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冊-國共兵史尋真索隱系列之五：史達林假手盛世才殺害了毛澤民

一、三十年代盛世才聯俄、聯共背景

1930年代之初，蘇聯曾經兩次出兵新疆，幫助盛世才奪取和鞏固政權。在與勁敵馬仲英作戰時，蘇聯甚至使用了空軍。戰事過後，蘇聯的一個機械化加強團——紅八團——進駐哈密，扼守新疆東大門。另蘇聯在烏魯木齊 (一說在哈密) 設軍用飛機裝配廠，在獨山子設煉油廠，僱人均在千人以上，在各廠當派有少量警衛部隊。若無後來拋棄盛氏，蘇聯必可早在1940年代便幫助中共建立起空軍。蘇聯還兼並了新疆—內蒙結合部以北的科布多（現屬外蒙）、唐努烏梁海兩個地區。除了在軍事、內保方面幫助盛氏之外，蘇聯還向盛氏提供經濟援助，新疆的現代化建設——儘管規模不算大——得以啟動。蘇派疆專家團的團長乃是史達林的女婿。一條蜿蜒1500公里，連接蘇疆交界處霍爾果斯與疆甘交界處星星峽的戰略公路，在蘇聯的援助下於兩三年內迅速修成。

蘇聯將新疆納入其勢力範圍的目的有二：一是防止日本勢力沿長城一線西擴，對蘇聯腹地構成威脅；二是策應中共北上，使陝甘寧蘇區北有蘇蒙，西有新疆作屏障和後方。此時西北祇有青海一省未曾「鬧紅」。馬仲英部敗於蘇軍之後，蘇聯竟然不計前嫌，迎其入蘇加以豢養，似有將來利用馬氏圖謀青海之意。此前，馬氏部隊奇怪地有著數位曾經加入中共而且留學蘇聯的黃埔軍校早期畢業生在其總部工作！

盛世才                                          新疆三區革命的民族軍

據愛德格．斯諾透露，盛世才當年選擇離開南京，遠戍新疆就是蘇聯暗中促成的。盛世才和郭松齡沾親帶故。郭氏反奉之時，正在日本陸軍大學留學的盛氏專程返國參與其事。郭氏兵敗身亡之後，又有馮玉祥設法融資助盛氏返日完成學業。馮、郭二氏其時均得蘇聯支持，李大釗充當仲介。盛氏受到馮、郭二氏器重必然與蘇聯有關。盛氏成為新疆一方之主後即刻登程訪蘇，受到史達林接見，申請加入蘇共得到批準。盛氏返疆之後又申請轉為中共黨員，中共答謂：待到時機成熟，即予辦理。隨後，蘇聯又替盛氏建起秘密員警系統。在盛氏請求之下，蘇共派出華裔幹部俞秀松等人、中共派出資深幹部毛澤民等人到新疆政府各部任職，輔助盛氏治疆。  

史達林當時對於盛世才的高度信任，由下可見一斑：盛氏向史氏誣告俞秀松等人為托洛茨基派，史氏便派人將他們捉回蘇聯處死！俞氏乃是中共創始人之一，又是盛氏的妹夫。史氏竟不留情，且不詰問。

二、盛世才脫鈎蘇中二共的真正原因

蘇德戰爭爆發後不久，盛世才便轉而投靠重慶政府。盛氏轉向的原因據說乃是他見到戰爭初期蘇聯節節失利，一年多便喪師千萬，擔心蘇聯會被德國吞滅。但在細想之後，筆者認為，這一解釋不能成立。史氏雖然一退再退，但仍能堅守莫斯科，更何況美英已開始對蘇聯提供大量租借法案物資援助；而蔣介石此時不僅一敗再敗，而且連首都南京都丟了，而美英給予中國的援助，與它們給予蘇聯的援助相比，少得可憐。難道此時蔣氏比史氏實力更可靠嗎？盛氏轉向之後，國民黨勢力重新入疆，盛氏感到後悔，又想向蘇求愛（蘇不接受）。此事說明盛氏對蘇聯退敵的信心，仍比他對重慶救亡的信心為大。

蘇疆脫鈎，若不是盛世才拋棄史達林，便應是史氏拋棄盛氏。當然，如果盛氏從無信心動搖，史氏未必就會主動拋棄盛氏。史氏拋棄盛氏並不意味著蘇聯全盤丟棄新疆。盛氏被迫轉向之後，蘇聯即在疆蘇接壤處策動「三區革命」，蘇軍又被派出助戰。三區成了新的防範日本勢力西擴的屏障。那麼，史氏為何要拋棄盛氏呢？

筆者分析，一是新疆祇有省軍二萬，而重慶政府可以分兵十萬守疆。蘇聯此時必須借重蔣介石，而不是毛澤東和盛世才，來在中國東部和西部抵抗、阻止日軍，以免它進攻蘇聯的遠東地區和歐洲地區。盛氏割據新疆一事，這時成了蘇聯政府和重慶政府雙方關係中的一根巨刺，必須予以拔除。

二是史達林欲假借部分棄疆和激盛反毛二事來行懲戒毛澤東。蘇德戰爭爆發後頭數月，史氏多次——筆者粗算有12次，猶如當年宋廷發12道金牌予岳飛——拍電報給延安，要求毛氏派出中共主力部隊前往外蒙或者後貝加爾，以蘇式裝備換裝，然後進軍南滿，阻止日軍趁機發動侵蘇戰爭，以此讓蘇聯騰出其遠東部隊20個師，移往西部抗德。然而毛氏未予答應，一再婉拒。史氏對此感到極為震怒。共產國際通過決議譴責中共。行動懲戒隨之跟上：史氏決定部分棄疆和激盛反毛，以此警告毛氏：「你不顧及我的後方，我也不顧及你的後方」；甚至：「我可棄盛，也可棄毛！」

史達林懲戒毛澤東的意圖，完全可以從他對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見死不救一事推論出來。蘇疆關係破裂後，盛世才逮捕了毛澤民等輔助治疆的中共幹部，以向重慶政府表忠輸誠。蘇聯駐疆部隊紅八團奉命撤軍，途經烏魯木齊曾做停留。盛氏兵力本來完全不能與擁有坦克、大炮、飛機的紅八團相匹敵。如果此時史氏向盛氏略施壓力，毛澤民等人就可被放出來，然後撤入蘇聯或者返回延安。囿於中蘇聯手和國共合作抗擊日本的形勢，蔣介石絕不可能為此抨擊史氏和責備盛氏。但是史氏卻為鐵石心腸，不施援手，致使毛澤民等人慘遭盛世才殺害。當時亦被逮捕後來幸被釋放的中共元老黃火青，至死之時仍對史氏此項不義之舉耿耿於懷。

史達林的激盛反毛（澤東）策略，甚至還可能包含借盛殺毛（澤民）成分。其實早在盛氏醞釀轉向之時，毛澤民等人便已洞悉其奸，曾向蘇聯方面提出協助全體輔助治疆的中共幹部撤入蘇聯的要求，然而竟遭蘇聯方面拒絕。毛澤民對此感到十分困惑。此事在另一中共元老方志純（方志敏弟。他娶了毛澤民遺孀朱旦華）的回憶錄中亦有記載。從表面上看，令疆蘇關係破裂的導火索，乃是盛世才胞弟盛世騏被人暗殺事件。盛世騏新近從蘇聯軍校畢業，回疆擔任軍中要職。事件發生之後，盛氏聲稱中共是幕後策劃者；暗殺他兄弟是推翻他本人的第一步，他因此捕殺了毛澤民等人。盛氏於其回憶錄中記載，蘇聯駐疆一位要員曾經這樣問他：「你知道你抓的是誰嗎？是毛澤東的弟弟！」盛氏怒火中燒：「毛澤東可以殺我弟弟，我就可以殺他弟弟！」蘇聯要員並無要挾盛氏釋放毛澤民。在筆者看來，他的這番問話無疑是在對盛氏使用激將法。

過去一度流行的說法乃是盛世才本人策劃了這起暗殺，原因是其弟與其爭權。盛氏為人心狠手辣。既然可以謀殺妹夫俞秀松，當然也可以暗殺胞弟盛世騏。但是這一流行說法從未道出其弟與其爭權的事實根據。盛氏自己則稱，因與一蘇領事通姦，其弟媳陳秀英欲除親夫而後快，遂與中共人員串通，狠下毒手。盛氏更將其弟媳處死後埋在毛澤民等人屍穴一旁，以顯示他們之間的「同謀」關係。

毛澤民                              陳潭秋                               林基路

陳秀英

說中共單獨策劃了此起暗殺，筆者從各方面分析，均覺無甚可能。說蘇聯策劃了此起謀殺，或者下令中共執行此起暗殺，倒是不無可能：這是個激盛反毛的好辦法。史學家們既然可以懷疑史達林下令暗殺了基洛夫，當然也可以懷疑史達林下令暗殺了盛世騏。這件事非常撲朔迷離，真實的答案，也許仍然深藏在尚無公佈的前蘇聯政府檔案之中。

無論如何，說史達林對毛澤民見死不救是成立的。在此之前，史達林已然對臺爾曼見死不救了。事情是這樣的：蘇德戰爭爆發前一兩年當中，蘇德兩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德共領袖臺氏於此時正身陷囹圄，其妻在莫斯科懇請史達林借簽訂條約之機，說服希特勒釋放臺氏，史氏竟然不為所動；為了讓希氏相信他的誠意，他不惜犧牲臺氏的性命。史氏既無求於盛氏又無懼於盛氏，他對毛澤民見死不救的動機便祇可能是藉此懲戒毛澤東的前述按兵不動、無報恩心。

三、毛氏為了甚麼拒絕史氏請援要求

最後要談談毛澤東為什麼不答應史達林的要求出兵衛蘇。依靠蘇援餉械對敵雷霆出擊，不是中共盼望已久的嗎？

蔣介石曾經面臨過類似的機遇。經過請示羅斯福，史迪威告訴蔣氏：美國願意在印度蘭姆伽為中國裝備和訓練30餘個師，以極大地增強中國抗擊日本的能力。蔣氏則害怕這些經過美國裝備和訓練的軍隊，會產生飛去來器效應，變成反對他本人的力量。拖來拖去，最後祇有不及十萬士兵給派去印度蘭姆伽領械受訓。在解放戰爭中，由這些士兵組成的新一軍、新六軍成了中共軍隊較難剋制的對手。毛氏的顧慮是否和蔣氏的顧慮一樣？不是沒有可能。不過，本人更加傾向於認為，史達林此時未必存有臨陣易帥之意。王明、博古、洛浦、李德等人根本談不上是合格的軍隊統帥，這點史氏早已心知肚明。祇要毛氏率部在華抗日衛蘇有力，又有何必要將他換下？筆者剛才說了史氏的許多不是，但在這兒筆者可要指出他的一個強項：器重將才，器重到了驚世駭俗的地步。舉例來說：羅索科夫斯基元帥於蘇德戰爭爆發之時乃是已被判處死刑的犯人。史達林敢於讓他出獄掌兵。羅氏果然不負眾望，在整個衛國戰爭中百戰百勝。他的戰功是如此顯赫，以致史達林百裡挑一，任命他為慶祝戰勝德國紅場閱兵的總指揮，而這時他的死刑判決仍未被撤銷。史氏此前已對毛氏的軍事天才表示了肯定，這點毛氏通過任弼時也已知曉。據說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已通過王稼祥向王明捎話：「不要再和毛澤東爭領導權了！」另外，史氏若是曾經立意撤換毛氏，也不用繞那麼大一個彎子，他完全可以仿照當年撤換李立三，以一紙電報通知毛氏前往莫斯科學習個十年八年就行了，但史氏一直沒有這樣做。因此從邏輯上推理，看破史氏此種心態的毛氏，此時本難持有蔣氏的那種防範心理。

蘇日兩軍在張鼓峰和諾門罕的對抗，業已表明蘇軍武器裝備和戰略戰術高出日軍許多。諾門罕戰鬥蘇軍殲敵五萬之易，與臺兒莊戰役國軍殲敵五萬之難，形成鮮明對照。依此推斷，祇要中共能源源不斷地提供由翻身農民而來的兵源，蘇聯能源源不斷地提供由餉械構成的援助，毛氏何患：己方實力不會由小到大，日強中弱之勢不會發生逆轉？

剩下的祇有一個解釋：蘇德戰爭初期蘇軍的節節敗退，曾令毛澤東感到十分震驚。如果他於此時按照史達林的要求把部隊撒將出去，萬一蘇聯淪於敵手，紅旗落地，深入敵後的他們便會糧彈不繼，頓失母國，進退不得，如何是好？另外，蘇聯武裝中共20個師祇夠保衛蘇聯遠東之用，中共自身反攻日本至少需要蘇聯武裝100個師，而蘇聯由於西線吃緊，近期絕無可能辦到這一點。如果將抗日的重點放在衛蘇而不是衛國上，中共就會喪失民心。一著不慎，全盤皆輸；毛氏不得不小心謹慎，不得不對史氏說不。他這樣做，中共黨史研究人員必會理直氣壯地說：乃是出於維護中國革命的利益和中華民族的利益。儘管蘇聯方面會說，毛氏和蔣氏的忘恩負義行為，說明中國人都是養不熟的小人、靠不住的盟友。

中蘇兩黨關係因為此事出現巨大裂痕。蘇方對中方態度急劇轉冷，這在蘇聯派駐延安特使孫平所著《延安日記》當中表露無遺。蘇聯對毛澤民見死不救一事便是此一轉冷趨勢的頂峰。毛澤東轉而向美國方面求愛；未獲成功不說，蘇方更起懷疑，為此甚至出招燒死在美配合中共密使謝和賡、王瑩夫婦遊說華府棄蔣親毛親桂的馮玉祥。至解放戰爭末期，毛氏三番五次向史氏提出訪蘇要求，均遭婉拒。其中一次回復竟然是：「蘇共政治局的全體委員將於8月之中全部離開莫斯科，下鄉督促小麥收割工作，您提出8月來訪，於時不合。」誰能相信這是真話？婉拒當然是一種軟性的報復。

四、中國出兵朝鮮冰釋斯毛此番嫌隙

《新疆：爪牙乎？軸樞乎？》

史達林氏和毛澤東此番嫌隙後來緣何冰釋？抗美援朝戰爭！彼一時，此一時，毛氏這次爽快地答應了史氏（再次按兵不動，他就會遭到史氏像殺毛澤民、馮玉祥那樣地殘忍拋棄），派出20個師救助金日成，以後又增加到100個師。饒有意味的是，他還將自己的長子毛岸英派往朝鮮，結果犧牲了。毛澤民與毛岸英若於陰間叔侄相見，會說些什麼？毛澤東忍受的苦楚，又曾向誰訴說？經過此事，史氏看來是把毛氏看作了真正的同志加兄弟，給予新中國世界史上迄今從無有過的大量經援、軍援、技援、教援。不過史氏死後，毛氏又和克里姆林宮的新主人產生了矛盾，後來兩國竟至在邊境地區兵戎相見。毛氏心裡的恨和氣終於給撒出來了，不管是有意識還是下意識。

五、被盛世才拘捕之人有寫自白書者

2013年4月15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刊登了張志安的一篇文章《〈新疆冤獄始末〉編寫出版始末》，文中說道：

1981年6月，《武漢文史資料》第三輯刊登了《陳潭秋、毛澤民烈士被蔣介石、盛世才勾結謀殺的內幕》一文，該文作者系蔣介石國民黨的中統骨幹，當年作為國民黨重慶軍事委員會特派「新疆審判團」成員的鄭大綸。1943年3月到新疆後，他也就自然成了盛世才重新組織的「審判委員會」的成員，直接參與了密謀審判徐傑（陳潭秋）、周彬（毛澤民）等人的活動。因此，他在文中以「親歷者」的身份，揭露了盛世才、蔣介石陰謀殺害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烈士的一些「內幕」，承認自己是蔣介石、盛世才的「幫凶」；但是，文章在肯定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等一些人堅貞不屈、大義凜然的同時，卻又誣陷當年被盛世才逮捕入獄的許多中共黨人經過個別談話，「在威脅利誘面前多數屈服了」，有的寫了「反共宣言」，有的寫了「自白書」，並列舉了四個例證加以說明。這其中三例所涉及的人就是1946年經黨中央營救、被無罪釋放、集體返回延安的中共黨（黨）人中的一部分。不管作者是否是因時隔久遠、記憶錯誤所致，還是確實別有用心，文章的發表必會產生嚴重的不良後果。尤其是鄭大綸作為審案的「親歷者」，他寫下的東西，其負面影響非同一般。而已經開始傳入大陸的臺灣出版的《新疆風暴七十年》一書，對當年中共黨（黨）人在新疆活動的歷史也是肆意歪曲、污蔑。如果對這些東西不管不問，任其泛濫擴散，不僅會造成混亂，混淆視聽，令人是非莫辯，真假難分,貽害無窮。而且會使因「新疆叛徒集團案」受到誣陷、迫害的同志繼續蒙受冤屈，再遭厄運。為此，當年在新疆獄中頑強鬥爭、終於無罪獲釋回延安的高登榜等老同志以「久思、易生」的筆名發表了《歷史事實不容歪曲——質問鄭大綸先生》一文對鄭大綸的誣陷進行了有力的批駁。

文中沒有明說自白書「第四例」所涉何人，但是可以推斷必然包括毛澤民的自白書。

六、毛遠新殺張志新慘如盛氏殺其父

美國學者艾倫·懷廷曾於1958年寫成出版《新疆：爪牙乎？軸樞乎？》一書〔A. Whiting, Sinkiang: Pawn or Pivot (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8)〕，書末赫然附錄了據說是毛澤民、杜重遠、盛世騏妻陳秀英所寫的三篇自白書英譯。國內有意研究此段公案的知曉英文的學者，不妨查閱這些雖然極為可疑，但卻仍有提供其他史實線索的價值的三篇自白。出於人道主義，筆者認為，曾經容許殘殺張志新的毛遠新，於其有生之年應有權利看到此份檔案，即使是假檔案。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陳秀英是被先裝進麻袋亂棒打暈再加活埋的。毛澤民死前備受折磨的情狀竟與張志新的相似！毛遠新生母朱旦華業已去世，無法送予其閱——此份可疑自白文件申明毛澤民與朱旦華感情不好。

盛氏提供的《毛澤民自白書》頭兩段正是這樣寫的：「在下筆寫此自白書前，我須先向一直善待著我和其他中共黨員的盛世才督辦深表歉意。本人相信，對於新疆—蘇聯、新疆—延安關係惡化應付主要責任的乃是蘇聯，而非新疆和中共。」如果此文為假，那麼它至少說明，盛世才也是認為蘇聯主動拋棄了他，儘管他全然不知本文上面所述那些迄今鮮為人知的原因。果真如此，學術界便沒有必要探討「盛世才在新疆為何會忽左忽右」了。

七、毛澤民自白書已由筆者譯出發表

以《中國跨過鴨綠江》（China Crosses the Yalu）一書成名的美國歷史學家艾倫．S．懷廷（Allen S. Whiting。似還在世，已是百歲老人），曾在臺灣面訪過原新疆省督辦盛世才。如前所述，根據面訪記錄，他用英文撰寫了一部盛氏新疆傳記，爾後又將盛氏本人所撰新疆自傳譯成英文，再將它們合二而一，作者署二人名，交給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出版社於1958年出版，書名乃為《新疆：爪牙乎？軸樞乎？》（Sinkiang: Pawn or Pivot?)。懷廷自撰前言說明：本書旨在分析1933—1949年間蘇聯的對疆戰略，重點放在盛氏統治新疆的那十年（1933—1943）。筆者必須指出，曾是美國派駐香港總領事館情報官員的懷廷，同情中國出兵朝鮮；盛氏脫蘇脫共原因，不在其他，而在蘇德戰爭初期的蘇軍一敗塗地，令他擔心新疆二萬省軍無力抵禦重慶十萬國軍。此書有五個英文附件，第三件為「毛澤民自白書」，第四件為「杜重遠自白書」，第五件為「陳秀英親筆供詞」。1942年9月17日盛氏逮捕了毛澤民、陳潭秋、林基路等中共黨員，並於一年之後的9月27日將三人殺害。杜重遠死於另案。筆者首先將毛澤民自白書、杜重遠自白書直譯出來，然後將經由牛津大學博士徐力恒先生為筆者輾轉搜集得來《陳秀英親筆供詞》（載於臺灣春秋出版社1967年4月出版的《五十年政海風雲·第一集〈天山南北〉》）中，盛世才所寫的《牧邊瑣憶——檢討彭昭賢先生十大錯誤》）交由香港刊物轉載。至於三份自白、供詞真假各佔多少，就得交給歷史學家考證，筆跡學家鑒定了。國民黨在臺灣檔案館所藏的盛世才檔案卷應予開放，三份原始檔案可能就在其中。關於陳秀英一案，大陸網上已有多篇文章根據邏輯分析和史實鉤沉，斷定並非陳秀英殺夫，而是盛世才殺弟。大陸網文均稱：這份供詞在新疆和平解放的前夕，被「有心人」帶到了臺灣。其實將它帶去臺灣的就是盛世才，哪有甚麼「有心人」。

毛遠新文革時和伯父在一起

毫無疑問，三份自白必是嚴刑拷打之下的產物，人們對其真實性有多少大可懷疑。但是裡面披露的蘇新關係、蘇中關係、毛氏兄弟與鄧發關係、毛氏兄弟與周恩來關係、毛澤民與朱旦華關係、劉芸密告事件、蘇聯駐迪化總領事館活動、蘇聯在新疆戰略目標等的涉及史料，都有提供線索、議題的作用，可供今人循此調查研究，尤其是循此尋找有關蘇中檔案的作用。譬如，蘇中二共是否真有顛覆新疆當局計畫？盛世騏是否已被蘇聯策反，兩難之下自殺？蘇聯為何不予批準在疆中共黨人尤其是毛澤民及早撤出，而延安對此保持沉默？哈密蘇軍回國路經迪化停留甚久，為何不予武力脅迫盛氏釋放被捕中共黨人？蔣介石關於盛氏歸順一事所議：近代以來中國「東受倭患，西遭俄毒」，有多少合理性？新疆十年附蘇附共，對於中共陝甘寧邊區西向後方、後勤安全，威懾日軍不敢西進，貢獻多大？等等。

紀念張志新畫像

附件：毛澤民被捕後予盛世才自白書

在撰寫此份自白書前，我首先要對一向對我和其他中共黨員十分友善的盛督辦表示歉意。

對於新疆—蘇聯關係、新疆—延安關係的惡化，我相信應由蘇聯方面而非新疆方面以及中共方面負主要責任。我堅信盛督辦是一位馬列主義的忠實信徒。他的《六大政策教程》表明他對馬列主義有著深刻的理解。他的親蘇維埃主義立場和他對中共的支援、幫助，說明他有心有力將馬列主義付諸實踐。

左起：朱旦華、毛遠新、毛澤民。

有著兩個原因導致上述兩種關係惡化。其一，莫斯科和延安認為盛督辦已不信任蘇聯和中共。其二，盛督辦認為蘇聯和中共的對疆政策，乃以顛覆新疆為目的。當在蘇接受治療的時候，我曾三番兩次勸告蘇聯決策者先勿實施顛覆新疆的政策。我建議他們指示劉芸（Liu Yun的音譯，或為劉雲——譯者注）女士千方百計說服新疆當局站在共產陣營一邊。我告訴他們，「顛覆政策」和「說服政策」」是互相矛盾的，如果雙管齊下，必遭失敗。他們同意我的意見，但是從不付諸實施。

蘇聯犯了另外兩個錯誤。其一，它堅持要求租借新疆錫礦50年。盛督辦視此舉等同侵略新疆。其二，它不許盛督辦加入中共，祇許他加入蘇共，令盛督辦產生出了蘇聯對疆有著領土野心的印象。蘇方這些錯誤政策令到盛督辦喪失了對於史達林和馬列主義的信心。

中共除了追隨蘇聯路線之外，別無選擇。刺殺盛世騏旅長的主意源自莫斯科，而非延安。加之，刺殺行為乃是方林（鄧發新疆化名——譯者注）一人錯上加錯造成的，而非延安方面錯上加錯造成的。相信刺殺源自後者，使得盛督辦懷疑起了所有在疆中共黨員。方林同志企圖通過擺脫盛督辦和抓過政府權，來使自身搖身一變成為英雄。這些方林之錯已令中共處於極為不利地位。

方林同時也曾令我本人陷入嚴重困擾之中。他在我們夫妻之間挑撥離間，造成我倆離婚（此處為毛澤民第二任前妻，名錢希均——譯者注）。然後促成朱旦華（毛遠新生母。毛澤民死後再嫁方志敏弟弟方志純——譯者注）女士和我結婚。他企圖通過朱旦華來爭取我站在他一邊。我於婚後方才發現他的這一企圖。他想讓我向他靠攏，乃是他知我曾向盛督辦報告他的不當行為，以及建議將他撤換。（本人出此建議的動機在於：方林如果那時能夠離開新疆，就會對新疆—延安關係有利，且會加強盛督辦和毛澤東之間的關係。）方林也知道，盛督辦曾經勸告我不要和朱旦華女士結婚，以避他人議論。由於這點，方林向來懷疑我和盛督辦關係極為密切。通過促成我和朱旦華結婚，顯然易見，方林是想在我和盛督辦之間打下一塊楔子。如今我對當初忽視盛督辦勸告，不慎踏入方林所設陷阱，深感後悔。

中共黨員應對杜重遠於1940年在新疆從事的顛覆活動表示歉意。然而，煽動杜氏來疆造反之人並非我的哥哥，而是那位有名的陰謀家周恩來。表面上看，周恩來顛覆新疆的目的，乃是牢牢控制連接蘇聯的陸路。事實上看，他的佔疆真實動機乃是擴大他自身的影響力。必須指出，生活書店的鄒韜奮和胡愈之二人乃是周恩來的密友。杜重遠和高崇民，就是通過鄒韜奮和胡愈之介紹入黨的。最終，杜重遠與周恩來集團關係密切。我哥哥經常說，祇有少數幾人喜歡在黨內製造不和，周恩來就是其中一個。周恩來對於江西割據時期中共內部分裂要負主要責任。

中共對疆政策的實施經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中共動用一切可能手段，來爭取盛督辦站在中共一邊，來幫助盛督辦建設一個新新疆。第二階段，中共在疆地位穩固之後，便著手準備顛覆本地政府。第三階段，動用一切可能手段推翻實施六大政策的現行當局，而以一個獨立於中國中央政府的蘇聯地方政府取代它。

我的一貫看法乃是：蘇聯和中共的對疆政策均為錯誤。然而作為一名中共黨員，我卻不能對其提出反對意見。蘇聯、中共雙方均未能夠理解盛督辦的性格和異乎尋常的機敏。莫斯科和延安愈是設法顛覆新疆，新疆當局就愈會脫蘇脫共，倒向重慶。

我早就明白，如果此種情形保持不變，遲早會出大事。所以以往我多次請求離開盛督辦，遠赴莫斯科治病。出於同樣原因，以往我多次勸告盛督辦加入中共，然後離開新疆到延安去；或者率兵奔赴內陸，令其成為一支抗日勁旅。我也曾告訴他，如果他率兵離開新疆，我願到他領導下的軍隊政治部門工作。遺憾的是，我未能告訴他我出此離疆赴延或率兵抗日建議的理由。事實之上，除了設法保護他，我沒有其他動機。

我的這份自白寫到此處，再也無話可說。一句話，作為一名中共黨員，我祇有服從黨的命令，參與蘇聯和中共聯合策動的顛覆新疆的計畫，無論我個人多麼強烈反對這個計畫。

如果新疆法院判處我極刑，我將死為馬列主義烈士。如果考慮到我們之間的友誼，盛督辦願意予我減刑，我將報答他的仁慈。

簽名：毛澤民（化名周彬）

1942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