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冊-驚察五四百年造假之五：五四三位一體合是百年造假開端（下篇）

六、推廣馬學主由俄蘇共黨越俎代庖

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劉晶芳教授曾於《史學集刊》「紀念五四運動九十周年」專刊（2009年3月第12期）發表〈五四運動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該文摘要說道（粗秀體為筆者轉）：

馬克思主義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被介紹到中國,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具有重要意義,但並沒有立即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五四運動開啟了馬克思主義傳播的新局面。五四運動後,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途徑由一條（日本）變為多條（加上歐洲、俄國）, 全國各地出版的大量刊物都介紹馬克思主義,所宣傳的馬克思主義的內容也更加豐富。

五四運動後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得到廣泛傳播,與五四運動本身有重要關係。作為五四運動導火線的巴黎和會進一步暴露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本性,五四運動期間俄蘇發表的對華宣言受到中國人民的歡迎,五四運動引起共產國際的關注,中國工人階級在五四運動中登上歷史舞臺,使一些知識分子堅定了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信念,五四運動也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者群體的形成。

「五四運動引起了共產國際的關注」——實屬「蜻蜓款款點水」！出版了大量刊物介紹馬克思主義——卻為「英雄不問出處」！

廖蓋隆、孫連成、陳有進等主編《馬克思主義百科要覽·下卷》（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3）乃有如下統計：從1918年1月1日（53天前十月革命爆發）至1927年(《新青年》終刊)這十年間，在中國、日本、法國出版的推廣馬列主義的中文報刊計有43種，如下：

《東方雜誌》《新世界》《民國日報》《新青年》《每週評論》《布爾塞維克》《晨報》《星期評論》《湘江評論》《覺悟》《解放與改造》《新中國》《廣東新中華報》《新社會》《星期評論》《國民》《廣東群報》《共產黨》《勞動者》《工人週刊》《武漢星期評論》《嶺東民國日報》《勞動週刊》《先驅》《今日》《上海大學週刊》《新時代》《前鋒》《中國青年》《少年》《政治生活》《中國工人》《時事新報》《熱血日報》《政治周報》《政治生活》《婦女雜誌》（中共中央機關報→）《布爾什維克》《思想》《出路》《上海報》《紅旗日報》《無產青年》。

（注：之前乃有《泰西民法誌》《萬國公報》《新民叢報》《譯學彙編》《近世社會主義》《民報》《天義報》《東方雜誌》《新世界》《民國日報》《新青年》11種。

43種僅佔全國1918年後著重推廣非馬學新思潮——即為非馬學的西學——的約357種報刊的12%。此種「進步」報刊、書局於此一十年期間刊登、出版了多少推廣馬列主義的文章、著作，似已無從統計。即使有1000篇、100種（毛澤東指定幹部必讀的僅有30種），筆者也可不事猶豫地推算出：在全國範圍，1918—1927年間：全國報刊刊登、書局出版的馬列主義原著譯述、國人推廣馬列主義著述，無論如何不會比同期報刊刊登、書局出版的西方解噬主義（原譯自由主義）原著譯述、國人推廣解噬主義著述為多。

當然，若做縱向對比，狹義五四運動以後，推廣馬列主義出版成果要比以前大得多、好得多，筆者對此沒有任何懷疑。懷疑的衹是「資金緣何猛增？」《新青年》一期/月出版費為200銀圓，假設43種均為月刊（它們部分也能賺錢；報紙一般每天一期），以及每種每月出版費也為200銀圓，那麼總數就是每月8600銀圓。筆者於己所著《真相真理雙真集（上冊）．蘇聯奧援中共餉械檔案尋蹤》（香港：夏菲爾出版有限公司，2019）之中，得出結論：起中共建黨後訖中央遷贛前，前後11年有半共138個月（1921.07—1932.12），如果僅按蘇方定期預算月額（不含數額更大的專門款）計算，上海中共總部共得蘇餉3998452銀圓。出現過11種由低走高的月額。最低額1750銀圓，最高額56376銀圓，後者為前者的32倍。138個月，平均月額乃為28974銀圓。蘇方規定一半用於發工資，一半支作出版費；28974÷2=14487銀圓，要比上述8600銀圓多出幾乎一倍：5887銀圓。對比：孫中山聯俄容共之後，蘇聯為黃埔軍校初辦階段所做預算僅為1.5~2.5萬元/月（應為銀圓。見下引黃修榮主編，馬貴凡主譯書第一卷377頁）。

除了正式發表的文章，正式出版的著作，中共還在共產國際思想指導、金錢資助（除了出版費還有翻譯費）之下，印行了數以萬計的此類內容的單行本、小冊子，種數、冊數如今也是無法統計。俄蘇共黨/共產國際予此類出版費，極有可能就是上述的5887銀圓/月。許多中共成員以及中共擁躉所寫回憶，均有述及當年收到此類單行本、小冊子之時，他們如何欣喜若狂，過後如何組織學習。例如，運動親歷者鍾貽謀於其所著《海陸豐農民運動》（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57）憶及：

「五四」運動的新潮流雖然捲進了這南中國邊緣的僻地，可是青年學生們閱讀得到的僅是些《新青年》《新潮》《創造》一類的雜誌和一些新小說、新詩詞的小冊子。彭湃的回來卻為海豐青年學生們從日本、上海、廣州等地帶回來一大批日文和中譯的有關社會主義的巨著，使到青年學生們看到了後，更大大地打開了他們的眼界，同時也很欽佩他思想的先進。

此一時期全國範圍大量出現的推廣馬列主義譯述、著述的種數無法統計得清，對於「五四研究」來說固然是個遺憾，但是筆者認為這個定量調查並非重要，重要的是定性調查，它的結果業已拂去歷史蒙塵：上述「大量出現」竟然多數出自外力越俎代庖。不言而喻，沒有俄蘇共黨/共產國際的金錢資助，本來不會有此「大量出現」。

黃修榮主編、馬貴凡主譯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一卷《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內有披露不少關於「推廣馬學主由俄共越俎代庖」證據，多為出自共產國際駐華代表予其俄蘇上司、同事的報告、通訊，也有出自共產國際執委會會議記錄、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之間的通訊。筆者在全書768頁中細細揀出27頁上（百裡挑三）的22項證據來饗讀者，跨期為五年（粗秀體為筆者轉）：

01. 1920年6月：我們已遵照您的建議，把很大力量放在報道方面……《大陸報》發表一篇關於緩衝國（遠東共和國）的社論，是根據我提供給他們的材料寫的……他們全文刊登了《告世界勞動人民書》。這是美國在上海辦的一家大報紙，我們可以利用它。中國的報刊我們幾乎都可以利用。  （9頁）

02. 1920年8月：你們發給《北京報》的電報收到了……我在這裡逗留期間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下設三個部，即出版部、宣傳報道部和組織部。

出版部現在有自己的印刷廠，印刷一些小冊子。幾乎從海參崴寄來的所有材料（書籍除外）都已譯載在報刊上。《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已印好。現在還有15本小冊子和一些傳單等著付印。順便說一下：《共產黨員是些甚麼人？》《論俄國共產主義青年運動》《士兵須知》（由此間一位中國革命者撰寫）等已經印好。（31頁）/ 宣傳報道部成立了俄華通訊社，現在該社為中國31家報紙提供消息，因為北京成立了分社，我們希望擴大它的活動範圍。/ 我們出版部將出版中文報紙《工人的話》（即《勞動界》）創刊號，它是周報，印刷2000份，一分錢一份，由我們出版部印刷廠承印。/ 必須從中央和西伯利亞給我們寄俄國報刊……關於共產國際「一大」、「二大」的材料以及關於俄國經濟、文化建設情況的專門書籍也是需要的請按我的電報匯款。（35頁）

03. 1920年9月：在伊爾庫茨克設立中轉站，轉達莫斯科的指示、轉送書報、工作人員和經費。/ 各個黨組織，主要是西伯利亞局和遠東局，解除所有掌握東方語言和英語的東方學工作者的工作，把他們交給東亞書記處任用。/ 籌集經費（主要是外匯），提供給東亞書記處使用。（36—37頁）

04. 1920年9月：中國科工作綱領如下:……4.在中國組織出版工作。/ 東亞書記處把很大注意力放到了報刊宣傳工作上……出版中心：海參崴、哈爾濱、北京和上海。

海參崴是俄文書報出版地，出版報紙《紅旗》《農民真理報》、雜誌《創作》。此外，這裡還翻印50種莫斯科出版的小冊子，印數從25000冊到40000冊不等……

哈爾濱是英文、中文和日文宣傳材料的出版基地，已出版這方面的材料約20種。

北京，主要是依靠北京學生的力量組織了很大規模的出版活動，現已出版了幾部像樣的著作，還出版了《新潮》和《北京大學學生週刊》兩種刊物……

上海是中國共產主義出版事業的主要中心。在這裡，東亞書記處擁有許多報刊，我們有《上海生活》、中文報紙《周報》《社會日報》、雜誌《新青年》《新中國》等。（40頁）

05. 1920年9月：書記處把很大注意力放在出版莫斯科出版的主要書籍的中文、朝文、日文版上。現已出版了《俄國共產黨綱領》《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勞動法令》以及許多其他小冊子和書籍。

書記處的報道活動。

主要基地同出版基地相同。採取了利用合法通訊社和為中國、日本、朝鮮等國家報紙提供服務的報刊社的原則。我們在上海成立了報刊社，在海參崴成立了中國報刊促進會，在北京成立了中國報刊社，在哈爾濱成立了北滿通訊社。（40頁）

06. 1921年12月：指定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該委員會還負責解決譯員和出版局問題。（70頁）

07. 1922年4月：中國共產主義小組在其存在的兩個年頭（1920年8月至1921年7月——筆者注）間，確實做了大量組織、宣傳、和出版方面的工作。僅我在上海逗留期間，就出版了大約16種翻譯的小冊子，還有中國同志自己編寫的……兩本小冊子……散發了成千上萬張傳單。我在這裡說的僅僅是中央局的出版物。（94頁）

08. 1922年8月：你們應該堅持以下方針：不僅要毫無條件地贊成消滅督軍統治，在自己的各種機關刊物上堅持不懈地論述這個問題……（118頁）

09. 1922年9月：我這裡的錢也很少，但我將盡可能地支持你們的周報《向導》……(131頁)

10. 1922年12月：以前我們……衹有一個週刊，那裡發表的大部分是國際共運方面文章的譯文……/ 我們已經開始出版自己的政治報紙《共產黨》，已經出版了12期……這份報紙在上海印刷、發行5000—7000份……(180頁)

11. 1922年12月於莫斯科：《中國共產黨1923年支出預算》……月支出：1.支持《向導》周報210金盧布；2.支持《工人週刊》40金盧布；3.支持印刷傳單、宣言等60金盧布。（184—185頁）

12. 1923年10月：國民黨人早就說要成立通訊社。達夫謙告訴我，他答應每月給他們300元經費，但眼下未再談此事。其實在擬定的所有機構和工作的計劃中，通訊社應當佔有突出的地位。因為辦報紙而沒有自己的資訊機構向這些報紙提供消息，這意味著事情衹做了一半。此外，這樣的通訊社也是我們自己所需要的。您知道，我們給北京的報刊提供材料很容易，而且我們的所有材料幾乎不做任何刪節地被各種傾向的報紙刊用。如果我們有可能把我們的消息分發給各省的報紙刊用，那麼這將意味著我們不僅影響北京的社會輿論，而且也影響中國其他地方的社會輿論……而且在北京，當然他們可以指望得到我們的幫助，在這裡我們將對他們實行經常的監督並使之處於我們的領導之下。（294頁）

13. 1924年1月：廣州在出版一種名為《國民黨》的中央機關刊物，已經出到第三期。在上海，春節前夕將出版一種在中央局領導之下的有16版的大型日報的創刊號，這份日報將取代現在的《民國日報》，後者的所有資產、機構等都將轉給這家新的報社。（396頁）

14. 1924年1月：我還請求派來二三名優秀的、完全懂俄語的中國人，以便幫助做翻譯工作和所有其他事務性工作。這也是非常需要的。沒有他們，國民黨的報紙就玩不轉。要知道，在俄文材料中有很多東西對這份報紙是有用的。（397頁）

15. 1924年2月：建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在國民黨出版機構中的黨員的工作的監督。（491頁）

16. 1924年7月：您……甚麼時候做好著手出版報紙的準備？在廣州我這裡，同志們開了會，決定立即著手組建新聞社，將從廣州為你們的報紙提供各種材料。我們商定，若是上海的報紙能為廣州的材料開闢專欄，比方說，視材料多少提供半版或者整版版面，那麼我們就根據這種情況來搜集材料。（509頁）

17. 1927年7月：您認為，對天津婦女日報該怎麼辦？值不值得給以支持和給以多大支持？（512頁）

18. 19241年10月：不要向香港的報紙《中國新聞報》提供資金。廣州區委反對自身資助這家報紙，我們黨中央贊成他們的意見。（536頁）

19. 1924年12月：我們的《向導》周報和《民國日報》收到了各個社團、商會、行會、學生組織和工人組織寄來的上百個決議……/ 我們給自己提出的任務是利用目前的過渡時期來最大限度地震動中國輿論界，我認為，共產黨理解這項任務並有力量完成這項任務。/我們能具體地做些甚麼呢？把《向導》周報的印數增加一到二倍，據說，甚至局外人也說，這個刊物最近贏得了很大的聲譽。它最近的印數已經增加了一倍，每週出版8000份。但是它現在很容易發售20000份。必須增加《民國日報》的印數，還要增加刊物和《民國日報》的版面。必須出版幾萬幾十萬的呼籲書、傳單和通俗小冊子。/ 我請求為了整個這項工作給我撥一萬盧布，由我負全責報帳。/ 您可以分期撥出，而且可以從一萬中拿出一定數額留給北方局用來做這項工作。（557頁）

20. 1924年12月：這些工人組織現在共有成員2000多名……在上海，我們中央為這項工作出版了專門的刊物《上海工人》週刊。此外，還出版月刊《中國工人》。/ 我（維經斯基——筆者注）直接參加了編輯部工作，並為每期寫稿。日內，我們的《新青年》月刊將重新開始出版……（561—562頁）

21. 1925年5月：在莫斯科組建附屬於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東方出版社，以便為東方國家出版馬克思列寧主義文獻。/ 在中國組建……共產國際遠東局，以便領導遠東國家和太平洋地區的工作。由該局建立一家出版社，為這些國家出版指導性月刊。（562頁）

22. 1925年11月：黨的宣傳鼓動工作及其對群眾的影響效果確實在擴大。我們的機關刊物《向導》周報儘管受到當局的追究，但現在的印數已達三萬份，並在許多地方翻印。/ 第二位的機關刊物是黨的北方委員會在北京出版的《政治生活》，在北方激進知識分子和先進工人中贏得了聲譽。這個刊物每週發行5000份。/ 在開封、漢口、山東以及最近在天津也出版了黨的周報，是省委機關報，面向激進知識分子和先進工人。/ 除了這些刊物，我們還在上海出版幾種工人周報和一種工人月刊。/ 此外……我們還出版許多小冊子、抨擊性作品和呼籲書。（736—737頁）

23. 1925年12月：俄蘇共黨《政治局會議第93號記錄，決定：29》附錄一：給報界和塔斯社的指示：鑒於有必要使日本帝國主義保持中立和不願把中國的鬥爭重心從英美身上轉到日本身上，又鑒於有必要不給資本主義列強多餘的王牌，來大談東方和我們在中國的作用，建議報界遵循以下原則：1.不突出對日本的攻擊。2.指出容忍中國新的局面對日本是有利的，有可能也有必要保持以日本為一方，同以中國和蘇聯為一方的睦鄰關係。3.不鼓吹東方對西歐和美國資本主義的威脅。4.儘量少寫蘇聯在東方事件中的積極作用。（740頁）

另外，1925—1941年間曾任《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哈雷特．阿班於其回憶錄《民國採訪戰》，楊植峰譯（桂林：廣西大學出版社，2008）披露，在奉軍於蘇聯駐華大使館中查獲的檔案中，有著北京《英文導報》出版人兼總編輯，美國人「柯樂文簽署的許多收據，顯示蘇聯代理人馮玉祥每月向柯樂文支付津貼。」（45頁）

狹義五四運動掀起了馬列主義東漸入華高潮，沒錯，不過這個高潮乃是俄蘇共黨假借共產國際的「大外宣」掀起的，不是以《新青年》編者、作者為代表的中國激進知識分子掀起的，也不是阮囊羞澀的他們所能掀得起的。歷史真相原來如此！不過讀者須得牢記：第一被告就是卡爾．馬克思，第二被告乃為烏利揚諾夫，第三被告可數朱加什維利；第四被告……第N被告才輪到咱中國人，當中「光說不練」、「懸崖勒馬」的人不算。

其實，這次俄蘇共黨假借共產國際的「大外宣」掀起的馬列主義東漸入華運動可以說是中共出了力開展的第二次文化革命，距離第三次文化革命47年。這次俄中合謀的文化革命劍及履及地孕育起了蘇中合謀的武化革命：1925年7月21日，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政治書記的瓦西利耶夫在其給中共中央的信裡說道：「我們認為有必要單獨寫一封信同你們談談我們對組織中國武裝革命的看法。」其後16段信文提出了較為詳細的組織軍隊的原則和方法。7月2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召開會議，該次會議的有關記錄如下：「為了詳細研究組織地下軍事部隊的總計劃，成立由彼得羅夫、特力利謝爾、別爾津、韋諾夫、隆格瓦等同志組成的專門委員會。/ 委員會會議由隆格瓦同志召集。」（638—643頁）咱中國人可真是「辛苦遭逢起一潮」啊！

七、俄蘇文化輸入中國前後四次洪峰

黑龍江省社科院歷史所李隨安研究員於其〈洪流與溪澗：中俄文化交流的不平衡問題〉〔載於欒景和主編《中俄關係的歷史與現實》(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117—132頁〕總結出來：

（一）在18、19世紀，兩國的文化交流主要表現為從中國流向俄羅斯；在20世紀，則表現為從俄羅斯流向中國。而到了20世紀末，流向中國的俄羅斯文化的「洪流」消失了，歐美文化的「洪流」蜂擁而來。

（二）俄羅斯文化的「洪流」湧入中國是在俄國發生十月革命之後。這股浩浩蕩蕩的「洪流」一支持續了多年，到1960年代末才減弱。期間形成了四次「洪峰」。

（三）第一次「洪峰」……五四時期（李氏所說五四時期應為1919.05—1927.07——筆者注）的中國，從政治上說，進入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從文學上說，進入了現代文學時期。/ 第二次「洪峰」……1927—1937年……蘇聯意識形態對中國的影響日甚一日……就像中國共產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蘇聯的領導一樣，中國的左翼文學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蘇聯文藝界的「遙控」。/ 第三次「洪峰」……興起於抗日戰爭時期。/ 第四次「洪峰」20世紀50年代是中蘇兩國關係的「蜜月」……60年代初，中蘇關係惡化，兩國文化交流進入蕭條期，這種狀況延續了20年左右。

（四）十月革命後直到20世紀50年代，蘇聯在中國一直具有光輝形象，到了20世紀80年代，這一光輝形象不復存在了，俄國文學也隨之失去了誘人的光環。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的目光投向了其他目標，他們崇尚的是美國的文化和西歐的文化。這個時期像洪水一樣湧入中國的外國文化不再是俄蘇文化，而是歐美文化。

李氏的四次洪峰說，確實反映了鐵一般的事實，但是筆者意欲撥亂反正的是：（一）自1895年甲午戰敗至2018年改開減勢，這123年，除了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蘇學化」一花獨秀之外，其他93年，湧入中國的主流外國文化一直是歐美文化，後者即非馬學的西學化的時長乃為前者蘇學化時長的3.1倍。西方價值觀念庶幾成了「人類同適天道」。（二）狹義五四運動就是五四運動，沒有所謂廣義五四運動。廣義五四運動論者為甚麼不乾脆將廣義五四運動再和李氏所說的四次「洪峰」中的後兩次（1927—1963）「洪峰」捏合，做成五四五位一體呢？這世界可真是「十月風後無中國」啊！

撫今思昔，痛定思痛，筆者敦請讀者重溫本書首章中的論點：「五四運動可被視為一個大分水嶺：自1840年以來，五四以前，西方文明在中國，對陣的是東方野蠻；以後，對陣的是西方野蠻。」十月革命之後，俄羅斯共產黨大外宣在中國發起了「新文化運動2.0版」，持續多年，直到1960年代末期才有減弱，期間形成了四次「洪峰」。新文化運動2.0版，實際上是「洋野蠻運動」，難道不是這樣嗎？此期中國人民浩劫死難人數高於「土野蠻時期」死難人數總和。天可憐見!

俄蘇檔案

八、對於系列一至系列五的中段小結

馬學勞動價值學說——社會必要抽象勞動時數內凝藏身商品之中形成的勞動價值乃為交換價值本數，商品市場價格乃為此種交換價值末數——乃於19世紀下半葉形成，至今已有百五年的歷史。筆者在繫獄期間（2000.06— 2011.06），業已成功證明「可以貨幣價格作為量綱的勻質效用價值，而非勞動價值，才是交換價值的本質」。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一項殿堂級別的科學發現，而且是中國人做出的大發現。

在八類人類交換商品中，衹有八分之零點五類——人工製造產品——才可以被測量清楚內凝勞動時數，其餘八分之七點五類卻是難以/無法被測量清楚內凝勞動時數，而且有史以來鮮有人試圖測量，譬如被發現的礦藏、森林、魚群、田地，被開採之前就有效用價值，可以估算；但是絕對不可測量其原不存在的勞動價值；人類也不可能在兩種交換價值之間切換，這是不言而喻的；龐巴維克的「邊際效用」學說對於證非馬學勞動價值學說大大幫了倒忙：邊際效用既可是效用遞減末數，如進食最後一口、添衣最後一件，也可是效用遞加末數，如性交達致高潮之前最後一動；龐氏衹認遞減不認遞加，扞格自然規律，以非反非無效。

作為生產要素的人格化，資本家根據市場需要決定生產甚麼效用，工程師根據科技規範決定怎樣生產效用；勞動力對效用生產所起作用並無決定性，其且因得到市場價格工資而無自然權利分享剩餘效用價值，亦即利潤。根據「系統正（利潤）負（虧損）所得大於系統所屬各部正負所得之和，多出部分理應屬系統建造/運營核心」這一「系統論法則二」原理，利潤僅由資本家、工程師、公權力三馬分肥，天經地道。從理論上說，剝削——蓄意而持久的不平等不公允的效用價值交換——乃為源自威權對於資本的勾結甚至威脅，而與馬氏無中生有的剩餘勞動價值無關。剝削本屬政治學而非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民主制度首要功能是啥？一是在政治領域裡置民權於官權之上，消滅壓迫；二是在經濟領域裡防止威權資本勾結，消滅剝削。馬列學說、國際共運不僅消滅不了經濟剝削，反而空前地加重了政治壓迫。

馬學認定交換價值就是勞動價值，否定效用價值才是交換價值；又從憑空想像出來的「平均利潤率」說推出：整個工人階級受到整個資產階級的剝削，因而堅決主張「剝奪剝奪者」，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資產階級國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以公有/國有制取代私有/個體制；非但如此，馬學於其《共產黨宣言》中還堅決主張「和傳統觀念實行徹底的決裂」：廢除以往一切「永恆的真理」（筆者認為應譯「慣常的真理」）和「道德和宗教觀念」——這不就是預兆了無產階級國家必有新聞檢查制度嗎？結果，蘇聯、東歐八國，改開之前的中國，印支三國，蒙古、古巴等15個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不都成了一個模子倒出來的獨裁專制、貧窮落後、愚昧無知、道德淪喪的國家？筆者認為：當初若以改良儒教來行中興也會比以馬教來行建國好得多。

狹義五四運動時期，中國、日本乃至西方全體知識分子，都沒認識到「交換價值並非勞動價值實為交換價值」，而且至今世上幾乎也沒多少知識分子認識到這一點，遑論其他社會群體，有人仍在胡謅：「錯在和尚把經念錯」、「毛澤東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行動自思想來，謬誤馬學於是導致馬學踐行黨團，實行無休止地頭撞南牆；為此馬學巫師就得編造各種謊言欺騙馬學信眾。狹義五四運動，那光榮的創舉，不幸就被史無前例的編謊狂魔一招附體，且加肆意蹂躪，何其慘也：為天有眼兮何不見中華虆遭劫？神有靈兮何事處神州頻復辟？

因為馬學奠基命題發生根本錯誤，起念非真餘皆妄論，所以不妨這樣認定：以蘇共、中共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其一切以馬學理論為指導、根據的調查報告、方針政策、總結預期、文學藝術都是與生俱來的造假、虛幻。在中共而言，五四三位一體便是中共此種百年造假、虛幻的開端！

筆者於獄駁倒馬學奠基命題從而駁倒馬學全部科學部分（政治經濟學說、科學社會主義），至今已近15年，2011年中出獄之後，在臺在港兩度出版同一證非馬學著作。未曾想到，雖然受到「開放」、「前哨」、「香港電臺」、「希望之聲」、「縱橫中國」、「美國之音」、「看中國」、「獨立中文筆會網站」等媒體的重視，從學術上針對該著撰文贊成者、反對者卻為幾乎為零，似乎反映了東西中外洞悉馬學真義之人幾乎為零——山東省社科院鄭克中研究員乃為唯一例外。筆者不禁想起羅斯福的名言：「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你想在前面領隊，可是回過頭去卻發現後面一個人也沒有。」僅就中國而言，一個深受馬學戕害的民族，控訴馬學導致浩劫起來聲淚俱下說個沒完，對於深挖馬學非真起念既不敏感亦無熱情，還說衹是踐行馬學政黨理解馬學出錯，總為馬學辯護，這個民族其所具群體思維基因絕非正常。有位學術大家斷定，像全人類一樣，中華民族，不管是普羅大眾還是知識分子，有著擁善反惡的傳統；卻異於西方人，無追求真理的本性，所以沒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即使說到真理，也多往到哲學、道德領域裡鑽。哲學是甚麼？羅素定義得好：「哲學是科學於前瞻信息量不足時的非確定的預先探討形態」，還談不上是科學真理，有些命題頂多屬於仍待科學證明的公理；倫理道德極不同於社會規律，道德評判代替不了「科學檢驗」亦即「規律檢驗」，對此，極多國人也不甚了了，他們談論國際關係之時，常常用僅適用於個人與個人關係的道德標準來套互動規律極不相同的國家與國家關係；對於國人或口或筆爭辯之時的口頭禪「你不講理」，讀者可以仔細回顧一下，這個「理」其實九成九就是「道德標準」而非社會規律。試舉二例，其一，有一大陸論者認為造成2019年下半年香港「社會動亂」的主要原因乃是：中央政府過去「將香港慣壞了」。其二，一位來港參與止暴制亂的福建老嫗對記者說：「光復香港就是兒女不愛父母。」國人須知：打蛇得擊七寸，非共得廢馬學；民主改革步驟順序：非馬化必得先於民主化；道德評價可起作用輕微。

鄭克中先生認定客觀效用價值就是交換價值，並將主觀評價納入效用價值。筆者認為如下表述更為恰當：本身不涉主觀評價的种种人類需品功能，在進入比較以及交換之前，其各自理化性質祇有定性區別，沒有定量區別。譬如不能一般化地認為：人參的藥效高於藿香的藥效：瀉肚之時服用人參沒用。進入比較場合情形之後，譬如針對某種腹瀉，藿香正氣丸較之葛根岑連丸更加有效。在這針對同一作用物件的情況下，此類不同人類需品接受效用對比之時，則可特殊化地認為，出現了序數化的效用價值。進入交換場合情形：前述效用價值亦即人類需品功能級別就得像電膠板覆蓋銅薄膜形成覆銅板一樣，一前一後覆蓋主觀評價和供求關係兩層薄膜，這時三者混為一體，改稱交換價值。有了主觀評價、供求關係，亦即求者對於需品的滿意程度、急需程度，交換價值才能被用於序數比較、計算。在基數上，交換價值並不等同「勞動價值」；在序數上，交換價值並不等同效用價值。以上分辨屬於人類認識交換價值歷史長河中的一次飛躍。幾個世紀沒被弄清的問題，一旦被弄清，人們就會覺著：原來那麼簡單。

此時此刻，筆者想起：清末民初革命黨人田桐為那位曾經寫下「風雲變幻感滄桑，拒虎誰知又進狼。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的護法殉國先烈蔡濟民，所寫的挽聯乃為:

推翻專制，再專制，又推翻，大力可掀天，比黃興蔡鍔，依樣盡忠民國；

締造共和，偽共和，重締造，義軍思護法，恨范疆張達，憑空暗殺桓候。

注：桓侯，張飛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