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集美的日子（四）

進入高三

1958年9月開始，我們進入高三，從南薰樓搬到尚忠樓住。讀完高三，便要考大學了。

那個時候，福建省已經連續三年全國高考第一，而福州一中又是全國高考第一的中學。其他還有莆田一中、惠安一中等，都是高考名校，集美中學只位於中游。

福建高考的經驗一是所有高三課程於一個學期內完成，餘下的半年進行多次模擬考試，務求熟習高考的一切；二是猜題，把複習的範圍盡量縮小，集中精力攻克難關。

為了集中力量，我們8班被拆散，根據各人所考類別，分插到其他班去。我考第一類理工，被分到6班；考第二類醫農和第三類文科的也都分到其他班去。

6班的班主任是魏昭遠老師，高瘦個子，教三角。教化學仍是蔡純瑜老師。教幾何是林文土老師。他們都是閩南人。羅啟西老師教代數，他是閩西龍岩客家人。劉慧君老師教俄文，原籍安徽。其他老師都記不起了。

我曾做過一些科的「科代表」，因為我的功課很全面，幾乎樣樣都行，連體育課在內。我演算三角和代數是最拿手的，一行行排列下來，既工整又明晰。老師最喜歡改我的作業，然後讓我貼在班上的佈告欄，給其他同學對照著改。

一天深夜，張念華肚子劇痛，我們幾個人把他送到集美醫院。因為是夏天，大家睡覺只穿內褲，起床時急急忙忙，沒有帶錢。醫院的值班人員一定要我們先交兩毛錢掛號費，才肯叫醫生來看病。我們向其解釋一時沒有帶錢，請先登記，我們即刻讓一個同學回尚忠樓拿錢，醫院離尚忠樓近在咫尺，一會兒錢便到了。登記人員堅持不肯，我們開始發火，最後他終於屈服。這恐怕是今天所有醫院要先交錢再看病的先驅！

「勞衛制」挑燈夜戰

魏老師給予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和我們一起挑燈夜戰「勞衛制」。1956年國家體委頒佈「勞衛制」，初衷本在於提倡和獎勵體育活動，增強學生的體質。但到了58年強制搞中學生人人通過「勞衛制」運動的時候，就完全變了質。

那是搞「運動」的年代，什麼東西都要搞「運動」，然後拿「成績」「向黨報喜」。

我們班的蘇美英是一個不到一米五高的十分瘦小的女同學，體育很差，要她通過「勞衛制」一級標準，那完全是不可能的事。100米跑和跳遠，她都離標準很遠，但是她必須通過，因而感到壓力很大。

　　為了表示響應黨中央的號召，集美中學在大操場進行「挑燈夜戰」。臨時豎起了竹竿，拉上了電線，燈泡發出暗淡的燈光，操場上人影幢幢，跳高、跳遠、跑步、投擲……，連夜苦練，一定要每個人都通過「勞衛制」一級，十分熱鬧。

　　但蘇美英無論如何練不出來，這是由於她的身體條件所限制，誰也幫不了忙。同學

們組織了助跑啦啦隊，在後面摧著她跑，也是沒有幫法。最後只有弄虛作假，在她起跑後才按秒錶，未到終點便提前按秒錶，便說是及格了。跳遠則把量尺放鬆，說是達標了。這是被迫出來的不得已的弄虛作假，因為上頭不實事求是，下面只能以虛假來應付。正如當年名作家蕭乾所說的：那是一個「非撒謊不可的年代」！

　　由於老師們也必須投入鍛煉，所以高瘦的魏老師必須帶頭。他帶領大家跑1500米，其他人在旁敲鑼打鼓，吶喊助威。「勞衛制」的1500米是很難跑的，沒有經常鍛煉的人，到最後一圈幾乎是舉不起腳來，屁股也十分痠痛。到了離終點大約50米的時候，魏老師已經辛苦得不行，累得就快要倒下來。幾個同學趕緊進入跑道，挾著老師兩邊的胳肢窩，勉強把他扶到終點。我直至今天還能想見當年老師跑不動快要倒下來的樣子。                                 　　　

後排中間是魏昭遠老師（1996.02.22攝）

「向黨交心」和「反右傾」運動

　　「反右」運動剛過去沒有多久，接踵而至的是要求知識份子「向黨交心」運動。1958年1月，毛澤東在第14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說：「每個人要把心交給別人，不要隔張紙，你心裏想什麼東西，交給別人。魯迅的作品很好，他把他的心與讀者交流。不能像蔣介石那樣，總是叫人不摸底。『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輕拋一片心』，這不適合今天的社會的。……要把心交給人。」這就是在1957年「反右」運動的基礎上，1958年開展的「向黨交心」運動的由來。

　　所謂「向黨交心」，不是要知識份子向黨交出「紅心」，而是要交出自己的「白心」和「黑心」。就是說，「黨」要你向它坦白你的「反動思想」，檢查自己的錯誤，改變「資產階級政治立場」，搞臭「資產階級個人主義」……

　　經過了「反右」的慘痛教訓，每一個知識份子都如驚弓之鳥，誰都不敢隨便開口。但「運動」要推行，便採取擠迫的做法。我有一次到數學教研室去，看到牆上貼了羅啟西老師的大字報，批評他作為一個共青團員，在「交心運動」中沒有帶頭，不敢「向黨交心」。

　一個「運動」還未結束，另一個「運動」已經興起，那就是「反右傾」運動。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連續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最初目的是為了總結「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經驗教訓，但因為彭德懷7月14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萬言書，對「大躍進」提出了一些意見，批了毛澤東的逆鱗，令毛澤東老羞成怒，便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四人打成「彭黃張周反黨集團」，並且誣陷彭德懷「裏通外國」。接著在全國掀起「反右傾」動動，被定為「右傾機會份子」的幹部和黨員達到300多萬人。

    事實是，「大躍進」導致經濟的崩潰，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彭德懷回湖南老家看他的寡嫂，發現窮得不能舉炊。對毛澤東忠心耿耿的他便給毛寫了信，只是避重就輕地提出「大躍進」的一些做法不對，便被毛打了下來。

　　當時毛澤東正想奪取世界「共產主義」的領導權，遭到蘇聯赫魯曉夫的抵制。蘇聯取消了對中國的援助，從中國撤回專家，使中國更加雪上加霜。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出版的彭德懷自傳，提到廬山會議後他拒絕寫檢討，但有另一領導同志來勸他寫，說是為了維護毛主席的威信，維護毛主席同國際修正主義（即蘇聯）作鬥爭。我想那勸彭德懷寫檢討的「領導同志」一定是周恩來。周是一個八面玲瓏的人，總想各方面都討好，盲目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實際是為虎作倀，助長了毛澤東的錯誤。彭德懷是剛直的，卻落得悲慘下場！

模擬高考

　　1959年秋，我們就要參加高考。高三的功課已於上學期教完，下學期就進行全面的複習和三次模擬考試。這就是福建省的高考經驗以及福建能連續三年全國高考第一的原因。

　　所謂模擬高考，就是由老師根據往年高考所出的考題，估猜今年大概會出什麼題，然後進行考試演習。各科都估猜出一些可能會出的考題，進行重點複習突擊。特別是作文，估計今年高考會出什麼題目，讓每個同學都依此題目練習做，一次次做，直到老師認為滿意，給5分為止。我第一次做便得5分。有的同學做了多次，都只能得3、4分，老師便將一些5分的作文貼出來，要那些老做不好的同學參考，直做到5分為止。最後，要求那些達不到5分的同學把別人的作文背下來，如果高考真的出了猜中的作文題，便可照搬。記得當年所猜的作文題是《一個有意義的暑假》，或是《我所過的最有意義的一天》。因為那個時候「勤工儉學」當令，所以老師便猜了這樣的題目。後來高考真正出的什麼作文題，現在卻記不起了，可惜！反正我對於作文並不害怕。我慣於不起草稿作文章，這是媽從小就訓練我的。

　　在語文複習中，我發現一個長期寫錯的字：「厚」字。「厚」字從厂從曰從子，因為它和「原」字相似，我老寫成從厂從白從子，曰字上面多了一撇。語文老師還告誡我們，說一些人寫文章經常用「必需要」三個字，可「必需」就是「要」，用「必需」後再加「要」字，便重複了。此說有理。但我發現許多作家往往也用「必需要」。

　　模擬高考是一種只講表象不求實質的做法，反映了大部份人不實事求是的作風。片面追求升學率，導致有的學生雖然考上了，但學習一直跟不上，需要中途退學，造成了國家的損失和浪費。但福建省連續三年高考高踞榜首，在全國卻是大大地出了名。

僑生慰問團和參觀學習團

　　在這個時候，來了一個「僑生前線慰問團」，鮑亦兒是團員之一，大家見面十分高興。這是中僑委組織的一個華僑歌舞團，到福建前線來慰問演出。我們許多老同學和鮑亦兒一起坐在尚忠樓前的草坪上談天，向她詢問廣州老師們的情況。

　　也在這個時候，集美中學高中三年級派出一個參觀學習團到全省各地名中學取經，包括福州一中和莆田一中。我因功課好及政治上積極被選上了。8班除了我之外還有女同學黃毅。黃毅是印尼僑生，原名保珠，功課雖不是太好，但性格開朗爽直，政治上積極，在廣州補校時就入了團。她父親又是印尼大富商，那個時候國家正在大力爭取僑匯，所以一些海外大資本家的兒女都成為各方面的代表。這正正表現出共產黨的投機本質。黃因認為保珠二字俗氣，改名黃毅。

　　在中國這樣的專制極權社會，戶口控制十分嚴密，改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必須給公安部門打報告，經嚴格審查批准後才能生效。黃原籍福建莆田縣涵江鎮，但她不會說莆田話，只會說閩南話，因為她在印尼住的那個地方，華僑絕大多數是閩南人，所以大家都說閩南話。她父親寄了一大筆錢回鄉建房子，她在鄉間的祖母要建成老式的，她卻堅持建新式洋樓，結果便在田間建了一座兩層樓的新式平頂洋樓。涵江是廈門去福州汽車必經之地，她家的田在公路旁，車過涵江時便可見孤立在田間的洋樓，顯得有點不大協調的樣子。

　　參觀學習團的第一站是莆田。莆田古稱興化（包括仙遊縣），是歷史上有名的文化名城，古時科甲鼎盛，高官輩出，素有「海濱鄒魯」及「文化名邦」之美譽。據專家研究，興化歷史上出過21個狀元、7個榜眼、5個探花。

　　莆田縣城不大，卻有許多古代遺留下來的牌坊。莆田曾是有名的「牌坊之鄉」，據說鼎盛時全縣牌坊多達上百座。有一條街巷（舊十字街一帶），我見到一整排美麗的牌坊，雕工精細。有「大宗伯」坊，紀念明代禮部尚書陳經邦，他是莆田城區廟前人；有「燮理元臣」坊，紀念明代文淵閣大學士周如磐，他是莆田連江里清浦村人；有「春宮佳客」坊，為紀念陳經邦的父親陳言而建，陳言是東宮的佳客，「春宮」即指「東宮」；有「大司馬坊」，紀念明代兵部尚書郭應聘，他是莆田縣華石鎮東華村人。這些牌坊經過「史無前例文化大革命」的洗劫，已經蕩然無存。現在網上只找到一個，說是莆田東門僅存的石牌坊。

　　莆田位於福建沿海中部，北依福州，南接泉州，東面與台灣隔海相望。莆田人講的方言最奇特，福建省就莆田縣、仙遊縣及其周邊地區講這種方言，叫「莆仙話」，既不同於粗聲粗氣的閩北福州話，也不同於較為軟綿的閩南話，其特點是舌尖經常頂著牙齒發音，帶有唏唏的風聲。

　　潮州人據說大部份是從莆田遷來的，但演變出來的潮州話卻和莆仙話大不相同。有一次從香坐船回集美，在船上碰到一個姓陳的新加坡華僑，祖籍集美，是陳嘉庚的族親。他告訴我說：當年莆田人為了抗議當官者的迫害，大批乘船南逃，目的地是新加坡馬來亞南洋一帶。有的船到了潮汕，見到海岸，以為是南洋，便住了下來，殊不知仍是中國地界。他們從此便在此地生殖繁衍，因而流傳下一句話：「潮州人福建祖」。

　　莆田的林姓是大姓，所謂「莆田林」。潮州人姓林的也很多，大概與「莆田林」有很大的淵源。曾聽難友許多泰講過一個掌故：有一個主考官最討厭「莆田林」，決定該年會試一個「莆田林」都不取。他把所有莆田姓林考生的卷子都揀出不看，隨手丟在蚊帳頂上。誰知他看卷時打翻了油燈，把桌子上的卷子都燒了，他只有把棄於蚊帳頂上的卷子拿下來看，使得那一科所取的進士都是「莆田林」。

　　我們到莆田的時候正是冬天，天氣很冷，手凍得很僵，不聽使喚，筷子都拿不穩。莆田和惠安是福建有名的兩個蕃薯縣，一年要吃兩三個月蕃薯，沒有米吃。按國家規定的定量，五斤蕃薯抵一斤大米。因為我們是參觀人員，和教師們一起吃，吃蕃薯。我覺得莆田的蕃薯很好吃，金黃色的肉，十分香甜。

        莆田的體育也不錯，尤其是排球，比較普遍。有一個小發電廠，還是華僑捐建的，夜裏發出暗淡的燈光，而且經常停電。莆田一中的學生，晚上都備有蠟燭，準備隨時點上。福建學生是比較勤奮的。

　　我們在莆田的時候，剛好「僑生前線慰問團」也在這裏演出。我們想看，亦兒便邀我們晚上跟歌舞團的人一起排隊進場。誰知守門的人十分警惕，發現歌舞團多了幾個人，但並沒有阻止我們進去，只是去報告，然後暗中加以監視，我們一點也不知道。　　

　　第二天，帶我們參觀學習團的老師問我們昨晚是不是跟僑生慰問團去看演出，我們說是，才知道我們差點闖了禍，幸好沒有出事。我們沒有受到批評，只是感到我們僑生

實在太單純，心地太坦誠，沒有考慮那麼多「對敵鬥爭情況」，實在不知天高地厚！

　　第二站是福州一中。福州這個城市，當年給我的印象很差。這不只是因為福州話十分難聽，而且由於福州狹窄的街道和殘舊的木屋。有的成排的木屋已經嚴重傾斜，兩頭用大木條支撐著，像是搖搖欲倒；而且木屋前面沒有留人行道，門窗逼著馬路，使本來已經很窄的路更形迫窄。這主要是因為當權者認為福州是前線，一直準備打仗，要「解放」台灣，所以不宜建設和發展。

　　在福州一中沒有留下什麼印象，只是旁聽了一個高三班十分厲害的對「反革命」的批鬥會。他們把課桌圍起來排列成批鬥場地，批鬥會便開始了。主持的團支書是個轉業軍人，國語講得很好。被批鬥的那一個名叫陳祖艦，也是從部隊轉業來讀書的，也是團員。批鬥十分激烈，群情洶湧，呼呼喝喝，聲震耳鼓。我發現團支書和陳祖艦都是轉業軍人，也都是團員，而且年紀都較大，在班上分成兩派，祖艦這一派是反對支書的。支書大概得到校方的支持，因而把祖艦打成「反革命」。令我難忘的是他們說陳祖艦的外祖父昔年當過國民黨海軍的艦長，所以他取名祖艦，是「懷念國民黨反動派」，「堅持反動立場」，「妄想變天復辟」云云。哦！連名字都是「反動」的，那實在是「罪該萬死」了！「祖艦」這兩個字，從此銘刻在我的腦海中。

　　回到集美後，我向全體同學作了彙報。

又紅又專積極份子

這個時候中學評「又紅又專積極份子」，我榜上有名，領了一張獎狀。我不記得當時是怎麼個評法，應該不是一人一票，大概是老師們經過研究評出來的。我的功課好，又是團支部書記，當然屬於「又紅又專」。但我不是那種積極向上爬的人物，做人又一貫中庸，循規蹈矩，一心只想學好科學報國，單純得很。

我是個興趣廣泛的人，除了數理化外，散文、詩歌、唐詩、宋詞、外語、音樂、體育、集郵……都是我的所愛。我訂有《知識就是力量》、《詩刊》、《集郵》、《歌曲》、法文版《莫斯科新聞》等雜誌報紙，在北京集郵公司有一個買紀念郵票和特種郵票的戶口。何子江同學送我一本北京集郵公司出的貼票簿，當時價值五元人民幣，十分名貴，我永遠記在心中。

當時國際社會主義集團國家的人民之間時興交筆友，我有三個，分別在捷克、匈牙利和蘇聯哈薩克首府阿拉木圖。

填高考志願

終於到了填高考志願的時候。那時候十分強調服從分配，一切要聽從組織安排，不能鬧獨立。志願有18個，一定要填滿。當年正是號召「向科學進軍」的年代，又是「大躍進」，因而我滿腦子盡是學好科學報效祖國的念頭。

我是有志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的，一直對地質勘探感興趣。當年流行的《勘探隊員之歌》是我的所愛：「是那山谷的風吹動了我們的紅旗，是那黃昏的雨洗刷了我們的帳篷。我們有火熖般的熱情，戰勝了一切疲勞和寒冷。背起了我們的行裝，攀上了層層的山峰，我們滿懷無限的希望，為祖國尋找出豐富的寶藏。」我幻想自己將來也當上勘探隊員，背上行囊，走遍了祖國的山山嶺嶺，為祖國探礦尋寶，那是多麼有意義的事！因此我在填志願時，頭幾個都是地質學院，其次是水利學院。我希望建設偉大的祖國，認為這是十分神聖的。

魏老師審查了我填寫的志願，找我談話。他否定了我所填的志願，語重心長地說：第一、你功課這麼好，將來應該從事研究工作，所以要多填理科；第二、地質和水利都是十分辛苦的專業，你身材細小，不能適應這樣辛苦的工作。魏老師要我重新填寫。

於是我不再填地質，轉填理科，記得頭五個志願是：（1）中國科技大學「應用數學和電子計算機」專業；（2）北京大學核物理專業；（3）北京化工學院化工專業；（4）北京郵電學院無線電製造專業；（5）廈門大學化學系。結果我被錄取到廈門大學化學系。

那個時候實在太天真，以為自己功課好，又積極要求進步，是學校評選的「又紅又專積極份子」，考試一定無往而不利，不懂得共產黨內部還有許多不可告人的用人原則，填寫志願要受許多因素制約，如一個人的出身、政治背景、海外關係等。一些尖端科技和被列入保密範圍的科系，有海外關係的僑生是碰不得的，絕對不會被錄取。甚至像郵電學院的無線電專業之類，也不錄取僑生，因而我頭四個志願都白填了。我後來知道，北京化工學院校名看似普通，其實是一間保密大學，怎麼會錄取一個僑生！

在數理化三科中，我最喜歡數學，其次是物理，並不特別喜歡化學；但既然填廈門大學，當然填化學系，因為那是廈大的名牌。廈大有兩大名牌，化學系和政治經濟系。校長王亞南是知名經濟學家，曾與郭大力合譯《資本論》。化學系則有三個名教授：物理化學家盧嘉錫（留美教授，研究物質結構）、分析化學家陳國珍（留學英國）和催化專家蔡啟瑞。蔡啟瑞是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化學博士，1956年才從美國回來。上廈大時，盧嘉錫是副校長，陳國珍是化學系主任。

集美中學被錄取到中國科技大學的只有兩人，1班的俞昌旋和8班的林瑞煙。他們兩人雖然也是僑生，但俞昌旋是1948年7歲時便隨父母從印尼全家回國，已經沒有任何海外關係，可不算僑生。而林瑞煙呢？後來聽唐朝水說，他父親林瑞煙是當年的中共黨員，後來逃亡到新加坡去。中共奪得政權後，他挈全家回國，無論如何也是自己人。林瑞煙可算是「革命後代」，錄取中國科技大學也就順理成章了。

　　我本來物理考得很好，估計全對，但因為我填北大的核物理專業，那是尖端，應該保密；而北京郵電學院本不算尖端，但因為我選擇無線電專業，基於我是一個僑生，不論功課多好，也是「保密莫問」。

    集美中學42組6班進廈門大學化學系的有5人，男的是黃松才、蕭再鳴和我，女的是林玉娟和李慧璂。進數學系的有2人，莊士學和吳志超。莊士勉被分配去廈門師專，兩年制。他後來藉詞申請去北越。最怪是張應芳，本來功課很好，考第一類，卻被分配去福建師範學院讀地理系。盧志玲沒有考上，被分配去江頭區一個農業中學教書。

十二級以上颱風

1959年8月23日，我們經受了一場12級以上的大颱風，史稱「8•23風災」。那天晚上，大雨滂沱，屋瓦被狂風掀起，到處亂飛。我們從頂樓宿舍下到二樓的課室躲避，用大木條把窗和門都釘死，感受到尚忠樓在搖晃，閂門的鐵條都被吹彎了。

偏偏在這個時候，鄭朝林肚子劇痛，非要去附近的廁所解決不可。我們都叫他忍一忍，怕出去被亂飛的瓦片擊中。他終於忍不住冒著風雨出去解決，然後平安回來。

　　這是一場毫無準備的颱風，聽說氣象預報只說有8級，位於海邊的廈門經常吹7、8級風，簡直是小事一樁，所以漁民都沒有做好準備和上岸，導致很多人死亡。因為傷亡這麼慘重，後來便改口說是12 級以上。

　　颱風過後，滿地碎瓦，一片狼藉。集美倒了三座飯廳，不少樹被折斷或連根拔起。許多漁船被掀沉，有的被高潮巨浪推上岸，擱在我們的游泳池邊。

　　對於這場風災，《廈門市誌•大事記》的記錄僅寥寥兩行：「1959年8月23日，12級以上颱風正面襲擊廈門市，死傷近千人，大樹被連根拔起，房屋倒塌，部份海堤崩毀，人民生命財產損失重大。」《廈門港誌》的記錄詳細些，但仍語焉不詳：「1959年8月23日，颱風正面襲擊廈門港，風力達12級以上，風向東南東，定時最大風速38米/秒，暫態極大風速60米/秒。」「1959年8月23日，廈門港遭受強颱風正面襲擊。有23艘木帆船沉沒，死亡9人，其他損失嚴重。（鷺江道）第一碼頭完全毁坏。」

　為什麼記錄這麼簡單？因為氣象預報不準，沒有絲毫準備，造成太多人命傷亡，最好是「語焉不詳」了。有人說：這樣簡單的記錄，既是對自然災害的漠視，更是對受災遇難百姓的傲慢，令人無語。還有人沉痛地寫道：「由於颱風警報年年有，卻沒有一次從廈門登陸，終於造成從領導到群眾普遍思想麻痹大意，最終釀成慘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