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冊-國共兵史尋真索隱系列之七：中央蘇區重稅繁役農民何來翻身

毛澤東謳歌北伐時期兩湖農民運動，而且早在北伐之前，便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出任教習，講授開展農民運動的理據、目的、技術、經驗——這當然是在執行共產國際的命令。農民運動，簡而言之就是一場「打土豪分田地」以令農民翻身的運動。但是，中央蘇區廣大農民在打倒土豪，分得土地之後，是否真個得到了翻身呢？

一、國家而非地主剝削造成農民起義

秦暉於其《教澤與啟迪：懷念先師趙儷生教授》（載於《南方週末》2007年12月20日）中撥亂反正：

過去很長時間以「租佃關係決定論」、「土地兼併危機論」和「農民—地主鬥爭論」為核心的「農民戰爭史」研究，是很成問題的。今天我們應該看到：傳統中國社會危機的根源，不在於「土地私有制」導致的矛盾，而在於大共同體本位的專制制度造成的「官逼民反」。與西歐「農民戰爭」性質近似的「佃變」現象雖然存在，但大規模民變，無論是「土寇」還是「流寇」，都與我國集權制官僚帝國的專制制度下難解的官民矛盾極度相關，而與民間社會內部矛盾之相關度極少。今天一提到農民地權問題，許多人還是翻出過去的說法，說什麼：「土地私有和買賣」是大亂之源，衹有官府控制土地才是正道。」因此重新認識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秦暉                                    

誠哉其言！讀者且看如今香港：北京當局解讀造成2019年6月以來的「社會動亂」的「深層矛盾」之一，乃為政府房屋政策導致房屋供應嚴重不足致使房價畸高，造成民怨極大。香港市民雖有責備地產壟斷一方、房屋出租群體握有「地產霸權」，但是他們遊行示威，矛頭針對的乃是香港政府而非上述二者。市民們心水清:政府高價售地乃是「地產霸權」的基礎。大地產商如李嘉誠等，也站在「合理非」一邊，捐出原購仍荒土地，就像當年大地主韋昌輝，竟也毀家參與太平天國對抗朝廷一樣。所以，對於農民的解放，本質上應該是將他們從沉重至極的國家重稅繁役中解放出來，而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對於地主放租放貸，要求他們減租減息就夠了。政府推行分地、賴貸，相當於為社會殺雞取卵。政府若欲減輕社會土地兼併程度，應像臺灣土改那樣以贖買手段行之。孫中山的「平均地權」主要是指將政府所做基建所在地段的地利增益可令社會各方「利益均沾」，而非分田分地。

二、未得翻身農民何來踴躍納糧參軍

長期以來，人們——包括筆者——一直相信共產黨的洗腦宣傳：農民由於分得了地主的田地，取掉了地主的性命，為了拔掉禍根，保田保命——防止地主勢力在國民黨軍支持之下田歸原主，以命抵命，無不踴躍參加共軍、繳納公糧。有賴於此，中共終於奪得天下。事實是這樣的嗎？我們下節且看1930年代上半期中央蘇區的重稅繁役。納糧屬於納稅一種形式。

〔俄〕潘佐夫及其新書《毛澤東真實的故事》。披露蘇共奧援中共達一億美元合3.4億銀圓。

焚燒地契原照說明文字：土改風暴；翻身農民為了保田參軍。

湖南稅務專科高等學校周道生教授於其《從賦稅制度談富國速亡的歷史教訓》（載於《湖南稅務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1年第五期）寫道：作為當時全球經濟最為發達的隋朝，其重稅繁役制度反令自身速亡,僅存37年，為後人留下了深刻的歷史教訓。

中央蘇區以及其他蘇區，為了戰爭需要，也對「翻身農民」開徵重稅繁役，卻無走上速亡道路，原因是啥？蘇援餉械！從1921年7月到1949年12月，342個月中共得到蘇共協餉一億美元合3.4億銀圓，平均每月100萬銀圓，每年1200萬銀圓！341個月每月幾何級數遞增2.6517%。當然，初始沒那麼多。1933年，中央蘇區政府支出600萬銀圓。當年稅收僅為200萬銀圓，缺口400萬銀圓，筆者推理得出：鎢礦貿易收入200萬銀圓，蘇共協餉200萬銀圓。以此類推。342個月，共產黨自籌經費數目無從得知。

1930年，美國全國的平均年薪是1420美元；2010年，這個數字是43460美元。後者是前者的31倍。以此推論，當年的一億美元，相當於2010年代的31億美元，亦即93至124億銀圓，取中數109億銀圓。於是341個月，平均每月得到3000萬銀圓。如依然按3.4比價，109億銀圓相當於32億美元，雖然不高，但是足夠若干次權邦軍斬首戰之用。

北伐軍攝於1926—1927年

有的學者曾經認為：

1927年國共分裂時，中共幾乎是白手起家開始武裝反抗，僅僅數年之後幾十萬人的武裝即矗然屹立，締造出國共合作共同北伐後的又一個傳奇。中共在這其中表現出的讓人感到無窮無盡的能量。不僅令當年的敵手感到震驚，就連多年以後的覽史者，也很難不為之顛倒。（見諸以下所引黃道炫書，2—3頁）

現在我們知道，這個能量，這個傳奇，若無巨額蘇援餉械，其實不會來到世上。

兩期北伐軍費，似無超過3.5億銀圓。其中廣東提供1.7億銀圓業已有文為證：蔣氏北伐還都南京之後，粵省銀行曾向南京政府催還,結果不見有還。其中1.5億銀圓似為來自廣東一省發行公債。據已有史料，以江浙之富，上海商會虞洽卿等為二期北伐僅僅籌得0.8億銀圓。另外，坊間所傳蘇聯資助北伐3000萬金盧布，應屬謠傳，因為蘇聯政府並不贊成此時北伐，還想利用吳佩孚打張作霖。3000萬金盧布相當於5100萬銀圓，應是用於北伐之前各項準備的支出，包括南來武器折價、黃埔軍校經費，不妨算作北伐前期籌款。以上三項之和為2.8億銀圓。若再加上不可查明外籌款數10%亦即0.28億銀圓，共為3.28億銀圓。對比：孫中山同盟會十次起義，籌得僑款總數，根據筆者考證，最多達到800萬銀圓。

於是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兩個初步結論：其一，近代以來兩次政權鼎革，一次國民黨（前為同盟會）打下天下（1912至1926年這15年非北伐用得款不算），一次共產黨打下天下，頭次戰費花了3.28億銀圓，二次戰費內含境外輸款3.4億銀圓。

其二，粵藉南洋華僑、粵省各界民眾為了全國統一以及民主改革所輸「貸款」，兩番（十次革命一番，出粵北伐一番）雖無得到分毫償還，粵人卻無糾纏索還。粵藉民眾確為中國全國統一、民主改革貢獻最大族群，今後料必仍會如此——2019年下半年的香港民眾五項訴求運動預兆了這點。但願這次能夠開啟立憲民主成功之門。

交代完了有關認知背景，以下將談中央蘇區強行徵收糧食、徵發徭役真相。

中央紅軍1932年攝於中央蘇區汝城

三、中央蘇區強行徵糧徵役證據確鑿

陳潭秋、黃道炫均曾著文，前者無意後者有意披露了中央蘇區重稅繁役導致民不聊生痛史。

*「百度百科」人物介紹：

（一）陳潭秋，名澄，字雲先，號潭秋，湖北黃岡縣（今湖北省黃岡市黃州區）陳策樓人，無產階級革命家 。

1920年陳潭秋和董必武、劉伯垂等七人創建武漢共產主義小組，組織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1921年7月，與董必武參加了中共一大，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先後出席了中共三大、五大、六大，1934年1月出席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執行委員。中央紅軍長征時，留任中央蘇區分局委員，領導開展遊擊戰爭。1935年8月，與陳雲等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留駐共產國際工作。1939年回國，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負責人。1943年9月27日在新疆遭殺害，壯烈犧牲於烏魯木齊。

陳潭秋                                      黃道炫

（二）黃道炫，江西贛州人。1986年畢業於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1989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系，同年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民國史、中國革命史研究。

陳潭秋之披露強行徵收糧食。1933年年初，中共中央決定調陳潭秋到中央蘇區工作。1934年1月，出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執行委員、中央糧食人民委員，即是糧食部部長。據其報告，在當年10月紅軍長征之前，他奉命主持了春、夏、秋三季在整個中央蘇區範圍內的糧食徵集工作。總共徵得糧食春季（估計）16萬擔+夏季24萬擔+秋季60萬擔=100萬擔，等於五萬噸。中央紅軍十萬將士（包括長征以及留守兩個部分），每人攤到500公斤亦即1000斤，夠吃三年，即1934年、1935年、1936年。但是由於長征將士糧食負重連上挑夫糧食負重絕不可能達到五萬噸，因此筆者認為，必有八九成被賣換成現洋，用於長征途中各種開支，包括購買糧食。穀子100萬擔可出大米70萬擔，每擔大米售價十銀圓，就有700萬銀圓。徵收來的糧食乃有五種：公糧、罰糧、借糧、節糧、獻糧。後三種佔大部分。冬季紅軍離開中央蘇區，踏上長征萬里路程，這借糧還有得物歸原主，獻糧還有得投桃報李嗎？借糧、獻糧就是巧取豪奪，形同綠林響馬所為。罰糧所針對的乃是地主富農、犯罪分子。中央蘇區1934年成年人口估有350萬，每人可謂出了二銀圓。這裡還沒考察：出售蘇區公債所得（全部沒得還本息的）以及徵收土地稅賦（基本沒得作公益的）所得。針對基層幹部叫苦，廣大群眾抱怨，各級糧食部門奉命發起粉碎「邊區冒辦法沒穀子」的「機會主義胡說」運動，號召對於「一切認為群眾無穀子不能交穀子，認為市面穀子漲價，群眾不願交穀子的機會主義，都必須給予無情的打擊。」由於強行攤派納糧，導致多起群眾自殺事件發生。〔以上見諸《陳潭秋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58—182頁〕

1929年江西全省輸出大米133萬擔（見諸下引黃道炫書53頁），而橫跨三省邊區的中央蘇區面積，1934年達到8.4萬平方公里（江西部分僅達大半），僅及如今江西全省面積16.69平方公里的一半，其中非贛地區貧瘠，少能輸出大米。1934年中共在中央蘇區徵糧100萬擔，應是一個對於當地來說屬於幾乎掘地三尺一網打盡，僅留稀飯糧、紅薯糧的沒法承擔的巨大數字。

和田春樹於其所著《北韓：從遊擊革命的金日成到迷霧籠罩的金正日》，許乃雲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述及，戰後初期：

以往的方針是朝鮮共產黨的方針，即所謂的三七制，曾經幫助日本人的地主的土地，以及日本人的土地全部沒收，而朝鮮人地主的土地則維持現狀，農獲的三成交給地主，七成則由佃農自留。（53頁）

土改以後：

獲得土地的農民，完全從地主佃農關係中解放，制定了農業現物稅，規定收穫的25%要繳納給國庫。國家則以糧穀售買制，透過消費合作社購買剩下的穀物，但實際上採用分配製，強制規定要賣給國家。（54頁）

筆者沒理由不相信以上的二做法，都是北朝共黨中的延安派、滿洲派從中共的解放區搬來的。讀者完全可以相信這是中共對待蘇區農民的糧食徵收政策，叫作「減租減息」、「租三佃七」、「強徵餘糧」。

黃道炫之披露強行徵發徭役。先得說說：如今許多大陸公知都在感歎學術界裡「大師遠去無大師」。筆者覺著奇怪，怎麼會呢？就拿筆者所屬治學領域亞域國際關係歷史來說，精研過「中國邊疆史地」的馬大正、精研過「大清王朝崩潰」的茅海建，寫出過「仁安羌戰史辨」的盧潔峰（女）、寫出過「中央蘇區革命」（「蘇維埃」之稱謂不就牽涉到了國際關係？）的黃道炫等，都可以被冠以學術大師稱號，成就、功力乃與陳援庵、王國維、陳寅恪、顧頡剛等至少不相伯仲。筆者一位朋友認為，四九以後中國大陸流失產出大師土壤，因而沒有大師出現。這是倒果為因！拿出兩組學者著述比較一番，方可得出判斷，方有發言權利。囫圇言說今無大師之人有誰曾經做過？沒有做過，「一言以概之」就是胡說八道。筆者留學哈佛、牛津，閱讀英美學術大師洋書無數，深知：一般來說，若就歸納理論而言，歷來國儒不及洋儒，然就考證國史而言，改開之後國儒不輸洋儒——中方禁區探討不論。即就歸納理論而言，亦有例外:洋儒具有學術探討無上自由，但是他們在證非馬學奠基命題方面，卻沒僅具學術探討有限自由的國儒進展得遠。這批國儒當中，沒有國中名氣最大卅名社科學者——包括海歸學者——身影，一個都沒有。老輩國儒當中，筆者比較過馮友蘭和楊榮國各自的《中國哲學簡史》，然後知曉：前者是在導遊，後者是在探究；然而，今人盡知馮氏不知楊氏——毛氏例外，獨具慧眼。媒體界人、微信博客、芸芸眾生、販夫走卒大多衹會人云亦云，本不具有評論學術成就、功力高下資格，對吧？精英衹能由精英做過功課之後來行評判，而且還得劃分專業。它屬「閑入勿入」區域。此外，四九以前理工農大師級人物，要比四九以後少得多，源於報國無門。「大師遠去無大師」論者考慮遠欠周到吧？

重稅繁役之於分田分地乃類如影隨形，結局可為國家盡收土地。
土地集中歸於國家的禍害，遠遠大於土地分散歸於地主。
這邊廂，人禍餓死人乃以千萬計，那邊廂，天災餓死人僅以十萬計。

言歸正傳。史學大師黃道炫君於其《中央蘇區革命（1933—193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挖掘、臚列出了以下許多前人鮮有察知，後人應予叩謝的事實。由於前此業已述及中央蘇區政府強行徵收糧食事實，下面輪到列舉描述徵發徭役事實，限於篇幅，僅列四例：

——從康都到黎川，有43個挑夫，走到中途，有些哭起來……問他們（為啥原因哭——筆者補），大家回答說：「我們洛口清太鄉蘇維埃，總是壓迫人，派公事不公平，壯年人偏不派，硬要派我們這些老年人。鄉蘇維埃羅主席、賴秘書，總是打人……羅主席穿得很好，專偷別人的老婆……此外水南……就是有一個挑夫因為不肯走，就要把他拉去槍斃。」（110頁）

——毛澤東1933年底在興國長岡鄉和福建才溪鄉的調查，也證實了當時蘇區兵源窮盡的事實。興國長岡鄉全部青壯年男子（16歲至45歲）407人，其中出外當紅軍、做工作的320人，佔79%。才溪鄉全部青壯年男子1319人，出外當紅軍、做工作的1018人，佔77%。近80%的比例，已是可徵發人員的極限……石城全縣人口13.6萬餘人，其中參加紅軍者16328人。這在蘇區上尚不能算是很高的比例。寧都全縣人口273652人……有56304人入伍，參軍比例達到全體男性的40.58%。絕大部分青壯年都參加了紅軍……耗去了蘇區最寶貴的人力，同時繁重的夫役負擔對留在後方的農民和幹部也是沉重壓力……不去當運輸的打他的雞子……用捆綁的辦法……罰做苦工、關禁閉……無力擔杠的抽擔架稅……(251—252頁)

——上杭縣才溪鄉，共有2000餘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擴紅之後，鄉裡僅剩下壯丁七人，還要進行突擊，這當然不現實。太雷縣青年男女可以加入少隊（疑為少共國際師——筆者注），的僅有6135人，而省隊部規定它發展到8000人。這種屢屢出現的發展指標大於實際人數的狀況，當然絕不能僅僅用所謂工作失誤來解釋。（254頁）

——擴紅的壓力使得各級幹部的日子也不好過，許多幹部因為完不成任務，而遭到各種各樣的處罰。勝利縣「硬要全體幹部去當紅軍，結果『你不去我也不去』，以致出現『連幹部都上山躲避逃跑，甚至個別自盡的現象』。」（255頁）

中共對其「初心」定義盡善盡美，然而閱其「初狀」，始知該黨「初心」絕非瑕不掩瑜。要判斷一黨之真面目，不能僅看它說什麼，關鍵得看它做甚麼，對吧？三歲看大七歲看老呀。毛澤東說過，共產黨人是動機和後果統一論者，但是這廝終其一生何時曾將「為了窮人翻身打天下謀福利」的動機和「為了籌集國用不顧窮人死活」的後果統一起來過呢？

四、國民政府橫徵暴斂民眾同出一轍

應當指出，於其時也，國民黨的各級政府也曾針對轄境國民課以重稅繁役，甚至比共產黨割據政權更加厲害。廣州「商團叛亂」，其實並非反對廣州國民政府統一、復興中國綱領，而是抗拒廣州國民政府課其成員重稅繁役。現代京劇《杜鵑山》中的女主角柯湘，於其就義之前斥責國民黨政府預徵稅賦已經到了1980年代，底本其實就是廣州國民政府所為。廖仲愷之被刺，筆者認為，也應與此有關。無怪乎孫中山一俟得到蘇聯協械8000步槍，就將沒收商團槍支全部發還對方，宅心仁厚基於涇渭分清。南京國民政府，各地軍閥政府對其轄境國民課以重稅繁役，早有千百著述控訴、描述，此處已是無需多贅。當然，主要原因在於追逐私權的連年征戰，追逐私利的貪汙腐敗還居第二。悟乎此一禍根，就應奮起改弦更張，衹爭朝夕地爭取以選票代替槍彈！

如今香港特區政府、大陸各級政府高價賣地，其實就是玩弄耍猴式的「朝三暮四」，變相課民重稅繁役——加班成為常態不就等於繁役？作為特色說鐵擁躉，陸港兩地的統治者可謂自學成才，學得賊精！臺灣政府是否也是如此？

「中國歷代歷朝浩劫乃恆患於官府、朝貴，非常患於天災、刁民」；苛政猛於虎，官害甚於瘟，信然！

五、冒名頂替翻身農民謳歌共黨共軍

1927—1949這22年間，根據地、解放區廣大經歷遠非輕徭薄賦的「翻身農民」有沒自發創作謳歌中共及其軍隊的民歌？筆者經過粗略考察，便知答案：一首也沒。而且祇有《八月桂花遍地香》是於1930年代出現的，作者乃為紅四軍文化員，不是蘇區農民。其他基本都是解放後由政府或者軍隊宣傳部門安排所屬文藝工作者創作的，有一部分則被人為地冠以「農民原創革命民歌」，包括《東方紅》。這個假也造得很厲害。紅軍開始長征，行動嚴格保密，以防白軍截擊，人心慌亂，怎麼可能出現《十送紅軍》？瑞金蘇區給否定了，到如今又有人辯解說，不是瑞金中央蘇區而是井岡山上群眾送別紅軍唱出來的。井岡山的紅軍分作兩三批下山遠走，從來告訴群眾都是出擊而非撤退。出擊用得著十送嗎？一送都不可能，不也得保密啊？解放後出現的「紅色民歌」，更是如假包換的越俎代庖貨色，無需多贅。

毋庸諱言，清王朝、國民黨時代，不乏作詩撰文撰聯歌頌「今上」之士。但是當局蓄意安排遷客騷人冒名頂替平民百姓創作歌頌今上歌曲之事，筆者從未與聞。筆者說過，舶來馬列主義是黑洞，中國傳統文化是恆星，祇有黑洞吞噬恆星沒有恆星吞噬黑洞，各位讀者，這下更得驗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