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廈大的日子（一）

滿懷希望進入大學

1959年秋，我進了廈門大學化學系，滿懷希望要努力學習，以便將來為祖國貢獻自己的力量。班上有三個僑生，除了黃松才和我，還有印尼女僑生林桂英。

廈門大學化學系是廈大最大的系，除了歷史悠久，主要有三大名教授：

 左至右：盧嘉錫、陳國珍、蔡啟瑞 

盧嘉錫(左)、蔡啟瑞(右)

副校長盧嘉錫是物質結構專家，原籍台南，生於廈門，1934年畢業於廈大化學系，1939年在英國倫敦大學獲博士學位後到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學習和工作，1944年獲美國國防研究委員會頒發的成就獎，1945年回國後一直在廈大工作，1960年調任新開辦的福州大學副校長和福建物質結構研究所所長，1981年出任中國科學院院長。

陳國珍，分析化學專家，廈門人，1938年畢業於廈大化學系，1948年到倫敦大學皇家學院化學系深造，195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後回廈大任教。

　　蔡啟瑞，催化專家，1914年生於福建同安縣，1937年畢業於廈大化學系後留校任教，1947年春被廈大選派赴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研究生院留學深造，1950年在該校獲化學方面的哲學博士學位。蔡教授於1956年從美國回歸，那年我剛回國在廣州華僑補校讀書，看到「人民日報」的大幅報道，很受感動！

初嘗大學生活

廈門大學四個字為魯迅手書

我們在集美中學吃的是「大鍋飯」，不論高矮胖瘦，人人一樣。每月糧食定量28市斤（即14公斤），膳食費每天三角錢，每餐的菜多少會有一點小蝦、蟶子、肉丸或肉醬之類。可是糧食每天不夠一斤，一斤10兩，如果早餐吃2兩粥，中飯和晚飯每頓便不夠4兩米飯了。如果每天吃一斤而又碰上大月（31天），你便要三天沒飯吃，因而往往有個別飯量大的同學到月底要以喝開水來填滿肚子。他們有時可以得到飯量相對較小的女同學的一點支援，日子便沒那麼難熬。

到了大學，有點不一樣了。那時候，「大躍進」的災難還未浮現，食堂的菜分三個等級：四分、八分和一角六分。如果買一角六分錢的菜，便會有一塊炸帶魚，或一個皮蛋，或一些炒肉片之類。可是我們只享受了很短時間的一角六分或八分錢的菜，就又回到了「大鍋飯」的年代，大學生的糧食定量更降低至每月26斤，比當年在集美中學的定量再少兩斤，大家都吃四分錢的清一色青菜了。

大學裏的等級社會

大學裏事實上也是一個等級社會，有多種級別。教授分三級，副教授、講師、助教也是，合起來就有十二級。在那個時候，盧嘉錫先生是一級教授，蔡啟瑞先生二級，陳國珍先生三級。顧學民（女）先生是化學系系主任，副教授，不知幾級。

　　一級教授每月的工資有三百多元，二級教授兩百多元，三級的一百多。講師一般是八十至一百元之間，助教六十多元。記得大學生一畢業，工資只有45元，要三年後轉正才有六十多元。要從一個三級助教升至一級教授，要攀上這十二級台階，不知要經過多少年。

　　教授有高級宿舍住，是花園式獨立屋，其他等而下之。

　　我發現化學系有一個「右派」學生，是高班的同學，每天都在掃地，不知還有沒有聽課。他應該處在最下層的地位。

一年級的同學

一進入大學，我就不用當團支部書記了，真覺得「無官一身輕」。雖然我在集美中學高三時被評為「又紅又專積極份子」，但由於僑生在政治上始終得不到信任，隨著政治的抓緊，成份和出身變得越來越重要，只有工人和貧下中農出身才吃香。

化學系一年級共開六個班，每班三十多人。同學多為福建籍，閩南和閩北的，非福建籍的屬少數。我班有一個最奇特的來自山西的同學高善孝，是山西錄取的大學生，因特殊關係才轉到廈大來。那時的大學實行分區招生，廈門屬於華東區，沒有向山西招生，因為高善孝的姐夫在福建省委當宣傳部長，他才能轉到名牌的廈大化學系來。他的功課雖然很差，但人卻老實。

我們在集美中學住的是大宿舍，每間五六十人，一排排的雙層木床，擠在一起。大學比中學住得好些。廈門大學的宿舍樓叫芙蓉樓，一共有四座，從芙蓉第一到芙蓉第四。化學系男同學住在芙蓉第一，是一座中西合璧建築，飛簷翹角，紅牆綠瓦，十分美麗。每間房靠牆四角放四張雙層木床，中間分兩排放八張書桌，晚上可以在宿舍裏做功課。

芙蓉第一

我們房間八個人是：鄭標練（永春縣）、林期英（福清縣）、林國南（福州市）、方接枝（雲霄縣）、吳開河（仙遊縣）、葉祥斌（惠安縣）、茅文星（上海市）和我（僑生）。

芙蓉第一前面不遠處有一個水井和一些洗衣槽，是我們洗衣服的地方。再向前是農民的菜地，按季節不同，種的是椰菜、白菜、菠菜、空心菜或白瓜。白瓜與黃瓜類似，白色或淺綠，有甜味，可當水果吃。

1988 年2月18日重臨廈大，已物是人非。

林桂英是一個思想十分單純的僑生。她的父親是資本家，她認為自己的父親是一個很好的人。當學校開展「運動」批判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時候，她老是說自己的父親好。她說她父親對待工人特別好，工人病了為他請醫生，付醫藥費。她不明白為什麼說資本家一定會剝削工人。在學習討論會上，她老是提出她不理解這剝削人的理論。她根本不理解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實在是太天真了！

鄭標練是個白晳的青年，小個子，因出身屬工人階級，被指定為團小組組長。他是個老實人，不會「整」人，功課也不差。他出生於新加坡，自小回國，有雙重國籍，還有一個叔叔在新加坡。當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的時候，新加坡政府來函通知他可以回新加坡，但他已考上大學，便放棄了新加坡籍。　　

　　葉祥斌是惠安人，考上大學時才17歲，是班上最小的同學。他功課挺好，人也精靈；方接枝，雲霄人，高而瘦。他是團員，人挺老實；何碧霞，泉州人，紮兩條長辮子，功課不差。

　　福州同學有：林國南、鄭崇直、張水銘、何秀如、陳棣芬、陳抗甫。鄭崇直的功課很好，他的父母1949年去了台灣，他是由祖母帶大的，一直背著「反動家庭」的包袱；但他努力學習，功課好，且那時大學錄取還不那麼強調成份，他才能上大學，還被任命為班長。何秀如的出身最好，父親是碼頭工人，是無產階級中最革命最響噹噹的角色；但她功課很差，考試常得兩分。陳棣芬小巧伶俐，功課很好，被選為學校運動隊的體操隊員。她和陳抗甫在中學時便相戀，一起被廈大錄取，同班，又同是體操隊員，卻沒有一個好結局。聽說陳抗甫後來移情別戀，陳棣芬一直沒有結婚。痴心女子負心漢，奈何！

　　福州話十分難聽，福州人講話粗聲粗氣，像吵架似的，不知這種話是怎麼形成的？

　　林期英，福清人，為人爽直，富正義感。我對他印象特別好，我們常在一起打排球，他打得不錯。福清話和福州話可以相通，但據說也有所不同。吳開河，仙遊人，瘦高個子，人也正直，是個好人。

　　印象最差的是三個莆田人：林仲華、林英奇和翁金標。翁金標出身中農，被任命為團支部書記。他是屬於那種向上逢迎向下欺詐的典型人物。中國的中下層幹部，大多數屬於這一類型，這是環境使然。不過當年在大學裏，這種人雖然是團幹，卻不獲同學們的好感。所以他們只能三個莆田人連成一氣，有點兒被孤立。剛好這個時候上演一齣電影《紅湖赤衛隊》，那出賣同志的叛徒叫王金標，大家便背後叫翁金標為王金標，以示對翁的惡感。林仲華是個狡猾的人，他被任命為團支部委員，出身大概也是中農。

　　印象最深的是林英奇，因他很有錢，而出身卻是響噹噹的貧農階級。他家之所以被評為貧農是因為無田無地，但他哥哥在印尼發了財，很富有，這就是評階級的虛假性。林英奇不但僑匯多，他哥哥還從印尼給他寄來了新單車。當年在廈大，他是「有單車階級」，是頗為了不起的。大學上課經常換課室，每次都要走許多路，有單車便可以方便許多。我班只有兩人有單車，一是黃松才，是他爸從金邊回來看他時帶來的；另一就是「貧農」林英奇，「貧農」是大家給他取的外號，諷刺他是一個很有錢的「貧農」。

大學一年級的功課

大學一年級修兩門主課，無機化學和高等數學。外語仍修俄語。

教無機化學的是系主任顧學民，當時是副教授。顧先生是江蘇吳江人，1933年畢業於江蘇省立蘇州女子師範學校，後赴美國密歇根大學化學系深造，獲化學碩士學位。她是我國著名的無機化學家。

教俄語的兩位老師都來自上海，女的是康雪娜，男的是鄒露嘉。他們都有上海人的派頭，裝扮和服飾都比較洋氣，遠非福建窮鄉僻壤土裏土氣的學生可比。特別是女老師康雪娜，不但衣著漂亮，連名字也帶有洋味。

上課在階梯課室進行，六個班的學生一起上。由於課室很大，沒有擴音設備，坐在後排的便聽不清楚老師講課的內容，因而誰都希望坐在前排。這樣便形成一種不良的霸位風氣，搶著早去霸位，擺上書包或一本書。有的人除了自己霸，還幫別人霸，一霸就一整行。我最討厭這種自私自利的行為。

在大學裏，講課的老師只管講課，每班各有一個助教負責輔導。

「右派」數學老師張鳴鏞

教高等數學的是張鳴鏞老師，他第一堂課給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張老師來到階梯教室的講台上，沒帶任何教材或講義，站在黑板前，用一支粉筆，口若懸河地講，一面講一面寫，顯得那麼熟練和學識豐富。後來我們知道，那些發給我們的、用極差的淺褐色油光紙油印的講義就是張老師自己編寫的。這講義有兩章的次序和一般出版的高等數學書顛倒，據說這是張老師的經驗，認為他的編排令學生較易接受。

第一堂課下來，張老師已經贏得全一年級二百多位新生的佩服和讚揚。當大家正在高興地竊竊私語的時候，年段黨支部書記突然向大家宣佈張鳴鏞是「右派份子」，要同學們多注意他的言論和監督他的行動。大家的臉上頓時都浮現出驚奇和惋惜的神情，好似在說：他竟然是「右派」，可惜！

後來聽高班同學說，「反右」以前，張老師是我校數學系的中堅，教本系高年級的數理分析。每次學校舉行科學討論會，他總有二三篇論文發表，其中有些還得到過數學泰斗華羅庚的賞識，也得到國際數學界的重視。英國某大學曾來函邀請張老師赴彼邦進行學術交流和講學；系裏和校方也已向上級報請將他從講師提升為副教授。「反右」一聲雷把他給轟下來，不但不予提升，還降職降薪，被送去「勞動教養」。因為新學年缺乏數學教師，學校當局才把他從勞教場要回來，貶到外系教一年級高等數學。

張老師是溫州人，出身於浙江大學數學系，在數學上屬於國內知名的江浙學派，是蘇步青教授的高足。江浙一帶山明水秀，人傑地靈，不但多文人，也出數學家。中國近代的數學泰斗華羅庚和蘇步青便都是江浙人。

在我的記憶裏，張老師高大瀟灑，文質彬彬，一派學者風度。當年他已經三十多歲了，還是孑然一身，大概是他那頂「右派帽子」令姑娘們望而生畏。一個被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不但降職降薪，且被貶到外系教新生，誰還敢嫁給他。在那個時候，被打成「右派」就等於政治上判了死刑，老婆要求離婚（多數被迫），孩子劃清界線（也是被迫），多少家庭就這樣散了！

課餘時間，我往往見張老師穿著灰色長袍，在校園裏踽踽獨行。沒有人搭理他，他也不理任何人。每次我碰上他，總叫他一聲「張老師」，他微微點一下頭。這個時候，我心裏便會湧起一股莫名的悲哀！為什麼人與人之間要充滿懷疑、鬥爭和仇恨？為什麼說「解放」已經十年，「剝削階級」早已被消滅，還會存在激烈的階級鬥爭？鼓勵鳴放時不是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麼？後來卻又冒出個「判斷香花毒草的六項標準」，把一大批人劃為「右派」。在毛澤東橫掃知識份子精英的歲月裏，「黃鐘毀棄，瓦缶雷鳴」，全國上下，萬馬齊喑。

系裏給張老師安排的助教是個黨員，和他同住在一個房間裏。我後來相信，這年青黨員與其說是助教，倒不如說是為了監督張老師而安排的。

張老師和陳景潤

儘管張老師課講得十分出色，卻沒有得到學生應有的尊重。「右派」的陰影籠罩著他，誰也不敢對他表示一絲一毫的敬意。許多人背地裏叫他「老右」，連他的真姓名也給忘記了。一些貫於邀功取寵的同學往往利用機會對他進行挑剔批判，以顯示他們的「無產階級立場」十分堅定，能夠與「右派」劃清思想界線。

事實上，張老師是一個懂五國外語（德、英、法、日、葡萄牙）的「數學王子」，還會寫舊體詩詞；1955年，他在函數論方面的一項研究成果被命名為「張鳴鏞常數」，並列入教育部審定的函數論教學大綱。他的論文《凸區域一個遮蓋定理》用德文發表後，美國《數學評論》立即摘要轉載。他還寫出了函數勢位論方面的第一本講義。德國著名GMN叢書第101卷引用中國數學家的6篇論文中，有兩篇是張老師的。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廈大數學系的輝煌都與張老師緊密相關。後來因證明1+2哥德巴赫猜想（Goldbach’s conjecture）而蜚聲國際的陳景潤，是張老師調教出來的學生，1954年還在當他的助教。但是張老師一當上「右派」，他的名字便全被抹掉，只留下一個「他」，或代之以「教複變函數論的老師」。從這裏可以看出共產黨在肆意踐踏有才能的知識份子上是如何地無所不用其極！　

拔白旗插紅旗

1958年所謂的「大躍進」，是毛澤東一意孤行掀起來的，有許多人並不贊同。於是他把一切堅持實事求是、反對浮誇的人，以及一切所謂具有「資產階級學術觀點」的人，不論黨內黨外，通通打翻在地，加以批判、鬥爭和處分。這個運動就叫做「拔白旗插紅旗」。我們到大學的時候，這個運動還在繼續。

「拔白旗插紅旗」主要是針對學者的。我們的校長王亞南是《資本論》的翻譯者之一，當時號稱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被拔了不少「白旗」。華羅庚也被拔「白旗」，被迫在「人民日報」上作長篇檢討。當時我看到這篇檢討，就猜到華羅庚差點被劃為「右派」。但被華羅庚賞識的張鳴鏞老師便跑不掉了。他既是大「右派」，「白旗」當然最多。為了向黨表示自己堅定的立場，幾乎所有的人都向他潑「污水」，如「思想反動」啦，「堅持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啦，「反黨反社會主義」啦，「堅持與人民為敵」啦；還有「死不改悔」、「妄圖變天復辟」、「對黨對人民刻骨仇恨」、「自絕於人民」，等等等等。有的同學把大字報貼滿了他住房門外的牆上和窗上，差點連門口也給封死了。許多人批判他「只管教不管學」，意思是他只管講課，不管學生有沒有學懂。一些底子差、功課趕不上的工農同學更是把學不懂的責任往他身上推，說他沒有工農感情，不關心工農同學的學習……

補課及餘波

1960 年中我媽媽回國觀光，我請了半個月假陪她回汕頭。回校後我請張老師給我補課，他叫我到他住的宿舍去。

那是一間極普通的細小房間，由張老師和助教一起住，只擺得下兩張單人床和兩張小書桌。桌上書籍凌亂，煙灰缸裏滿是煙蒂。張老師讓我在唯一的破籐椅上坐下，他自己坐在床沿上。破籐椅有一隻腳歪了，當我陷進這破爛貨時，他抱歉地苦笑！

　　離開廈大後，我再沒有與張老師聯繫，也不知道他的情況。誰知 1968 年在雷土時，廈門市公安局卻派了兩個人來向我瞭解張老師的情況。我當然給他們一個「不知道」，事實上我也不知道。

　　這兩人十分狡猾，並不告訴我他們是哪裏來的，只說是公安人員，先假惺惺地詢問我的「改造」情況，然後才轉彎抹角地提到張老師，問我有沒有與張老師聯繫，知不知道他的情況。我內心很氣憤，但不能表現出來。我心想，張老師的情況，你們不知道，我倒能知道麼？那正是「文革」的時候，我猜想張老師的處境一定很糟，直到我寫這《往事》時，才從網上查到原來張老師在「文革」時被造反派打成重傷，而他們還要從我這個學生口中問出一絲半點他的「罪狀」。幸好我離校後沒有與張老師聯繫，否則真就交待不清了！

當時我就奇怪，張老師很多學生，為什麼偏來問我。我和張老師一點關係也沒有，難道只因為他為我補了幾次課，便懷疑他和我有什麼「反革命活動」？已經這麼多年了，誰還記得老師曾為我補課？會不會是他那個黨員助教為了邀功使的壞，才出動兩個公安人員老遠跑來問我？

　　這兩個公安人員可能一直以為我不知道他們是哪裏來的，但我捕捉到其中一人講國語時某些字帶有閩南腔，便立即猜到他們是廈門公安局的人。他們離開時交待我好好寫一個檢查，然後交給我的領導。我想他們老遠從廈門跑來找我，問不出什麼東西，根本也不關我的事，便不寫檢查，而我的領導也沒來找我要，這事便不了了之。

　巧的是，1983 年在廣州沙河晤李小益時，他學校的一個同事是廈大數學系剛畢業的。我向他打聽張鳴鏞老師，他說張老師是數學系主任。我聽了很高興，不禁暗暗祝福老師。我沒有問起張老師有沒有成家。

　關於李小益，《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韶關歷史大事記——〈韶關市誌〉》是這樣寫的 :【1976年4月12日「天安門事件」發生後，韶關市街頭出現轉抄張貼「天安門事件」中出現的有關詩詞，被列為「反革命事件」追查。為首者李小益被宣判死緩，緩期兩年，鄭植河、原滿韶被判有期徒刑。打倒「四人幫」後，對李小益等三人進行了徹底平反。】

1983年李小益於廣州

　　1976年這三人都是韶關市一個中學的學生，由於「轉抄張貼『天安門事件』中出現的有關詩詞」，便被打成「反革命集團」判刑勞改，為首的李小益還被判死刑，只是「緩期兩年執行，以觀後效」。三個中學生，實際上還未成年，這樣草菅人命，可以想見當年極權統治者的殘酷無道。若不是這僭稱上帝的撒旦終於被閻王召去，還不知要有多少人命毀在他的手中！

　　戊辰年（1988）新年，我悄然回到母校。離別了二十多年的廈門大學，變化頗大，範圍雖擴大了許多，但過去盤桓過的地方仍依稀認得。不過我已沒能夠見到張老師，這是我終生的遺憾！中文系的石文英老師告訴我，張老師已於1986年因肺癌病逝。她最後這樣評價張老師：「是個人才！」

　　我像被雷擊中一樣，禁不住一陣揪心的疼痛！天哪！他才60歲，這麼一個「數學王子」，愣是被共產黨給糟蹋了！幾十年來被糟蹋的知識份子精英，該有多少啊！

憶「數學王子」

　　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題目是《憶「數學王子」往昔意氣飛揚 老妻二十年後複習痛苦與幸福》，作者林小紅，刊於2016 年 12 月 20 日廈門晚報（南強故事），才知道張老師是有結婚的，妻子是他數學系 1953 級的學生曾僖。曾僖也是個數學天才，她愛上老師，但還未畢業，老師便出事了。

　　事情其實很簡單。「反右」開始時，先是與張老師一起從浙江大學調到廈大的同事，因某些言論受到暴雨般的批判，張老師說了句公道話：對這樣的同事應該和風細雨，矛頭立刻就轉到他自己身上。

　　當年開展的所有「運動」都要定一個「整」人的指標，最少是5%，毛澤東對劃右派所定的指標，更高達15% 至20%。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在《我對局勢的幾點看法》的黨內指示中寫道：「看來黨外知識份子中，右派約佔15%—20%，可能是保守的。黨內知識份子約佔5%—10%。民主黨派中右派可能高達20% 以上。高等學校中的右派也不會少於10%。」今天回顧歷史，當年「反右運動」毛澤東所玩弄的毒辣權謀和陰險狡詐手段，摧殘了中國數以百萬知識精英，其中有多少人死於非命，實在難以算計。張老師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小小犧牲者。「反右運動」所涉及的面之廣、人之多、時間之長以及毛共所表現出來的邪惡都是駭人聽聞的！

1957年10•1遊行的反右和整風標語

黨組織不斷找曾僖談話，鼓勵她揭發老師，都被她拒絕，所以她也就成了「被反動權威和右派看中的學生」，1958 年畢業被發配到浙江嘉興一個普通中學當老師，而她本應該當張老師的研究生的。一個天才就這樣被扼殺了！

她到了嘉興這個小縣城，就像「蘇三起解」，當地人隱約感到她是個「戴罪」的人。她有什麼罪？在毛澤東統治的日子裏，一個正直的人「被入罪」是太容易了！她唯一能安慰自己的是，她的良心24小時貼護著她，不曾離開。她不能失去自己的良心！

1961年，張老師被摘掉「右派帽子」，他高興地給曾僖寫信：「帽子摘啦，摘啦！」張老師太天真，他沒想到「摘帽右派」仍然是一種特殊不雅的稱號，仍然一樣要受到歧視。但曾僖決定和老師結婚。她說：「我們走在路上，沒人敢和我們打招呼。我只想一生一世跟他走下去，就當全世界只有我們兩個人。」　
　
結婚後，他們一直分居兩地，一個在嘉興，一個在廈門，直到「文革」時張老師被造反派打成重傷。她和老師約定：「每週一定給我寫一封信，再不行，寄一個空信封也好。」老師做到了。今天的人，能理解當年中國人（特別是知識份子）生活的艱難和險惡嗎？肯定不能！

1972年，曾僖終於被調回廈門一中當老師。他們終於有了一個女兒。生活仍然是那麼艱苦。在分居的十幾年裏，張老師因為經常錯過食堂的開飯時間，只好喝濃茶抽劣煙解決饑餓，由此種下了病根。這和我當年到老師房裏補習看到桌上煙灰缸裏滿是劣質煙蒂一樣，長期思考，精神受打擊，生活艱苦，長期挨餓，怎能不病？！那年頭，什麼都要憑證，有錢都買不到東西，何況沒錢！

1978年張老師才被晉升為教授，並任數學系副主任。曾僖和張老師這個「數學王子」生活在一起的時候，也曾希望自己的數學天份能得到進一步的發掘，也能在數學領域佔領一席之地。只是生活和環境的窘迫使她只能放棄自己的理想，只求自己能成為一個最好的中學數學老師。這很讓張老師失望。他說：「你可以考我的研究生，我的很多研究生，不也是從中學老師考出來的嗎？」但她已經全力以赴了。她說：「人生的角色我都扮演了，但角色太多，我沒一樣能扮演到最好。」

　　正當張老師帶領廈大數學系向世界前沿水平衝刺時，被查出了肺癌。1985年初，病情越來越險惡，在X光片上有一半肺已看不到。這時他才不得不放下手裏的工作，到上海治療，但是病情太重，醫術已無能為力！

1986年5月12日凌晨，張老師在廈大醫院與世長辭，這時他女兒才11歲！幾十年來，他做了那麼大的努力，可是他無法把自己的能力發揮出來，二三十年的耽誤及損失也無法彌補。在得知生命垂危時，他說：「真是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只要再給我5年時間，研究工作一定會趕上世界先進水平。」

張老師的老師蘇步青教授這年80歲。他發來唁電說：「張鳴鏞教授逝世是我國數學界一大損失，我們也失去了一位益友……」朋友們哀悼他：「才華出眾，耿直奔放，命運坎坷，令人長歎息。」

張老師走了！我只能說：中國呀！你什麼時候才能走出這惡性循環，使每一個人都能安心地活下去！

2007年張老師誕辰80週年，廈門大學出版了《「數學王國」忘我的耕耘者》來紀念張老師。我要說一句：太遲了！太遲了！！實在是太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