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俄力娩黃俄-下一(終稿版本)
下冊-國共兵史尋真索隱系列之一:松口華僑捐足十萬黃花崗起義款 今年(2017)乃為「三二九」黃花崗起義(又稱辛亥廣州起義、廣州選鋒起義)106周年。筆者謹以此文:(一)深切紀念這次中國民主革命的壯舉,以及捐助廣義辛亥革命的海外華僑,尤其是傾力捐助辛亥廣州起義的松口南洋華僑;(二)獻給將於2017年10月在港召開的第29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筆者的外祖父曾昆甫就是客居印尼、日本的松口華僑,他在松口鎮梅教中村為後代留下一座平房、樓房連體的客家大屋「繼述堂」+「繼述樓」。經過翻新,筆者曾經入住其中繼述樓副樓兩年有奇,因此對於松口華僑歷史有所瞭解、涉獵。研究廣義辛亥革命的論文前後數以千計,但是微觀到窺破了客居英屬東印度、荷屬東印度的來自廣東梅州松口華僑,捐足黃花崗起義預算十萬銀圓的論說文,迄今恐怕就是筆者的這一篇了。本文曾在香港《前哨》月刊2017年1月號,以及美國華文雜誌《東西方文化研究學刊》2016年年刊登出。 辛亥革命象徵自由女神(原物)一、十次孫黃起義梅州華僑出錢出力武昌新軍起義(1911)之前,由孫黃領導的十次旨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起義乃有:(一)乙未廣州孫黨起義(1895)、(二)萍瀏醴起義(1906)、(三)湘鄂贛—蘇皖起義(1906)、(四)黃岡起義(1907)、(五)七女湖起義(1907)、(六)防城港—鎮南關起義(1907)、(七)欽廉起義(1908)、(八)河口起義(1908)、(九)庚戌廣州新軍起義(1910)、(十)辛亥廣州選鋒起義( 1911)。「選鋒」意為敢死隊員,三分之一屬於南洋華僑)。不計第一次(1895),平均半年就有一次起義。當中,乃有(一)、(九)、(十)三次發生在廣州,即乙未孫黨起義、庚戌新軍起義、辛亥選鋒起義。另有四次發生在廣東別地。狹義辛亥革命第一槍乃為武昌起義打響,廣義辛亥革命第一槍卻為乙未廣州孫黨起義打響。庚戌廣州新軍起義、辛亥廣州選鋒起義推動了全國革命高潮的到來,為此後不久爆發的辛亥武昌起義開闢了道路。孫中山說,廣義辛亥革命最後達致成功雖由武昌起義,但廣東農曆辛亥三月二十九日(西曆4月27日)之役,即黃花崗起義,乃為其先導。筆者補充:庚戌廣州新軍起義乃為一部朝廷軍隊首次集體起義,其破冰意義、示範意義不可忽視。「平均半年就有一次起義」,這個數字令到筆者恍然大悟:如果不是以此頻率發動起義本身從而起義捐款,同盟會機構日常維持費用,職業革命家日常家庭開支,便都難以為繼。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教授張鳴認為:孫黃策動十次起義花錢很多,次次失敗;武昌起義新軍自身雖然籌措到了5000銀圓,但也沒怎麼花,因此:「看來,造反能否成功,關鍵在於形勢,不在錢多錢少,形勢比人強嘛。」此言差矣,孫氏募捐來錢一半用於維持機構費用、媒體宣傳費用、以及領袖骨幹「工資」,才能造就張氏所說「形勢」,至少可對形勢推波助瀾。沒了這些「人的因素」、「造勢因素」,不就是人亡政息,無勢可趁?明乎此,讀者就會看出那些否孫派胡說武昌起義乃與孫黃無關的淺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紅軍於1944年內成功實施十次戰略攻勢。這些攻勢——史稱十次史達林突擊——成功地將軸心國勢力從蘇聯的領土驅趕出去,並造成德意志國防軍崩潰。如果只有第十次戰略攻勢「佩察莫—希爾克內斯攻勢」,沒有前九次攻勢,蘇軍能把德軍驅出蘇聯領土全境嗎? 辛亥廣州起義烈士遺骸松口鎮於梅州市所在位置1903年孫中山在日本東京設立青山革命軍事學校,首批14名學員當中,乃有四名來自梅縣松口,幾佔30%。1905年8月,孫氏領導的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首先乃在日本和南洋華僑當中建立支部,任務在於徵集會員、鼓吹革命、募捐經費、籌畫起義。東京支部先後有許多包括松口在內的梅州客家子弟加入。曾有眾多包括松口在內的梅州南洋歸僑投身多次反清起義,獻出寶貴生命。梅州松口體育學堂溫靖侯校長率領松口體育學堂師生30多人赴穗,參加了「三二九」之役,其中三人壯烈犧牲,與另二位非體校梅州籍烈士(大埔、興寧各一人),英名同列於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碑之上。武昌起義當日深夜,時在保定的同盟會嘉應州主盟人何子淵的六弟何貫中(梅州興寧人),組織李濟深等人,將清軍南下唯一通道之上的漕河鐵橋炸毀。這不僅極大支援了武昌起義新軍接下來的軍事行動,而且還為全國各地響應起義贏得了寶貴時間。 但是華僑對於廣義辛亥革命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孫中山總結道:國內同志出命,海外同志出錢;慷慨助餉,多為華僑;華僑乃為革命之母。廣義辛亥革命時期,曾有眾多梅州南洋華僑捐款予興中會、同盟會以及其他革命團體,支援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1910年的庚戌廣州新軍起義雖然失敗,但是因為從此知道新軍也可「為革命用」,革命黨人造反信心反得大大增強;海外華僑亦棄以往懼受連累憂慮——此役之後,許多華僑,特別是加拿大華僑,一改往態,轉而緊隨東南亞華僑踴躍捐款,基本上解決了革命黨人舉行廣州選鋒起義本身、武昌起義後續的所需部分經費問題。不過總的來說,南洋華僑要比美洲華僑捐款遠較為多,僅舉以下證據,不需比較捐款數目,便可證明這點:孫中山為募捐事,五次赴檀香山,12次渡扶桑國,六次蒞歐美加,43次下東南亞,去南洋次數乃比去別地次數之和(23次)多出近乎一倍。廣州博物館館長程存潔(男)編著的《南洋籌餉(廣州博物館藏孫中山及其同志有關籌餉手劄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收錄了100餘張珍貴歷史照片,集中反映了1912—1924年期間,馬來亞霹靂州同盟會諸成員,積極籌備革命軍餉的情況。 關於武昌起義以前的歷來(1895—1911)華僑捐款總數,臺灣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吳清基,曾在參加檳城孫中山博物館研究中心揭幕典禮時稱:「在孫中山的十次革命中,共籌得60萬兩,其中三分之一即20萬兩是在檳城籌獲。」除了檳城以外又從南洋別埠、美歐各地籌獲之款,自然是被歸入其餘40萬兩之內。民國22年,一兩銀子和一塊銀圓的比價是0.715:1:郁達夫一部小說賣了1000塊大洋,合715兩白銀,在上海買了棟別墅。因此60萬兩白銀折合84萬銀圓,據說民國時期一個銀圓約合現今人民幣80元,那麼84萬銀圓便為約合如今6720萬人民幣,或8400萬港幣,或1000萬美元。1940年代的一美元約合現今的55美元,1921至1949年蘇聯協餉中國共產黨共計當時一億美元,折合如今55億美元,要比當年華僑協餉中國同盟會今合1000萬美元多出540倍,「天翻地覆慨而康」原來是這麼來的啊! *1933年3月8日,國民政府頒佈了銀本位幣製造條例,實行廢兩改元。具體辦法規定一元銀幣為一切交易的本位幣,每銀幣一元(成色為0.88,總重為26.6971公克)易銀7錢1分5厘。上海的金融機構於3月10日一律改用銀元,其他都市自4月6日起一律改用銀元。本文銀元寫作銀圓。 二、東南亞華僑捐款黃花崗起義數目為著簡化問題以及切合主題,筆者以下僅選辛亥廣州選鋒起義華僑捐款來說。 庚戌廣州新軍起義失敗之後,孫中山在馬來亞檳城召開會議,決定為下次廣州選鋒起義向南洋等地華僑籌集經費。所有有關原始資料證明:此次的籌款目標乃為最低十萬港銀。證據:其一,會上黃興、趙聲提出:「若事有可為,非有款十萬不能為功。」〔見諸房學嘉、李大超著《謝逸橋謝良牧與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1),61頁〕, 其二,胡漢民於其致孫氏函曰:「其他各省,俱有同志在內,若得鉅款,為撥十得五之計,則可起蜂起之勢……至專就粵東一省而言,則能有十萬左右仍可大做。」〔見諸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3),537頁;以及http://ido.3mt.com.cn/Article/201105/show2202697c17p1.html:《黃花崗起義革命志士後人講述:「會計部長」籌資十萬促起義》,2011—05—12〕 「撥十得五」,筆者認為意謂:若果總部撥給分部足有十分,分部用於起義本身(包括購械、賞金)僅及五分。其他,例如發放分部工作人員工資,安置敗逃外地人員,撫恤犧牲人員家屬,僱工收埋烈士遺骸等等,花去餘下部分。 注意:捐款目標乃與籌款實獲不同!那麼,結果到底籌到了多少?光就南洋而言,據馮自由書記載,「是役南洋各埠募集所得,經革命軍統籌部收到者,英屬共四萬七千六百餘銀圓,荷屬共三萬二千五百餘銀圓,兩處合得八萬零一千兩百銀圓。」〔見諸馮自由著《革命逸史》下(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1141頁〕黃興於2012年南京黃花崗先烈紀念會上說的是:「幸南洋各志士擔任籌款者極行踴躍,得十餘萬銀圓。乃決議由孫中山先生赴美繼續籌餉,趙君與興來內地運動。」〔見諸馮自由著《革命逸史》上(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160頁〕較之馮說,黃說應還包括安南、暹羅捐款。 筆者於此有保留地採用華人學者晚近調查得出的數目:是役,亞洲英屬殖民地華僑捐47663銀圓,荷屬殖民地華僑捐32550銀圓,安南和暹羅華僑捐30423銀圓,亞洲合計得110636銀圓;美國華僑捐,三藩市10000銀圓,檀香山和紐約2000銀圓;加拿大華僑捐,域多利和溫哥華等地65000銀圓,美洲合計得77000銀圓。亞美兩洲共得187636銀圓。亞洲佔59%,美洲佔41%,六四開。加拿大華僑捐款數目,由於抵押掉了致公堂產,而居第一;英屬第二,荷屬第三。[見諸李恩涵著《東南亞華人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15),315頁;顏清湟著,李恩涵譯《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350頁;劉滴著〈試析孫中山1911年的籌款活動〉,載於《中山大學學報論叢》2005年25卷第二期;房學嘉、李大超著《謝逸橋謝良牧與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1),66頁] 幣種港銀,下同,除有聲明者、立異者。顏、李二書卻有幣種不分之虞。 三、松口藉華僑捐足黃花崗起義預算華僑為辛亥廣州起義捐款總數存在不同統計數字,各地數字相信又有實點、估算兩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乃為在所難免,筆者以下選取最為支持本人「按需捐足新論」的出處——沈滄源於其所著近300頁之《古鎮僑魂》所給出的謝氏昆仲的伯父——謝夢池——的捐款數字,來做繼續敘說。沈滄源乃為2010年代聞名於松口鎮華僑史研究部門的三名客屬作家之一,另外二位是:余燊昌、梁德新。 《古鎮僑魂》乃是一本專門講述謝逸橋、謝良牧兩兄弟,為廣義辛亥革命主持籌款,興學辦報,參與起義的紀實文學作品。書中所載謝氏昆仲從其伯父謝夢池、祖父謝益卿處募款次數、得款數目,據沈氏說,乃為他從梅縣方誌、本地僑史、宗族碟譜、口述資料搜集、估算得出。 行業守則,允許民間紀實文學作品(官方紀實文學作品不在此列)虛構的,祇是雙方、多方對話、內心思想活動之類的細節,主要人物、社會背景、事發時地、進程脈絡、因果關係、重要數字等此類有據可查的事實不允虛構。民間紀實文學作品發生失實、舛誤,不能說是作者虛構、欺瞞。難道清季之前二十四史、《伯羅奔尼薩斯戰爭》等等就沒有失實、舛誤之處?多了去了!難道它們的作者因此就應被稱為誑人、騙子?摸象盲人是否應被如此辱罵?某位謝良牧遠親、剪報搜集者為了某一史事這樣辱罵某位長篇著述之人,是否公平?並不明白「事實未必等於真相」道理的前者大大冤枉了後者。人們難免會對前者產生懷疑:此君是否精神不大正常? 即使史學辭典、考據文獻對於謝氏家族四人所做簡介,既不屬紀實文學,查證本來也屬簡單,同樣產生舛誤,然而絕不能說辭典編者、文獻作者就是誑人、騙子。根據筆者親臨愛春樓、榮祿第,兩次向謝夢池後裔詢問所得,方知外人將謝益卿、謝逸橋、謝良牧認作華僑鉅賈,全然屬於舛誤,僅謝夢池一人是也!首先,謝益卿是在謝夢池發達之後,才被兒子接去南洋享福的,從無在南洋創業,因此根本沒有所謂謝夢池在謝益卿所打基礎之上再上臺階一事。其次,謝氏昆仲既無到過南洋正式經商,更非生於華僑富商家庭——他們哥倆的父親、謝夢池的弟弟謝國生,祇是松口鎮銅琶村一介寒儒,主以教書為業,甚至連住宅也為謝夢池所建所贈。伯父怎能生下侄兒?當然,謝氏昆仲乃能一再說服謝氏父子捐出錢來,可謂募方本事極大,捐方基因極對。 因其一貫以來著述均得受認,筆者相信沈氏此書並無違規操作。以下楷體重編文字,乃是筆者基本源於沈滄源著《古鎮僑魂)》(香港:天馬出版社,2013),對於謝氏昆仲主持籌款、興學辦報、參與起義,謝夢池父子慷慨捐資史事的回顧(粗秀體為筆者轉): 1900年夏,年輕的謝良牧隨其兄謝逸橋由松口乘船經汕頭到香港,專程求見孫中山。孫中山助手交代,倘若貴兄弟倆是真地想參加革命,則望你們回到松口後,能儘快組織成立興中會松口分會。在謝氏兄弟操持之下,當年底,興中會松口分會成立;次年夏,嶺東同文學堂成立,丘逢甲籌資三分之二,謝逸橋(實為謝夢池——筆者注)捐資三分之一(汕頭源辦學款)。1904年秋,謝氏兄弟得到祖父資助,東渡扶桑留學,旋即成為東京都梅州籍留學生召集人。1905年春,黃興與謝氏兄弟在東京見面;1905年夏,謝氏兄弟在橫濱和東京兩次拜見孫中山,並參加了籌備成立同盟會活動以及同盟會成立大會。謝逸橋被選為同盟會執委會委員,務政;謝良牧被選為執行部會計長,管錢。1905年秋,謝良牧隨孫中山前往香港、西貢、新加坡、吉隆玻、檳城、雅加達,次年春又赴歐洲各地,但是沒去美洲,4月中旬方經香港回到日本。此行目的:宣傳革命,募捐經費,物色骨幹,建立支部。謝夢池捐款最多,高達十萬銀圓(檳城源起義款)。1906年夏,孫中山在橫濱指派謝氏兄弟以及溫靖侯三人返回梅縣松口,聯合洪門會、興學會、嶺東同文學堂等成立同盟會嶺東分會,謝逸橋為分會長、溫靖侯為秘書長、謝良牧為聯絡員。三人動員同盟會中松口籍留學生梁文信等四人同歸。1906年8月10日,同盟會嶺東分會宣告成立。本地首批加入會員乃有鄒魯(後為民國元老)、周增(後成黃花烈士)等13人。1906年冬,葉落歸根回到松口的謝益卿捐資十萬銀圓(松口源辦學款,出自謝夢池養父款——筆者注)予同盟會嶺東分會。1907年春,謝良牧發動、參加十次起義當中據說人數最多、時日最長亦即規模最大的饒平黃岡起義,並代表嶺東分會捐助起義五萬銀圓(松口源起義款。應自前述謝益卿十萬銀圓中出——筆者注)。由於伯父謝夢池是潮汕鐵路大股東,謝良牧得以利用這條鐵路運送軍火。參與此次起義的梁鳴九等六位梅縣松口同盟會員,各人事後均得嶺東分會發給「安慰金」100銀圓。1907年秋,嶺東分會又行成立實為軍事學校的「松口體育講習所」,為武裝起義訓練武士。謝夢池匯來五萬銀圓(松口源辦學款)作為辦學經費。與此同時,謝良牧又到汕頭,發動華僑捐資入股,創辦嶺東分會機關報《中華新報》——這是國內諸同盟會分會的首份機關報。1908年春,謝良牧、梁文信遠赴檳城,通過謝夢池動員本地華僑捐助欽廉起義。謝夢池獨捐五萬銀圓(檳城源起義款),眾華僑合捐五萬銀圓(檳城源起義款)。謝益卿又將謝良牧帶回松口的謝夢池養父款五萬銀圓(松口源起義款),轉捐給了同盟會。至此,謝家兄弟業已動員其祖父、伯父捐助35萬銀圓,動員其他華僑捐助五萬港銀,合共40萬銀圓。 1909年夏,嶺東分會派出梁鳴九等三人,經新加坡前往檳城、雅加達,兵分兩路為乙未新軍起義籌款。梁鳴九到雅加達後,先去拜訪了由松口籍華僑富商梁密庵主持的「華僑書報社」,向多為梅州籍的來迎華僑說明來意。梁密庵等同盟會員,經過幾天勸募,籌得一筆印尼盾(椰城源起義款);溫翀遠、廖介和在檳城也籌到了一筆馬來元(檳城源起義款)。兩筆款折合三萬港銀。由於所乘前往新加坡的海輪撞船,梁鳴九不幸遇難。捐款失而復得存梁密庵處。起義再次失敗,應是為了躲躲風頭,謝氏兄弟便到檳城暫住。隨後,孫中山全家人也到檳城暫住。 1910年春,謝氏兄弟與同盟會檳城分會開會研究如何解決孫氏全家生活費用問題。決定由與會同志共同負責,每月支付120銀圓。謝逸橋表示他可多出(實為謝夢池出——筆者注)。 當年秋,同盟會頭面人物如孫中山、黃興、胡漢民等在檳城召開同盟會南洋各埠支部代表大會,共商再次發動廣州起義事宜。關於經費問題,會議要求各個分會都要積極募捐。如前所述,預算需要十萬港銀。謝逸橋當即表示願向客屬華僑募捐五萬銀圓,孫中山於是呼籲「向嶺東分會致敬!」會後,謝良牧前往雅加達,向梁密庵等求助。此次,梁密庵取出前僑捐未達款二萬銀圓,自己再捐二萬銀圓,梁密庵父親梁映堂捐三萬銀圓(三者皆為椰城源起義款),謝夢池賣一房,再次捐三萬銀圓(檳城源起義款。此時謝家父子二人名實共捐38萬銀圓),梁、謝兩家以及其餘人等合共捐出10萬銀圓,其他各洲各埠完成數額七八萬港銀。超出預算之數,應被留作後用、別用。按照常理,起義領袖沒有理由將全部捐款用於起義本身,搞到「家無隔夜糧」。 據載,華僑捐款辛亥廣州起義款項,購買、運送近千支槍械及相應彈藥,已用去原預算十萬銀圓中的65981銀圓。餘三四萬銀圓理應發給起義人員,先例是每日十銀圓。武昌起義僅送去超預算籌得款中的800銀圓。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一舉成功之後,位於香港的同盟會南方支部決定予以積極響應,首先派出謝良牧前往廣州策反清朝將領李準、張鳴歧。良牧此次策反,成則厥功至偉;敗則拋卻頭顱。結果是李氏率部反正,張氏棄職出逃香港,皆大歡喜。謝逸橋則在嶺東分部總部指揮嘉應全境和平光復,僅有興寧一縣發生戰鬥。 武昌起義成功之後,謝逸橋又向松口籍印尼華僑募捐開國費用。曾與張弼士(梅州大埔人)合辦墾殖公司的棉蘭地區華僑首富張耀軒(梅縣松口人),捐出三萬港銀。 1921年6月,陳炯明叛變炮轟總統府,謝良牧隨孫中山到永豐艦,護衛左右。1923年,討伐陳炯明叛軍取得勝利,孫中山返回廣州,先後任命謝良牧擔任廣東省政務廳廳長、大本營特派專員。另外,由松口體育會會員30人組成的松口選鋒分隊參加廣州起義,所需經費皆由謝良牧指定溫翀遠在謝家領取。[見諸房學嘉、李大超著《謝逸橋謝良牧與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1),66頁] 若依前例,每人發放100銀圓,就是3000銀圓。這裡應該包含了旅差費、逃亡費。 由沈滄源書算得,謝夢池於檳城捐出歷次起義款達18萬銀圓。而據中華民國官方文獻所述,謝夢池起義款捐出數為20萬銀圓,比沈滄源所給出數字還多出二萬銀圓。此番為辛亥廣州起義捐款,筆者探究再三得出:謝夢池於檳榔嶼捐出三萬銀圓,梁家父子於雅加達捐出五萬銀圓,荷屬西印度亦即印尼另一松口籍(當時為隆文籍。五星橋村後被劃入松口鎮)華僑李寶三捐二萬銀圓,已是合共十萬銀圓。此數乃比前述「英屬殖民地華僑捐47663銀圓+荷屬殖民地華僑捐32550銀圓」=80213銀圓,多出29087銀圓。加上還有其他華僑所捐之數,多出80213銀圓就會更不止此數。怎麼解釋? 注意:馮自由以上說的是第一線的位於香港的「革命軍統籌部」,而非總其事的位於檳城的「同盟會會計部」收到的錢。會計部理應收到了更多的錢,多出部分應被用於總部運作所需,譬如:派往各埠籌款人員所需旅費、宿費、會費、工資——孫中山遠赴北美籌款所費必然不貲,估計是從荷屬捐款當中截留。依規,祇要總部會計部執行長謝良牧批準、備案,便可使用。以前此情多有發生。孫氏並無像康有為那樣中包私囊。 順便說說,康有為,應該還有梁啟超,貪汙分贓華僑捐款,足有當時60餘萬美元,堪稱國賊。康梁所哺所待之兒女婿媳,如康同璧,如林徽因,雖被譽為「最後的貴族」,實則乃為「出於污泥」,有沒「不染」另論。 由於實際參與作戰人數不過200,延續時間不過兩天,購買槍械所費僅為六萬餘銀圓,筆者便有理由認為:此次起義花費並無超出十萬港銀預算。 至此,「廣州起義預算十萬,松口華僑捐足十萬」的論點,庶幾可以成立了吧? 四、拂去蒙在僑商謝夢池氏身上塵埃不妨這樣評價:對於廣義辛亥革命而言,孫黃二人是最高領導者,謝氏昆仲是最佳籌款者(謝良牧可是同盟會會計部執行長啊);謝氏父子是長期供款者。謝家所有捐款的最終來源乃為謝夢池,不過他想讓老父親、兩侄兒出名從而讓了部分名份;松口華僑、梅州華僑是鐵桿應捐者。「供」已不僅僅是「捐」。謝氏父子,尤其是謝夢池,不啻為廣義辛亥革命的「提款機」;謝氏昆仲,尤其是謝良牧,不啻為辛亥革命的「提款卡」,儘管後現「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 回頭審視,筆者認為,無論是從動機上看還是從效果上看,以財力促成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如今臺港澳新已有民主)的謝夢池,都是比榮毅仁、劉國鈞、盧作孚、郭棣活、馬應彪、蟻美厚這類一度積極響應公私合營改造的紅色資本家們對路得多,幸運得多的民族資本家。中共所行公私合營改造,實質為一國家強行壟斷市場,侵害私有產權,缺乏法理正義,摧殘國計民生的行為,最終淪於全盤失敗。上述積極響應這一改造的紅色資本家們,不僅是犧牲品,而且是失敗者;陳嘉庚在商言教,出資大辦高校,惜乎如今廈門大學、集美大學業已淪為官僚化驅逐學術化的藏汙納垢之地。筆者因此敢說,應將謝夢池視為20世紀中振興華夏最為有成,最為偉大的炎黃子孫民族資本家。 順便說說,同盟會鬧革命,取民族性,棄階級性,依靠新派知識份子、民族資產階級,無需農村包圍城市,僅需籌款港銀百萬,就可成功,發人深省。對照:共產黨鬧革命,表民族性,裡階級性,沒有富有階層出於同情心、責任感源源不斷捐款、納稅,結果除了蘇援,就祇有依靠農村富有階層無法帶走的土地籌糧斂財了:農村包圍城市此一金科玉律,本是無奈之舉,且被用以掩飾蘇援。後來東南亞共產黨「理論聯繫實際」,貫徹「叢林包圍鄉村,鄉村包圍城鎮」武裝鬥爭方針,無一成功;中國政府1980年代初期全面撤援之後,除了菲律賓,其他東南亞各國共產黨便形土崩瓦解。中共也不曉得施壓東南亞各國政府,促其允許放下武器的共產黨人改弦更張,依法變成議會黨團。中國方面,不僅以往援助全打水漂,而且貽害當地華僑,創巨痛深! 五、孫氏感恩再證「按需捐足新論」孫中山對於謝氏昆仲、謝氏父子、梁氏父子、松口華僑的感激之情、關切之心曾用兩次行動表達: 其一,1918年,由於西南政客、軍閥改組軍政府,孫中山辭去大元帥職務。是年5月,謝良牧邀請孫氏訪問松口。孫氏覺著松口華僑對於革命貢獻極大,應去看望他們以表謝意、敬意,於是欣然答應。謝氏昆仲、梁密庵公熱情接待了孫氏,孫氏及其同行政要以及衛隊在謝夢池新宅「愛春樓」下榻三天。其時謝夢池未從南洋返回。為表彰謝氏昆仲對於革命的貢獻,孫氏為愛春樓題寫了一副對聯:「博愛從吾好宜春有此家」;題罷意猶未盡,又撰一聯「愛國愛民,玉樹芝蘭佳子弟 春風春雨,朱樓畫棟好家居」。兩副對聯分別在第二字、第一字嵌入「愛春」兩字,可見孫氏先生對謝氏昆仲感情之深。「佳子弟」,看來孫氏並不知道愛春樓其實是屬於謝夢池的。這兩副對聯直觀地說明了以謝氏昆仲為代表的梅州客家華僑先賢,在推翻帝制的革命過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彌足珍貴。期間,又到松口鎮上「承德堂」與梁密庵以及來迎鄉賢、僑眷歡敘。孫氏又到松口公學(現為松口中學——筆者注)出席松口民眾歡迎大會,然後對民眾和師生作了三個多小時的演講,闡述革命道理,分析內外形勢;鼓勵大家關心國家大事,打倒帝國主義,剷除軍閥割據,建立富強國家。聽者無不動容。孫氏又和歡迎民眾、公學師生一同留影。〔見諸丘一中著《孫中山到松口二三事》,載於《廣州文史》第20輯(1980),第六篇〕
關於謝夢池這位「孫中山的提款機」的紀念文物,
|
|
更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