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冊-驚察五四百年造假之一：與會紀念五四百年竟至疑雲頓起（代序）

2019年3月18日筆者出席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舉辦的兩個時間接續研討會，聆聽了：上午，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陳方正的「人文精神之重建與未來世界」；中午，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的「新文化運動再闡釋——五四運動百年祭」。對於希臘羅馬文明、歐洲千年神治、近代文藝復興、科學技術暴興、社會批判理論，以及五四運動的緣起、暴力、弊端、後果，筆者以前涉獵不多，此次聽過兩位教授娓娓道來，頓覺醍醐灌頂——今稱「腦洞大開」。

筆者十分同意袁偉時教授在此次研討會上發表的一種觀點：發軔於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創刊號出街當天的「新文化運動」，與爆發於1919年5月4日的「反賣國運動」乃是兩個軌道上的火車，並不可以混為一談；「民主與科學」顯而易見亦非於狹義五四運動時方才喊出口號。「新文化運動」的開展、「民主與科學」的推廣均遠早於狹義五四運動的爆發。筆者再加一句，狹義五四運動促使革命知識份子「結合工農」一說，更是天方夜譚。四者變成匠作「泥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乃屬人為。如此拔高狹義五四運動歷史地位，純屬別有機心。「超英趕美大躍進」和「全民除四害運動」、「中文拼音化運動」幾乎同步發生，我們能把後二者和前一者混為一談嗎？很簡單的邏輯分辨，百年來竟無見人發起。再者，時至今日，我們有民主政體，有原創科學了嗎？不還是「專政」，不還是「模仿」嗎？ 經過二位大師指點迷津，筆者便想將自己已如骨鯁在喉的一些過往未曾訴諸文字的見解，在此命筆成文，以饗讀者。

筆者在「三一八」研討會上                袁偉時教授

 已經有人給予五四負面評價。

一、 西方文明如今在華對抗的是西方而非東方野蠻

據說，馬列主義大舉入華乃是借力五四運動，兩者之間關係密切。不妨先談這個問題。首先，包括二位教授在內的當下學界精英乃至普羅大眾，似乎都將為湯恩比所總結的近代以來中國發展主要脈絡「西方衝擊—中國回應」中的「西方衝擊」，視為西方新興文明（此處「文明」指人類社會發展到較高階段並具有較高文化的狀態。西方文明強調個人價值實現）對於東方古老野蠻的衝擊。其實，筆者認為，自從鴉片戰爭以後，西方文明一早就已逐步把中國野蠻打倒，如今我們所看到的，乃是本土之上，西方文明之中的精華對於西方文明之中的野蠻的衝擊，有如日俄戰爭乃在中國東北發生。廣義而言，西方文明包含文明（此處「文明」指人類社會進步開化的狀態，與前面幾行當中所述西方文明不盡相同）、野蠻兩個部分，馬克思主義已被事實反復證明屬於西方野蠻，勞動價值說已被筆者一舉證明屬於西方野蠻。筆者業於十多年前於獄證明：馬學元論「交換價值就是勞動價值而非效用價值」，如同斷言牛頓時空之下平面「三角形內角和乃為270度而非180度」那樣，開始就錯，而非時代變遷、國別變換令其驅錯。其錯一再帶來人類浩劫，史無前例，創巨痛深，難以言表。交換價值乃是勞動價值而非效用價值，並非為馬克思所首先「發現」，此說代表人物乃有邱濬（明朝宰輔）、配第、布阿吉爾貝爾、坎蒂隆、斯密、李嘉圖、馬克思七人。其中邱濬僅僅說了一句話; 其他六人，三人為英國人士，二人（布、坎）為法國人士或者法國學派，一人為德國人士，可見勞動價值學說乃屬純粹西方學說，原是地地道道西方文明產物，如假包換。俄蘇並不算做西方國家，所以列寧學說並不屬於西方文明原生產物，但是如果能夠證明列寧受到德國學者祁克學說影響至深，那麼也可視列寧主義屬於西方野蠻。祁克發明了那個曾被列寧推崇的公式：社會>群眾>階級>政黨>領袖>寡頭；寡頭可以逐級代表階級利益，從而可以一人統治全民。勞動價值說指向剝奪資本家，消滅私有制；效用價值說指向推崇資本家，維護私有制。筆者認為：剝削，亦即蓄意的、持久的不平等的勞資之間價值交換，實由威權勾結甚至壓迫資本，方會產生。剝削的主體乃是尋租威權，剝削的客體則既包含資本家也包含勞動力，乃至其他生產要素。馬學勞動價值學說導致建立的是以肉體消滅有產階級，肉體獨存無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專政為國體，以肉體獨存無產階級及其利益代表黨團的民主為政體的政治體系。這種國體已被事實證實永遠不會出現，胎死腹中，所以這種政體也就永遠無法出現。因此，馬學元論乃是反人類、反天道的。元論非真，餘皆妄論。

國人須得認清以下這點，十分重要：中國古代歷次改朝換代、農民起義、舊邦維新、百家爭鳴、崇儒重道，提出過、實行過廢除私有制度、剷除私有觀念嗎？某黨聲稱五四運動趕走孔家店，迎來馬家店乃是飛躍式社會進步，事實證明乃是墜落式社會退步。如今看來，若用改良後的孔教統治中國，也比用原教旨的馬教統治中國順應民心，體恤民生！當然，如果面對現實，承認「打江山坐江山」（然後走向立憲民主）有理，筆者願說：若中共內部對於馬學元論疑假問真一派——應尊劉少奇、鄧小平、鄧子恢、田家英為首——得以早早統治全國，那就更好，因為除了政策開明之外，他們能夠得到蘇聯援助以及重視科學技術，尊重知識份子。孔教則對西方科學技術及其人格化態抱有排斥心理。筆者相信沒有毛氏，中共疑假問真一派也能在蘇聯軍援之下，在朝鮮局部戰勝、全局打和美英法等西方軍隊，一雪兩次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一役國恥。 改開之後幾次「思想解放運動」，都沒能夠改變中國知識精英對於馬學的迷信。至今說「中國專制傳統就像柏楊說的大醬缸，馬克思主義一落進來，就變了味」的，仍然大有人在。其實馬克思主義染性大大強於「傳統大醬缸」，本是前者令到後者變味而非倒過來！打個比方，馬列二學元論是黑洞，中國專制傳統是恒星，祇有黑洞吞噬恒星，沒有恒星吞噬黑洞，再大的恒星也吞噬不了黑洞。

黑洞吞噬恒星

馬家店遠比孔家店野蠻！史達林、毛澤東遠比李爾王、秦始皇殘暴！此為有目共睹。暴君也是人們助推而來的。因為人人都有利己主義，所以明知被騙也可安然接受，直到分崩離析才想找辦法。

要之，五四運動可被視為一個大分水嶺：自1840年以後，至五四運動以前，西方文明在中國，對陣的是東方野蠻；以後，對陣的是西方野蠻。執迷不悟下去繼續推崇廣義五四運動，豈非「被人賣了還幫那人數錢」？

再談一個宿命問題。俄土戰爭，土方敗北，將其屬國格魯吉亞割給俄國。因此格魯吉亞藉人史達林，可被認為具有西突厥人血統成分或者文化基因。東突厥人——即今維吾爾人——原和西突厥人為一族，起碼兩者之間語言基本一樣，可以互通。後者是被漢、唐兩代雖遠必誅地驅逐到小亞細亞的。突厥人對漢族人原存恨，新添仇。格魯吉亞籍人史達林，將史上最為野蠻的專制制度引入中國，未嘗不是上天安排的突厥人對於漢族人的殘酷報復。

赤柬屠國罪證。

二、狹義五四運動本應於一五年爆發

一戰開打，中國、日本均加入協約國與同盟國為敵。中國僅僅派出了華工團赴歐參戰，並非如今網上某文極端荒謬所說，派出過「中國軍團」參戰。日本非常積極，1914年7月大戰爆發，8至11月，日本便行聯合英國攻佔原為德國所佔的中國山東青島。反觀之，北洋政府按兵不動，沒像1919年派出徐樹錚率部平定外蒙那樣，自奪或者協奪青島。如果當時派了兵，參了戰，鄰國服，民心順，四五年後就不會有狹義五四運動所針對的那些中日爭端。奇怪的是，熱血沸騰的北京學生竟然沒有事不宜遲地，於1914年末或者1915年初舉行這場反日愛國遊行示威——狹義五四運動成了馬後炮式，滯後發式。四五年後，遲來「自發」就已近時過境遷了啊，國際法講時效。這事如今得重新問個究竟。有誰查閱過日軍攻佔青島此期紙媒：除了抵制日貨，北京學生、山東學生有何劇烈抗議行為？對照：僅僅為抗議日本政府頒佈《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曾經寫過《猛回頭》和《警世鐘》的愛國志士陳天華，就於1905年12月8日在日本東京大森海灣憤而投海殉國，時年30歲。

狹義五四運動斥責北洋政府割地賣國。實則不然，如袁偉時教授言：1922年2月，中日兩國簽訂了《中日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及附約》。條約規定：日本將德國原在山東的租借地歸還中國；原先駐紮青島以及膠濟鐵路及其支線的沿路日軍撤軍；青島海關歸還中國。日本主要得利乃為中國允許日本參與膠濟鐵路兩條新的支線濟順線、高徐線的建設和經營。之前，於1921年和1922年之交舉行的華盛頓海軍會議已在國際社會層面原則上否定了日本「對華要求二十一條」（以下簡稱「二十一條」，全書統一）。日本其實並沒白得多少利益。

其實在狹義五四運動掀起之前，就已出現上述談判結果曙光，北洋政府緩進，國聯不願插手，原因乃在於此。原是美國對於自身未能在巴黎和會上制止日本代替德國佔有青島感到內疚，所以便在華府會上亡羊補牢，還了中國一個公道。為中共一向宣傳的「『公理戰勝強權』不過是個美麗童話」，絕非事實。

讀者須加注意：日軍奪取青島和「二十一條」提出發生於1915年，俄國十月革命發生於1917年，巴黎和會和五四運動發生於1919年。俄蘇共黨若想掀起中國反日運動以作衛俄盾牌，1918年就可動用人力物力，在華開展「點火」行動。這樣，中國即使沒有發生狹義五四運動，也會發生其他反日運動。

三、哈市俄共華工俄共攜款來推五四

首先，狹義五四運動爆發於1919年5月4日，其時中共早期組織尚未成立，共產主義信徒總數僅以打（dozen）計。共產國際則在1919年3月2日成立。但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則為首先登陸東北，甚至始於1872年。由於俄蘇共黨（亦即布爾什維克，下同）的積極活動和廣泛宣傳，馬克思主義早就通過多種途徑傳進了哈爾濱，並對當地革命運動產生了深遠影響。哈爾濱工人是中國工人中最早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的，也是中國工人中最早參加俄蘇共黨領導的工人運動的。

1917年，俄屬中國東省鐵路屬下的俄國員工成立「哈爾濱蘇維埃」。此後兩三年內，筆者認為，向關內中國民眾傳播馬列主義的任務，曾經一度落在哈爾濱蘇維埃的宣傳部門（甚至俄蘇駐哈爾濱總領事館）身上，由它印發中文小冊子、開辦華人學習班、聘請關內聯絡員、物色領袖候選人，等等。俄屬中國東省鐵路管理局完全有此財力，而關內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根本沒有此種財力。狹義五四運動以後至中共建黨以前，大量派發的介紹馬列主義、十月革命的宣傳品，其選用、翻譯、印刷、發行的源頭，均應為哈爾濱蘇維埃。蘇聯紅軍曾經三度從謝苗諾夫等白衛軍手中光復哈爾濱。

誰是「關內聯絡員」？首先，柏烈偉這個人值得深挖。這位先天津大學後北京大學俄文俄籍教員，乃是俄蘇共黨黨員。柏偉烈難道祇是以個人身份，將馬列書籍零星散發給中共早期領袖，祇是單槍匹馬將維經斯基介紹給李大釗、陳獨秀的嗎？他「閑得蛋疼」嗎？早在狹義五四運動之前，他就在中國成立了「進步」社團「社會主義者同盟」，該社團在北京、上海、廣州有著可觀的發展。動力、經費由哪來？

1915年日軍炮擊青島德軍。日佔青島四年後成為「五四」運動導火索。

據史學大師金毓黼於其〈李大釗與五四運動〉（載於《觀察》1950年第六卷第13期）中記載：李大釗擔任北大圖書館主任以後，就和在北京的俄蘇人士有了來往。而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後，俄蘇就常常派工作人員進駐北京，並和「進步」人士建立了聯繫。金文寫於1950年，其時記憶猶新，假話未盛，「1917年十月革命以後，俄蘇就常常派工作人員進駐北京」實為洞見癥結之語。

遺憾的是，人們至今沒有找到柏烈偉的照片。

其次，楊明齋這個人似乎值得深挖。「青島市情網」2011年10月11日發了一篇網文介紹楊明齋，說他是中國共產黨創立時期著名的革命活動家，與李大釗、陳獨秀、張國燾等一起為黨的早期事業做出過重大貢獻，周恩來總理在讚譽他為「我黨歷史上受人尊敬的忠厚長者」後,接著說：

楊明齋七歲開始讀私墊，16歲輟學務農。1901年輾轉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做工謀生。1908年以後在西伯利亞地區邊做工邊讀書，與在那裡從事開礦、修路等繁重勞動的華工聯繫密切，積極參加了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工人運動，並被推選為華工代表。十月革命前，他加入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曾被派到帝俄的外交機關做職員，秘密為黨工作。十月革命勝利後，曾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

1904年沙俄在日俄戰爭中失敗，估計楊明齋在外交部中國課裡的公開工作，乃是密切注意日本在中國的動向；而「秘密工作」會是啥呢？肯定還是與中國共運有關。而在黃修榮主編，馬貴凡主譯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四卷《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中的「人名索引」（俄方原書提供）裡，確鑿寫明：「楊氏1917年以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東方學院任中文教員。1919年返回中國。1920至1921年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572頁）而共產國際派華首位代表維經斯基乃是1920年方才來到中國的。筆者相信：其一，很有可能是俄蘇共黨中央於1917年指示楊明齋，安排下文將述的張西曼1918年到海參崴翻譯列寧起草的《俄國共產黨黨綱》。其二，很有可能是俄蘇共黨中央於1919年派遣楊明齋返回中國，和柏烈偉等一同秘密策動狹義五四運動的發生，且推動其往縱深發展。（由於1921年楊明齋又回到俄蘇定居，不算僑民，而柏烈偉呆到1949年中方才離華赴美定居，因此筆者在下一系列《華俄威權煽起狹義五四雪泥鴻爪》上篇當中，不將楊明齋列為「落實列寧號召十三代理」之一。）楊明齋也有可能短期遙距參與過哈爾濱蘇維埃的工作，或者至少與其發生過交集。

當年哈爾濱蘇維埃總部應該設於此處：中國東省鐵路管理局。

俄屬清朝東省鐵路管理局印刷廠。
俄蘇共對華輸出俄文書報的基地是符拉迪沃斯托克；
對中國、東亞輸出英文、中文、日文、韓文書報的基地是哈爾濱。

再次，張西曼這個人值得深挖。「360百科」謂其為：

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者，《民主與科學》雜誌社社長兼總編，九三學社創始人之一。1917年，在哈爾濱濱江道尹公署工作期間與友人共同創辦了東華學校，後改名為哈二中，該校成為中共東北建黨的據點和國內革命者赴俄蘇學習和考察的中轉站。1918年，受俄國十月革命影響，為接觸相關的宣傳材料，再度赴海參崴，開始翻譯列寧起草的《俄國共產黨黨綱》(這是一本46頁的述要而非薄薄幾頁列條，兩三周可以譯完——筆者注)。張氏同時致函孫中山、蔡元培等，建議成立社會主義研究會，中俄互助，以學習十月革命的經驗，避免以往僅利用新軍和會黨的不足。

楊明齋                             張西曼

張西曼曾於1921年與北大俄藉俄文教員柏烈偉合編出版《俄文文法》一書。1917年，他在哈爾濱投身辦學（資金從何而來？）；1918年，他在海參崴從事翻譯（資金從何而來？）。1911年，他入北京大學前身京師大學堂就讀，明為普通大學生，暗為同盟會臥底。1947年，被開除國民黨黨籍。1948年底，進入共產黨解放區。1949年7月逝世。張西曼既與柏烈偉、海參崴發生交集，又與哈爾濱、解放區發生交集，這豈不是格外引人聯想嗎？他那《民主與科學》乃是狹義五四運動爆發以後多年才創辦的。

筆者對於「五四」運動許有哈爾濱蘇維埃中國成員，或者俄蘇共華員局（以後章節將予介紹）華工代表攜款來推（甚至極有可能：俄蘇共黨自1918年中就開始醞釀策動狹義五四運動了）的推理，更有[俄]維克托·烏索夫於其《20世紀2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賴明傳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一書（57頁）給出確鑿證據：「為中國人舉辦了宣傳訓練班……經過一定的訓練，中國和朝鮮的宣傳員被派到遠東，同無產階級民主組織建立聯繫」。

從加拉罕1919年2月（此時距五四還有八九十天——筆者注）就東方宣傳工作問題致列寧的信可以看到：每個宣傳員的派遣費用加上回來後發的獎金為：赴中國北方和朝鮮者一萬盧布，赴中國南方者，二萬盧布。（57頁）

當時一萬盧布相當於17500銀圓。筆者估計俄蘇共黨/共產國際當時派來京津滬穗多地策動五四運動的中國籍宣傳員，應有二三十位，這樣，攜來策動之款（不含10%獎金）至少有315000銀圓。加拉罕1918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員並負責東方司的工作，1925年出任蘇聯第一任駐華大使。張作霖曾經指責加拉罕「一到中國就收買大學生鬧事，又抓緊豢養馮玉祥軍，從而使國內混亂延續下去。」（見前引烏索夫書199頁）將加拉罕1918年兼任東方司長、1919年建議派人撥錢、1925年收買學生鬧事三事聯繫起來想，筆者推論，1918—1919年，俄蘇共黨/共產國際定曾派人攜款來華推動反日學潮。

四、俄蘇國策乃為力促中日反目成仇

以下讀者可以看到，類似這種瞞天過海煽動中國仇日行動，撿大的說，蘇聯於1928年、1937年、1953年至少又實施了三次；差不多隔個十年多就會來一次，恪守「不違農時」的原則。為何俄蘇處心積慮煽起中日衝突？

俄蘇最不想看到日本稱霸中國，威脅自己，所以它一直試圖煽動中日仇恨，挑起中日戰爭，避免日本侵略自身——1918—1925年曾有七萬日軍干涉蘇聯遠東內戰。1919年的五四運動「當春乃發生」。俄蘇共黨/共產國際有沒可能派遣哈爾濱蘇維埃、俄共黨華員局中的原籍中國的成員，攜款南來京津滬穗多處策劃、贊助進而挑起反日五四運動？共產國際負責遠東部門有沒可能樂於見到中國反日運動風起雲湧，好為他們向莫斯科申領經費，擴大編制創造更多機會？有沒鑒於負責東歐部門工作進展得很不順利，順理成章地，就得爭取「西方不亮東方亮」的因素？連馬仲英部隊都被不明不白地滲透了幾位黃埔—留蘇出身的共黨軍事幹部；連史達林都親自接見過藏族早期中共黨員之一平措旺傑，支持後者推動青藏獨立（應與俄蘇企圖顛覆印英政府有關），俄蘇共黨/共產國際有甚麼理由會對五四運動形而下支持畸低，形而上評價畸高？中共為甚麼一直宣稱狹義五四運動為中共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礎、群眾基礎、幹部基礎？為甚麼宣稱「俄國的十月革命推動了中國五四運動爆發」？如此種種，豈非暗示俄蘇共產黨人乃與狹義五四運動關係密切？筆者想來想去，覺著原因就是：狹義五四運動提供了一個契機：俄蘇共產黨人伸出來的手，給中國激進分子握住了——後來事實證明，這「第一次握手」對於後者來說，可謂「金風玉露乍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但是對於中國人民來說，卻是「辛苦遭遇起一握」。成立於 1903 年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十月革命之前很久，就有（德國秘密撥給？）經費向外派遣特工了。例如，1905年來哈的舒米亞茨基回憶道（粗秀體筆者轉）：「我們不僅幫助中國工人提高覺悟……還培養他們成為中國人民反對清朝專制的先鋒隊。」舒氏在俄國領導過工人反抗沙皇政府的武裝起義，是個行動派。「先鋒隊」不就是共產黨的自我稱謂嗎？〔見諸黃進華著《馬克思主義在哈爾濱傳播的歷史經驗和現實啟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73—74頁〕

我們來像刑警破案那樣——筆者於獄曾自學刑偵學教科書——審視有關文獻：1920年9月1日，一名被共產國際派往遠東工作的幹部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說：

給我的指示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我們在遠東的總政策是立足於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衝突，要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來加劇這種衝突……必須積極幫助朝鮮人和中國人建立遊擊隊組織。

——1920年2月，根據中央的決定，我去符拉迪沃斯托克執行中央關於必須防止蘇聯同日本發生衝突的決定……從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露面時起，中國和朝鮮革命組織的許多代表就來到我這裡，我同他們建立了牢固而密切的聯繫。

——1920年5月，為領導業已開展的工作，成立了臨時的集體中心機構。其駐地設在上海，取名「第三國際東亞書記處」。

以及：

——在掌握中國學生運動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學生運動是特別見效的工作對象。整個中國被學生組織覆蓋，共有學生組織193個。

——基本口號是「大家都來同日本帝國主義作鬥爭！」

以上引文出自黃修榮主編、馬貴凡主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一卷《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38-42頁。調查得出整個中國共有學生組織193個這一資料，說明「掌握中國學生運動」工作早在狹義五四運動爆發之前，就已進行。統計出來有著近200個學生組織，不得花上很長時間？這項調查應當屬於俄蘇共黨/共產國際在華所作「許多工作」之一，而非得自北洋政府公佈資料。

在副主席布隆斯泰因和中國科科長阿布拉姆松，於1920年12月21日呈交的《關於俄共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機構和工作問題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甚至還有譴責「外交人民委員會……還繞過民族處為西藏撥出經費和貴重物品」一類字句（見諸上引書57頁）。狹義五四運動爆發一年多之後就已劍及履及般地支援西藏「革命獨立」運動了，狹義五四運動本身，咋會沒有出現共產國際無影之足？

1919年和1920年是狹義五四運動高峰年份，此期在中國活動的俄蘇特工，上引叢書第四卷《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中的「人名索引」披露了四個（535、561、567、569頁。柏烈偉之外）：考夫曼、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烏斯特利亞洛夫、謝列布利亞科夫。也許他們祇是冰山的一角。

還有，上引叢書第一卷的「第一部分」的俄方編者所寫緒言這樣寫道：

——按照蘇聯領導人的概念，革命應該是在「世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範圍內，用各國革命人民團結一致的關係取代「舊式外交」。

——在1919年的五四愛國運動中，中國出現了一些知識份子團體和青年學生團體，其中有一部分在尋找振興國家的思想和經驗，他們對社會主義的各種派別，包括對俄蘇的經驗表現出越來越大的興趣。當時國內主要政治軍事集團的許多領導人（出於各種動機）都對爭取外部的，包括來自俄羅斯的政治、軍事和物質支援感興趣。（21-22頁）

要之，中共僅僅宣稱五四運動為中共成立奠定了上述三種基礎，僅僅宣稱「俄國的十月革命推動了中國狹義五四運動爆發」，屬形而上，類哲學表述；筆者透過現象來找本質，立意找出蘇聯和五四運動外聯上、金錢上的關係，屬形而下，合科學要求。

順便說說五個讀者需加留意事項：其一，中共早期領袖都是甚高階愛國者，他們前無古人般地愛的是有待實現的「世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於其中也，中共可被分工掌管大東亞、大洋洲、南美洲。預兆僅舉三例：其一，共產國際撥給東北亞、東南亞各國共產黨的經費乃由中共分發；王明在共產國際裡面掌管南美洲事務；中共早期積極主張漢文字拼音化，出版過拼音報，「走世界人民的共同道路」（毛氏語錄）。建國後曾任東北師大黨委書記的車敏瞧（開國少將）親口告訴筆者，轉移蘇區之前，他在上海參與辦此類報，訂閱者多至——南洋都有——該報可以盈利；蘇晨於其所著《他如何成為蘇軍間諜？》（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1）中根據「他」的口述，記下如下事實：

當時中共黨員多去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它的《訓練指導工作綱要》第四條就是：「我們應該消滅家庭、地域和國家的觀念——無產階級沒有家庭、地域和國家的界限。」……這些論調，也頗為蘇子元他們那時候的一些共產黨員所真心實意地信仰。（64—65頁）

蘇晨覺著不可思議，其實他沒明白：俄蘇共黨/共產國際按月、按需發給中共經費，後者不就得依附於前者不是？一眾中共領袖的生活費（其實就是工資）都是從這兒出的！

筆者並無出於民族主義而萌生出深究中共早期領袖責任之意，祇想點出：首先，浩劫責任在於馬學元論「交換價值就是勞動價值」。你若還要怪罪蘇共、中共早期領袖，那麼，西方政界、學界飽學之士也要受到怪罪。他們的言論自由、治學條件無與倫比，為啥從沒證倒馬學元論？真是咄咄怪事。其次，既然中共早期領袖曾經狂熱擁抱國際主義或稱世界主義從而扞格民族主義，那麼筆者認為，如今謾罵擁戴「普適價值」之人為「帶路黨」、「賣國賊」的「紅粉」們，何不先照照鏡子查查自身家世呢？

其二，李大釗祇是寫了幾篇文章泛泛介紹馬列主義、十月革命。其後楊匏安寫得多一些。1910年代廣泛深入介紹馬學原理的「旗手」，乃是陳溥賢，網上可以查到對於他的介紹。不過陳氏並沒加入中共，而是依附國府，後來去了臺灣。

其三，張作霖捕殺李大釗等的動機乃是報復李大釗聯合馮玉祥策動東北軍郭松齡反奉，令到奉系元氣大傷。反共祇是藉口：佔地二畝的中共滿洲省委大院當時就在瀋陽近郊，各屆書記任期平均不超一年，有的調走，有的被捕，其中劉少奇被捕數月後很快就被放出，但是這院從來沒被發現，遑論破獲，怎麼解釋？

其四，蘇共支援國共經費，可被視為出自俄蘇中東鐵路還貸以後盈利。羊毛出自羊身上。那時我們真是可憐，食人廚餘。

其五，有人認為蘇共奪取政權後，國家百廢待興，人民嗷嗷待哺，哪有財力精力西東開弓輸出革命，以及在華挑起仇日運動？筆者回答如下：十月革命之後，列寧等俄蘇共黨領導人從馬恩學說教條出發，把俄蘇與外部資本主義世界對立起來，認為一國不能取得無產階級革命完全勝利，為著保障俄蘇的安全必須推進世界革命，打破資本主義的包圍。於是在十月革命勝利初期，俄蘇政權致全力於發動世界革命。列寧曾說：「共產國際的成立是國際蘇維埃共和國即將誕生的前兆，是共產主義即將在國際範圍內取得勝利的前兆。」可見當時在俄蘇共黨看來，不是有沒錢幹的問題，而是不幹沒命的問題，勒緊褲腰帶也得幹啊！

在俄蘇政府支持之下，中東歐一些國家曾經發生革命，但都存活時間不長：匈牙利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存在133天；斯洛伐克的蘇維埃政權存在三個星期；德國巴伐利亞的蘇維埃政權存在兩個星期；在芬蘭、愛沙尼亞和波蘭，以俄蘇為榜樣的革命很快被扼殺。1919年8月1日匈牙利革命遭到鎮壓，標誌著中東歐的革命浪潮徹底回落。1920年，蘇軍進攻波蘭，企圖利用此役成功再次點燃世界革命烈火，卻以慘敗告終。

列寧的世界革命思想在俄國西面沒有獲得預期成果，於是他把推動世界革命的目光由歐洲轉向亞洲。而在亞洲，中國國情最為符合列寧心目中的革命條件，於是中共得到表面為共產國際，實則為蘇聯共黨最大限度的餉械支援、戰略指導。後來，蘇共又對它對中共的出於意識形態需要的奧援，大大糅合進了出於國家利益需要的奧援：1945年以前，防止宿敵日本稱霸中國；1949年以後，防範新冤美國拉攏中國。

五、蘇聯三次瞞天過海煽動中國仇日

這三次蘇聯「瞞天過海煽動中國仇日」的行動是：炸死張東北王（1928）；變造田中奏摺（1937）；誘懾河本大作（1953）。關於是蘇聯還是日本炸死張氏，以及「出臺奏摺」、「指使河本」，讀者可以從出版物中、互聯網上查閱正反兩方論戰文字，筆者此不多贅。筆者相信確屬蘇聯所為。簡單指出幾點：其一，筆者曾於瀋陽市圖書館查閱1928年6月間的民辦《盛京時報》，得知它當月對於張氏被炸、告亡、出殯做過三次報導，每次報導祇有數行文字，並無煽情意味。其時，瀋陽民眾並無舉行任何反日遊行。頭次報導說，抓到的幾個兇手供出自己乃由「南軍」即北伐軍派遣。可見當時東北社會絲毫沒有認為奉日關係惡化到了日得謀殺張的地步。其二，筆者看過《田中奏摺》之後，相信原文應是一篇由日本某位在野之人假借田中義一首相名義所寫的「平滿蒙策」而已，並無甚麼全面佔領中國乃至亞洲的計畫。應是俄蘇得到原文抄本以後，指使蘇雇華人特工[應為哈爾濱工大黨支部成員。見諸中共哈爾濱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哈爾濱黨史大事記》（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33頁等]狗尾續貂，加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之類空泛字句。日本本意乃是先期佔領中國東邊富庶地區，榨取財富，擴展軍力，然後與美國決戰，爭奪滿洲、亞洲霸權，而田中奏摺通篇旨意就是「如欲稱霸亞洲，則必先征服滿蒙，後打服美國」。其三，河本大作事後自稱主凶，連關東軍大本營、遠東軍事法庭都不予採信。前者甚至將他開除軍籍。「自稱」乃是蘇聯誘懾結果。根本沒有出現他的「同案」的證詞。關於此節所述，筆者建議有興趣的讀者進一步參閱：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zhonggongqingbaogongzuo1/detail_2010_07/06/1727884_0.shtml>

2010年7月06日 22:03「鳳凰網歷史」所載網文《20世紀20年代蘇聯間諜在中國》。

六、借俄滅倭卻成借毒滅患貽害無窮

盛世才歸順重慶之時，蔣介石曾說，近代以來，中國「東受倭患，西遭俄毒」。此言甚是！三國干涉還遼、俄日滿洲角逐、張諾二役蘇勝、蘇援餉械來華、蘇日中立密約、蘇軍掃滿滅倭，無不說明中國得以擺脫亡於日本命運，乃是實行李鴻章所製定的借俄制日方針之果。然而，這也成就了「借毒滅患」、「飲鴆止渴」之果。但本文重點倒不是清算廣義五四運動禍害中華種種，而是從學術上質疑：狹義五四運動咋會未受俄蘇煽動、金援？還望後學循此思路找出更多證據。

七、教授說他們對中國前途仍覺樂觀

吉鴻昌將軍慷慨就義，曾吟詩句「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如今國運急劇轉衰，兩位教授卻說，他們對於中國前途仍然秉持樂觀態度。筆者倒是願意提醒讀者：華夏文明延續5000餘年顛撲不破，必定有其強大內在邏輯，祇不過是「道可道，非常道」；讀者應該看到以下現象：自從1840年代走下坡路屢戰屢敗以來，1951年代初，中國軍隊在北朝，國門以外，局部打贏全局打平美英法等西方軍隊，扭轉了百年對夷軍事頹勢；近40年，北京政府已將中國經濟總量提升到了世界第二位次，扭轉了百年對夷經濟頹勢，即使曾經大量模仿西方技術。這是其他非西方大文明未有一個做得到的。現在擺在中華文明前的任務，除了扭轉政制頹勢，就是扭轉創新頹勢（極重）以及文化頹勢（較輕）。筆者找來找去，認為全國迄今祇曾出現過一項屬於重大，勉強可說完全自主的創新：上海師大魏樂漢教授的「永磁懸浮列車」。但是十幾年了，仍得不到國家、私企採用、推廣，天可憐見！不能扭轉政制頹勢、創新頹勢，勢必導致以夷單方變華，深陷「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無法自拔，甚至導致上述兩個成功扭轉前功盡棄。這便是筆者對於二位教授秉持樂觀態度有所保留之理。

八、筆者疑己文章曾引起習近平注意

但是比起時下多數知識份子，作為老營之後中的牛津博士，筆者對於前途的看法還是稍微樂觀一些，即使會對五四運動「橫挑鼻子豎挑眼」，等等。

根據如下：筆者自忖曾經兩次「一語驚醒習近平」：第一次，在香港《開放》月刊2014年4月號上發表的《公班衙軍工業戰敗之始》，很可能導致了2016年習氏始而採用「軍工混改」、「軍民融合」政策；如今各省均成立了「發展軍民融合委員會」，有了辦公大樓。當然，它少不了會遇上變質問題。

第二次，在香港《前哨》月刊2018年10月號上發表的《毛澤東借回馬滅西路軍》，根據蘇聯檔案材料轉述了：毛澤東曾於西柏坡向米高揚透露，西路軍三萬人是中共中央用計，假手回馬之力來行消滅的。筆者推論出來，三萬人（紅西路軍祇有兩萬多一點人）中加進了大別山區紅二十八軍數千人，因其指揮員高敬亭屬於張國燾心腹，除惡務盡。筆者認為，毛氏祇能借重陝北紅軍領袖的人脈和信用來和回馬聯繫，達成協議——北伐之後，中共黨員劉志丹曾被派到馬鴻逵部任黨代表兼政治處處長；1936年（10月西路軍出發）高崗出任少數民族委員會書記，賈拓夫出任該委員會回民部部長。後來後者發現上了毛氏大當：讓他們和回馬說的是「借道河西走廊前往新疆」，根本沒有「進駐河西走廊開闢紅區」，後者導致回馬為保自身利益全力剿滅入甘紅軍。當然延安方面肯定會對回馬說道：這是叛軍不聽命令，企圖分庭抗禮。筆者認為，劉志丹之疑被暗殺（筆者猜測劉氏曾為此事和毛氏發生過衝突，因此他預感到東征此去必死）、高崗之被迫吞安眠藥（高崗曾奉毛氏命令主持中央政保局戰士活埋西路軍部分殘部）、習仲勳之被汙篡黨（他若沒有批示《劉志丹》許可逃脫窒聲）、賈拓夫之疑被杖斃（遺體竟然莫名其妙消失），劉景范（劉志丹胞弟。曾任中共陝甘寧省省委書記。次女名人劉索拉）之受妻牽連，均屬毛氏狠毒滅口窒聲之舉。筆者懷疑告發劉習高賈曾生義憤、內疚言論之人，極可能是曾與劉高二氏結怨甚深的同是陝北紅軍出身的閻紅彥。1955年毛氏授予閻氏上將軍銜，應是酬勞他的告密，他本不具有上將戰功資格。對於習氏於2019年4月、9月兩次訪問大別山區，以及8月首次訪問甘肅高臺，外媒均感十分迷惑：都是甚麼時候了，還有閒心踏察紅四遺跡？筆者不揣簡陋地認為：習氏之此番連環踏察與此文透露上事上理有關：他想親臨其境，得個真相感知。甚麼「高饒反黨聯盟」，甚麼「利用小說反黨」，都是忽悠啊！這樁黨史可得徹底重寫。習氏去了兩處，說明他意識到了毛氏對他有著「獄父坑陝之仇」的真實原因。不報此仇，「竟無一人是男兒」不就成了說他自己嗎？豈能認賊作父呀！

此外，筆者相信自己發表於《開放》月刊2012年10月號上的《劉少奇武功大於毛澤東》，也曾引起劉源的注意——他後來出版了一本關於他父親劉少奇軍事造詣和成就的書。 

九、論「越民族越世界」和範式創新

既然說到了「新文化運動」、「賽恩斯先生」，最後就得說說扭轉文化、科學頹勢。其一，倫敦、巴黎、柏林、紐約當屬四大國際都市，文學藝術溢出全球，廣為普及。楊麗萍能不能說「越是昆明的越是倫敦的、巴黎的、柏林的、紐約的？」不能！賴此，本文便證偽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它跟「厲害了我的國」同出一轍。現實卻是「越是西方的越是世界的」。其二，祇有在中國科技、社會範式創新（Matrix innovations）達到全球20%以上，達致華夷良性互變，我們才能將心放下：種不亡矣，國不滅矣，「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得扭轉矣。洋務運動、戊戌維新、同盟會滅清、新文化運動、「德賽二先生」、「五四」弄潮兒、共產黨革命，毛澤東思想、「三個代表」說、科學發展觀、習式中國夢，甚至海外新儒家，無一例外眼高手低，啥時候想到必得探討這事兒啊？

最後說明：其一，本系列各篇普通引述文字出處以及有關人物、事件介紹，讀者可從網上輕易查到，為省篇幅，筆者不贅；對於特殊引述文字出處，筆者使用文中即注。為何即注？因為如果大眾媒體用稿，常會將頁下腳注或者章尾章節附注刪掉，咱祇好做捆綁派。至於象牙之塔學報，要求必用頁下腳注或者章節附注，雖無刪注之虞，卻有少人問津之憂，咱祇好做敬遠派。其二，筆者感謝袁偉時教授的「仙人指路」，它竟然引發了筆者關於五四百年造假，寫出了十章洋洋灑灑凡14萬餘字。其三，筆者建議：就社會科學、人文學科而言，中國大陸學界，海外華人學界，今後應當刻意形成人多勢眾的「疑假問真學派」。沒有此舉，中國學術必亡，華夏文明必亡。以夷單方變華之外，我們不幸又多了一個「以假全盤充實」的兇殘敵人，「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附注：

*史達林出生地為位於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西北不太遠的哥里（Gori），從以下兩幅地圖來看，哥里歷史上很有可能一度淪為西突厥人建立的奧斯曼帝國的佔領區域。土耳其現任總統埃爾多安的祖先就來自於格魯吉亞。因此可謂，五四後在中國至今日，是西方文明搏擊西方野蠻：希特勒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以及另外一支東方野蠻：西突厥野蠻即史達林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