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冊-驚察五四百年造假之二：華俄威權煽起狹義五四雪泥鴻爪（上篇）

一、狹義五四理應堅決拒絕廣義五四

狹義五四運動的高峰期乃在於1919年5、6月，當時中國民眾採取各種行動，來行強烈抗議日本政府強迫北洋政府接受讓渡山東、南滿、東蒙部分主權的「二十一條」。狹義五四運動既不牽涉此前的反專制新文化運動，也不牽涉此後的推廣馬列主義運動。狹義五四運動加上那二運動，曾被中共政治精英生編硬造稱作廣義五四運動。事到如今這鍋生米似乎已經煮成熟飯，中國知識精英幾乎全部蕭規曹隨，鮮生疑問，連流亡和原有海外民主派也不例外。

筆者認為必須重新界定狹義五四運動的起訖。既然狹義五四運動起於北洋政府聯合全國民眾抵制日本的「二十一條」的提出（導致了《中日民四條約》的簽訂），那它就應該止於「二十一條」的撤回。這樣，日本政府提出「二十一條」的日子，即是1915年1月8日，就應被定為狹義五四運動的起日；狹義五四運動的訖日，就應被定為作為「巴黎和會」的補充「華盛頓海軍會議」逼迫日本政府撤銷「二十一條」的1922年2月4日。起訖時長七年又28天。筆者所說「俄蘇共黨/共產國際派人來華策動狹義五四運動」涵蓋此一七年又28天，儘管重點放在運動爆發之前。

在這2583天當中，中國朝野抵制日本要約、日貨活動從來沒停止過，有人為此獻出生命，可歌可泣；史家幾乎無一例外地忽視了發掘此期北洋政府為抵制「二十一條」而進行的頻繁外交活動，一定有的; 不是有過三國干涉還遼的以夷制夷的成功先例嗎？北洋政府、中國民眾沒有制衡武力充當後盾，為其所用得獲成功的外交手段，乃為「借盟制霸」（舊譯「勢力均衡」，用於此處不確）或曰「以夷制夷」，以及「民意洶湧」。過去稱北洋政府為「賣國」，將「愛國」桂冠僅僅留給「全國民眾」，屬於百年嚴重誤導。在此框架之下，1919年5月4日於北京、6月3日於上海發生的民眾抗議「二十一條」、「巴黎和會偏袒日本」遊行示威活動，可以另外稱為「五四事件」、「六三事件」，以與「五四運動」區別開來，雖然二者也是狹義五四運動的核心部分。

社會科學要比歷史學科嚴謹，它不能同意將旨在取消「二十一條」的「五四運動」，與推廣解噬主義(舊譯自由主義）、馬列主義的新文化運動攪和在一起。眾所周知，沒將兩種化學元素徹底分離，就永遠不能測探出其中任何一種元素獨有理化性質。社會科學既然是科學，或者志在向自然科學看齊，就得遵循科學原則。

*華盛頓海軍會議( Washington Naval Conference)，是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國、英國、日本、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葡萄牙、中國九國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的國際會議。1922年2月4日，中日兩國在華盛頓簽訂了《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及其附約。條約規定：日本將德國舊租借地交還中國，中國將該地全部開為商埠；原駐青島、膠濟鐵路及其支線的日軍應立即撤退；青島海關歸還中國；膠濟鐵路及其支線歸還中國等。雖然附約給予了日本人和外國人一些特權，但是中國通過該條約收回了山東半島主權和膠濟鐵路權益。

筆者將於第三章《五四三位一體合是百年造假開端》上篇來翻此案。不過，作為鋪墊，現今這章必須先對「狹義五四運動純屬民間自發運動」一說來做否定。有此鋪墊，讀者方能弄清狹義五四因何一度變為廣義五四的緣故。

二、各章節文中為啥多使用「俄」字

「蘇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 1922 年 12 月 30 日由俄羅斯聯邦、白俄羅斯、烏克蘭和外高加索聯邦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合併而成，至 1991 年 12 月 25 日解體的所謂社會主義聯邦制國家。在此之前，1919—1922年間的俄國稱作「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再之前稱作「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故而時跨基本為1917末至1920年末的本書各章，主使用「俄」字，次使用「蘇」字來稱呼這個客體。如今大陸網友喜歡使用「黃俄」一詞，筆者認為，時而改用「黃俄蘇」也可，且應啟用「去黃俄蘇化」一詞。「蘇維埃」者，在俄文裡是「代表會」（原欲模仿巴黎公社領導機構）的意思，貌似真「民主」啊！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連國名都給去掉「俄羅斯」本名，實屬古今中外罕見。此種作法應是為著將來併入歐亞諸國而行預留——所以出現毛澤東任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張國燾任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聯邦」，等等。事實證明，國際主義迄今尚自不能取代民族主義；是否將來也不能夠取代，不能斷言——可別忘了：周朝天子迭次討伐不義諸侯之時，各諸侯國民眾便有「奚後我？」(周天子為啥不儘早來解救我們啊？)之籲嘆。這可是古中國的國際主義啊。

筆者認為，對於出於真心或者一度真心皈依國際主義之人，不能稱作「俄奸」、「漢奸」、「X奸」。例一，中共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就曾反對將民族國家視為獨大的人類體制，而將家庭、民族、國家的界限視為人類進化的障礙，主張成立「世界聯邦」；例二，筆者曾經問過一位在列車上背誦聖經的東北婦女：「那您是聽耶和華的還是聽共產黨的呢？」對方回答得滴水不漏：「耶和華授權共產黨統治中國，聽共產黨的就是聽耶和華的。」例三，曾留學和任教蘇聯軍事院校八年，1933年回國後一度任李德翻譯的王智濤將軍於其回憶錄《王志濤將軍回憶錄》（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5）當中記述：

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到了瑞金，這是一件大事，蘇區軍民很快都知道了。出於好奇，每當李德外出，大街小巷都擠滿了圍觀群眾，老女老少爭先恐後，一睹李德頭帶八角帽，露出鬆毛金髮，身著紅軍灰色軍服，騎著高頭大馬，半中半洋的神奇風采。各種傳言不脛而走，老百姓說：「史達林給我們派來了洋顧問，蘇區很快就會變成蘇聯，大家都能喝上牛奶，吃上麵包，過上好日子了。」（見諸王智濤書117—118頁）

你能稱北大李大釗、東北基督徒、瑞金老百姓為「X奸」嗎？

三、何謂「權力」以及何謂「威權」

何謂權力？筆者在此採用由美國學者達爾給出的，業已流行歐美已成通識的一種繫向人際關係的定義：「A對B的關係達到A能迫使B做某事的程度而反過來B對A卻不能這樣做，這就叫A對B擁有權力。」由於A對B行使權力可以用強制性的壓服辦法，也可以用感召性的引導辦法，於是就有了兩種權力形式，前者稱之為硬權力，後者稱之為軟權力。硬權力就是威權。並非所有的權力都是威權。例如埃及艷後施展魅力，先後令羅馬統帥凱撒和安東尼聽命於她——後者甚至曾將羅馬帝國部分領土贈給艷后與其前夫所生兒子，憑藉的便不是威權，而是色權；父母對兒女的權力亦非威權，而是生權；不過，沒有先天血緣關係的夫權肯定雜有威權（聯想家暴）；若無民主法治的約束，財權與威權——又稱官權——天然具有相互勾結、共同斂財的傾向——在財權眼裡，官權是一種大有賺頭的可租商品，等等。何謂威權？威權就是基於武力或者暴力的權力，通常由政府擁有。北洋政府屬於威權，日本政府屬於威權，美國政府屬於威權，蘇聯政府屬於威權，政教合一屬於威權；國聯卻不屬於威權，它沒有軍隊、警察，不是世界政府。持械搶劫之人、民團土匪黑幫、各種起義武裝之類也屬於威權，但在合法政府眼中它們自然屬於非法。

四、袁世凱透露秘密以激起民眾反日

日本出兵佔領青島、膠東，1915年1月便向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大總統袁世凱詢問陸軍總長段祺瑞，如行軍事抵抗可以維持多久。段氏立即回答：僅僅48個小時。袁氏祇好另做打算。依照他的經驗，堅持「門戶開放，利益均沾」立場的歐美列強，對於日本企圖獨佔中國絕對不會袖手旁觀，而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條」時，也因擔心招致他國的警惕和干涉而要求中方嚴格保密。袁氏窺破這一點，於是有意將「二十一條」一些條款內容透露出去，以實現其借助外力牽制日本的方略。結果，得到消息的列強各國乃紛紛對日本提出責問，使日本處於十分被動境地，其中尤以美國為烈。列強之態度，對於日本獨佔中國的狼子野心和囂張氣焰不能不說是一個大的遏制。

另一方面，對於國內輿情民意，袁氏也做了有限利用：暗中授意某些報刊披露有關日本提出「滅亡中國」條款的消息，刊登一些愛國反日言論的文章，藉以鼓動各界發起抵制日貨與救國儲金運動，用民氣來削弱日本政府的立場，為政府交涉提供憑藉。於是自「二十一條」消息傳播開來之後，北京、上海、漢口、廣州、奉天、吉林、哈爾濱等地先後掀起抵制日貨運動，並迅速蔓延至全國，致使日本對華商品輸出銳減。不過，激發民氣為外交後援歷來是個雙面刃，故袁氏一方面利用輿情民意來向日方施以一定壓力，一方面也擔心激怒日本，或給國內反對力量落下話把，從而對國內各地之「風潮」極為關注，一發現有脫離其控制的跡象，便發布政令予以嚴禁。又對各省將軍密頒軍令，責成他們「嚴束軍隊，查禁謠諑」，「嚴防亂黨，以保治安」。這固然可視為做給日本人看的表像，但也確實反映了袁氏的擔心。

結果兩國簽訂的祇是《中日民四條約》。迫於歐美列強以及中國民眾雙管齊下施壓，日本政府立場從「二十一條」後退許多。在1922年的華盛頓海軍會議上，《中日民四條約》被廢除部分條款。隨後該項條約內容不斷被改，至1945年日本戰敗，終被徹底廢除。不過在筆者看來，華盛頓會議已經廢除了「二十一條」。所謂留下的一個「尾巴」，即西方人、日本人的「在華特權」，原本就有。

五、徐世昌透露秘密遂煽起五四運動

1918年10月10日，在段祺瑞主導的安福國會的操縱下，徐世昌當選為大總統。雖然徐氏得任總統全賴段氏之力，但他並不甘心充當段氏傀儡，而其「偃武修文」的主張一開始就背離了段祺瑞企圖以武力征服全國的願望。為了制衡段祺瑞勢力對中央政府的控制，徐世昌著力拉攏在政界有著廣泛影響的梁啟超研究系，以及具有強大財政實力的舊交通系。就在徐氏穩步進行政治佈局之時，歐戰結束，巴黎和會召開。在梁氏的建議下，徐氏給自己專設了一個外交委員會，原外交總長汪大燮任委員長，林長民為理事長。這一機構的主要任務是為總統提供有關巴黎和會的政策、方針、措施，以及處理某些外交事務；而更深層的任務則是：段氏控制下的政府外交，有著明顯的親日傾向，徐氏想借此來制衡段氏勢力對外交的控制。林氏建議徐氏派遣梁氏親赴歐洲，以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會外顧問及記者的身份，與各國著名人士聯絡，進行會外活動。徐氏欣然應允，並主動為其籌集旅費。梁氏抵達歐洲後，在會場內外積極活動，呼籲歐美各國支持中國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不久梁氏意外得知去年9月——那時徐氏還未成為總統——北京政府曾與日本政府訂下一項密約《中日陸軍防敵共同軍事協定》。據說段氏為了獲得日本貸款來行緩解皖系北洋政府統治中國所遇囊中羞澀的燃眉之急，已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拱手讓給日本。1919年3月11日，憤怒的梁氏（他的研究系早與安福系結下樑子）將此密約電告徐氏。收到電報之後，徐氏將電報文字略加處理，轉交汪林二氏等人於3月22日發表於《晨報》，舉國為之震驚。作為手無實權的總統，徐氏深知訴諸大眾輿論、國民外交的威力，他暗中發動全國學生、商人、地方議會以及海外華僑等，向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連日雪片似地發去慰問、鼓勵電報和信件。與此同時，包括《晨報》、《申報》等各大報紙，每天都詳細報導巴黎和會的進展情況。這位就任以來「對於新聞記者非常注意」的文職總統，確實希望動員和凝聚各種可能的社會資源來增強自己的力量。隨即，作為徐氏總統顧問的林氏，聯合汪氏、張謇等人組織國民外交協會, 來向北洋政府的親日派施加壓力，希望對中國外交有所支援。4月8日，「國民外交協會」成立之日，張氏等致信梁氏:「務肯鼎力主持，俾達目的，則我四萬萬同胞受賜於先生者，實無涯矣。」如果說狹義五四運動的客觀導火索是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話，那麼徐世昌有意洩露上述密約一事則為主觀導火索。由此觀之，如果沒有當時大總統徐世昌、政界巨擘梁啟超、林長民，學界泰斗蔡元培等人的密切配合，狹義五四運動大約很難形成那樣大的規模。當然，世事無常，狹義五四運動最終沒有像徐世昌、梁啟超等所期望的那樣祇是成為政客手中的武器，而是成了一場轟轟烈烈影響中國百年的事件。

必須強調：是沙皇俄國駐華公使首先得到袁世凱透露「二十一條」的通知，過後的俄蘇共黨政府始終支持中國對日索回山東主權。由於自從日俄戰爭以來，日俄兩國已成宿仇，以俄制日，便成了中國朝野救命稻草之一。李鴻章曾反復強調此種外交戰略，將之奉為利器。

袁徐二氏前後有意洩露外交挫敗消息予列強，予民眾，屬於地地道道的威權介入狹義五四運動序曲以及狹義五四運動本身。袁徐二氏均沒動用威權殺害京津抵制日貨、上街遊行的愛國反日志士（山東省回族人鎮守使馬良槍斃了三位並非學生的回族志士，辯解道：本人對三人實施民族自治、祖宗家法），雖然有過驅散、拘留、揚言強斃、封閉報館——多是做給日本人看的。如曾受到真實威權威脅，兩次抗爭都不可能如此聲勢浩大。對照：文革初期，中國公安部部長謝富治下令各地公安局及其派出所不許追究老紅衛兵打死人的責任，遂導致北京一地非正常死亡1700餘人。不用威權、輕用威權對付非法行為，當然也屬於威權介入。筆者甚至嗅出第三種介入：袁徐二氏都有可能曾對抵制日貨、遊行示威、火燒曹府、罷工罷市的在野精英撒錢幣，發補貼，給好處，許承諾。

必有曾被威權洗腦的人認為「北洋賣國政府」絕對沒有可能激發「廣大愛國民眾」起來反對「二十一條」，如今得悉上述內幕種種，他們可會幡然醒悟？世事並非非黑即白！

六、毛澤東明確說五四響應列寧號召

毛澤東於其〈新民主主義論〉〔載於《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9—700頁〕中聲稱（粗秀體為筆者轉。孫伏園下語同）：「五四運動……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在思想上和幹部上準備了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孫伏園於其〈回憶「五四」當年〉〔載於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主編《五四運動回憶錄》(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34—35頁〕中這樣說：「受到十月革命後俄蘇輔助弱小民族外交政策的鼓舞，見到巴黎帝國主義分贓和會對於中國的蔑視，學生們憤怒的氣勢抑止不住了……五四運動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讀者不要想當然地認為孫說乃和毛說一樣，祇是一句沒有落實行動的虛言。筆者認為，毛氏勢必聽過共產國際來人內部傳達，才會說出這麼一句斬釘截鐵的話來。比照：周恩來曾於1966年4月發出「勿謂言之不預也」亦即有著落實行動的下述警告：「美國戰略家建議憑藉美國的空軍和海軍優勢轟炸中國，以避免地面戰爭。這種想法祇能是一廂情願……如果你從空中打進來，我們為甚麼不能從陸上打過去？」鑒於美國於此時期轟炸北越的75%的軍機架次，都是來自美國駐紮泰國空軍基地，周氏明顯是在暗示：美國駐泰空軍基地可以成為東南亞共產黨武裝部隊的重要襲擊目標。果不其然，1969年7月26日夜間，受到中國大量餉械奧援的泰國人民解放武裝部隊首次襲擊了位於烏隆的美國空軍基地，泰國共產黨歡呼它是對越南共產黨和老撾共產黨抗美救國鬥爭的有力支援。此後泰國人民解放武裝部隊又於1972年1月14日襲擊了烏塔堡美國空軍基地，炸壞了三架美國B-52型轟炸機。「勿謂言之無由也」，毛說直白地披露了俄蘇政府——一個鄰國威權——曾經介入狹義五四運動。

七、俄蘇共黨為啥熱切推動中國反日

首先，讀者必須明確：根據馬學教義，共產主義運動從一開始就是有著「世界革命」基因的「國際共運」。「世界革命」的核心是「歐洲革命」，不過若各宗主國革命成功，則各殖民地就可得享解放——「若宗主國綱舉，則殖民地目張」。「世界革命」很像「雙響爆竹」。根據列寧理解，俄國革命本是世界革命的導火索、引爆器。及至後來，史達林才把這一「幻覺」破除，提出且實現了「一國可以獨立建成社會主義」。有的大陸學者認為：「列寧沒有耐心等待資本主義國家自己慢慢地自趨滅亡，更沒有耐心等待社會主義國家自動地最後降臨。」這種「列寧性子急沒耐心」詮釋沒啥道理。另外有的中外學者認為，十月革命後頭幾年，俄蘇共黨政權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內有白衛軍激烈抵抗和反撲，外有協約國公然干涉和封鎖，列寧認定祇有掀起世界革命，才能保障俄蘇共黨政權生存。這種「列寧害怕俄國獨力難支」詮釋有些道理，列寧自己都這樣說了嘛。但是筆者認為，根源還是「俄國革命引爆歐洲革命」，列寧說這番話，應是借題發揮。他大概從沒聽說過中國諺語「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共產國際首任書記季諾維也夫曾於1919年4月共產國際甫經成立時說的：「再過一年我們將會忘記歐洲曾進行過爭取共產主義的鬥爭，因為再過一年整個歐洲將是共產主義的歐洲。爭取共產主義的鬥爭將轉移到美洲，或許轉移到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列寧同時說的：「國際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已經為期不遠了」，豈能說是出於防禦心態而非進攻心態？

然而眾所周知：事與願違，歐洲國家共黨奪取政權嘗試無一成功。於是俄蘇共黨/共產國際不得不將進攻方向從歐洲轉向亞洲，打算取得東方勝利之後再反過來包圍西方。列寧呼籲：「東方將有助於我們戰勝西方。現在且讓我們將目光轉向東方。」史達林（亞洲人）強調：「誰想要社會主義勝利，誰就不能忘記東方。」基於此種認識，如何策動中國革命，如何組織中國共黨就成了俄蘇共黨/共產國際的重要任務。

極有可能根據國際共運兩位先知馬克思、恩格斯所作如下預言：

——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代工業體系即將爆炸的地雷上，使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爆發，這個普遍危機一旦擴展到國外，直接隨之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馬克思語。見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114頁）

——資本主義在征服中國的同時，也就會對歐洲和美洲資本主義的崩潰起推動作用。（恩格斯語。見諸上段引書第39卷297頁）

在共產國際成立之前，俄蘇共黨就在中國做了許多擴大俄國革命影響的工作。公開工作有著：1918年7月、1919年7月兩次宣佈撤除沙皇政府對於中國東北的各種蠶食、對於中國的治外法權，撤除俄國夥同其他列強從中國攫取的一切權益包括歸還先前佔領領土，返還中國對於俄國的戰爭賠款，撤回駐在中國的軍隊，而不要求任何補償。這些自然贏得了中國民眾對於俄蘇的好感，鋪墊了俄蘇共黨/共產國際派人來華組織共黨的道路。

以上資料摘自郭華倫著《中共史論》第一冊（臺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9年第四版），3—5頁。

不言而喻，伴隨這些公開宣言，必然還有許多迄今為人鮮知的「擴大俄國革命影響」的秘密工作。須知行動勝於語言，著力挖掘那些秘密工作，才是史學家的本份！

俄蘇政府宣稱願意將沙皇政府侵佔的中國領土歸還中國，有人認為，倒不一定全是欺騙，因為當時俄蘇共黨領袖真心相信，中國革命成功之後，俄中兩國必會合為一個國家——當然陸續還有其他國家加入，如此這般，148萬平方公里領土，還有甚麼必要分你的我的。蔣介石訪問蘇聯，不也公開宣稱過「期待中、俄、德三國組成一個聯邦國家」麼？季米特洛夫也曾做過類似主張，他還設想包括他的祖國保加利亞在內的「巴爾幹聯邦國」，也應加入上述聯邦國家。

八、落實列寧號召羅致十三華俄代理

在中國北京、天津，列寧的號召——威權號召——乃由誰來落實？筆者尋出「十三華俄代理」（以下01—13）。

第一人並非李大釗，而是張西曼（01）。從「維基百科」對於張氏的介紹當中，我們得悉：張西曼於1908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09年入京師大學堂學習（兼做同盟會臥底）。1911年，為避清廷迫害，張氏遠走俄國海參崴，進入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學習政治經濟。張氏次年從海參崴前往彼得堡、莫斯科等地考察；1914年經外蒙古歸國。1917年，時在哈爾濱濱江道尹公署工作的張氏，與鄧潔民等人創辦「東華學校」（現哈爾濱第二中學），並在該校任教，秘密傳播馬列主義。周恩來曾一度幫助籌建該校，張太雷、馬駿等人曾在該校從事革命活動。該校後來成為中共東北建黨的據點，以及中國革命者赴俄蘇學習考察途中的中轉站。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1918年，張氏返回海參崴蒐集有關俄國十月革命的出版物、宣傳品，並開始翻譯列寧起草的《俄國共產黨黨綱》。1919年1月，俄蘇共黨建議於1919年3月召開國際會議成立共產國際。1919年初，張氏專門為此從海參崴經大連至上海會見孫中山，建議國民黨選派代表出席該會，乃至——筆者推論——加入共產國際。但孫氏有顧慮，故沒有派代表出席此次會議，然而答應將對張氏的建議「詳加考慮」。張氏乃返回俄國。此後至1922年，張氏又曾先後兩次見過孫氏，為促成日後孫氏最終決定聯俄容共作出了貢獻。1919年7月，張氏從蘇維埃俄國蒐集俄國十月革命資料後回到北京，應邀到北京大學圖書部編目課擔任編目員（圖書部主任為李大釗）。1919年，北京大學俄文學系成立，成為北京大學最早設立的14個教學系之一，張氏參與了該系的籌建並在此任教。此外，張氏還擔任北京政府外交部俄文專修館的俄文教員。1920年，張氏翻譯的《俄國共產黨黨綱》中譯本出版。1919年下半年，張氏在北京創辦「社會主義研究會」。該會的參加者有各地知識分子一百幾十人。李大釗、陳獨秀、張申府、郭夢良、徐六幾、陳顧遠、朱謙之、費覺天、易家鉞（君左）、孟壽椿、范體仁、易克嶷、毛澤東、周恩來、鄧中夏、張國燾、瞿秋白、施存統、周佛海等人先後參加該會。該會在天津、上海、長沙、漢口、廣州、日本東京等地設分會。後來該會成員發生分化：郭夢良、徐六幾等人組織「基爾特社會主義研究會」，陳顧遠等人組織「工團社會主義研究會」，朱謙元等人組織「無政府主義研究會」，李大釗1920年3月在北京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陳獨秀1920年5月在上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毛澤東、周恩來、王盡美、惲代英等人則分別在長沙、天津、濟南、武漢等地成立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

小結：從1911年始至1919年止，張西曼三次進出俄國，三次時長少算也有四年；1917年，在哈爾濱和鄧潔民合作創辦東華學校；1918年在海參崴翻譯《俄國共產黨黨綱》，1920年出版；1919年初，建議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1919年下半年在北京創辦「社會主義研究會」，先於李大釗在京、陳獨秀在滬創辦「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以及毛澤東、周恩來、王盡美、惲代英分別在長沙、天津、濟南、武漢成立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張西曼應屬中國激進知識分子最早「掛靠」俄蘇共黨之人。張西曼應被視為中國共產黨鼻主的鼻主。

以上資料見諸http://zh.wikipedia.org/wiki/張西曼。

高一涵於其〈回憶五四時期的李大釗同志〉、〈從五四運動中看究竟是誰領導革命〉〔載於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主編《五四運動回憶錄》(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151—158頁〕中披露：「1918年是守常轉變成馬克思主義者的關鍵……守常接觸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河上肇博士的著作。1917年，十月革命的消息不斷傳來，守常又認識了俄國的外交人員……五四遊行，守常和學生一道參加。」高一涵認定：「認為胡適與陳獨秀、李大釗等同是五四運動的領導人，這是徹底違反歷史事實的說法……五四運動的真正領導者祇是具有共產主義思想和革命意志的知識分子。」高氏此言也屬斬釘截鐵。可見李大釗（字守常。02）在五四運動爆發至少一年以前就已掛靠俄蘇共黨。1927年2月，張作霖派兵強行進入蘇聯駐華使館，不僅抓走李氏為首數位華人俄蘇共黨黨員，而且劫走大批俄蘇共黨/共產國際對華輸出革命文件——過後曾將部分文件公之於眾。筆者猜測，這些文件裡面都應有揭示「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狹義五四運動」、「李大釗等遵照列寧指示悉心部署」，乃至「俄蘇共黨/共產國際撥款補貼京滬響應民眾團體」等的或明或暗線索。希望後學努力繼續挖掘此事。張氏殺害李氏，原因並不盡是出於反共立場，而是主要出於對其執行蘇方指示，策動郭松齡反奉的懲罰。

郭氏舉兵反奉，曾聘狹義五四運動之時擔任北洋政府司法部部長的林長民（03）擔任隨軍幕僚長。筆者猜測，郭氏極有可能於事成後委任林氏出任東三省國民黨政府主席。此前林氏曾經夥同徐世昌、梁啟超點燃狹義五四運動導火索。以上二事足以令人懷疑：林氏乃至徐氏曾於狹義五四運動爆發之前，見過俄蘇派華密使。既是李大釗代表共產國際策反了郭松齡，郭松齡又準備任命林長民為東北行政首長，要說共產國際沒有聯絡過、考察過、策反過、認可過林氏，很難令人相信。在俄國人眼中，東北可是「黃色俄羅斯」、俄日競鬥場。

高一涵（04）曾於狹義五四運動後的1922年，偽裝牽頭掀起非基督教運動。新揭蘇聯檔案（黃修榮主編、馬貴凡主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一卷《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確鑿表明，這場運動實際上是由俄蘇共黨/共產國際策動和操縱的。其時一位俄蘇駐華外交使團成員維連斯基—西比利亞可夫（不是維經斯基），於1920年4月向其上級彙報：「現在我們組織了廣泛的非基督教運動……目前要把這場運動納入政治運動軌道，我們打算建立一個偽裝的合法組織。」（80—81頁）另一名俄蘇共黨/共產國際其時派華代表利金，於當年5月向其上級彙報：

非基督教運動的第一個因素是對外國人的民族抗議運動……第二個因素是與我們更加貼近的一種運動，也就是對基督教在華傳教士，即奴役中國的外國資本家的代理人的抗議，同時也就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抗議……運動的總指揮部從第一天起就掌握在共產黨中央局手中，它通過青年團成功地控制了整個運動。（91頁）

這就說明，作為李氏留日之時所交親密政友，高氏也於1918年緊隨李氏掛靠俄蘇共黨了。李方唱罷高登場，輪番上陣，俄蘇方面可謂指揮若定，有條不紊！

俄蘇在華外交政策兩大基石：反日本（李大釗牽頭），反歐美（高一涵牽頭）於十月革命後短短五年（1917—1922）內便告劍及履及奠定。反封建，不入日程。反軍閥（包括蔣介石），即將掀起，目的在於扶持中共奪取全國政權。

筆者於己發表在《前哨》2019年4月號上的<丟掉錯覺還原五四>曾說，柏烈偉（05）此人值得深挖。經過再次查閱新揭蘇聯檔案，筆者發現，早在共產國際於1920年春開始正式介入中國事務挺久以前，柏氏等人就是俄蘇共黨派華聯絡代表。筆者於前引黃修榮主編、馬貴凡主譯書中發現以下至少三處記載：

—— 1920年6月的一份俄方內部報告稱：「給您寄去柏烈偉教授在兩周前寄給我們的兩個報告供參考。據當地的革命者說，報告對陳炯明在漳州的革命活動有些誇大。」（30頁）可見柏氏可能親臨漳州做過單獨考察。

—— 1920年12月的一份俄方內部報告稱：

迄今，在中國的工作是由個別俄國僑民做的，如天津大學教授柏烈偉（共產黨員）、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出版的法文社會主義報紙《北京報》的實際編輯A.A.伊萬諾夫（06）同志，資深社會民主黨人A.E.霍多羅夫（海參崴報紙《遙遠的邊疆》的編輯。07），A.Ф.奧格列夫（原海參崴市參議會主席，遠東共和國駐華使團成員。08）等。」（50頁）

—— 1921年4月的一份俄方內部報告稱：「維經斯基奉優林之命同柏烈偉一同到過廣州」。（60頁）可見柏氏曾經親臨廣州做過協同考察。

拔出蘿蔔帶出泥：除了俄蘇共黨黨員柏氏，如今我們又得知了另外幾個俄蘇共黨在華俄籍代理人士的名字——柏氏並非孤軍作戰！

王潔編《李大釗北京十年（交往篇）》（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一書，這樣介紹李氏居京十年中所交往過的最重要人物「柏烈偉」(粗秀體為筆者轉)：

柏烈偉（？—？），俄文名С.А. ПОЛОВОЙ，也曾譯成柏烈維、柏列威、鮑立維，現在則譯為波列沃依。生卒年月不詳，在海參崴長大。1918年下半年，他從海參崴來到天津，任天津大學教授。他既會俄語，又會漢語，跟北京、上海、天津的許多文化人士多有聯繫，成了溝通俄共（布）朋友和中國進步文化人之間的橋梁。1921年，受聘於北京大學俄文系。北平解放前離開中國去美國，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逝世。

柏烈偉是根據俄共（布）中央遠東局海參崴分局（後為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的指示，同中國革命者建立聯繫並在中國進行革命工作的。柏烈偉是最早介紹李大釗與俄共（布）建立聯繫的人。

1919年9月，柏烈偉介紹李大釗會見了俄共（布）黨員布爾特曼。

1920年1月下旬，陳獨秀、李大釗、尉克水從北京來到天津，陳獨秀則先行去了上海。黃淩霜、章志、胡維憲、姜般若和李大釗、尉克水一行六人去了柏烈偉在天津舊俄租界的住處，商談有無可能建立一個不分派系壁壘的，傾向同一大目標的，團結起來的「社會主義同盟」，大約有一個小時。第二天，天津的《益世報》上登出了〈黨人開會圖謀不軌〉一文。李大釗提出要小心防範後，立即返回北京，章志、姜般若、尉克水去了上海，黃淩霜則在後來陪同柏烈偉去了廣州，組建通訊社。

1920年初，柏烈偉介紹李大釗會見了俄共（布）黨員霍赫洛夫金。

1920年4月，柏烈偉介紹李大釗會見了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負責人維連斯基—西比利亞可夫派遣的全權代表維經斯基及其助手季托夫、謝列布利亞科夫，還有翻譯楊明齋。

1920年8月，通過柏烈偉的介紹，瞿秋白、李仲武、俞頌華、淩鉞等以北京《晨報》駐莫斯科特派記者的秘密身份去俄蘇。此後，瞿秋白等向國內發回有關俄蘇和世界各國的大量報道。

張西曼披露柏烈偉曾經領取共產國際所發工作經費（粗秀體為筆者轉）：「柏烈偉十月大革命後……當上第三國際駐天津的文化聯絡員……他卻對第三國際報上了許多花帳，侵蝕了若干公款。」〔見諸《張西曼紀念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311頁〕

注意：柏烈偉先在天津大學，後在北京大學任教，1919年5月4日時是在天津，伯氏必曾促成覺悟社成立，必曾接觸張太雷、周恩來等人。

人物資料補充：Н.Г.布爾特曼，1920年起任俄蘇共黨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主席；В.Я. 霍赫洛夫金，1920年任俄蘇共黨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中國科書記，1921年為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中國科工作人員；季托夫，畢業於設在海參崴的東方學院；謝列布利亞科夫應為朴鎮淳，朝鮮社會黨創始人之一，1919至1920年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和外交人民委員會工作人員，1920年出席了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1921至1922年任朝鮮共產黨中央書記，1925至1926年在中國東北工作，後來從事出版和科研工作；伊萬諾夫，1917年起為俄國駐北京外交使團成員，十月革命後轉到蘇維埃政權方面，曾任北京大學教授、《真理報》駐華記者；霍多羅夫，1919至1922年曾任俄羅斯通訊社(後為塔斯社)以及遠東通訊社二社駐北京分社社長；奧格列夫，又譯阿加列夫，1920至1922年為遠東共和國駐華使團成員、團長。

其實柏烈偉不祇是共產國際駐天津為張西曼掩飾說的「文化聯絡員」，後來他還成了中共北京局負責人（見諸前引黃修榮主編、馬貴凡主譯書，53頁）。幾乎所有中共官修黨史作者都曾對柏烈偉的實際身份故意「王顧左右而言他」（當然有的祇是人云亦云）；甚至歪曲柏氏來華目的：翻譯《詩經》、熟練漢語；貶損柏氏道德品質：貪污公款、獨佔稿費；否定柏氏革命生涯：後來脫黨，移民美國，目的均為旨在掩蓋俄蘇共黨一早就對中國激進知識分子進行聯絡、策反的事實。張氏秘密身份亦被中共長期秘而不宣。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俄蘇共黨黨員柏氏上述在華活動表明，他不可能是於狹義五四運動後才登上俄蘇共黨/共產國際對華輸出革命舞臺的，在此之前他已登上, 已和中國激進知識分子往來經年，而且建立起了相互信任關係。事到如今，若繼續說柏烈偉，以及伊萬諾夫、霍多羅夫、奧格列夫等俄蘇共黨成員沒有介入發起狹義五四運動，很難令人信服！

筆者判斷，作為周恩來就讀張伯苓辦天津南開中學之時（1913—1914）、李大釗留學早稻田大學法政科之時（1914—1917）所交之親密校友，熟諳俄語的哈爾濱人鄧潔民（09），也於1918年經由李氏推薦，掛靠了俄蘇共黨，此後他為俄蘇共黨/共產國際對華輸出革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17年中，鄧氏終止在日學業，回國發展。有志於振興教育的他竟然輕易得到來自「社會」的幾筆辦學捐款，半年多後的1918年初，便在哈爾濱和張西曼創辦「東華中學」。1918年初，當時類似國中之國的俄屬「中國東省鐵路」的俄中員工，為響應十月革命，成立了「哈爾濱蘇維埃」。「幾筆辦學捐款」實際應是「哈爾濱蘇維埃」秉承俄蘇共黨中央指示撥給鄧氏名為辦中小學，實為辦聯絡站，甚至「中共東北建黨據點」的。

雖然書上介紹，B.B.利金（原名赫爾扎諾夫斯基。10）乃為「1921至1922年任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駐華代表，1923年起從事外交工作」，但是根據1922年5月利金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的一份報告（見諸前引黃修榮主編、馬貴凡主譯書，81—82頁），筆者得知：其一，利金當時不祇是上述「駐華代表」，還是「共產國際在華工作全權代表」；其二，1921年10月以前——前到何時尚不知道——利金乃在哈爾濱從事秘密工作，10月之前，他的秘密身份暴露了，故而除了廣東以外，他已不能被共產國際派往中國任何其它地方工作。比照：共產國際派華工作另一代表維連斯基—西比利亞科夫，卻無需要掩蓋身份——1920年9月他報告共產國際執委會說：「我是取道中國從遠東回來的，原因是中國當局對我很友好，完全正式地允許我進入中國（北京）。」（見諸前引黃修榮主編、馬貴凡主譯書，41頁）筆者據此判斷，利金也許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就被俄蘇共黨派往哈爾濱從事地下工作了。甚麼地下工作會令暴露身份以後後果如此嚴重？筆者判斷：唯一可能就是涉暴涉兵工作。筆者曾在大陸《民國研究》刊物上面看到一文，述及俄蘇曾經發放數百支俄製「別列旦」型步槍給一內蒙德王民團。下述劉江偷越國境喪命，可能也是因為偷運槍支彈藥。

左起：袁世凱、徐世昌、林長民

左起：張西曼、鄧潔民、高一涵

辛苦遭逢起譯經？

顯示馬駿（11）1919年狹義五四運動前後成了俄蘇共黨/共產國際代言人的證據，祇消舉出一例便告足夠：1920年10月時在中國執行任務的俄蘇共黨阿穆爾州委中國部主任劉江（應是華人，俄名費奧多羅夫。後來死於偷越國境）在其給州委的一份報告中說（粗秀體為筆者轉）：

天津和北京是高等學校的中心。那裡有規模較大的學生組織，以回民馬駿為首。此人是著名的共產主義信仰者……他將召集全國學生代表會議，會上要討論以下可能令蘇維埃政府感興趣的問題:完全不承認俄國駐華公使，拒絕向他支付義和團賠款，以及與中東鐵路有關的一些問題。（見諸前引黃修榮主編、馬貴凡主譯書，46頁）

鑒於北洋政府乃於1920年9月終止承認沙俄駐華公使和領事，料想馬氏此會應該開在此前，亦即狹義五四運動爆發前一年之內甚至之前。「以及與中東鐵路有關的一些問題」，豈非暗示馬氏曾到哈爾濱蘇維埃領受任務？

由於狹義五四運動爆發前後，柏烈偉其時身在天津，而非北京，筆者有理由認為，為了「落實列寧號召」，俄蘇共黨/共產國際在華尋找代理人士之時，重點目標地點乃是北京+天津，雙管齊下。張太雷（12）在天津參加五四運動，成為天津五四運動領導人之一，並和李大釗、周恩來結識。

有人可能嘲笑筆者，您說的「十三華俄代理人士」，其時中共尚未成立，不是黨員咋可成為俄蘇共黨/共產國際在華代理人士？其實黨員身份並非成為代理人士的必要條件：1921年3月，距離中共成立還有四個月，會俄文的張太雷就被俄蘇共黨/共產國際相中，遠赴俄京，出任共產國際中國科科長，「途徑哈爾濱時受到東華學校校長鄧潔民的幫助，使其安全赴蘇」。 1967年掀起反英抗暴運動的香港左派，又有多少已是中共香港地下黨員呢？反過來說，1980年代出任香港新華分社副社長的毛鈞年，港共頭頭，又何曾參加過那次暴動呢？筆者認為，從這些材料看出：其一，張氏曾受柏氏遴選、授意、考察、推薦。其二，再次證實鄧氏建校，受到俄蘇共黨委託、資助。張太雷在天津似乎乃與柏烈偉單線聯繫，而不與覺悟社攪合。這種做法合符間諜作業守則。   

不像李大釗，在接受馬克思主義方面，陳獨秀開始乃持溫和立場。陳氏曾對俄國二月革命抱有很大興趣，將之視為民主制對於君主制的勝利。十月革命爆發之後，保皇派白衛軍的反擊以及布列斯特和約的簽訂，曾令陳氏感到很大困惑，導致有一段時間，他對十月革命秉持保留態度。他的首篇認同十月革命的文章《二十世紀俄羅斯的革命》發表於1919年4月20日，他的揭露北洋政府準備接受日本政府橫蠻要求的文章發表於1919年5月4日——相當遲了，而當天他並無參加院校師生遊行。所以筆者沒將他列為狹義五四運動爆發之前的「響應列寧號召的在華華俄代理」。

最後，筆者做一事後更正：將己發表於《前哨》月刊2019年四月號的〈丟掉錯覺還原五四〉改名為〈與會紀念五四百年竟至疑雲頓起〉，作為《驚察五四百年造假》的第一章兼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