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冊-國共兵史尋真索隱系列之六：史達林悔沒派華工紅軍南伐中國

一、史達林咋說中共獲權晚了30多年

前蘇聯曾經駐華、駐美、駐緬資深外交官列多夫斯基於其《史達林與中國》，陳春華、劉存寬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一書中記載，1952年8月17日，周恩來率領政府代表團抵達莫斯科。8月20日，周恩來與史達林舉行第一次會談。史氏對於中國進行「正義鬥爭」以及為蘇聯提供天然橡膠表示感謝。周氏對於中國給予蘇聯援助不夠表示遺憾。這時史氏說了一句令許多人摸不著頭腦的話：「你們取得政權晚了，晚了30多年。」（前引書180頁）述及此事的中共官修黨史作者不乏其人，但是他們與其俄蘇同仁一樣，從來沒對史氏此話加以探究。

二、筆者苦思多年方才悟出合理解釋

原來如此：中共解放戰爭四年即可奪取全國政權，史氏方才發現：其一，國民黨軍，無論嫡系還是雜牌，都是出乎意料地弱，進而醒悟：原來民初各系軍閥本都是不堪一擊；其二，中共抗美援朝可和聯合國軍打個平手，史氏覺著經由蘇聯武器全面換裝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出乎意料地強；進而醒悟：原來列寧和自己都曾高估了中共武裝鬥爭取勝的難度。史氏於是大大後悔：早知如此，當年——亦即1918至1921三年間——乃應採用羅易解放印度構想來行解放中國；或者乃應以布留赫爾（加侖）率領華工紅軍進攻中國，扶持中共上臺，省卻以圖哈切夫率領蘇聯紅軍進攻波蘭，大敗而歸。其三，二戰之後，任一東歐國家有著蘇聯駐軍，都可變成接受蘇聯領導的共產國家，西方除了啟動冷戰之外，別無武力干涉。中國本來可以早於東歐國家實行東歐模式。咳咳，原來可以彎道超車的啊。

大陸中俄關係史專家薛銜天於其《列寧與孫中山——為中國俄羅斯年而作》一文當中追溯（粗秀體為筆者轉）：

1916年，在一次布爾什維克黨討論民族自決權的會議上，當時正流亡伯爾尼的列寧說，俄國布爾什維克必須與孫中山和中國革命者建立聯繫……1918年俄蘇最困難時期，列寧又重提這個問題，希望得到孫中山的支援，以減輕東方的壓力。1920年6月旅俄華工聯合會第三次代表大會第二天，華工聯合會中的共產黨員成立了俄國共產華員局。該局成員劉謙在當年回到國內，同孫中山見了面。二人還討論了中國革命的宏偉設想：從靠近俄蘇邊界的新疆、蒙古，以及華南兵分三路合擊北京政府，解放全國。（以上見諸http://www.russiancenter.pku.edu.cn/yjcg/kywj/257910.html）

不過薛氏認為，劉謙之行乃是華員局領導人自把自為，未經俄蘇共黨中央授權。然而，新揭蘇聯檔案表明，這個劉謙方案可是經由俄蘇共黨斟酌過的。前述「劉江給俄共（布）阿穆爾州委的報告」（1920年10月5日）有著下述字樣：「到上海後……我同孫逸仙進行了會談，會談的實際內容和我和他達成的協議如下：（一）立即把華南、俄國中部和遠東地區的革命力量聯合起來，以便能夠密切配合為反對北方現時的反動政府準備條件……」〔見諸黃修榮主編、馬貴凡主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一卷：《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44頁〕當時，在俄此類華工多達50萬（其中乃有本地應召戰地華工30萬），加入蘇聯工農紅軍的華工多達六萬；滯法華工也有十幾萬，曾於1900年代長期潛伏哈爾濱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成員舒米亞茨基在其回憶錄中稱：「我們不是偶然與中國工人聯繫，而是在他們當中相當有計劃地進行工作」，「我們不僅努力幫助他們提高階級覺悟，而且培養他們成為中國人民反對清朝專制的先鋒隊。」可見發動華人部隊三路進攻中國北方軍閥，骨幹兵源——工人階級——可是不缺。其實劉江就是劉謙，俄文名都叫費奧爾多。烏索夫著《20世紀2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賴名傳主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也提到他，不過賴名傳將劉謙譯成了劉前（139頁）。薛銜天為什麼要辯稱，那祇是俄蘇共華員局的自發行動呢？有可能自發嗎？

試問：列寧早在1916年就考慮動員中國進步力量與自身合作了，那麼在1918—1919年間，他反而會將中國的巨大利用價值忘在腦後嗎？史氏覺著1918—1921年間俄蘇共黨本有力量三下五除二將中國各系軍閥推翻，從而讓共產國際中共支部一步登天，沒有什麼「沒有餘力輸出革命」的問題。史氏免不了這樣想：1922年前若是沒有實行波蘭戰役，沒有實行羅易計劃，而是集中資源出兵中國橫掃北南，快刀斬亂麻，不就事半功倍了麼？分配麵包以克計算，阻礙了俄蘇共黨撥款實行出兵波蘭、採納羅易方案了嗎？中共軍隊打四年，蘇聯紅軍打一年就行。讀者是否覺著祇有這樣解釋才是符合邏輯呢？

列寧和蘇共（布）中央授予中國團為紅鷹團稱號

劉紹周                            任輔臣

這就否定了如今好些昏知昏覺的大陸公知、學者不明究裡怪罪孫中山乃是將「俄毒」引進中國的始作俑者。若是俄蘇直接出兵，始作俑者就是俄蘇共黨/共產國際華員局。人物主角應是劉紹周、張永奎、安恩學、任輔臣、劉江……而非孫中山，中方這時人物配角，筆者認為孫中山祇能是「之一」，其他應是近水樓臺先得月的新疆楊增新（他並不反蘇）、西北馮玉祥、東北郭松齡，甚至回族馬仲英（曾有先黃埔畢業後留蘇歸來神秘共產黨人做其顧問）、內蒙某德王(俄蘇已給了他俄制步槍「別列旦」數百支）……他們在俄蘇共黨眼中的地位，較之孫氏，極有可能屬取而代之角色，就像中共後來居上一樣。 

綜上所述可見：於其時也，莫斯科可以做「選答題」而非「必答題」，絕對不是處在「死了孫屠夫就吃混毛豬」的境地。在《驚察五四百年造假》第四章〈何來「先生卻對學生祇打不幫」〉當中，筆者也曾談到這個話題。

那時中國可是任由俄蘇、倭日予取予奪的啊。即使西方各國對華奉行「門戶開放，利益均沾」政策，不欲看到中國分疆裂土，但是如果日本、俄國不守規矩，企圖獨霸或者兩分中國，它們必會策動、支援代理軍政勢力予以抵制，若行陳炯明倡導的「聯省自治」，不啻自引如此環伺虎狼入室，中國便會巴爾幹化，情形恐怕會比如今的黃俄蘇化更糟。

如果說中共輸出革命武裝鬥爭基本模式是「農村包圍城市」的話，那麼蘇共輸出革命武裝鬥爭呈現兩種基本模式：「城市工人起義」和「出兵直接佔領」，而非僅僅祇有前者。當初俄蘇共黨徑直派出華工紅軍南伐中國的話，新中國的「真命天子」本來也許是廣東人劉紹周或者遼寧人任輔臣，而不是那個湖南人。

三、吳陳二氏拒絕俄蘇餉械拉攏實情

俄蘇共黨是否動過拉攏吳佩孚、陳炯明的心思，但卻被他們拒絕了呢？從新揭蘇聯檔案當中吳佩孚與越飛之間的往來信件，以及有關陳炯明的檔案材料來看，筆者目前揣測，吳佩孚、陳炯明最終與莫斯科割席，乃是因為二人不能同意對方提出的合作條件，即：首先，和孫中山妥協；其次但更重要，推翻莫斯科的眼中釘北洋政府。吳氏信守忠君原則，不願聯孫叛主；陳氏主張聯省自治，不願出省北伐。

吳佩孚對於俄蘇，曾經做出幾乎和孫中山一模一樣的表示：在中國政府具備接受能力前，同意俄蘇暫不撤出外蒙駐軍，暫不移華中東鐵路，以防日本、歐美趁虛而入。得到俄蘇方面贊許。越飛於其1922年8月25日寫給加拉罕的電報中說：「吳佩孚及其政治顧問宣稱完全同意我信中的意見，都說自己親俄。」（見諸前引黃修榮主編、馬貴凡主譯書107頁）後來吳氏割席俄蘇，改口說是無法同意兩個「暫不」，乃為以虛作實、以後翻前之舉，以求對外對內交代有個好的由頭——當初上司下屬、各路盟友對於蘇援餉械許會沖吳而來抱有多大期待！（越吳二氏之間往來信件，見諸前引黃修榮主編、馬貴凡主譯書99、132、138、155、159頁）陳炯明不僅主張不急統一，聯省自治，甚至主張自己家鄉「海豐自治」。這種想法乃與潮汕語族心胸狹隘劣性有關，此種品格，世間其他族群鮮見至極。粵省廣府族群、客家族群無不為之嘆惜。基於此種狹隘劣性，筆者相信，陳氏不會對俄蘇暫不撤出外蒙駐軍，暫不移華中東鐵路這兩個議題抱有多大興趣。對此持有異議應該不是他和俄蘇割席的主因。

維經斯基1922年8月某日給中共中央的信，有著以下顯示「俄蘇割席陳氏而非陳氏割席俄蘇」的內容，大意是：

現在在中國具有頭等重要意義的需要加以反擊的兩個問題是：（一）督軍政治；（二）各省實行自決和在聯邦制原則基礎上的聯合。在這兩個問題上，你們應該堅持以下方針:不僅要毫無條件地贊成消滅督軍統治……而且還要揭露政府和那些督軍統治鬥爭不堅決的言行，以及揭露那些看著某些軍閥臉色行事的民族資產階級集團和政黨以及知識分子的言行。（見諸前引黃修榮主編、馬貴凡主譯書118頁。鑒於原來譯文語法有誤，筆者不得不加稍改）

所以筆者奉勸國中民族主義偏激分子：別再繼續妄拿吳陳二氏「堅持民族大義」來行反襯「孫氏出賣國權」了。

四、史氏還曾三次未達支配中國目的

筆者於此借花獻佛，轉述（有所刪削）網上有關資料如下：

—— 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胡景翼和孫岳發動北京政變，推翻總統曹錕，又電請中山北上。此時業已聯俄聯共的孫氏不幸抵京之後迅速病亡，「粵方三民主義勢力」痛失問鼎中原機會。11月10日，馮玉祥、張作霖分別到天津推舉段祺瑞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此後，張作霖和段祺瑞合流，排擠馮玉祥。從11月24日起，馮玉祥多次發佈辭職通電，表示不戀權力。12月12日，馮玉祥第三次發表辭職通電時，段祺瑞予以批準，並任命馮玉祥為西北邊防督辦，駐節張家口。

—— 11月12日，美國代辦梅葉報告國務院稱：「現在蘇俄對北京現政府影響巨大。馮玉祥轄區無出海口，與蘇俄毗鄰，外來接濟依賴蘇俄。」1925年1月，馮受命為西北邊防督辦，率六個師15萬人赴張家口，並邀請李大釗擔任國民軍政治部主任，後由劉伯堅代理，期間結識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並邀請蘇聯軍事顧問進入西北軍。馮玉祥主要依靠張家口顧問團副總顧問維塔利·普利馬科夫。2月，馮玉祥向蘇聯「訂購」大量槍械。4月，蘇聯軍事顧問加入馮軍工作。此後，蘇聯軍火源源輸送至馮玉祥的基地張家口。

—— 1925年底馮玉祥參加反奉戰爭，支持奉系將領郭松齡反叛。1926年1月1日兵敗後通電下野，赴包頭。3月23日，離開平地泉啟動訪問蘇聯。4月9日國民軍再度發動政變，逼走段祺瑞，釋放曹錕，但隨後因軍事上失利，不得不撤出北京，在南口堅守。

—— 1926年5月9日到達蘇聯莫斯科開始考察。於赴蘇路上在蒙古庫倫，在徐謙的介紹下宣佈參加國民黨，發誓要為國民革命而戰。在蘇聯期間，馮玉祥與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加里寧、阿利科夫、伏羅希洛夫、盧那察爾斯基，以及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長齊切林、蘇聯教育委員會副委員長、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等會面。馮玉祥曾多次提出要與史達林會面，但被婉拒。

讀者不難看出，當初如果蘇聯肯出大力在物質上、外交上支持（以及控制）馮氏，就有可能利用馮氏首都政變，助郭反奉來達到暗中支配中國的目的。「馮玉祥曾多次提出要與史達林會面，但被婉拒」，似乎表明：1924年和1925年間，蘇方尚不願意以馮代孫、代蔣。眼光是否還不夠毒？馮氏後來於其自傳當中抱怨：俄蘇予其餉械不夠徹底打倒北洋政府，用意在於對華分而治之。期待後學續挖可能有的深層原因。中共黨史研究本應類似這樣尋找課題，脫離淨在「偉光正」裡打圈圈。

第三次乃是：1929年8月至12月，張學良訴諸戰爭收回中東鐵路，史達林出動八萬大軍入侵，迅速擊敗對手。期間，史達林曾對莫洛托夫作出指示（10月7日發出），強調：應該在東北扶植本土武裝力量，以「起義」的形式，「廢黜張學良，建立革命政權」，全文如下（粗秀體為原文有）：

中國將出現麻煩。順便說一句，我覺得，我們該轉到組織滿洲起義的革命運動方面來了。為完成一些偶然性任務，我們向滿洲派遣了一些隊伍，這當然很好，但這不夠。現在應該做更多的工作。我們要組建兩個有兩個團建制的旅，主要由中國人組成，向他們提供一切必要的武器(火炮、機槍等)，讓中國人當旅長，並把它們派到滿洲去，給它們的任務是：發動滿洲軍隊起義，把其中可靠的士兵吸收到自己隊伍中來(其餘士兵遣散回家，預先要解除指揮人員)，擴編成師，佔領哈爾濱。積蓄力量後宣佈廢黜張學良，建立革命政權(搞垮地主，吸引農民，建立城鄉蘇維埃，等等)。這樣做是必要的。我們可以這樣做，並且我認為也應該這樣做。這樣做不違背任何「國際法」。大家都會明白，我們反對同中國作戰，我們的紅軍戰土祇守衛我們的邊界，不想進入中國的領土，而如果滿洲內部發生起義，那在張學良所建立的制度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你考慮一下這個問題。事情很重要。〔見諸黃秀榮主編、馬貴凡主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八卷：《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187頁〕

「我們向滿洲派遣了一些隊伍」，這些隊伍是甚麼？「維琪百科．武裝保衛蘇聯」釋義如下：

1929年中東路事件爆發後，共產國際遠東局明確要求中共中央要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並組織大規模的反對國民黨和擁護蘇聯的群眾示威。對此，中共中央做出了積極的響應。他們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在8月1日「反帝日」舉行示威，而且爭取發動上海工人總罷工。中共劉伯承與葉劍英等人響應「武裝保衛蘇聯」的號召，參與「國際義勇軍」，前往伯力加入「遠東工人遊擊隊」（或紅河赤衛隊），執行特殊任務，與國民政府軍張學良部作戰，協助蘇聯進攻中國的黑龍江海拉爾之役。同時，共產國際派遣伍修權擔任蘇聯紅軍翻譯。

遠東工人遊擊隊是由共產國際東方部於1929年在距伯力九公里遠的紅河組建的，歸遠東軍區司令的加倫將軍指揮。由劉伯承領導，黃平任黨代表，劉鼎擔任一中隊政治指導員及全隊的武器教官，作潮擔任無線電機務員，黃文傑從事黨務工作。」

對於中共中央的做法，原中共領導人陳獨秀專門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批評，主張在這個時候片面宣傳擁護蘇聯」「於我們不利」，絕不能簡單地認為「廣大群眾都認同蘇聯是中國解放的朋友」。陳獨秀等人因此被開除黨籍。

中東路事件中，中蘇雙方的武裝衝突在1929年12月即已結束。但中國共產黨對「武裝保衛蘇聯」的宣傳並未結束，持續數年。（見諸https://www.wikiwand.com/zh-cn/武裝保衛蘇聯）

不過，對於上述三次未達支配中國目的，史氏沒啥理由後悔，「未達」或者由於信不過馮玉祥，或者由於怕得罪日本人。但是對於扶植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勢力最終獲取中國政權，他不後悔，祇覺時間遲了，以及可用別法——1919年應派華工軍團南伐中國。

五、蘇方欲以教導旅為骨幹建六個軍

史氏以華伐滿之心不死。1942年，遁入蘇聯東北抗聯殘部曾被改編為抗聯教導旅，領取蘇聯工農紅軍遠東第二方面軍第88獨立步兵旅番號。共千餘人，其中蘇軍官兵佔300餘人。日方史料披露此旅內中還有業已歸化蘇聯的赫哲族人部隊，人數不詳。蘇方賦予教導旅的長遠任務乃是（粗秀體為筆者轉）：「該旅全部成員，應是將來在東北組建六個軍的基幹，希望努力完成此項任務。」〔見諸劉文欣等著《周保中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270頁〕筆者認為，這六個軍，當然要按蘇軍標準組建，應達20萬人。教導旅中方人數若達725人，便可以擔任485個連長，162個營長，54個團長，18個師長，六個軍長；副職、政工或可由蘇方人員出任。東北抗聯原來的一個軍，實際上祇有一個營的兵力。後來由於關內八路軍、新四軍12萬官兵尾隨掃滿蘇軍入滿，教導旅成骨幹組六軍的計畫便無實施必要。不過，東北解放戰爭時期，由教導旅旅長周保中出任其司令一職的吉林軍區，確為主力部隊輸送了189000餘兵員，小20萬了，其中成建制的有一個軍、四個師、22個團，19個縣大隊。連上縣大隊(每隊應有300人即一個營)，也應有五個乙種軍的規模了（見諸前引書286頁）。

第88獨立步兵旅部分官兵

六、疑加拉罕宣言屬彌天謊非過頭言

《加拉罕宣言》是指蘇俄外交官列夫·米哈伊洛維奇·加拉罕發佈的對中國的外交宣言，先後有過三次之多：第一次宣言：1919年7月25日，第一次《加拉罕宣言》宣佈：廢除帝俄與中國、日本、協約國簽訂的一切秘密條約，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和中國境內的一切俄國租界，並將沙俄政府和俄國資本家階級從中國奪得的一切，都無償地永久歸還中國，廢除帝俄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和租界，放棄庚子賠款的俄國部分，放棄帝俄在中東鐵路方面的一切特權。 / 第二次宣言：1920年9月27日，加拉罕第《二次對華宣言》重申了《第一次宣言》中的大部分內容，但有關中東鐵路無償歸還條款已經變為了願意展開談判。而在列寧口中，無條件交還沙皇俄國侵佔中國領土的問題也成了後來人需要談判解決的問題。為《對華宣言》中聲稱的那麼美，中國最為在意的外蒙古問題，蘇方並未承諾撤軍，祇是承認中國對外蒙古擁有主權。雙方承諾在兩國各自境內不凖存在圖謀以暴力反對對方政府的各種機關團體及其舉動。中東鐵路可由中國贖回，而不是《對華宣言》中所稱的無條件歸還，分文不取。而且，俄羅斯還通過人員調配加強了對鐵路的控制。/ 第三次宣言：1923年12月加拉罕以華俄通訊社的名義，重新發佈1919年和1920年蘇俄政府兩次對華宣言的譯文，刪去了1919年第一次對華宣言中無償歸還中東鐵路及其附屬產業的一段文字，並照會中國北洋政府外交部，要求北京政府以其修改後的文本為準。此舉引起了不小的爭議，但似乎中方的不滿並未取得甚麼效果。 

1924年5月31日，中蘇雙方代表顧維鈞與加拉罕在北京簽訂《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其主要內容是：蘇聯方面廢除沙俄時代簽訂的一切損害中國主權的條約，放棄一切租借地、領事裁判權、治外法權及庚子賠款等；中東路純系商業性質，由兩國共管。

有人認為：如今，為新揭俄蘇共黨檔案中所載的，1919至1924年間的列氏、史氏的有關指令，業已確鑿表明加拉罕宣言絕非共產主義幼稚病的產物。俄蘇共黨企圖通過傀儡支配中國之惡，從其立國伊始便從膽邊滋生，加拉罕宣言乃為一大謊言。筆者分析，加拉罕宣言乃是建政伊始的俄蘇政權害怕日本，從而想用中國來做屏障的產物，而且與其曾經設想成立世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有關。

彌漫於莫斯科統治者心頭的對於俄日戰爭俄軍陸海先後慘重敗北的陰影，直至張鼓峰、諾門罕二役之後方才逝去，那首歡快的《喀秋莎》歌曲創作於後役打完之後，豈非宣洩轉敗為勝的舒的一口大氣？蘇軍贏得這兩場戰役，對於中國抗日戰爭幫助極大。如果蘇軍輸了，陝甘寧川雲貴中間地帶就難以存在，此為後話。可笑的是「維琪百科」小編，竟將二役說成蘇軍慘重敗北。

敗北的是蘇軍波蘭戰役、芬蘭戰役頭一階段，導致希特勒以為三個月就可吞併蘇聯而貿然發動侵蘇戰爭。慢藏誨盜，敗仗誘侵。

鼓峰戰役中的蘇軍士兵                                 諾門罕戰役中的蘇軍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