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冊-驚察五四百年造假之四：五四三位一體合是百年造假開端（上篇）

一、五四三位一體說法荒唐須加反駁

大陸政界、學界以及海外華人學界，長期以來定義五四運動三位一體，即將取消日本「二十一條」運動（1915—1922）和統稱為「新文化運動」的先非馬學的西學啟明運動、後馬學傳播運動（1915—1926）混為一談。這是現代中國認知史、學術史百年（1919—2019）以來最為荒唐一件事情。受過正規非馬學的西學訓練乃至正規國學訓練之人，絕對不能同意這種任意糅合。過去由於專制、洗腦、跟風、愚昧等等原因，大陸乃至海外華人幾乎無人對此提出異議；西人則為不甚關心這個問題。信手拈來三例「荒唐」如下。

其一，郭隆基先生於其《新啟明：歷史的見證與省思》（香港：晨鐘書局，2010）中拉郎配：

五四運動的全過程呈現為三個階段，或者說，五四運動是三種運動的連環形成一浪高一浪、波瀾壯闊的偉大歷史運動。/ 第一階段是以1915年9月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誌（次年改名為《新青年》）的創刊為標志掀起的新文化運動。/ 第二階段是1919年5月4日由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所引起的，高喊「內除國賊，外爭主權」的北京學生示威運動。/ 第三階段是1919年7月以後的馬克思主義傳播運動(《新青年》於1926年7月終刊——筆者注)。

其二，五四研究大家周策縱教授於其名著《五四運動史》（香港：明報出版社，1995）〈導言〉中拎不清：

因此我們可以為五四運動做出定義如下：「五四運動」是一個複雜現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學革命、學生運動、工商界的罷市罷工、抵制日貨運動，以及新知識分子所提倡的各種政治和社會改革。這一連串的活動都是由下列兩個因素激發出來的：一方面是「二十一條要求」和山東決議案所燃起的愛國熱情；另一方面是知識分子的提倡學習西方文明，並希望能依照科學和民主觀點來對中國的固有傳統重新估價，以建設一個新中國。它不是一種單純不變、組織嚴密的運動，而是許多思想分歧的活動匯合而成，可是其間並非沒有主流。

其三，毛澤東有關語錄捏泥人：

在中國文化戰線或思想戰線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後，構成了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 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後，中國的新文化卻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社會科學要比歷史學科嚴謹，它不能同意將旨在取消日本「二十一條」的狹義五四運動，與推廣解噬主義(解除國家吞噬個人主義，舊譯自由主義）、馬列主義的「新文化運動」攪和在一起。眾所周知，如果沒能將兩種化學元素徹底分離，那麼就不可能探測出來其中任何一種元素獨有理化性質。社會科學既然是科學，或者志在向自然科學看齊，就得遵循科學原則。馬學自稱科學，恐怕馬氏重生也絕不會同意這種攪和。列寧就很難說：他於十月革命後猛烈推行公有制、計劃制，發現根本無法提振經濟，衹好轉而推行「新經濟政策」，但卻打誑語說:之前實行的是權宜之計「戰時共產主義」。 

二、新文化運動其實就是西學化運動

舊文化其實就是中國固有傳統文化，新文化其實就是西方舶來文化，簡稱西方文化，或者更簡：西學——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便是如此簡用。西方舶來文化包括：西方科學技術、西方富強之術、西方政法制度、西方教育體系、西方文學藝術、西方生活習慣、西方思維方式、西方國際體系、西方社會主義——例如馬恩學說，甚至西方拼音文字等等。

伴隨西兵東漸、西商東漸的是西學東漸。西學東漸正式始於鴉片戰爭結束，即為1842年。之前中西交通，形而上言，西學尚不足以「以夷變華」，沒有形成「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亦即對華「普世」威脅。所有略懂中國近代歷史的人均為知曉：這種西學東漸有著三大牽動+推動力量：第一，西方教士在華所開設的教堂、學校、醫院、書店等等；第二，清末朝廷經歷數次戰敗之後，拾起戊戌變法所擬國策，對於大幅維新開放綠燈；第三，才是有著接觸西學經歷的知識精英的坐言起行大力推廣。這個三位一體才是新文化運動主推手的「全家福」。而為中共官修國史稱作新文化主推手的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蔡元培等人，衹是恆河沙數的「有著接觸西學經歷知識精英」當中的九牛一毛而已，怎麼能讓錦上添花的他們以少代多？瞎眼！怎麼能說陳獨秀創刊《新青年》主導了西學東漸？荒唐！

試舉筆者向覺不吐不快三例來說：其一，1900年，全國教會學校已達2000所——筆者的母親就是畢業於廣州真光女中的；1920年代末30年代初，主要為非教會學校，浙江全省已有省立、縣立、私立中學89所。初中必修科分為社會科、言文科、算學科、自然科、藝術科、體育科六類，強調用白話文進行教學；大學，已有浙江大學、之江文理學院兩所綜合性的高等院校，另有三所醫學、法政、藝術類的專門性學校。以上兩類學校，若以全國計，至1927年《新青年》終刊，先後畢業學生人數，可達數百萬上千萬之多，它們對於西學東漸所起牽動+推動作用，豈是九卷54期的《新青年》所載最多六七百篇文章所能比擬的？

其二，在華教會早在1900年以前，就已大量印行白話文乃至方言文《聖經》；明清二季皇帝硃批朝臣疆吏奏摺，已是多用白話文而非文言文；我國古代四大文學名著更是使用淺文言文、準白話文，否則它們怎會廣為流傳？洪仁玕、黃遵憲、裘廷梁、陳榮袞、梁啟超都是推廣白話文的巨擘。清末湖南還鄉官員周漢曾以白話文撰寫和印行了30餘種煽動民眾抵制洋教書畫，其中《鬼叫該死》一書印行竟達80萬冊，導致1890年代中長江中下游多省民眾掀起大規模反洋教運動，發生多起中外交涉教案。即在所謂廣義五四運動發生20年前，白話文已可衝擊社會導致造反。四五十年前，太平天國創始人洪秀全所寫拜上帝教文獻，也曾起到極大煽動造反作用，用的乃是淺文言文。說白話文運動乃由廣義五四運動——前者主將位置胡適當仁不讓——發起，真是天大笑話！甚麼叫「可是直到辛亥革命(1911)之前，還沒有人自覺地去實現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這個重大的變革」？森林古猿進化出來早期人類語言，何曾有猿自覺地去實現以聲音、符號代替表情、手勢這種重大的變革？

清代馬建忠於1898年出版的《馬氏文通》對照從古書中精選的例句，研究古漢語的語法規律，首次成功地把西方的語法學引進中國，創立了第一個完整的漢語語法體系，是奠定漢語語法學基礎的開山之作，對後世漢語語法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再過34年，直到1932年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出版，中國才有了第一部有系統的兼顧文言文和白話文的修辭學著作。這不是說中國古代作文沒有語法，沒有修辭，譬如杜甫的詩句「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就既有語法意識又有修辭意識，意境極美，但是直到馬陳二氏引進西方語法修辭理論之前，中國從無出現專門的、完整的語法學、修辭學。首位引進標點符號的是張德彝（1868年）；首位發明漢語拼音的是利瑪竇（1605年)；首位發明注音符號的是章太炎（1905年），狹義五四運動的前一年，1918年，注音符號被北洋政府下令全國推廣。

顯而易見，白話文之父應是馬建忠、陳望道、呂叔湘，而非胡適之、陳獨秀、周樹人。沒有漢語拼音、標點符號、注音符號、語法學、修辭學、語言學，何來白話文的規範化、普及化、精細化、創新化？我手寫我口易，西法入白話難。

周漢所撰所印反教畫本。豬是「主」的諧音，羊是「洋」的諧音。

康熙皇帝曾經對一奏摺做白話硃批：「這奏的是前任巡撫做官雖有清名，
眾論不服。所以如此地方祇以安靜，自然百姓受福。」標點符號為筆者加。

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找來何曉夏、史靜寰著《教會學校與中國教育近代化》（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和張彬著《從浙江看中國教育近代化》（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等等追溯清末民初教育變革著作一閱，以及李春陽所著《白話文運動的危機》（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來驗證筆者的上述「打假」是否得當。由於各地圖書館、書刊店均有藏、有售，筆者於此便不多贅。

史學大家章開沅所作上述二書所屬叢書「總序」裡有下語：「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教育領域裡的新舊之爭，其激烈程度並不次於政治領域與經濟領域，而且其影響覆蓋面甚至更大於後兩個領域。」不過章氏竟然以為教會學校乃以教授《聖經》為主，那麼教會醫院是否乃以召喚神跡治病為主呢？。教會學校並不是神學院啊。

李春陽書封底文字不知為誰所撰，令人觸目驚心：

然而，白話文運動的成卻掩蓋了巨大的危機：以西方語言文字的觀念看待漢語和漢字，人為地割裂與歷史的有機聯繫，暴露了漢語寫作和現代中國在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上的的困境，漢字的倉促簡化和文言文教育不足也使我們數千年的文化傳統面臨失傳危險。

白話文運動和馬學化運動（1917—迄今）都已逆火噴射。可以這樣說，白話文運動、馬學化運動都是「軟刀子殺人」、「溫吞水烹蛙」，它們對華夏文明的割裂後果要比人命危淺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本身慘重得多。有誰能說當初的馬學化滲透和今日的假話化氾濫沒有關係呢？

其三，1815年，中國第一份期刊《察世俗每月統紀傳》出世，此後截至1867年，已有490種中文報刊相繼出版（見諸段艷文著〈中國期刊的記憶：解析我國期刊二百年發展脈絡〉，載於《出版人》2016年1—12期）。陳獨秀《新青年》豈能一手遮天，豈能妄稱「中國新文化元典」？不過蠻可以說，2007年全國出版的9468種期刊不如1867年的490種。

《察世俗每月統紀傳》及其編輯場景        梁啓超及其《時務報》

孫中山及其《民報》                      任鴻雋及其《科學》

詹天佑的《京張鐵路工程紀略》和《新編華英工學字彙》、該刊的創刊號

以下史料摘自郭廷以著《中國近代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

——1877年，在華新教傳教士舉行大會，以教會學校增多，決設益智書會（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擴大纂撰各種教科書工作以供高等小學及中學之用……13年間曾出版98種，以圖說、須知之類為主。（199頁）

——官方譯書首推江南製造總局，次為北京同文館……1867年製造局創設翻譯學館……廣方言館並入後……前後成書200種，約計算學23種、工藝31種、物理11種、地質礦冶12種、天文九種、地理八種、軍事58種，關於化學的十種……1871開始出書，發行31000餘冊，此後範圍擴及於醫藥、農業、理財、外交、法律、歷史……當時大都視天、算、聲、光、電、化為西學主體，英、美傳教團體及中外私人所譯，則內容比較廣泛。（200—201頁）

——民國初年，留學西洋的風氣愈盛，公費、自費生年達400餘名，繼續去日本的更多，他們大都已有相當的基礎，因而培植出一批對近代西方文化有深切認識的生力軍……辛亥前，國內受過相當西方教育的青年，近200萬人；辛亥後，數年之間，至少加多了三四倍。他們對西方文化瞭解的深度，可能不若置身其境的留學生，而觀念初具，心理所向，並無二致，一經號召，群起以應。（481—482頁）

——1915至1918年，為新文化運動的第一期，幾乎是傾全力於思想解放；1919至1921年，為第二期，幾乎是傾全力宣揚西方思想，凡中國所無，前所未聞的學說主義，無不視為救世良藥，儘量輸入，一律歡迎，尤其喜愛新鮮而有刺激性的各種社會主義，近於一種宗教熱。新的出版物風起雲湧，可說是百家爭鳴，各是其是，掀起了新思潮的波瀾。（485頁）

注意：郭氏關於新文化運動第二期乃為「傾全力宣揚西方思想」階段，其中包括「各種社會主義」一說，乃與中共官修歷史「定於馬列主義一尊」說法大不相同。

順便說說，別處也有一個類似重大錯誤——「360百科」上說：「黃埔軍校從廣義上講，即是1924年以後，中國國民黨及中華民國政府興辦的各個軍事學校，即各地分校也包括在內。至2004年，包括臺灣的鳳山陸軍軍官學校，已達78期，在大陸時期其畢業生包括各分校、訓練班在內，計有畢業生41386人。」又是「廣義」！筆者認為，廣義黃埔軍校衹是中共為了統戰臺灣而杜撰出來的一個概念。「中國國民黨及中華民國政府興辦的各個軍事學校，即各地分校也包括在內」一說，完全不能成立。黃埔軍校是且僅是狹義黃埔軍校，而且衹能算到1927年「四一二」政變之前。畢業及末尾入學六期，共畢業8117人。學制僅為半年到一年多點，照理衹能學到連作戰，指揮員憑口喊傳命令即可的那種。「四一二」政變之前狹義黃埔軍校區別於上述別的「各個軍事學校」的特徵乃是：其一，辦學經費、軍訓器械、教學大綱、翻譯教材、授課教官（部分）乃由蘇聯提供；其二，容許中共派人合作辦校;其三，學生組軍參加東征、平叛軍事行動之時，蘇軍顧問隨行並予指導。

澄清三件事情：其一，廣州「黃埔」以及上海「黃浦」，筆者懷疑乃為英語Wharf（船停泊處）的音譯。其二，廣義黃埔軍校「計有畢業生41386人」，但是大陸網站某位小編竟然杜撰出來「計有畢業生20萬人且95%戰死」！「七七」抗戰之前，中央航空學校（俗稱筧橋航校，連同洛陽、廣州分校）的僅僅培訓出來500餘名戰鬥機飛行員，大陸作者竟可謊稱「1700餘名」，而且美其名曰「集體赴死」。蘇聯、英國、美國二戰之時，戰死、失蹤的戰鬥機飛行員分別達到兩三萬人之多，也沒見到三國白乎他們「集體赴死」；於淞滬抗戰當中，由於怕被長江上面以及兩岸日本三軍擊落，實施打擊日軍艦隊計畫的一部國民政府空軍，竟然將部分炸彈投放在了岸上交差，炸死國人2000餘名，慘比珍珠港。

三、赤禍之下西學東漸可比冰下激流

1919年狹義五四以後，推廣非馬學的西學運動並沒有因為推廣馬學運動似乎喧賓奪主而裹足不前，那是中蘇二共掩人耳目說辭，欲表「得人心者得天下，馬列主義得人心」之理。據說五四以後新民主主義取代了舊民主主義，如今看來，五四以後，應是「政治私有經濟公有/政府控制人民」主義取代了「政治公有經濟私有/人民控制政府」主義，這是歷史的循環倒退而非切線前進，現今已是沒有甚麼值得誇耀的了。此處衹論大陸，不談港臺。

其實大量留洋學者的海歸，發生於狹義五四運動之後。留洋學者歸國推廣非馬學的西學的高潮時期，不在狹義五四運動之前，而在之後，也就是說，與俄共中共在華掀起推廣馬列主義運動同期。當然，它的退潮始於1949年中共建政之時。

然而，即在「解放後」數十年，商務印書館還是被允出版多種西方學術名著的中譯本。鄧氏改開之後習氏掌權之前，儘管並無顛覆馬學固有的官方主導意識形態地位，推廣非馬學的西學曾在大陸形成一個小高潮，其時西學著作翻譯品質遠高於民國時期——此為眾所周知，筆者不贅。

*商務印書館是中國出版業中歷史最悠久的出版機構。1897年創辦於上海，1954年遷北京。與北京大學同時被譽為「中國近代文化的雙子星」……新中國成立後，商務積極完成公私合營改造，並於1954年遷至北京，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開始了新的奮鬥歷程。1958年，中國出版社業務分工，商務承擔了翻譯出版國外哲學社會科學史上名著和編纂出版中外語文辭書等出版任務，逐漸形成了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世界名人傳記」為代表的翻譯作品，和《辭源》《新華字典》《新華詞典》《現代漢語詞典》《英華大詞典》等為代表的中外文語文辭書為主要支柱的出版格局。

四、本人存亡繼絕推廣西學解噬主義

第一項續推努力。筆者於1981年下半年和其他五位復旦同班同學來穗合做畢業論文，住在中山大學學生宿舍。筆者到圖書館百般尋找1949年10月以前國中出版的政治學著作（包括譯著）時，其時正值提倡解放思想，見筆者乃是本校黨委副書記曾桂友的兒子以及誠心誠意，中大資深圖書館員黃錦裳（其夫似為中大教授湯銳祥，護法艦隊軍官之後）向筆者透露：文革初起，擔心紅衛兵、造反派來館焚燒舊時出版政治學等書籍——嶺南大學和中山大學的遺藏，她和其他幾個館員秘密地將這類書籍藏了起來，一部分藏在總館一個隱蔽角落，一部分藏在化學系樓頂閣樓，並將它們的卡片目錄銷毀，衹留下書本目錄，也藏了起來。共有3812個登錄號之多。筆者聽後大喜過望，這是中華民族的寶藏，這是歷史發展的軌跡啊！馬上交代同行的復旦同班同學何秉石，將黃錦裳館員借給筆者的那本書本目錄中的1957年前（反右以前）出版的政治學、法律學、軍事學的藏書目錄刻蠟成版，油印成冊，過後贈送國中各位急需這一學術資料的同仁；又按圖索驥，向黃錦裳館員借出數本一睹為快。書到初翻，不勝唏噓：書後借閱卡片表明，它們上一手的借閱時間，赫然寫著1937年或者更早。筆者竟然成了西學解噬主義入華存亡繼絕之人！

筆者認為，1980年對於嶺南大學/中山大學圖書館藏2000餘種清末民初時期政治學、法律學、軍事學書籍的發現，其重大的學術、社會意義，並不亞於1900年對於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四萬件佛教文物的發現。覆巢之下，居然還有個把完卵。據筆者所知，國內其他大學圖書館當然也有收藏此類圖書，但其種類、數量遠遠不及嶺南大學/中山大學圖書館所藏。首都圖書館亦即國家圖書館如何呢？衹見網文寫道：「日偽淪陷的八年間，圖書館進步書刊被燒，業務停頓。」日本政府其時乃是仇視西方民主思想和政制的。

第二項續推努力。2000年6月20日——被捕前三天，筆者帶上《中山大學政治學、法律學、軍事學中文圖書目錄（1957年以前。藏於總館）》油印本一冊，應邀前往廣州沙面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赴私人宴。席間，筆者贈送那油印本予總領事，並且自稱代表中山大學（其時本人是中大歷史系客座副教授）向他提出要求：「美國國務院文化司可否搜集一批1949年以後出版的社科類、人文類英文著作，捐贈給悉心保護這3812冊舊時出版的政治學、法律學、軍事學著作的中山大學——一半前為美國嶺南基金會創辦的嶺南大學——圖書館？」對方一聽，來了精神，馬上喚來一位女性館員做一筆錄，當即鄭重承諾將筆者要求轉呈國務院。2002年初，筆者在看守所裡聽到《新聞聯播》報道：美國哈佛大學贈送15萬冊社科、人文英文圖書予中山大學圖書館。總領事守信，夢想成真了！中山大學總圖書館將它們置於大學城裡中大東校園新圖書館，命名為「喜樂斯專藏」（喜樂斯既是原圖書館館名，也是「知之樂在於斯」的意思），向公眾開放坐閱、借閱。筆者曾在哈佛遊學待過一秋一冬，知道它的圖書館藏書通常每種書均有三四冊重本，所以這15萬冊書應該不會是孤本，捐出之後哈佛自己就沒了。為啥哈佛不送這批藏書予北大、復旦？你沒做功課，你沒提要求呀！ 

*「喜樂斯專藏」為哈佛大學哈佛學院圖書館（喜樂斯圖書館）在中山大學80周年校慶時捐贈給中山大學圖書館的一批珍貴藏書，共15萬餘冊，以英文文獻為主，其內容覆蓋文學、政治、社會學、婦女研究、藝術和音樂等方面，兼有一些自然科學文獻。喜樂斯藏書現收藏於中大東校園圖書館五樓，目前採取半開架管理模式，部分外借，可預約。

五、對比上述油印本和新青年的數據

以下筆者就狹義五四運動之前「全社會」與《新青年》推廣西學解噬主義學各自權重進行一次史無前例、振聾發聵的比較。

在油印的《中山大學政治學、法律學、軍事學中文圖書目錄（1957年以前。藏於總館）》當中，政治學類目下分30個亞目，法律學類目下分48個亞目，軍事學類目下分11個亞目，共為89個亞目。此三類目乃為近代以來至今中國推廣非馬學的西學解噬主義的核心部分。

政治學的30個亞目如下：政治學總論、國家論、愛國主義、帝國主義、民主主義、行政學、比較政治、選舉、中國政治、國別政治、地方制度、地方自治、警政、政黨、移民與殖民、華僑、國際關係、世界政治、世界形勢、國際問題、遠東問題、歐洲問題、國際組織、外交、中國外交、中國關稅、各國外交、國際條約和國際法。

法律學的48個亞目如下：法學通論、中國法制史、憲法學、比較憲法、各國憲法、中華民國法規、中華民國地方法規、判例解釋例、民法、物權、債權、契約法、親屬、夫妻婚姻、繼承法、各國民法、刑法總論、刑法各論、犯罪學、中國刑法史、各國刑法、刑事訴訟法、審判、法醫學、律師、強制執行、商法、公司法、商標法、票據法、保險法、海商法、交易所法、破產法、行政法總論、訴訟法、行政裁判、實業行政、司法行政、蘇聯司法制度、美國司法制度、國際司法、監獄、司法公文式列。

軍事學（強兵之術）的11個亞目如下：軍事學總論、軍政兵制、訓練、軍醫、軍用化學、兵器、陸軍、海軍、空軍、國防、防空。

限於篇幅，筆者衹能針對以上政治學總論目錄內容結合相關訊息做出以下兩項統計分析。

第一項：政治學總論登錄號從5—5965到5—6219，連續不斷，共有255個號（各重本均給號）130種書。其中出版於1920年以前的衹有九種，佔7%，它們是：

5—6078 《社會通詮》，甄克思著，嚴復譯〔上海：商務印書館，光緒年間(1875—1908)〕。

5—6016  《政治原論》上中下三卷，〔日〕市川謙吉著，麥曼遜譯（上海：廣智書局，1902）。

5—6111 《政聞時言》下冊（293—560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16）。

5—6122和5—6129 《革命心理》上下冊四部，〔法〕黎鵬著，杜師業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18）。

5—6201《政治史》〔日〕森山守次郎著，陳大梭譯（上海：新民出版社，1903）。

5—6202  《第19世紀歐洲政治史論》，作新社著〔上海：出版社不詳，光緒二十八年（1902）〕。

5—6218《明治政史》，王鈍譯〔上海：宏文閣，光緒二十九年（1903）〕。

5—6219《希臘政治沿革史》，〔美〕彌勒崧著，陳弢譯〔上海：東來出版社，光緒二十九年（1903）〕。

出版於1940—1950年代的則有22種，佔8.6%。出版於1920—1930年代的共有130-9-22= 99種，佔76%；在這130種著作中，書名表明專門闡述社會主義、馬列主義的衹有三種，這表明共產國際以及中共分發的宣傳馬學、俄蘇的書籍，基本上都沒經由正式出版社出版。不過別種著作中也有闡述馬列主義章節的。

小結：可見筆者前述「留洋學者歸國推廣非馬學的西學的高潮時期，不在狹義五四運動之前，而在之後，也就是說，與俄共中共在華掀起推廣馬列主義運動同期」所言非虛。

第二項：政治學總論共有130個書種，佔255個登錄號的51%。130個書種經點算（含極少例折算），乃有33931頁，平均每種261頁。作者、編者、譯者乃有（外國人下橫線。重現者歸於一）： 

田原、朱采真、李劍農、周紹張、李聖五、高一涵、桂崇基、孫寒冰、黃開山、黃懺華、張蔚慈、楊玉清、楊又炯、鄒靜芳、漢夫、高振青、鄧初民、盧寧夫、嚴復、清鐵彥、溫互生、市川謙吉、麥曼遜、張世林、拉斯基、邱辛白、杭立武、柯爾、王軍修、麥克斐、陳啟天、薩洛孟、陶慈人、茵古洛夫、繆元新、吳友三、王久聰、高納（迦納）、顧敦鎮、莊恭、霍爾特、林秉中、戚昌浩、范納、李百強、威爾遜、高橋清吾、劉傑傲、朱亦松、比亞德、張金鑑、徐渭津、巴路捷斯、劉瑩澤、朱學曾、董采光、五東欣造、李毓日、浮列爾、范田余、倭拉士、鍾建周、羅素、程振基、劉衡如、吳慰人、德賴西、王清彬、和佈豪斯、廖凱生、柏拉圖、吳獻書、吳頌幕、吳旭初、甄克思、馬君武、盧梭、徐白齊、邱瑾璋、張奚若、伍光建、劉麟生、李麥麥、謝無量、劉百閔、劉燕穀、陳頎遠、陳烈、熊公哲、謝興堯、羅爾綱、康南海、吳恩裕、梁啟超、錢穆、羅隆基、阿布市五郎、李長傅、周采康、韓道之、稻田週三助源、廖之奎、勒朋、馮永鈞、杜師業、高希聖、鍾挺秀、李卓、薛品源、淺野利三郎、楊祥蔭、波拉克、張果琨、戴克光、吉達爾、格特爾、李聖悅、陸國香、馮和法、麥利恆、鮑爾斯、張虹召、謝義偉、爵德、蕭功權、俞耀生、陳寅恪、張仲和、孟雲橋、陳康時、萬良炯、梅瑞安、胡道維、錢亦石、森山守次郎、陳大梭、作新社、周鯁生、袁道豐、今井登志喜、薛紐伯、毛以亨、曹紹濂、易君左、周木齊、周谷城、今中次麿、孫筱默、王鈍、彌勒崧、陳弢。

共有111位國人作者、編者、譯者（國人作者、編者、譯者重現率約為18%），佔總人數151的 74%。

據網上所載俯拾皆是的有關官修黨史說：

《新青年》是中國文化史上一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雜誌，是舊中國時代最早的一份思想啟明刊物，也是中國最早介紹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的刊物。凝聚了當時中國一大批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如魯迅、胡適、劉半農、錢玄同、周作人、沈尹默等，堪稱是一代大師的群英會。可以說，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本刊物的影響力可與《新青年》堪比。《新青年》宣傳民主與科學，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受到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新青年》在後期開始宣傳馬克思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許多高級共產黨員（如毛澤東）都受到過《新青年》的影響。即使時至今日，當今的許多青年依然從中汲取營養，獲得力量。

因此筆者先行選擇《新青年》這巨無霸來作對比對象。

這邊廂，根據以上（抽樣）數據，可以推算出來：政治學、法律學、軍事學3812個登錄號，可有1944種書，合為507384頁（32開版。沒啥廣告），可有國人作者、編者、譯者1665位。

那邊廂，據筆者統計，《新青年》第一卷——時稱《青年雜誌》——六期一共刊登長文67篇，短文八篇折合長文二篇，合為69篇長文，平均每期11.5篇，往多裡算為平均每期12篇。假設每篇長文佔據16開版五頁，則每期長文篇幅為60頁；據說常常還有廣告20頁，則以每期80頁為定數。前後出版九卷54期，總共長文頁數可為60x54=3294頁，折合32開版6588頁。

本港陳萬雄於其所著《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修訂版。北京：三聯書店，2018）當中，分卷點算出了，《新青年》（曾稱《青年雜志》至 1920 年底，先後出現 83 位日後名字彰顯的供稿者（重現者歸於一）：

陳獨秀、高一涵、汪叔潛、陳嘏、彭德尊、李亦民、薛琪瑛、易白沙、謝無量、劉叔雅、汝非、方澍、孟明、潘贊化、高語涵、李穆、蕭汝霖、謝鳴、李大釗、溫宗堯、吳稚暉、胡適、劉半農、馬君武、蘇曼殊、程演生、程宗泗、楊昌濟、汪中明、陶履恭、吳虞、光升、陳其鹿、曾孟鳴、李張紀南、陳錢愛琛、章士釗、錢玄同、蔡元培、惲代英、毛澤東、常乃德、俞頌華、淩霜、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陳大齊、魯迅、林損、王星拱、俞平伯、傅斯年、羅家倫、林語堂、歐陽予倩、朱希祖、陳衡哲、李劍農、李次九、任鴻雋、王光祈、周建人、陳啟修、杜國癢、潘力山、張蔚慈、張崧年、孫伏園、高君宇、戴季陶、馬寅初、李季、李漢俊、楊明齋、周佛海、李達、沈玄廬、陳望道、沈澤民、陳公博、成捨我、施存統。

但是陳萬雄分卷點算供稿者時，最後都使用了「等」字，還省略了那些名不見經傳的屬「全國各地較活躍的知識分子和青年」的供稿者的名字。筆者現將83位翻番，算成166位，而且假設他們都是熱衷推廣西學解噬主義分子。

需要特別指出：其一，陳溥賢，福建閩侯人，中國記者、政治人物，乃是五四運動前後將馬克思主義介紹入中國的「勛一人」。陳溥賢於其當記者和主筆時，在各報刊登的這類文章非常多，日本學者石川禎浩考證出來至少有八篇文章（部分為譯文。部分為連載）、三部專著。既有介紹馬氏政治經濟學說的，也有介紹馬氏歷史唯物主義的，還有介紹日本、英國議會政治的。但是八篇文章均發表在《晨報》而非《新青年》上；其本人雖與李大釗稔熟，但是一直屬國民黨陣營，最後逝於臺灣。其二，中共早期理論家和活動家楊匏安，廣東香山人，1919年在廣州積極參加了五四運動，同年11月11日至12月4日，在《廣東中華新報》而非《新青年》連載19次刊登了他的長篇文章《馬克思主義》。如此類推。

小結：《新青年》出版 12年，前四年推廣非馬學的西學，後八年推廣馬學；此處不妨全部算成推廣西學，理由可是：它的作者當初無一例外認為未來的社會主義國家，民主程度應當高於當時的西方國家，既有政治民主（選舉）也有經濟民主（公有）。《新青年》九卷54期雜誌的社會效應，根本無法和上述1944種（推廣大量非馬學的西學+少量國學+少量馬學）專著的社會效應相比；6588頁的社會效應根本無法和507384頁的社會效應相比；166位作者、編者、譯者所起的社會影響，無論如何都無法跟1652位作者、編者、譯者所起的社會影響相比。1944是63的31倍，507384是16588的77倍；1665是166的10倍。

尤其還要納入下述兩種權重：其一，那時整個國家的大學、大專、中專、夜校所教課程，所用教科書、必讀書皆為上述正式出版西學本著、譯著乃至外文原著，《新青年》並不入列。若論桃李滿天下，後者根本無法望前者之項背。其二，讀者須知，此處事實描述、統計分析根本還沒涉及裡面也有極多涉及解噬主義內容的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教育學、倫理學、邏輯學、新聞學、哲學、美學、文學、藝術等的出版物，以及各科自然科學。

不妨說巨無霸《新青年》充其數，就單純推廣民主與科學而言，衹不過是「大海裡的一股湍流」而已。下面還會談到它及其姐妹報刊，於1919年以後推廣馬列主義時得獲俄蘇越俎代庖動力真相——它們本身咋能產生那麼大的勢能喲！

何況現在已可證明馬學奠基命題勞動價值學說本是謬誤，並非真理；筆者不得不說：當年推廣馬學的作者、編者、譯者都可以被認為對中國社會起了極大的負面影響（They were guilts rather than criminals），貽害至今。當然其中多人後來重歸推廣非馬學的西學解噬主義陣營。筆者在此借花獻佛，錄下毛氏詩句「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遠贈他們的在天魂魄，近贈當今那些「黨言亦言」的學問家以及宣傳家。其實，各國共產黨人——包括列寧——及其非黨擁躉，全部都是「起念非真餘皆妄論」的馬學元論及其衍論的受害者，都是「如僧愚氓」——包括筆者父母。1950年代任廣州軍區幹部學校政委的筆者父親高林（原名徐德凱），曾被譽為解放軍中馬列主義理論專家，當時全軍普及馬學初階教材就是由他領頭編寫。其時任廣州鐵路分局黨委書記的筆者母親曾桂友，兼任該鐵路分局黨校黨委書記。不過馬學並非筆者家學，他們從未教過筆者。筆者的馬學入門導師乃是復旦大學陳其人教授。他的馬學造詣要比筆者後來留學哈佛、牛津所書面接觸到的國外任何新馬專家的造詣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