而是寫了整個永登縣的反右運動，寫了全國各地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引蛇出洞。在這部作品里網狀式的結構聯繫了夾邊溝典型的一些人物，傅作義的堂兄弟傅作恭、女右派毛應星、著名教育心理學家章仲子、現代著名記者黃遠生的兒子1949年國共和談國民黨代表團中英文翻譯秘書黃席群、蘭州大學副校長陳時偉都在其中，這裡有科學家、教育家、心理學家、文學家、畫家、書法家、音樂家、舞蹈家等等，有甘肅省各縣市實事求是的共產黨領導幹部，有軍人、工人、大中小學的教師、工商業者，大大小小的知識分子在反右運動中都被冠以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等等。總之，這個小人物傳記寫得主要是一些普普通通念書人在那個年代悲慘的命運，反映的是那個時代真實發生的大大小小事件，折射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成立以後毛澤東時代的全貌。

王永興在經歷了地獄般的夾邊溝農場幸存回到永登縣家中之後，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感覺他比起那些拋屍荒漠戈壁的精英知識分子來說是慶幸的，他的苦難總算結束了，他可以像正常人一樣生活在白雲藍天的下面了。然而，我確實想錯了，實際上對於當年被划為右派分子的人來說更為殘酷的經歷正在等著他們，其後的文化大革命才讓他經歷了更為凶險的冰與火更大的考驗。掏廁所、挖水井、站冰塊、敲骨拐、被火烤、遭吊打，這一切都成了家常便飯。王永興被吊打在曾經教授過學生知識的教室里時他「反倒懷念起了夾邊溝，在夾邊溝時雖然肚子吃不飽，可在那裡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反革命分子就是右派分子和壞分子，不論是舊社會參加過國民黨，還是新社會里入黨的共產黨人，到了那裡他們誰也不提過去的事，他們都是一樣的難友，在那裡烏鴉站在豬身上都是一樣的黑，誰也不嫌棄誰。在夾邊溝時王永興對組里的每一個人都是一視同仁，大家共同在那裡度著難關。他想到了當年在夾邊溝時他領著組里的成員勞動在田間地頭，雖然到處是戈壁荒漠，可在低窪處還是綠柳成行，渠水潺潺。他想，我不能那麼自私，如果我自殺死了，勤英是不會原諒我的，父親和母親也是不會原諒我的，我一定要活下去，要讓孩子們長大成人。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孩子是我們王家的希望，只要人在就不怕我們沒有出頭的日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真是一個史無前例的運動。葉劍英元帥曾經沈痛地說過:「文化大革命死了兩千萬人,整了一億人,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轉引自《往事──1966寫真》。那個年代出生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人，現在都已是六、七十歲的人了，可是，當年正是這一代青年像鬥牛場上被狂熱的紅色激怒了的公牛，在神的呼喚下，高舉「造反有理」的大旗，打倒一切，懷疑一切，給整個中華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道德、心靈種下了永遠也揮之不去的創傷。在王永興的兒子王兆遠被招親的甘肅省古浪縣，「那是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發生在甘肅省古浪縣西山川里的‘西山事件’至今讓人毛骨悚然。造反派們在支左部隊的支持下，給柳條河裡的毛家灣、朱家莊，還有郭家莊、西山堡、四窪等村莊的地、富分子莫名其妙地扣上‘反動救國軍’的罪名，進行了慘無人道、滅絕人性的燒殺。他們用了五十多種最殘酷的刑法，如把北京火爐的大圈、二圈、蓋子在烈火中燒得通紅後，將被害人用繩子捆了後打得跪在地上，大圈套在肩上，二圈套在脖子上，蓋子頂在頭上。人此時被燒得皮肉吱吱響，冒出的青煙有幾尺高。被害人先是疼得慘叫，接著就昏了過去。然後造反派們將水潑灑在這些被害人的頭上，等被害人醒來後繼續打罵燒烤，直到氣絕為止。做這一切的時候，這些人還將被害人家裡的子女拉到現場觀看。甘肅省古浪縣泗水區上包壩胡家爐院村地主分子胡先民的外孫姚國偉的親爺爺是地主分子，伯父姚作舜是小學教員，他們父子倆就是相繼被這些人活活燒死的。造反派對女地主、富農更加殘忍，他們扒掉這些女人的褲子，將棍子從這些女人的陰道插進去，過一會兒這些女被害人就在鑽心的疼痛中氣絕身亡了。有一個女地主人長得漂亮，因在晚間沒有給事先威脅打過招呼的造反派開門，讓其發洩淫欲，這個造反派惱羞成怒，第二天用木棍從女地主陰道插入，將女地主母子殘忍殺害後，放到水衝下的大坑里，母親的屍體被仰臥著，造反派們將兒子的屍體抬去趴在母親肚子上一同掩埋掉。胡先民的舅子李葆廉是個地主兒子，被鬥急後，突然將自己肚皮用鋸條豁開，腸子頓時全部流了出來，造反派們就將他的腸子原裝進肚子里，用縫粗毛線口袋的大針胡亂縫了起來，這個李葆廉時間不長就死了。」我看到這些令人發指的事件時，渾身發抖，泣不成聲，我已經無語了，可在文化大革命中這樣的事情在中國不同的地區花樣翻新、種類繁多比比皆是。永登縣大同公社郭家墩小學的教師董長福因為他是地主的兒子，被王家坪大隊的造反派打罵摧殘致死後，大同大隊的造反派們為了報復，叫囂要讓郭家墩、王家坪的人同樣死去。這樣他們就找到了王永興，他們也要讓王永興和董長福一樣付出同樣的代價。因為那個年代地主富農家裡的人在農村被打死就像打死了一個麻雀和碾死一個螞蟻一樣，是不需要負有法律責任的，何況王永興不僅是地主的兒子，他還是一個右派分子。

趙旭的《死亡勞教營夾邊溝幸存者-鄉村教師王永興》沒有簡單地只記述當年的苦難，而是更多的在啓發人們思考，白描式的語言真實地記錄了每一個人，每一件事，讓我們似乎身臨其境。我在想，我們這個民族為什麼經歷了這麼多的苦難，統治者卻千方百計不讓人們進行認真的反思？明明是封建專制體製造成的悲劇，為什麼還要維護造成悲劇的獨裁者的形象？根源是既得利益者們不願意輕易放棄他們的權利。所以，由於權大於法造成的浩劫和今日里不受制約的權力導致的貪腐遍地，他們卻還在用各種理由反對司法獨立和三權分立。反右運動、大躍進、三年災害、文化大革命和其後的六四慘案都是由於軍隊被專制者利用而禍國殃民，文化大革命中很多燒殺擄掠都是由支左部隊支持發生的。文化大革命、重慶的「唱紅打黑」等等都是打著共產黨的旗號而無法無天的，這說明任何一個集團和個人，他們都可以利用軍隊的支持打著紅旗去乾法西斯的勾當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軍隊的國家化是實現民主的必要條件，軍隊的國家化才能防止某些個人和集團隨意駕馭國家機器對人民實行法西斯專政、或者將國家和人民的財產中飽私囊攫為己有。古今中外的歷史教訓讓人類創造發明瞭制約權利、防止獨裁和腐敗的文明體制，可是既得利益者卻蒙蔽人們將呼喚民主自由普世價值的愛國志士誣蔑為「中外的敵對勢力」。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使中國的經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政治體制改革一直止步不前。由於政治體制的落後，我們的學校培養出來的是一批批只有知識而沒有頭腦進行獨立思考的機器人；由於政治體制的落後，我們的官員眼睛只盯著給他們官位的上級領導，心裡就沒有人民群眾；由於政治體制的落後，我們的輿論只能維護既得利益者的權利，而不會成為監督制約權利的工具；由於政治體制的落後，我們只能自彈自唱始終融不進世界文明的大家庭當中。所以說，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讓中國的改革成了跛腳的前行。中國要繁榮強大，也要民主自由。現在有一句很時髦的話叫「不忘初心」，我們知道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中國人的初心是要建設一個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生命、財產、憲政、法治、富強的中國。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政治體制改革，改革的成果最後還是要被豪門權貴和一些資本家所瓜分，中國廣大勞動人民是得不到真正意義上實惠的。

在改革開放四十年的今天，香港開放出版社出版了趙旭先生的《死亡勞教營夾邊溝幸存者-鄉村教師王永興》這一本好書，在謊言遍地人們精神食量極度匱乏的今天以饗了廣大讀者。我在此以一個讀者的名義對香港開放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謝，對作者趙旭給以深深地鞠躬。我用1923年孫中山先生的題詞作為結束語：「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