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冊-驚察五四百年造假之八：組建本黨軍隊：陳獨秀光說不練

啥叫「光說不練」？讀者看其英譯，就可頓時曉悟——「All talk but no action」。

《新青年》1919年中始著力推廣馬列主義，構成共產黨1927年中始著力掀起武裝鬥爭的前奏。「廣義五四運動」給中國帶來的，現在業已塵埃落定，乃是國共內戰和一黨專政，哪兒有甚麼立憲「民主」和原生「科學」。作為《新青年》的主持人、共產黨的總書記，從文化革命船艉踏入武化革命船艏這一歷史瞬間的陳獨秀，有著何種「言」、何種「行」，乃是「五四」研究一項不可回避的論題，本書必得納入一章聚焦其上。

一、對蔣汪妥協的是俄蘇共非陳獨秀

過去，大陸官修黨史也好，民修黨史也好，普遍認為，史達林、吳廷康、鮑羅廷、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乃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的根由，導致眾多共產黨人、共青團員倒在血泊之中。但是，著名作家葉匡政於其所著《大往事·縱橫歷史解密檔案》（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一書當中，指出：強加給陳獨秀頭上的九條罪名，其實無一能夠成立；陳案乃為中共黨史上的最大冤案。葉氏總結道，近年，大陸學術刊物：

《歷史研究》發表了唐寶林撰寫的《重評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長篇論文。唐文認為：1923年至1927年的中國大革命是在聯共（布）政治局和共產國際執委會直接指導下進行的。在此期間，聯共（布）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122次，作出了738個決定。這些決定絕大部分由莫斯科派駐中國的代表、顧問直接在中國執行，然後把失敗的嚴重後果強加給中共中央；衹有一小部分再由共產國際執委會做成決議、指示，在莫斯科代表的監督下，命令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貫徹。所以，指導中國大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幾乎全部來自莫斯科，中共中央的活動範圍和實際權力是很小的。所謂「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是沒有的，它是大革命失敗時，史達林為推卸自己的責任而文過飾非的產物，應該予以徹底否定。

200l年是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80周年，全國舉行了一系列隆重的紀念活動。其中有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部組織全國著名學者合作撰寫的《中國共產黨歷程》，作為全國黨校系統新的黨史教材，繼1999年上海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上海史》以後，成了又一部放棄「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導致大革命失敗」傳統觀念的權威著作。中央黨史研究室也推出《中國共產黨簡史》，吸收學術界新的研究成果，一改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違背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的許多英明指示，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這一傳統說法，指出：「在國民黨新老右派變本加厲的反共活動面前，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共產黨如果同國民黨新右派進行鬥爭，必將導致國共關係破裂，因而主張妥協退讓；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也堅持這種意見。中共中央衹能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使妥協退讓的意見在黨內佔了上風。」

作為一部最高當局認可的權威著作，能作出這樣的論斷，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十分難能可貴。這是對改革開放20多年來的陳獨秀研究成果的最大肯定。（以上見諸http:/ /history.people.com.cn/n/2012/0903/c198865-18901199-5.html）

筆者補充一句：當時國民黨、共產黨都是接受蘇聯金錢援助的主，蔣介石、汪精衛分別佔領江浙、鄂豫之後，各自都具有了新的餉源以及大兵工廠，可與蘇聯割席。然而中共一直沒有自開餉源、槍源，衹能惟蘇聯馬首是瞻。陳獨秀能為無米之炊嗎？

《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1925—1927）》（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1）的譯者施用勤於該書<譯者前言>中說道：

——然而，史達林在中國革命問題上恪守三個階段的理論。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他仍不改初衷。（6頁）

——所謂三個階段，即像俄國（以及中國——筆者注）這樣的落後國家在走向社會主義的路徑中，首先要進入第一階段——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第二個階段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使之達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水準；最後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是第三個階段。（4頁）

——1925—1927年的中國革命在恪守「三個階段」理論的史達林、布哈林的領導下失敗了，這是不爭的歷史事實。（7頁）

——階級鬥爭的發展衝破了史達林、布哈林為中國革命設計的機械的階段論模式，然而，這個模式卻成功地束縛住了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群眾的手腳，把他們送到了國民黨的屠刀下。（8頁）

然而，隨著蘇聯有關中共革命的檔案的陸續解密、公佈，人們發現俄蘇共黨/共產國際早在「三個階段」的首個階段發軔不久，就已開始策劃武裝中共，為中共革命跑步進入第三階段積極準備。筆者認為，不能把史達林的三階段論太過當真:判斷一人之真意圖憑啥？他說了甚麼不重要，他做了甚麼才重要。這是筆者於本書前此一再強調過的。像楊天石那般讀過蔣介石日記之後，便覺「昨日種種，譬如昨日死；今日種種，譬如今日生」，實在不足取。

業已熟讀有關蘇聯檔案的筆者，得出一家之言如下：自打國共合作伊始，俄蘇共黨/共產國際就有計劃通過自身努力以及指示中共，實施策反舊軍隊和組建新軍隊，來使中共成為一個有宗旨有能力奪取全中國的武裝集團。但在1927年蔣介石「四一二」政變和汪精衛「七一五」政變之前，為蘇聯軍校所培養的中共軍事幹部大部尚未學成畢業，因此由中共自行組建新軍隊一事，尚未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伏羅希洛夫就是這樣認為的。（見諸上引施用勤譯書118頁）俄蘇共黨/共產國際並不同意1926年7月啟動北伐，應與此事有關。策反舊軍隊，第一個成果是郭松齡反奉，其人敗亡；第二個成果是馮玉祥反直，其軍敗退。武裝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軍，卻被證明難以「升級換代」成本黨正規軍隊。所以可以說是蔣介石的提早北伐，亦即「先發制共」，打亂了蘇中二共的計畫，談不上甚麼有誰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不是「沒骨氣」、「三階段」，而是「來不及」、「動作慢」造成大革命生變故，僅僅是個策略問題、技術問題。

當然，如果自打1923年1月「孫文—越飛宣言」簽訂伊始，俄蘇共黨/共產國際就同時並舉國共公開合作和中共秘密組軍，陳獨秀總書記亦能做到「兩手都硬」，有三年的提前量，歷史本來可能出現另外一種中共革命版本，下文即將談到。不過這也屬於策略問題，而非立場問題；對於陳獨秀總書記來說，還有他的個性——Idiosyncrasy——問題：尚文輕武；以及有可能的「有心避免因行惹禍上身」——五四當天遊行，他不是沒參加麼？

二、蘇聯二五年就起意籌建中共軍隊

俄國雖於一戰敗於德國，凡爾賽體系又對它——「叛徒」——加以排斥，但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高爾察克白衛軍東遁，隨撤黃金尚有200噸，國民黨200萬人播臺，隨撤黃金僅有23噸，國力高下立判。大革命時除非太陽從西邊升起，史達林憑甚麼要對蔣汪「右傾投降」呢？他怕他們甚麼呢？狼為啥要怕羊呢？國共分裂若果再晚上一兩年，蘇聯所用「借腹（國民黨）生子（共產黨）」之法便有可能大功告成，國方軍隊好些部分就有可能變成紅軍主幹。蘇聯於1927年對蔣汪妥協退讓，其實並無大錯，行拖刀計啊；若行過早公開武裝中共，蘇聯擔心許會引起英國軍事干涉——省港大罷工就是為了預防英國軍事干涉而起。毛澤東為之喝彩的兩湖農民運動的過火行為，又何嘗不是迫使國共兩黨關係、中蘇兩國關係提前破裂的主因呢？無怪乎毛澤東曾經為陳獨秀緩頰呢。

〔俄〕維克托．烏索夫於其所著《20世紀2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賴銘傳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第二章章首寫道：「蘇聯關於通過各國人民在外部（即蘇維埃俄國）直接支援下以武力推翻統治政權，實現世界革命的學說，必然要求在蘇聯境內為這些國家的人民培養領導幹部。」（57頁）而鮑羅廷說過：革命就是用錢組建、訓練、維持、擴張軍隊。

黃修榮主編、馬貴凡主譯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一卷《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其第五部分的緒言，乃為俄方學者所寫，其倒數第二段，乃有文字（553—554頁）如下（粗秀體為筆者轉）：

——蘇聯領導和共產國際在考慮軍事因素增長的同時，也注意到了對中共軍事幹部的培訓。這些幹部不僅在黃埔軍校和中國國民黨的其他軍校學習，而且也到蘇聯列寧國際軍事學校的為期三個月的軍事專修班學習（見諸第168、169、173、175號文件）。

——組織中共軍事工作的總原則，在瓦西利耶夫1925年7月21日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根據俄國國內戰爭的經驗做了敘述。信中建議成立黨的軍事領導機關，組建在黨的嚴密控制下的工農武裝部隊（見諸第157號文件）。早於1925年8月21號，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就向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組建中國革命武裝力量」的正式指示，詳盡而明確地說明了瓦西利耶夫7月21日致中共中央信中提出的基本論點（見諸第165號文件）。這些檔案的基本論點於8月21日得到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國委員會的贊同（見諸第166號文件）。

——為了執行這些指示，在維經斯基的主持下，於1925年9月28日至10月2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作出了關於成立中共中央軍事部的決定，隨後在廣州、北京、河南等地成立了中共軍事委員會。軍事部由張國燾（部長）、王若飛和任弼時組成，但該部的工作實際上由顧問赫梅廖夫領導。

上述《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關於中國共產黨軍事工作的指示草案》明確指出：「黨委軍事部的工作應當分為兩個部分：積蓄、組織自己力量的工作，和分化、利用敵對力量的工作。」（前引書657頁）關於第一個部分，東方部列出九項任務，其中有四要務：支持組建新型的革命的國民黨軍事部隊；在國家最重要的工業中心組建和訓練黨和工人的部隊；組建隸屬於農民協會的農民部隊；（蘇聯）給部隊提供必要的物資和武器。（前引書663頁）

如今根據現有史料判斷，赫梅廖夫、陳獨秀、張國燾、王若飛、任弼時都沒抓緊利用多達兩年（1925.08—1927.07）的大好時光，落實上述四大要務。蹉跎歲月了啊。

三、陳獨秀鼓吹組建黨軍卻未付實施

陳獨秀並不被認為工農武裝力量是真正意義上的軍事力量

網上有文寫道：

革命需要武力，陳獨秀早在辛亥革命時期對此即深有感悟，發動新軍起義即是突出表現。他認為：如欲創造真正的中華民國，就必須「組織真正的國民軍」。陳獨秀還先後組織過安徽愛國社，參加過暗殺團，密謀刺殺過晚清出洋五大臣，組建過岳王會。在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之後，陳氏又曾說過：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中，軍事行動的工作要居於很重要地位；如果民眾沒有武裝，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勝利。

堅持武裝革命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即奉行的重要方針。中共一大通過的黨綱中就明確規定：黨要「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中共二大製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在其一大、二大兩次大會上，中國共產黨都明確地提出了採用暴力革命的鬥爭方式作為實現革命目標的重要手段。陳獨秀的主張與中共的大政方針是一致的。

陳獨秀關於工農武裝問題的思考有其值得肯定之處：第一，強調革命要走武裝暴動的道路；第二，在革命中維護工農利益的有力支柱是工農武裝。然而，其致命弱點也是顯見的，即不重視以工農已有的武裝力量為基礎建立革命軍隊，而是把建立革命軍隊的希望寄託在改造舊軍隊身上。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對農民武裝從名稱、組織到訓練及行動方針一一進行規定，將農民武裝置於自衛範疇；就陳獨秀關於革命武裝的思考而言，工農武裝力量在其思想深處並不被認為是真正意義上的軍事力量。他在中共五大報告中即下了這樣的斷言：「現時我們沒有群眾的軍事力量。」這在「四一二」政變後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下，顯然是跟不上革命形勢的。大革命走向失敗與陳獨秀思考工農武裝問題的致命缺陷，也不能說沒有關係。（以上見諸https://mil.huanqiu.com/article/9Cak rnJR98d以及 http://www.chenduxiu.net/ ReadNews.asp?NewsID=918）

網上又有一文述及：

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者忽視和反對建立中國共產黨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裝。1927年春，吳玉章等「本想建立一支完全由我黨掌握的軍隊，因此決定把共產黨員連某所指揮的一個營擴充為一個師，人員、糧餉、軍械都已經籌畫好了」，但陳獨秀認為「計畫中配備的槍械比別的軍隊好，怕引人妒忌」，「自己建立軍隊，太引人注目」，極力進行阻止，結果使計畫夭折。

業已熟讀有關蘇聯檔案的筆者必須告訴讀者，吳玉章曾被中共派往蘇聯學習情報作業數年之久，但是俄蘇共黨/共產國際曾經告誡中共中央：不能信任這位前同盟會資深成員。因此陳氏拒絕吳氏真實原因許在於此。俄蘇共黨/共產國際也曾再三告誡中共中央：不可信任康生，但是卻被毛澤東置若罔聞。再三告誡和置若罔聞的原因，筆者推測，同為：康氏曾向毛氏告密：劉少奇、饒漱石、高崗乃為俄方回派中方臥底。

四、陳氏本可仿桂系於山區六年建軍

1921年下半年，曾在護國軍第六軍林虎部任統領的李宗仁於第二次粵桂戰爭後，不願隨著上司開赴廣東，自率所部千餘人進入廣西六萬大山發展。李宗仁主動聯絡其廣西陸軍小學堂同窗黃紹竑、白崇禧效力。1922年5月，自立旗號為「廣西自治軍第二路總司令」。李宗仁部控制玉林、容縣等七縣市，在整合其盟友後，軍力增至3000餘人。此後李宗仁一度在名義上接受陸榮廷改編，改稱「廣西陸軍第五獨立旅」。期間他開辦了玉林幹部教練所、士官教導大隊，用於訓練軍官、軍士長及上等兵，這些措施為後來的新桂系軍隊的戰鬥力奠定了基礎。不久李宗仁聯軍發展到6000餘人。1923年6月，白崇禧在廣州拜訪孫中山，在孫氏支持下，黃紹竑以「廣西討賊軍總指揮」的名義攻剋桂東重鎮梧州。新桂系在政治上正式與舊桂系脫鉤，開始在廣西壯大。同年10月，李、黃、白三氏加入改組中的中國國民黨，其部隊改名為「廣西定桂討賊聯軍」。1924年初，孫中山委任李宗仁為廣西省綏靖督辦，黃紹竑為綏靖會辦，白崇禧為軍參謀長。1924年5月23日，李氏發表「統一廣西宣言」，開始逐步武力統一廣西。李、黃、白三人採用合縱連橫之策略，首先一舉蕩平陸雲高部；其後趁陸榮廷與沈鴻英發生激戰，與沈鴻英南北夾擊陸榮廷，同年秋擊潰陸榮廷部，攻佔省會南寧；隨即與沈鴻英決戰，至1925年4月消滅其勢力，統一廣西。舊桂系至此被消滅。

在新桂系與沈鴻英決戰期間，孫中山於北京病危逝世。隨後滇系軍閥唐繼堯即聯絡廣東軍閥陳炯明、鄧本殷、劉震寰等，準備東下入粵推翻廣州國民黨政府。李宗仁拒絕同唐繼堯合作，唐繼堯遂派龍雲、盧漢、唐繼虞等率領七萬滇軍，分三路入桂。自1925年2月至7月，歷經昆侖關、柳州、沙埔、南寧諸役，新桂系終將三路滇軍擊潰。7月22日，各路滇軍殘部全部潰退回滇。由名將蔡鍔一手訓練且裝備精良之滇軍系統，自此一蹶不振。

新桂系統一廣西後，擁戴廣州國民政府為中華民國唯一合法政府。1925年10月，國民政府二次東征陳炯明之際，熊克武、鄧本殷、林俊廷、申葆藩等見廣州空虛，遂乘機叛變，組織三萬餘叛軍圍攻廣州，國民政府遂檄調李宗仁部出師解圍。新桂系部隊幾乎全軍出動，激戰至12月7日，終將各路叛軍消滅。同時蔣介石之東征軍亦告大捷，陳炯明部完全覆滅。兩廣完全統一於國民政府之下。1926年3月，桂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李宗仁任軍長，黃紹竑任黨代表，白崇禧任參謀長，全軍四萬餘人。當時國民政府下轄七個軍除第七軍外，其他六個軍之黨代表一職均由中國共產黨黨員擔任。不過新桂系也派李宗義、王公度、韋永成、謝蒼生等人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以上見諸https://zh.wikipedia.org/wiki/新桂系）

李宗仁新桂系由1921年的1000餘人，先發展到1922年3000餘人，次發展到1923年的6000餘人，再發展到1926年的四萬餘人，五年之內，軍事統一、鞏固廣西全境，而且興辦起了兵工廠、飛機隊！足令陳獨秀及共產黨自慚形穢。後者從1921年至1926年，在正規武裝自身方面，成就了些甚麼？拿得出手的，僅有葉挺獨立團2100餘人而已；賀龍1927年7月方才倒向共產黨。1921年至1927年也是六年啊。

從左往右：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

新桂系此期僅得到過廣州國民政府協餉協械，未得到過蘇聯方面直接協餉協械。當然，桂軍不像共軍那樣霸廠主廠、分地主地，因此可有雄厚稅源。共軍緣此衹有退到農村生存，因為土地不會逃遁，仍可提供微薄稅收。

陳獨秀若於1923年國共合作伊始，就積極促成蘇聯方面支援中共於粵東偏僻山區秘密建點組建本黨正規軍隊——蘇援武器裝備可在閩西漳州或者粵東汕頭上岸，本來許有可能趁著蔣介石北伐軍全力北上之際，使用這隻軍隊發動軍事政變，奪取兩廣，進而波浪式地蠶食全國。蘇聯方面也可於其境內組建華工軍團，令其兵分二路，一部南下伐滿，一部東進擊疆。最後各軍會師中原。赫梅廖夫、陳獨秀、張國燾、任弼時當時組建新軍的內外條件，可是要比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好上十倍。不是說「衹有想不到的，沒有做不到的」嗎？

托洛茨基一派強調的是俄蘇共黨/共產國際不應該讓中共依附於國民黨而應獨立於國民黨，早早建立起「蘇維埃」亦即國中國，也沒怎麼強調應該早早建立中共本黨正規軍隊。《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1925—1927）》，施用勤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1）可以證實這點。托氏乃是俄蘇紅軍的締造者，他的這個失誤頗令筆者感到奇怪；而在自己國家，他創建了紅軍卻沒抓住軍權，似乎說明托氏不大明白「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毛澤東語）以及「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史達林語）的道理。武力之效，英文叫The utility of force.

五、西北革命中心論空想明天該如何

「西北學說」是指在北伐過程中由蘇聯顧問鮑羅廷提出，並得到中共中央領袖陳獨秀支持的一種向西北發展的戰略。其主張以妥協穩定武漢國民政府，力避與厚集于東南的帝國主義勢力過早發生直接衝突，而是聯合馮玉祥的國民革命軍，向廣大的西北地方發展，將馮玉祥所據有的陝甘等西北地方作為軍事基地，打通與蘇聯的通道，然後爭取革命的發展。但是當時「廣東」是現在時，西北是「未來時」；有句英諺說得明白：

原句：The past is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 today is a gift, that is why they call it present.；漢譯：過去已然成為歷史，未來卻是一個謎題，當下則是一份禮物，這就是為甚麼人們稱它為現在（禮物）——Present有禮物和當下兩個意思。

六、何應欽對陳獨秀周恩來網開一面

以下事實雄辯表明，其時官軍界別以及官法界別，均曾普遍認為：陳氏不曾參與組建反政府正規軍，兼且反對各路紅軍暴動，因而其罪具有可被輕判情節:

陳獨秀於1932年10月15日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19日押往南京，20日拘入軍法司。25日何應欽表示：陳獨秀雖屬危害民國罪犯，但以非現役軍人，且犯案地點又核與民國緊急治罪法第七條前段規定不符，本司無權管轄。隨即命令軍法司司長王振南備文，將陳等轉解江蘇高等法院公開審判。26日，陳獨秀與彭述之二人，被解往江寧地方法院，住犯人病室。以後的關押和審判，都在江寧地方法院進行。〔見諸〔英〕班國瑞（Gregor Benton）著〈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與陳獨秀〉，載于林致良等編《晚年陳獨秀著作選》（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2），23頁〕

陳氏實際服刑僅為四年左右，僅達判決刑期13年（一說15年）的四分之一或更少。司法部部長居正還為他減去十年刑！

左起：何應欽、斯烈、黃逸峰、趙舒

國人對於推廣解噬主義主將「祇知胡適，無論百家」的局面必須打破

何應欽可能也曾對周恩來「心慈手軟」過一回。「百度百科」記述：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後，黃逸峰（又名黃承鏡）被選為上海市閘北區市民代表會議主席。就在上海人民慶祝勝利之時，蔣介石背叛革命，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政變當天，黃逸峰從國民黨第26軍第二師司令部，救出了被蔣介石密令扣留的周恩來，深得黨中央的嘉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陳獨秀，為此專門接見並讚揚了黃逸峰。（見諸https://baike.baidu.com/item/黃逸峰） 

——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趙舒奉命去九江策反周鳳岐，返浙後任國民革命軍第26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龍游、富陽、嘉興戰役後駐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周恩來被第26軍第二師師長斯烈扣留，經營救後趙舒護送周恩來脫險。（見諸https://baike.baidu.com/item/趙舒）

黃逸峰本人於其〈身先士卒的總指揮〉〔載於江明武主編《周恩來的歷程》（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6），107—108頁〕一文憶道：

——4月12日黎明前，當時我在寶山路10號機關，正在指揮工人糾察隊繼續抵抗，忽然接到一個緊急電話，是江浙區委羅亦農同志直接打給我的，羅告訴我：「恩來同志被第26軍扣留了，望即找趙舒前去營救至要。」……我們到了寶山路天主堂第二師司令部……經過趙舒同斯烈個別談話，斯烈開始改變主意，向周總指揮……聲明是誤會，表示道歉。周總指揮根本不理睬他，轉頭同我一起坐上汽車，衝破重重關口，回到了北四川路卡子橋附近的羅亦農辦公所在。

—— 13日……大會後，全體群眾遊行到第26軍第二師司令部請願，強烈要求收回被騙取的武器。到達天主堂後，群眾要求斯烈出來接見，斯烈派了一個參謀長出來應付，一口咬定收繳的武器不能發還，說這是東路軍總指揮部的命令。廣大群眾聽後憤怒非常，紛紛起來沖司令部。這時，忽然一聲槍響，司令部駐地兩側早已埋伏好的機槍同時開火，槍彈雨點般地向群眾射來，無數群眾倒在血泊裡。緊接著，第26軍又到處捕人，殘殺革命人民，震驚世界的「四一二」大屠殺就這樣開始了。

第26軍屬于東路軍，該軍總指揮乃為何應欽（前為周氏三年同事），前敵總指揮則為白崇禧（曾為斯氏任教廣西軍校學生）。鑒於：周恩來被扣之事既經上報；斯氏13日首開屠殺說明其人當時並非親共，筆者懷疑，釋放周氏至少——如果未報白氏的話——得到其中何氏同意，因為何氏與蔣氏淵源遠較白氏與蔣氏淵源為深。不過：後在湘江戰役，白氏曾欲放過紅軍一馬。何、白、趙、斯四氏後人對於這次「捉放周氏」內幕，能夠想起些、說出點甚麼嗎？何氏因何緣故會對陳獨秀、周恩來「心慈手軟」？殺顧順章一家之時，中共中央特科暗殺叛徒小組「紅隊」，為啥要將救過周氏一命的斯烈胞弟斯勵也殺了呢？推說康生壞事難道不是藉口？

七、從政者陳獨秀胡適之得走下神壇

最後，筆者想說：推廣民主實踐，胡適之也有光說不練的問題。陳獨秀、胡適之二位久被過譽，雖然擔了不少汙名，但也擔了不少虛名。言必稱陳獨秀或胡適之者，今後言前務請三思。

他倆雖然一生為啟明者，卻也一時為從政人；作為從政人，他們對於歷史所起到的推動作用，實際上還不如那些個衹做不說或者多做少說，乃至「老老實實學做貓」（葉選平語）的人士；他們推廣的舶來思想，不過祗是它們的ABC而已。作為啟明者，那些數以千計的翻譯、編著、推廣、教授（桃李滿天下呀）舶來思想教科書籍的華洋人士，貢獻可要比他倆大得多。囿於當局禁書舉措，浮躁的「陳粉」、「胡粉」們沒有讀過多少這一類書，對於上個世紀前49年立憲民主思潮範圍之大、擁躉之多沒啥認識。渾渾噩噩的他們雖然可被原諒，但卻需被棒喝。遺憾的是，「見木不見林」已成積重難返之勢！

筆者認為：於其信奉馬恩列斯謬論、托洛茨基主義的20多年，陳獨秀根本說不上是個啟明者。此一期間其他所傳播的全是蒙昧。最早期和最晚期的陳氏，方可謂啟明者，前後僅達10年，份量且屬泛泛；和毛澤東一樣，作為妄迎馬毒俄毒入華禍華兩大罪魁禍首之一，陳獨秀應被追究法律責任。功是功，過是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