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察五四百年造假之二
作者: 徐澤榮

歷史話題

更新於︰2019-09-03 Print Friendly and PDF

華俄威權煽起狹義五四雪泥鴻爪(上)

一、 狹義五四理應拒絕廣義五四

狹義五四運動乃指發生於1919年5、6月間的中國民眾採取各種行動,來行強烈抗議日本政府強迫北洋政府接受讓渡山東、南滿、東蒙部分主權的「二十一條」的運動,既不牽涉此前的反封建新文化運動,也不牽涉此後的推廣馬列主義運動。狹義五四運動加上後二運動曾被中共政治精英生編硬造稱作廣義五四運動。事到如今,這鍋生米似乎已經煮成熟飯,中國知識精英幾乎全部蕭規曹隨,鮮生疑問。

走筆至此,筆者認為必須重新界定狹義五四運動的起訖。既然狹義五四運動起於北洋政府聯合全國民眾抵制日本的「對華要求二十一條」(簡稱「二十一條」)的提出(導致了《中日民四條約》的簽訂),那它就應該止於「對華要求二十一條」的撤回。這樣,日本政府提出「對華要求二十一條」的日子,即是1915年1月8日,就應被定為狹義五四運動的起日;狹義五四運動的訖日,就應被定為作為「巴黎和會」的補充「華盛頓海軍會議」逼迫日本政府撤銷「對華要求二十一條」的1922年2月4日。起訖時長七年又28天。在這2583天當中,中國朝野抵制日約、日貨活動從來沒停止過,有人為此獻出生命,可歌可泣;史家幾乎無一例外地忽視了發掘此期北洋政府為抵制「對華要求二十一條」而進行的頻繁外交活動,一定有的; 不是有過三國干涉還遼的以夷成功制夷的先例嗎?北洋政府、中國民眾沒有制衡武力充當後盾,為其所用得獲成功外交手段,乃為「借盟制霸」(舊譯「勢力均衡」於此不確)或曰「以夷制夷」以及「民意洶湧」。過去稱北洋政府為「賣國」,將「愛國」桂冠僅僅留給「全國民眾」,屬於百年嚴重誤導。在此框架之下,1919年5月4號於北京、6月3號於上海發生的民眾抗議「對華要求二十一條」、「巴黎和會偏袒日本」遊行示威活動,可以另外稱為為「五四事件」、「六三事件」,以與「五四運動」區別開來,雖然二者也是五四運動的核心部分。社會科學要比歷史學科嚴謹,它不能同意將旨在取消「對華要求二十一條」的「五四運動」與推廣解噬主義(舊譯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的新文化運動攪和在一起。眾所周知,沒將兩種元素徹底分離,就永遠不能測探而出其中任何一種元素獨有理化性質。社會科學既然是科學,或者志在向自然科學看齊,就得遵循科學原則。

*華盛頓海軍會議 ( Washington Naval Conference),是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國、英國、日本、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葡萄牙、中國九國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的國際會議。1922年2月4日,中日兩國在華盛頓簽訂了《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及其附約。條約規定:日本將德國舊租借地交還中國,中國將該地全部開為商埠;原駐青島、膠濟鐵路及其支線的日軍應立即撤退;青島海關歸還中國;膠濟鐵路及其支線歸還中國等。雖然附約給予了日本人和外國人一些特權,但是中國通過該條約收回了山東半島主權和膠濟鐵路權益。

筆者將於下一系列《五四三位一體合是百年造假開端》來翻此案。不過,作為鋪墊,現今系列必須先對「狹義五四運動純屬民間自發運動」一說來做否定。有此鋪墊,讀者方能弄清狹義五四一度變為廣義五四因何緣故。

二、 本文標題為啥使用「俄」字

「蘇聯」——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 1922 年 12 月 30 日由俄羅斯聯邦、白俄羅斯、烏克蘭和外高加索聯邦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合併而成,至 1991 年 12 月 25 日解體的所謂社會主義聯邦制國家。1919—1922年間的俄國稱作「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之前稱作「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故而時跨基本為1917末至1920年末的本文,主使用「俄」字,次使用「蘇」字。

連國名都給去掉本名,實屬古今中外罕見,此種作法應是為著將來併入歐亞諸國而行預留——所以出現毛澤東任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張國燾任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聯邦」。事實證明,國際主義迄今尚自不能取代民族主義;是否將來也不能夠取代,不能斷言——可別忘了:周朝天子迭次討伐不義諸侯之時,各諸侯國民眾便有「奚後我?」(周天子為啥不早來救我們啊?)之吁嘆。筆者認為,對於出於真心或者一度真心信服國際主義之人,不能稱作「俄奸」、「漢奸」、「X奸」。例如,中共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就曾反對將民族國家視為獨大的人類體制,而將家庭、民族、國家的界限視為人類進化的障礙,主張成立世界聯邦;又如,筆者曾經問過一位在列車上背誦聖經的東北婦女:「那您是聽耶和華還是聽共產黨的呢?」對方回答得滴水不漏:「耶和華授權共產黨統治中國,聽共產黨就是聽耶和華的。」你能稱基督徒為「X奸」嗎?「蘇維埃」者,在俄文里是「代表會」(原欲模仿巴黎公社領導機構)的意思,真「民主」啊!

三、何謂「權力」何謂「威權」

何謂權力?筆者在此採用由美國學者達爾給出的,業已流行歐美已成通識的一種系向人際關係的定義:「A對B的關係達到A能迫使B做某事的程度而反過來B對A卻不能這樣做,這就叫A對B擁有權力。」由於A對B行使權力可以用強制性的壓服辦法,也可以用感召性的引導辦法,於是就有了兩種權力形式,前者稱之為硬權力,後者稱之為軟權力。硬權力就是威權。並非所有的權力都是威權。例如埃及艷後施展魅力,先後令羅馬統帥凱撒和安東尼聽命於她──後者甚至曾將羅馬帝國部分領土贈給艷後與其前夫所生兒子,憑借的便不是威權,而是色權;父母對兒女的權力亦非威權,而是生權;不過,沒有先天血緣關係的夫權肯定雜有威權(聯想家暴);若無民主法治的約束,財權與威權(又稱官權)天然具有相互勾結,共同斂財的傾向——在財權眼裡,官權是一種大有賺頭的可租商品,等等。何謂威權?威權就是基於武力或者暴力的權力,通常由政府擁有。北洋政府屬於威權,日本政府屬於威權,美國政府屬於威權,蘇聯政府屬於威權,政教合一屬於威權;國聯卻不屬於威權,它沒有軍隊、警察,不是世界政府。持械搶劫之人、民團土匪黑幫、各種起義武裝之類也屬威權,但在合法政府眼中它們自然屬於非法。

四、袁世凱洩密以激起民憤

日本出兵佔領青島膠東,1915年1月便向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大總統袁世凱詢問陸軍總長段祺瑞,如行軍事抵抗可以維持多久。段氏立即回答:僅僅48個小時。袁氏只好另做打算。依照他的經驗,堅持「門戶開放,利益均沾」立場的歐美列強,對於日本企圖獨佔中國決對不會袖手旁觀,而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條”時,也因擔心招致他國的警惕和干涉而要求中方嚴格保密。袁氏窺破這一點,有意將”二十一條”條款內容洩露出去,以實現其借助外力以牽制日本的方略。於是,得到消息的列強各國乃紛紛對日本提出責問,使日本處於十分被動難堪境地,其中尤以美國為烈。列強之態度,對日本獨佔中國的野心和囂張氣燄,不能不說是一個大的遏制。

另一方面,對於國內輿情民意,袁氏也做了有限利用:暗中授意某些報刊披露有關日本提出”滅亡中國”條款的消息,刊登一些愛國反日言論的文章,借以鼓動各界發起抵制日貨與救國儲金運動,用民氣來削弱日本政府的立場,為政府交涉提供憑借。於是自”二十一條”消息傳播開來之後,北京、上海、漢口、廣州、奉天、吉林、哈爾濱等地先後掀起抵制日貨運動,並迅速蔓延至全國,致使日本對華商品輸出銳減。不過,激發民氣為外交後援歷來是個雙面刃,故袁氏一方面企圖利用輿情民意來向日方施以一定壓力,一方面也擔心激怒日本,或給國內反對力量落下話把,故對國內各地之”風潮”動態極為關注,一髮現有脫離其控制的跡象,便發佈政令予以嚴禁。又對各省將軍則密頒軍令,責成他們”嚴束軍隊,查禁謠諑”,”嚴防’亂黨’,以保治安”。這固然可視為做給日本人看的表象,但也確實反映了袁氏的擔心。

結果兩國簽訂的只是《中日民四條約》。迫於歐美列強以及中國民眾雙管齊下施壓,日本政府立場從「二十一條」後退許多。在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上,《中日民四條約》被廢除部分條款。據說隨後該項條約內容不斷被改,至1945年日本戰敗,終被徹底廢除。不過在筆者看來,華盛頓會議已經廢除了「二十一條」。所謂西方人的「在華特權」原本就有。

五、 徐世昌洩密遂煽起五四

1918年10月10日,在段祺瑞主導的安福國會的操縱下,徐世昌當選為大總統。雖然徐氏得任總統全賴段氏之力,但他並不甘心充當段氏傀儡,而其「偃武修文」的主張一開始就背離了段祺瑞企圖以武力征服全國的願望。為了制衡段祺瑞勢力對中央政府的控制,徐世昌著力拉攏在政界有著廣泛影響的梁啓超研究系,以及具有強大財政實力的舊交通系。就在徐氏穩步進行政治佈局之時,歐戰結束, 「巴黎和會」召開。在梁氏的建議下,徐氏給自己專設了一個外交委員會,原外交總長汪大燮任委員長,林長民為理事長。這一機構的主要任務是為總統提供有關巴黎和會的政策、方針、措施,以及處理某些外交事務;而更深層的任務則是:段氏控制下的政府外交,有著明顯的親日傾向,徐氏想借此來制衡段氏勢力對外交的控制。林氏建議徐氏派遣梁氏親赴歐洲,以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會外顧問及記者的身份,與各國著名人士聯絡,進行會外活動。徐氏欣然應允,並主動為其籌集旅費。梁氏抵達歐洲後,在會場內外積極活動,呼籲歐美各國支持中國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不久梁氏意外得知去年9月——那時徐氏還未成為總統——北京政府曾與日本政府訂下一項密約《中日陸軍防敵共同軍事協定》。據說段氏為了獲得日本貸款來行緩解皖系北洋政府統治中國所遇燃眉之急,已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拱手讓給日本。1919年3月11日,憤怒的梁氏(他的研究系早與安福系結下了梁子)將此密約電告徐氏。收到電報之後,徐氏將電報文字略加處理,轉交汪林二氏等人於3月22日發表於《晨報》,舉國為之震驚。作為手無實權的總統,徐氏深知訴諸輿論啓動國民外交的威力,他暗中發動全國學生、商人、地方議會以及海外華僑等團體,向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連日雪片似地發去慰問、鼓勵電報和信件。與此同時,包括《晨報》、《申報》等各大報紙,每天都詳細報導巴黎和會的進展情況。這位就任以來「對於新聞記者異常注意」的文治總統,確實希望動員和凝聚各種可能的社會資源來增強自己的力量。隨即,作為徐氏總統顧問的林氏,聯合汪氏、張謇等人組織國民外交協會, 來向北洋政府的親日派施加壓力,希望對中國外交有所支援。4月8日,「國民外交協會」成立之日,張氏等致信梁氏:「務肯鼎力主持,俾達目的,則我四萬萬同胞受賜於先生者,實無涯矣。」如果說狹義五四運動的客觀導火索是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話,那麼徐世昌有意洩露上述密約一事則為主觀導火索。由此觀之,如果沒有當時大總統徐世昌、政界巨頭梁啓超、林長民,學界泰斗蔡元培等人的密切配合,狹義五四運動大約很難形成那樣大的規模。當然,世事無常,狹義五四運動最終沒有像徐世昌、梁啓超等人期望那樣只是成為政客手中的武器,而是成了一場轟轟烈烈影響中國百年的事件。

以上三、四兩節文字出處,讀者可從網上輕易查到,本文不贅。

必須強調:是沙皇俄國駐華公使首先得到袁世凱洩露「二十一條」的通知,過後的俄蘇共黨政府始終支持中國對日索回山東主權。由於自從日俄戰爭以來,兩國已成宿仇,以俄制日,便成了中國朝野救命稻草之一。

袁徐二氏前後有意洩露外交挫敗消息予列強,予民眾,屬於地地道道威權介入狹義五四運動伏筆以及狹義五四運動本身。袁徐二氏均沒動用威權殺害京津抵制日貨、上街遊行的愛國反日誌士(山東省槍斃了三個人),雖然有過驅散、拘留、揚言強斃、封閉報館——多是做給日本人看的。如曾受到真實威權威脅,兩次抗爭都不可能如此聲勢浩大。對照:文革初期,中國公安部部長謝富治下令各地公安局及其派出所不許追究老紅衛兵打死人的責任,於是導致北京一地非正常死亡1700余人。不用威權、輕用威權對付非法行為,當然也屬威權介入。筆者甚至嗅出第三種介入:袁徐二氏都有可能曾對抵制日貨、遊行示威、火燒曹府、罷工罷市的在野精英撒錢幣,發補貼。

好戲還在後頭。

六、 毛澤東言五四響應列寧

毛澤東於其<新民主主義論>[載於《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9—700頁]中聲稱(黑體字為筆者轉):

五四運動……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它在思想上和幹部上準備了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

先說「五四運動是在十月革命號召之下發生的」。孫伏園於其<回憶「五四」當年>[[載於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主編《五四運動回憶錄》(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34—35頁]中這樣說:「受到十月革命後蘇俄輔助弱小民族外交政策的鼓舞,見到巴黎帝國主義分臟和會對於中國的蔑視,學生們憤怒的氣勢抑止不住了。」後說 「五四運動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 讀者不要想當然地認為這句乃和上句一樣,只是一句沒有落實行動的虛言。筆者認為,毛氏勢必聽過共產國際來人內部傳達,才會說出這麼一句斬釘截鐵的話來。比照:周恩來曾於1966年4月發出「勿謂言之不預也」亦即有著落實行動的下述警告:

美國戰略家建議憑借美國的空軍和海軍優勢轟炸中國,以避免地面戰爭。這種想法只能是一廂情願……如果你從空中打進來,我們為什麼不能從陸上打出去?

鑒於美國於此時期轟炸北越的75%的軍機架次,都是來自美國駐紮泰國空軍基地,周氏明顯是在暗示:美國駐泰空軍基地可以成為東南亞共產黨武裝部隊的重要襲擊目標。果不其然,1969年7月26日夜間,受到中國大量餉械奧援的泰國人民解放武裝部隊首次襲擊了位於烏隆的美國空軍基地,並歡呼它是對越南共產黨和老撾共產黨抗美救國鬥爭的有力支援。此後泰國人民解放武裝部隊又於1972年1月14日襲擊了烏塔堡美國空軍基地,炸壞了三架美國B-52型轟炸機。毛氏的話則為「勿謂言之無由也」,直白地披露了蘇俄政府——一個鄰國威權——曾經介入狹義五四運動。

七、 俄共緣何介入中國共運

首先,讀者必須明確:根據馬學教義,共產主義運動從一開始就是有著「世界革命」基因的「國際共運」。 「世界革命」的核心是「歐洲革命」,不過若各宗主國革命成功,則各殖民地就可得享解放——「若宗主國綱舉,則殖民地目張」。「世界革命」很像「雙響爆竹」。根據列寧理解,俄國革命本是世界革命的導火索、引爆器。及至後來,斯大林才把這一「幻覺」破除,提出且實現了「一國可以獨立建成社會主義」。 有的大陸學者認為:「列寧沒有耐心等待資本主義國家自己慢慢的自趨滅亡,更沒有耐心等待社會主義國家自動的最後降臨。」 這種「列寧性子急沒耐心」詮釋沒啥道理。另外有的中外學者認為,十月革命後頭幾年,俄蘇共黨政權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內有白衛軍激烈抵抗和撲,外有協約國公然干涉和封鎖,列寧認定只有掀起世界革命,才能保障俄蘇共黨政權生存。這種「列寧害怕俄國獨力難支」詮釋有些道理,列寧自己都這樣說了嘛;但是筆者認為,根源還是「俄國革命引爆歐洲革命」,列寧說這番話,應是借題發揮。他大概從沒聽說過中國諺語「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共產國際首任書記季諾維也夫曾於1919年4月共產國際甫經成立時說的:「再過―年我們將會忘記歐洲曾進行過爭取共產主義的鬥爭,因為再過一年整個歐洲將是共產主義的歐洲。爭取共產主義的鬥爭將轉移到美洲,或許轉移到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列寧同時說的:「國際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已經為期不遠了」,豈能說是出於防禦心態而非進攻心態?

然而眾所周知:事與願違,歐洲國家共黨奪取政權嘗試無一成功。於是俄蘇共黨以及共產國際不得不將進攻方向從歐洲轉向亞洲,打算取得東方勝利之後再反過來包圍西方。列寧呼籲:「東方將有助於我們戰勝西方。現在且讓我們將目光轉向東方。」斯大林(亞洲人)強調:「誰想要社會主義勝利,誰就不能忘記東方。」基於此種認識,如何策動中國革命,如何組織中國共黨,就成了俄蘇共黨以及共產國際的重要任務。

    還在共產國際成立之前,俄蘇共黨就在中國做了許多擴大俄國革命影響的工作。公開工作有著:1918年7月、1919年7月兩次宣佈撤除沙皇政府對於中國東北的各種壓迫,對於中國的治外法權,撤除俄國伙同其他列強從中國攫取的一切權益包括歸還先前佔領領土,返還中國對於俄國的戰爭賠款,撤回駐在中國的軍隊,而不要求任何補償。這些自然贏得了中國民眾對於蘇俄的好感,鋪墊了俄蘇共共/共產國際派人來華組織共黨的道路。

    以上資料摘自郭華倫著《中共史論》第一冊(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9年第四版),3—5頁。

    不言而喻,伴隨這些公開宣言,必然還有許多迄今為人鮮知的「擴大俄國革命影響」的秘密工作。須知行動勝於語言,著力挖掘那些秘密工作,才是史學家的本份!

俄蘇政府宣稱願意將沙皇政府侵佔的中國領土歸還中國,筆者認為,倒不一定是欺騙,因為當時俄蘇共黨領袖真心相信,中國革命成功之後,俄中兩國必會合為一個國家——當然陸續還有其他國家加入,如此這般,148萬平方公里領土,還有什麼必要分你的我的。蔣介石訪問蘇聯,不也公開宣稱過「期待中、俄、德三國組成一個聯邦國家」麼?季米特洛夫也曾做過類似主張,他還設想「巴爾乾聯邦國」也可加入上述聯邦國家。 

八、落實列寧號召十二代理

在中國北京、天津,列寧的號召乃由誰來落實?筆者尋出「十二代理」(以下01—12)。第一人並非李大釗,而是張西曼(01)。

從維基百科對於張氏的介紹當中,我們得悉:張西曼於1908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09年入京師大學堂學習(兼做同盟會的臥底)。1911年,為避清廷迫害,張氏遠走俄國海參崴,進入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學習政治經濟。張氏次年從海參崴前往彼得堡、莫斯科等地考察;1914年經外蒙古歸國。1917年,時在哈爾濱濱江道尹公署工作的張氏,與鄧潔民等人創辦「東華學校」(現哈爾濱第三中學),並在該校任教,秘密傳播馬列主義。周恩來曾一度幫助籌建該校,張太雷、馬駿等人曾在該校從事革命活動。該校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東北建黨的據點以及中國革命者赴蘇俄學習考察途中的中轉站。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1918年,張氏返回海參崴蒐集有關俄國十月革命的出版物、宣傳品,並開始翻譯列寧起草的《俄國共產黨黨綱》。1919年1月,俄蘇共黨建議於1919年3月召開國際會議成立共產國際。1919年初,張氏專門為此從海參崴經大連至上海會見孫中山,建議國民黨選派代表出席該會,乃至——筆者推論——加入共產國際。但孫氏有顧慮,故沒有派代表出席此次會議,然而答應對張氏的建議將「詳加考慮」。張氏乃返回俄國。此後至1922年,張氏又曾先後兩次見過氏,為促成日後孫氏最終決定聯俄容共作出了貢獻。1919年7月,張氏從蘇維埃俄國蒐集俄國十月革命資料後回到北京,應邀到北京大學圖書部編目課擔任編目員(圖書部主任為李大釗)。1919年,北京大學俄文學系成立,成為北京大學最早設立的14個教學系之一,張氏參與了該系的籌建並在此任教。此外,張氏還擔任北京政府外交部俄文專修館的俄文教員。1920年,張氏翻譯的《俄國共產黨黨綱》中譯本出版。1919年下半年,張氏在北京創辦「社會主義研究會」。該會的參加者有各地知識分子一百幾十人。李大釗、陳獨秀、張申府、郭夢良、徐六幾、陳顧遠、朱謙之、費覺天、易家鉞(君左)、孟壽椿、範體仁、易克嶷、毛澤東、周恩來、鄧中夏、張國燾、瞿秋白、施復亮(存統)、周佛海等人先後參加該會。該會在天津、上海、長沙、漢口、廣州、日本東京等地設分會。後來該會成員發生分化:郭夢良、徐六幾等人組織「基爾特社會主義研究會」,陳顧遠等人組織「工團社會主義研究會」,朱謙元等人組織「無政府主義研究會」,李大釗1920年3月在北京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陳獨秀1920年5月在上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毛澤東、周恩來、王盡美、惲代英等人則分別在長沙、天津、濟南、武漢等地成立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

從1911年始至1919年止,張西曼三次進出俄國,三次時長少算也有四年;1917年,在哈爾濱和鄧潔民合作創辦東華學校;1918年在海參崴翻譯《俄國共產黨黨綱》,1920年出版;1919年初,建議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1919年下半年在北京創辦「社會主義研究會」,先於李大釗在京、陳獨秀在滬創辦「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以及毛澤東、周恩來、王盡美、惲代英分別在長沙、天津、濟南、武漢成立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

張西曼應屬中國激進知識分子最早「掛靠」俄蘇共黨之人。

以上資料見諸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A0%E8%A5%BF%E6%9B%BC

高一涵於其<回憶五四時期的李大釗同志>、<從五四運動中看究竟是誰領導革命>[載於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主編《五四運動回憶錄》(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151—158頁]中披露(黑體字為筆者轉):「1918年是守常轉變成馬克思主義者的關鍵……守常接觸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河上肇博士的著作。1917年,十月革命的消息不斷傳來,守常又認識了俄國的外交人員……五四遊行,守常和學生一道參加。」高一涵認定:「認為胡適與陳獨秀、李大釗等同是五四運動的領導人,這是徹底違反歷史事實的說法……五四運動的真正領導者只是具有共產主義思想和革命意志的知識分子。」高氏此言也屬斬釘截鐵。

可見,李大釗(字守常。02)早在狹義五四運動至少一年以前就已「掛靠」俄蘇共黨。1927年2月,張作霖派兵強行進入蘇聯駐華使館,不僅抓走李氏為首數位華人俄蘇共黨黨員,而且劫走大批俄蘇共黨以及共產國際對華輸出革命文件——過後曾將部分文件公之於眾。筆者猜測,這些文件裡面諸應有揭示「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狹義五四運動」、「李大釗等遵照列寧指示悉心部署」乃至「俄蘇共黨撥款補貼京滬響應民眾團體」等的或明或暗線索。希望後學努力繼續挖掘此事。張氏殺害李氏,原因並不盡是出於反共立場,而是主要出於對其執行蘇方指示策動郭松齡反奉的報復。

郭氏舉兵反奉,曾聘狹義五四運動之時擔任北洋政府司法部部長的林長民(03)擔任隨軍幕僚長。筆者猜測,郭氏極有可能於事成後委任林氏出任東三省國民黨政府主席;此前林氏曾經伙同徐氏、梁氏點燃狹義五四運動導火索。以上二事足以令人懷疑:林氏乃至徐氏曾於狹義五四運動爆發之前見過俄方派華密使。既是李大釗代表共產國際策反了郭松齡,郭松齡又準備任命林長民為東北行政首長,要說共產國際沒有聯絡過、考察過、策反過、認可過林氏,很難令人相信。在俄國人眼中,東北可是「黃色俄羅斯」、俄日競鬥場啊。

高一涵(04)曾於狹義五四運動後的1922年偽裝牽頭掀起非基督教運動,·新揭蘇聯檔案(黃修榮主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 —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表明,這場運動實際上是由共產國際策動和操縱的。其時一位俄蘇駐華外交使團成員維連斯基—西比里亞可夫(不是維經斯基)於4月向其上級彙報:「現在我們組織了廣泛的非基督教運動……目前要把這場運動納入政治運動軌道,我們打算建立一個偽裝的合法組織。」(80—81頁)另一名共產國際其時派華代表利金於當年5月向其上級彙報:

非基督教運動的第一個因素是對外國人的民族抗議運動……第二個因素是與我們更加貼近的一種運動,也就是對基督教在華傳教士,即奴役中國的外國資本家的代理人的抗議,同時也就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抗議……運動的總指揮部從第一天起就掌握在共產黨中央局手中,它通過青年團成功地控制了整個運動。(91頁)

這就說明,作為李氏留日之時所交親密戰友,高氏也於1918年緊隨李氏「掛靠」俄蘇共黨了。李方唱罷高登場,輪番上陣,俄蘇方面可謂指揮若定、有條不紊!

    俄蘇在華外交政策兩大基石:反日本(李大釗牽頭),反歐美(高一涵牽頭)於十月革命後短短五年(1917—1922)內便告劍及履及奠定。反封建,不入日程。反軍閥(包括蔣介石),即將掀起,目的在於扶持中共奪取全國政權。

    筆者上篇發表在《前哨》2019年4月號上追溯五四運動的文章曾說,柏烈偉(05)此人值得深挖。經過復查新揭蘇聯檔案,筆者發現,早在共產國際於1920年春開始正式介入中國事務以前,柏氏等人就是俄蘇共黨派華聯絡代表。筆者於上引黃修榮主編、馬貴凡主譯書中發現以下至少三處記載: 

——1920年6月的一份俄方內部報告稱:「給您寄去柏烈偉教授在兩周前寄給我們的兩個報告供參考。據當地的革命者說,報告對陳炯明在漳州的革命活動有些誇大。」(30頁)可見柏氏可能親臨漳州做過單獨考察。

——1920年12月的一份俄方內部報告稱:

迄今,在中國的工作是由個別俄國僑民做的,如天津大學教授柏烈偉(共產黨員)、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出版的法文社會主義報紙《北京報》的實際編輯A.A.伊萬諾夫(06)同志,資深社會民主黨人A.E.霍多羅夫(海參崴報紙《遙遠的邊疆》的編輯。07),A.Ф .奧格列夫(原海參崴市參議會主席,遠東共和國駐華使團成員。08)等。」(50頁)

拔出蘿蔔帶出泥:除了俄蘇共黨黨員柏氏,如今我們又得知了另外三個Russian Communist agents in China的名字——柏氏並非孤軍作戰!

——1921年4月的一份俄方內部報告稱:「維經斯基奉優林之命同柏烈偉一同到過廣州」。(60頁)可見柏氏曾經親臨廣州做過協同考察。

王潔編《李大釗北京十年(交往篇)》(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一書這樣登堂入室地介紹李大釗居京十年中所交往過的最重要人物「柏烈威」(黑體字為筆者轉):

柏烈威(?—?),俄文名С.А. ПОЛОВОЙ,也曾譯成柏烈維、柏烈偉、鮑立維,現在則譯為波列沃依。生卒年月不詳,在海參崴長大。1918年下半年,他從海參崴來到天津,任天津大學教授。他既會俄語,又會漢語,跟北京、上海、天津的許多文化人士多有聯繫,成了溝通俄共(布)朋友和中國進步文化人之間的橋梁。1921年,受聘於北京大學俄文系。北平解放前離開中國去美國,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逝世。

柏烈威是根據俄共(布)中央遠東局海參崴分局(後為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的指示,同中國革命者建立聯繫並在中國進行革命工作的。柏烈威是最早介紹李大釗與俄共(布)建立聯繫的人。

1919年9月,柏烈威介紹李大釗會見了俄共(布)黨員布爾特曼。

1920年1月下旬,陳獨秀、李大釗、尉克水從北京來到天津,陳獨秀則先行去了上海。黃凌霜、章志、胡維憲、姜般若和李大釗、尉克水一行六人去了柏烈威在天津舊俄租界的住處,商談有無可能建立一個不分派系壁壘的,傾向同一大目標的,團結起來的「社會主義同盟」,大約有一個小時。第二天,天津的《益世報》上登出了<黨人開會圖謀不軌>一文。李大釗提出要小心防範後,立即返回北京,章志、姜般若、尉克水去了上海,黃凌霜則在後來陪同柏烈威去了廣州,組建通訊社。

1920年初,柏烈威介紹李大釗會見了俄共(布)黨員霍赫洛夫金。

1920年4月,柏烈威介紹李大釗會見了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負責人維連斯基—西比里亞可夫派遣的全權代表維經斯基及其助手季托夫、謝列布里亞科夫,還有翻譯楊明齋。

1920年8月,通過柏烈威的介紹,瞿秋白、李仲武、俞頌華、凌鉞等以北京《晨報》駐莫斯科特派記者的秘密身份去俄蘇。此後,瞿秋白等向國內發回有關俄蘇和世界各國的大量報道。

張西曼披露柏烈偉曾經領取共產國際所發工作經費(黑體字筆者轉):「柏烈偉十月大革命後……當上第三國際駐天津的文化聯絡員……他卻對第三國際報上了許多花帳,侵蝕了若干公款。」 [見於《張西曼紀念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311頁]]

    人物資料補充:Н .Г .布爾特曼,1920年起任俄蘇共黨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主席;В.Я. 霍赫洛夫金,1920年任俄蘇共黨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中國科書記,1921年為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中國科工作人員;季托夫,畢業於設在海參崴的東方學院;謝列布里亞科夫應為樸鎮淳,朝鮮社會黨創始人之一,1919至1920年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和外交人民委員會工作人員,1920年出席了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1921至1922年任朝鮮共產黨中央書記,1925至1926年在中國東北工作,後來從事出版和科研工作;伊萬諾夫,1917年起為俄國駐北京外交使團成員,十月革命後轉到蘇維埃政權方面,曾任北京大學教授、《真理報》駐華記者;霍多羅夫,1919至1922年曾任俄羅斯通訊社(後為塔斯社)以及遠東通訊社二社駐北京分社社長;奧格列夫,又譯阿加列夫,1920至1922年為遠東共和國駐華使團成員、團長。

其實柏烈偉不只是共產國際駐天津張西曼掩飾說的「文化聯絡員」,後來他還成了中共北京局負責人(見諸前引黃修榮主編、馬貴凡主譯書,53頁)。幾乎所有中共官修黨史作者都曾對柏烈偉的實際身份故意「王顧左右而言他」(當然有的只是人云亦云);甚至歪曲柏氏來華目的:翻譯《詩經》、熟練漢語;貶損柏氏道德品質:貪污公款、獨佔稿費;否定柏氏革命生涯:後來脫黨,移民美國,目的均為旨在掩蓋俄蘇共黨一早就對中國激進知識分子進行聯絡、策反的事實。張氏秘密身份亦被中共長期秘而不宣。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俄蘇共黨黨員柏氏上述在華活動表明,他不可能是於狹義五四運動後才登上俄蘇共黨/共產國際對華輸出革命舞台的,在此之前他已登上, 已和中國激進知識分子往來經年,而且建立起了相互信任關係。事到如今,若繼續說柏烈偉,以及伊萬諾夫、霍多羅夫、奧格列夫等等俄蘇共黨成員沒有介入發起狹義五四運動,很難令人信服!

    筆者判斷,作為周恩來就讀張伯苓辦天津南開中學之時(1913—1914)、李大釗留學早稻田大學法政科之時(1914—1917)所交之親密校友,熟諳俄語的哈爾濱人鄧潔民(09),也於1918年經由李氏推薦,「掛靠」了俄蘇共黨,此後他為俄蘇共黨對華輸出革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17年中,鄧氏終止在日學業,回國發展。有志於振興教育的他竟然輕易得到來自「社會」的幾筆辦學捐款,半年多後的1918年初,便在哈爾濱和張曼寧創辦「東華中學」。1918年初,當時類似國中之國的俄屬「中國東省鐵路」的俄中員工,為響應十月革命,成立了「哈爾濱蘇維埃」。「幾筆辦學捐款」實際應是「哈爾濱蘇維埃」秉承俄蘇共中央指示撥給鄧氏名為辦中小學,實為辦聯絡站,甚至「中共東北建黨據點」的。

雖然書上介紹,B.B.利金(原名赫爾扎諾夫斯基)乃為「1921至1922年任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駐華代表,1923年起從事外交工作」,但是根據1922年5月利金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的一份報告(黃修榮主編、馬貴凡主譯書,81—82頁),筆者得知:其一,利金當時不只是上述「駐華代表」,還是「共產國際在華工作全權代表」;其二,1921年10月以前——前到何時尚不知道——利金乃在哈爾濱從事秘密工作,10月之前,他的秘密身份暴露了,故而除了廣東以外,他已不能被共產國際派往中國任何其它地方工作。比照:共產國際派華工作另一代表維連斯基—西比里亞科夫,卻無需要掩蓋身份——1920年9月他報告共產國際執委會說:「我是取道中國從遠東回來的,原因是中國當局對我很友好,完全正式地允許我進入中國(北京)。」(黃修榮主編、馬貴凡主譯書,41頁)筆者據此判斷,利金也許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就被俄蘇共黨派往哈爾濱從事地下工作了。什麼地下工作會令暴露身份以後後果如此嚴重?筆者判斷:唯一可能就是涉暴涉兵工作。筆者曾在大陸《民國研究》刊物上面看到一文,述及俄蘇曾經發放數百支俄制「別列旦」型步槍給一內蒙德王民團。下述劉江偷越國境喪命,可能也是因為偷運槍支彈藥。

    顯示馬駿(11)1919年狹義五四運動前後成了俄蘇共黨代言人的證據,只消舉出一例便告足夠:1920年10月時在中國執行任務的俄蘇共黨阿穆爾州委中國部主任劉江(應是華人,俄名費奧多羅夫。後來死於偷越國境)在其給州委的一份報告中說(黑體字筆者轉):

天津和北京是高等學校的中心。那裡有規模較大的學生組織,以回民馬駿為首。此人是著名的共產主義信仰者……他將召集全國學生代表會議,會上要討論以下可能令蘇維埃政府感興趣的問題:完全不承認俄國駐華公使,拒絕向他支付義和團賠款,以及與中東鐵路有關的一些問題。(前引黃修榮主編、馬貴凡主譯書,46頁)

鑒於北洋政府乃於1920年9月終止承認沙俄駐華公使和領事,料想馬氏此會應該開在此前,亦即狹義五四運動爆發一年之內或者之前。「以及與中東鐵路有關的一些問題」,豈非暗示馬氏曾到哈爾濱蘇維埃領受任務?

    

左起:袁世凱、徐世昌、林長民

    

左起:張西曼、鄧潔民、高一涵

  

辛苦遭逢起譯經?

由於狹義五四運動爆發前後,柏烈偉其時身在天津,而非北京,筆者有理由認為,為了「落實列寧號召」,俄蘇共黨在華尋找「代理」之時,目標地點乃是北京+天津,雙管齊下。張太雷(12)在津參加五四運動,成為天津五四運動領導人之一,並和李大釗、周恩來結識。有人可能嘲笑筆者,您說的「十二代理」,其時中共尚未成立,不是黨員咋可成為俄蘇共黨在華代理?其實黨員身份並非成為代理的必要條件:1921年3月,距離中共成立還有四個月,張氏就被俄蘇共黨/共產國際相中,遠赴俄京,出任共產國際中國科科長,「途徑哈爾濱時受到東華學校校長鄧潔民的幫助,使其安全赴蘇」。筆者認為,從這些材料看出:其一,張氏曾受柏氏遴選、授意、考察、推薦。其二,再次證實鄧氏建校,受到俄蘇共黨信任、資助。    

不像李大釗,在接受馬克思主義方面,陳獨秀開始乃持溫和立場。陳氏曾對俄國二月革命抱有很大興趣,將之視為民主制對於君主制的勝利。十月革命爆發之後,保皇派白衛軍的反擊以及布列斯特和約的簽訂,曾令陳氏感到很大困惑,導致他對十月革命一段時間秉持保留態度。他的首篇認同十月革命的文章《二十世紀俄羅斯的革命》發表於1919年4月20日,他的揭露北洋政府準備接受日本政府橫蠻要求的文章發表於1919年5月4日,而當天他並無參加院校師生遊行。所以筆者沒將他列為「響應列寧號召中國代理」。

最後,筆者做一事後更正:將己發表於《前哨》月刊2019年四月號的<丟掉錯覺還原五四>改名為<與會紀念五四百年竟至疑雲頓起>,作為「驚察五四百年造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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