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冊-國共兵史尋真索隱系列之八：中央紅軍湘江戰役減員分類統計

筆者按語：對於這個課題，本人以往發過兩篇論文，頭篇發在《開放》，有所修改的後篇發在《前哨》。如今這篇，根據新的發現、新的統計重新撰寫，值得再獻同好，再饗讀者——要知道，中央紅軍湘江減員數三萬餘人乃是西路軍甘肅減員數16000人的二倍，新四軍茂縣減員數7000人的4.5倍。

網上一文這樣記述：

1934年11月下旬，中央紅軍長征到達湘桂邊境，蔣介石調集了國民黨30餘萬部隊，在桂北湘江以東設下了號稱「鐵三角」的第四道封鎖線，企圖將中央紅軍予以全殲。為了突破國民黨的湘江封鎖線，從11月25日開始，七萬餘名紅軍將士分別在興安光華鋪、全州腳山鋪、灌陽新圩、灌陽至湖南道縣地段等四個主要戰場與國民黨軍隊浴血奮鬥七天七夜，最終渡過湘江，突破了第四道封鎖線。湘江之戰是關係中央紅軍生死存亡的一戰，它粉碎了蔣介石圍殲中央紅軍於湘江以東的企圖。但是，中央紅軍也為此付出了犧牲三萬多人的極為慘重的代價，僅團級以上幹部就有17人，其中紅五軍團損失過半，紅八軍團和少共國際師幾乎全軍覆沒，中央紅軍的人數銳減為四萬餘人。

讀者看了本文以下文字，就會知道：由於掩蓋傷遺（包括傷遣以及病遺，下同）、逃亡事實，上文當中引用的投戰、犧牲、銳減數字，完全不確。

1932年的中央紅軍

一、湘江戰役前中央紅軍減員數分辨

官修黨史言之鑿鑿：其一，中央紅軍1934年10月17日踏上長征路途之時人數為86789。據師永剛、劉瓊雄於其所編著之《紅軍1934—1936》（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中的61頁記述：其中挑伕人數為5000。《王智濤將軍回憶錄》（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5）當中記述，這5000挑伕後來有1000餘人參加了紅軍。（140頁）

其二，挑伕工錢每兩天一銀圓，而且先付十天五銀圓作安家費。負重每挑35斤。至12月1日，兩個月不到，中央紅軍便遭受五萬餘人的減員：其中過第一道國軍防線減員3700餘人，過第二道減員近9800人，過第三道減員8600餘人，共22100餘人；湘江戰役減員30500餘人;照此演算，過了湘江之後大約衹剩86789－22100－30500 = 34180人。

蘇聯秘密駐華最高軍事顧問施特恩（未去蘇區）曾於1935年2、3月間，在莫斯科分兩次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呈交關於中國軍事形勢通報，裡面披露了以下內容：「紅軍在運動中以及在與廣州戰線左翼部隊的戰鬥中和進入廣西的戰鬥中（這是在1200至1400公里的整個行軍途中僅有的兩次重大衝突）遭到的損失沒有超過2500人。」〔見諸黃修榮主編、馬貴凡主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卷：《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373頁）〕。

不過施特恩二報告壓根兒沒談到「湘江戰役」和「遵義會議」，疑是中方——李德和博古——將之瞞報。筆者認為，「進入廣西的戰鬥」並非指湘江戰役，而是指過了郴縣—宜章第三道國軍防線後，在湘桂交界處的湖南道縣發生的戰鬥——紅34師師長陳樹湘就犧牲在道縣，乃在正式強渡湘江之前發生。

上述2500人應由死戰（失蹤可算其中，下同）、生擒、傷遺三個部分組成。陳濟棠對西撤紅軍是「外打內通」、「明打暗和」。粵軍和紅軍打了些仗，據說原因在於陳氏未曾來得及通知某些下屬部隊避免與紅軍交戰。所以過頭三道國軍防線時，紅軍沒有死戰生擒傷遺多少，僅達官修黨史所給數字的11%。

筆者認為，準確來說，前三道國軍防線不應稱作國軍針對中央紅軍長征的「封鎖線」。因為陳毅說了：到了11月底，敵人還是搞不清紅軍出動的情況，一種判斷說：朱毛出去是少數，大部分留下在中央蘇區；一種判斷說：朱毛出去是主力，留下的是少數。一個月都沒搞清楚，以後才查清楚大部隊走了；（見諸莊春賢主編《贛粵邊三年遊擊戰爭親歷記》（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7頁）既然湘江戰役之前約一個月，白軍不知紅軍要去哪兒，白軍咋會有意提前設下前三道「封鎖線」？它們實質上是國軍——主要是粵軍——的「師管區」，原來就在那兒，中心早有營房。此三處沒有新設甚麼「封鎖線」。這樣說好像白軍一早就已知道紅軍的長征路線和時間似的。

長征事實上既不是「猝然決定」的產物，本質上也不入「向西逃竄」的範疇；鮑羅廷為孫中山——後延至共產黨——所設計的大戰略，就是「割據華南僅為權宜之策，轉踞西北方為長遠之計」。三大紅軍遲早要從南方向西北轉移。那兒背靠蘇蒙，利於固守防禦，便於接餉接械。蔣永敬教授於其《鮑羅廷與武漢政權》等民國史著作中早已將這個問題交代清楚了。鮑氏代表共產國際所作此項計畫，方才合符軍事邏輯，果然結出勝利之果。無數中共黨史專家都將這個事情弄錯。王智濤將軍清楚回憶：李德1933年10月2日抵達瑞金，1934年4月，廣昌戰役之前，他就開始考慮「戰略大轉移」亦即後來稱作的長征了。（見諸前引王智濤書135頁）此事表明，李德極可能是為了實施經過共產國際批準的鮑氏西北計畫，而來中央蘇區的。許世友說得好：「打不過敵人，換個地方再打嘛，怎麼叫逃跑主義呢？」顧則徐於其所著《永遠的總司令:朱德》（列印本）裡這樣說道：朱德看出自己和李德之爭已不屬軍事範疇，對方心懷一個巨大陰謀。啥陰謀，顧氏沒說。筆者認為就是實施鮑氏西北計畫，逼迫中共近棄華南，遠取西北。蘇聯共黨/共產國際接受鮑羅廷的意見：中共革命事業重心不轉到西北就不可能成功。

讀者應該想到：共產國際既有此種宏大計畫，定會想到事先要為此次轉移，做好沿途給予紅軍各種秘密協助所需準備。例如，明眼人一看知：本來給予紅二方面軍的任務應是打通、守住荊州渡口，以備紅一方面軍和它由此北渡揚子江，入據陝甘寧的。

這樣，中央紅軍到達湘江東岸時的逃亡數便為22100－2500=19600人，為86789人的23%。由於上述各個數字都有「餘」字在尾碼著，為了消除「餘」數誤差，還可觀察另外兩種估算結果，然後再行取中。 

第一種，曹永明於其所撰《因編軍隊後勤史向老紅軍採訪的兩份提綱》（網上輸入作者名、文章名，即可查到原文）中透露：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後勤歷史編寫工作領導小組所擬的《編寫後勤工作歷史：有關紅軍長征和到達陝北時期疑難問題》這樣問道：「途中有否先遣隊、收留隊的安排，其安排與作業辦法及首要性怎樣？這一作業的履歷有哪些？例如，從湘中到黔西段掉隊很嚴峻，衹二軍團就有2365名，其要素是啥，往後進行了哪些加強？」《編寫後勤工作歷史：有關紅軍長征和到達陝北時期疑難問題》述及：中央紅軍1934年10月10日至11月25日從瑞金蘇區到湘江東岸不停地走了47天、1200公里。1200÷47=25.5，平均每天25.5公里。考慮到有輜重，有作戰，此一日均行軍里程數字當屬合理。紅二軍團1935年11月19日至1936年2月4日，從湘中到黔西，剛好也走了47天。紅二軍團沒有中央紅軍那麼多輜重，但是他們途中停留過幾天。這份文獻記載，紅二方面軍長征，從湘中開拔到抵達黔西之前走了1000多公里路，其屬下二軍團便有2365人掉隊。此處所說的掉隊，其實大多就是逃亡。照此推算，紅一方面軍長征，從贛南啟程到進抵湘江東岸，86789人是紅二軍團人數的十倍，同樣走了1000多公里路，它的逃亡人數便可推算為2365×10=23650，逃亡比率為23650÷86789×100%=27%。（可見上文施特恩給出數字）

蘇聯派往中央蘇區的軍事顧問李德於其回憶錄中披露，他在中央蘇區之時（1933—1934），紅軍逃亡比率達到20~30%。上述23%和27%都落在李德總結數字之內。於是我們可以將中央紅軍長征伊始時期逃亡比率定為（23%＋27%）÷2=50%÷2=25%。〔見諸《李德回憶錄》（香港：哈耶出版社，2009），52頁〕

由此可得：湘江戰役之前，中央紅軍死戰、生擒、傷遺之數為2500，逃亡數為86789×25%=21697人。抵達湘江之時仍有86789－2500－21697=66092人，不是本文首段引文所說「七萬餘人」。過了湘江後中央紅軍仍有65092－30500 =34592人，與前述34180人多出412人，為65092的0.63%。中央紅軍剛過湘江之後人數可取中數（34592＋34180）÷2=678772÷2=34386人。

必須說明：其一，失蹤人數屬於減員人數，但是無法推算，算在死戰人數裡面無妨。其二，生擒乃是被動撤出戰鬥，逃亡則是主動撤出戰鬥，作為統計項目，兩者互相排斥，不能混為一談。其三，輕傷仍可跟上隊伍沒被傷遺之人，理所當然不被計入減員之內。

二、湘江死戰、生擒、傷遺、逃亡

可想而知，上述30500餘的湘江戰役減員數字並非全由死戰、生擒、傷遺帶來，還應包括逃亡數字。雖然對於強調逃亡人員多屬新兵是否托詞，對於本文探究目的並無大礙，但是筆者仍想弱弱地問一句：長征前夕徵集了萬餘新兵不假，但是從第一次到第五次反圍剿，中央紅軍裡面何時新兵少過？

以下文字摘自網上文章《紅軍湘江之戰前減員二萬多人多為掉隊和逃兵》（發佈時間：2016-07-10），見諸http://www.jiulishi.com/zhanshifengyun/23165.htm：

長征減員分戰鬥傷亡減員和非戰鬥減員兩種情況，戰鬥減員主要是湘江之戰造成的。毋須避諱的是，由於嚴酷的鬥爭環境，部分幹部戰士因對革命前途喪失信心而離開紅軍隊伍，所以部隊減員中有相當部分屬於非戰鬥減員。中央紅軍經過前三道封鎖錢時，基本上是順利的，戰鬥傷亡不是很大。黨史專家石仲泉在其《長征行》一書中曾這樣寫道：「蔣介石為防堵中央紅軍離開江西蘇區設置的第一道所謂『鋼鐵封鎖線』，中央紅軍衹打了五六個小仗，用四天時間就全部突破出去了。蔣介石令粵軍和湘軍，在湘粵贛邊的汝城、仁化、樂昌(仍屬大庾嶺區域)間設置的第二道封鎖線，中央紅軍從11月1日至8日全部突破，沒有經過激烈戰鬥，進入湘南粵北地區。為堵截紅軍從湘南到湘西，蔣介石又令粵軍和湘軍，在沿粵漢鐵路湘境的郴縣至宜章間，設置第三道封鎖線。中央紅軍也沒有打什麼大仗，從11月8日開始至15日全部突破。」既然突破前三道封鎖線總體上沒有打大仗，可全軍減員卻達二萬多人，這其中，除了一部分屬於戰鬥減員，還有一部分因國軍飛機轟炸傷亡，以及傷殘病留在當地外，有相當部分是掉隊、逃亡造成的。

如前所述，官修軍史記載：強渡湘江一役，中央紅軍減員30500人，但於1934年12月12日，白崇禧在荔浦歡迎會報告剿匪經過時卻稱：「此次國軍與匪軍作戰，除匪軍傷亡不計外，計生擒匪軍7000餘人，若生擒與死匪共計，不下15000人。統計奪獲匪槍四五千支，機槍數十挺；至民團方面所獲亦不下此數（應為槍數——筆者注）。」〔見諸《白副總司令崇禧在荔浦歡迎會報告剿匪經過》（1934年12月12日）以及http://www. sohu.com/a/339999964_557768〕若將中央紅軍湘江戰役減員數30500餘人減去死戰數8000人，便可推知此役生擒、傷遺、逃亡三項和數乃為30500－8000=22500人。筆者認為生擒數7000餘人應納入了部分陣地附近逃亡人數，有重複數。65092（不能再用86789了）×25%=16273人為逃亡數，而22500－16273=6227人為傷遺數。傷遺數肯定小於受傷數，受傷數應達24000人，因為受傷數通常是死戰數的兩三倍。強渡受傷多，取三倍。於是可知：其一，中央紅軍湘江戰役死戰8000餘人，生擒7000餘人，傷遺6227人，逃亡16273人（含部分上述生擒數）。除了傷遣人員之外，傷遺且難於走動人員應是大部被安置在湘江西岸，爾後部分慘被國方屬下民團、農村搶錢（傷遺紅軍領到銀圓）刁民殺戮，部分傷重而死。

其二，湘江戰役結束之前長征中的紅軍逃亡數的兩個計算區段結果之和，達到21697＋16273=37970人，佔到紅軍瑞金出發總數86789的44%。死戰生擒之和，達到2500＋15000=17500餘人。於是逃亡者與死戰、生擒者比率達到了37970：17500=2.17:1。多乎哉？讀者看過本文第七、第八節，尤其是其中黑體字便知：相對數高，絕對數低。筆者估計37974逃亡人員當中，長征前夕新招萬餘新兵應達七八千人——主要由長征前夕動員入伍的新兵組成的紅八軍團，本有二個師10922人，湘江戰役之後僅剩1000餘人。據此可知一路以來逃亡人數衹有三萬左右，其中還應有起碼27%的民夫：30000×0.27=8100，也就是說，老兵逃亡人數僅為22000左右，佔瑞金出發總數867891的24.5%，仍合上述李德給出相關比率。

三、本可找出更多埋葬死戰紅軍屍坑

犧牲紅軍多數應在阻擊戰中死於湘軍之手，葬身陸地，而非在搶渡戰中死於桂軍之手，流屍湘江。後來紅軍在貴川甘青先後又募到15200人，遺憾的是他們之中絕大多數也於途中「減員」了，沒走到陝北高原。〔見諸杜麗英等著《重走長征路：紅二方面軍》（北京：華文出版社，2016）〕《重走長征路：紅二方面軍》382頁上列出的〈沿途群眾參加紅軍統計表〉表明：中央紅軍招募了15200餘人；紅二方面軍，16500餘人；紅四方面軍，9000餘人；紅二十五軍，1300餘人。

之前中共公佈中央紅軍長征伊始減員數字之時，會列出傷遺、逃亡類目嗎？絕對不會！「偉光正」不要了？經過官方媒體多年宣傳，國人現已普遍接受以下誤導：湘江戰役，紅軍死戰生擒慘重，人數頓由八萬餘劇減為三萬餘，沒有逃亡、傷遺。有的作家以此憑空想出「江底堆積紅軍士兵屍體，江面漂染紅軍士兵鮮血」場景，編出湘江上游百姓「三年莫飲湘江水，十年莫食湘江魚」傳說。須知沉屍僅需兩三天就會變成浮屍，順流而下，何來江底堆積？據載，白崇禧部曾用卡車將那些紅軍俘虜送回江西、福建，沒有大開殺戒。料想還應派車送走了沿途收容紅軍傷遺、逃亡人員。白崇禧沒做白起第二。桂系既能基於人道主義、環保主義做到這點，當然也就會將紅軍屍體盡數掩埋——包括將漂積在江灣的紅軍屍體盡數撈起入土為安。何況他們還可利用紅軍俘虜來做臨時仵作。你不相信這點，你就永遠不會去找死戰紅軍屍坑。白氏若無下令撈起紅軍浮屍，他咋能得出紅軍水陸死戰人數？水戰死數應當少於陸戰死數，筆者估計僅為3000。3000死者的鮮血，再加上少量強渡之時傷者所流鮮血，怎會弄得「三年莫飲湘江水，十年莫食湘江魚」？3000人的鮮血，充其量衹有12000公斤，亦即1.2噸，體積僅為（1.06×12000=）1.272立方米，而紅軍主力強渡的灌江，多年平均流量為58.9立方米/秒！1.272立方米鮮血幾秒之內就會被58.9立方米/秒的江水稀釋沖走！其他三處江流就不談了。

北伐戰爭松口戰鬥於1927年9月7日開始，10月14日結束。此一仗，黃埔軍繳獲北洋軍槍枝5000餘支，大炮十餘門，機關槍十餘挺。北軍軍長劉俊、團長王其志和三名營長被擊斃；俘敵4000餘。戰後各處散落死屍計有1400多具，由集益善社收埋，花去掩埋費6000多銀元。筆者一人便找到了兩處大型屍坑遺址。可見軍閥混戰、國共內戰、抗日戰爭之時，戰後由軍政機關、慈善機構負責掩埋屍體乃是通例。埋屍地點，一般得靠溪流，便於臨時仵作收工之時清洗自身。當地婦女一般不敢前去屍坑所在地域勞作，譬如割草，害怕陰魂來擾。

循此經驗之談，不難找到湘江東側全部或者大部大型紅軍屍坑。

在此筆者又想弱弱地問一句：為什麼這麼多「正能量」記述文，總要把上述收屍埋骸之舉當中涉及紅軍部分，一概說成當地「擁紅」群眾冒險所為？湘江戰役之後，當地百姓披露，他們在江邊掩埋了三天紅軍屍體。〔見諸田競等著《重走長征路：紅一方面軍》上冊（北京：華文出版社，2016），169頁〕有沒可能自發掩埋？如是國方雇人掩埋，當地百姓應該除了掩埋紅軍屍體還有掩埋白軍屍體。

國方第四集團軍政訓處處長潘宜之對紅軍俘虜訓話

左：陳濟棠對紅軍讓路千里且輸送武器。右：白崇禧對紅軍讓渡百里卻未被利用

四、逃亡共軍抓回後有的被活埋鍘首

一位籍貫吉安市永豐縣龍岡鄉族村的老紅軍——延安時期，作為中央政保局轄下戰士的他，曾經受命參與活埋部分紅四方面軍殘部——生前口述如下：「被埋的人土堆到胸口臉就會漲成紫醬般色，喊不出來口號的」；湘江戰役前夕，他的一位堂兄，曾任贛中蘇區永豐縣糧食徵集部部長，帶領同村參軍族青年20餘人，深夜不辭而別。解放後，仍可擔任村支書職務，領取返鄉紅軍津貼。沒人追究他們是失散還是逃亡。不過，八路軍、新四軍時期的逃亡人員的遭遇就沒可能那麼幸運了：筆者2016年在火車上聽到一個恐怖故事：文革當中，陝北地區農村，衹要湊齊三個證人，就會將被指認出的當年共軍逃兵處以鍘刑，身首異處。

左為當年紅軍首先突破湘江的英雄劉遠生

犧牲於湘江戰役的紅軍烈士墓

五、傷遺紅軍拒絕遣散可能會被槍斃

另有一位原於江西樟樹入伍，曾率本連首先突破湘江的老紅軍劉遠生（屬紅三軍團）生前口述如下：

我的一個腳趾受傷，一瘸一拐地走到了遵義。與我不對付的營長依照最近規定對我實行遣散，發給袁大頭銀圓和蘇區列寧幣。我將桌上的紙幣一拍，怒道：「老子死也不離開紅軍！」營長看到列寧幣斷成兩截，便馬上給我戴了頂「破壞蘇區經濟」的大帽子，命令衛兵將我五花大綁，要拉出去槍斃！槍斃一個連長必須上報師部。彭雪楓師長聽後說道：「紅軍突破湘江的英雄不能死！」，又說服特派員方正平同意刀下留人。這樣我才免於一死，但被降為士兵。

六、黃道炫挖出了紅軍士兵逃亡證據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黃道炫於其所撰《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專闢一節〈擴紅與開小差〉（328—339頁）給出紅軍士兵逃亡檔案證據。例如：

——長汀模範團因為是被欺騙加入工人師，到瑞金集中時，衹剩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開小差走了。公略動員2400多人參軍，結果中途開小差的就有千人。

——江西全省動員到前方配合紅軍作戰的赤衛軍模範營、模範少隊在幾天內開小差的已達全數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過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僅是隊員，尤其是主要的領導幹部也同樣逃跑……

中央蘇區印製的紙幣

中央蘇區壓鑄的銀圓

七、對比老大哥絕對數屬小巫見大巫

俄國新揭史料披露，衛國戰爭頭兩年中，蘇軍平均每天逃亡人數高達6000之眾，相當於一個乙種師，兩年就是438萬。〔見諸伯利斯‧戈巴契夫斯基著《勒熱夫絞肉機》，趙國星譯（重慶出版社，2015），177頁〕蘇軍對於抓回逃兵，懲罰恐是隔九斃一，光此死亡人數便可達近40萬。也許不一定是隔九斃一，但必定會槍斃一些，尤其是逃亡領頭羊、拖槍逃亡者。否則就會縱容逃亡。餘下盡被納入「敢死營」，作戰之時後有軍官操作輕重機槍督戰，進或可生，退則必死。朱可夫發動斯大林格勒大反攻，投入此種敢死營40餘個，人數應達二萬。

蘇聯人民當時接受共產主義思想教育業已長達20多年，然則多數中共紅軍戰士當時接受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僅為短短一兩年乃至數月而已。戰爭是殘酷的，但不是說「結局好，一切好」嗎？筆者還可借用史達林頭次見到毛澤東時所說的話，來抹去紅粉讀者心頭可能產生的陰影：「中國革命的勝利說明了一切」（朱仲麗譯）——應不是師哲所做曲譯流傳極廣的「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師氏曲譯史氏的話不止這一次：和田春樹於其所著《北韓：從遊擊革命的金日成到迷霧籠罩的金正日》，許乃雲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述及：「……在公佈的記錄當中，完全看不到中國的翻譯官師哲回憶錄中給出的史達林說過的這句話：『沒有必要同意美國的方案。這是立場問題。』」（91頁）

*據戚本禹揭發：師哲苟合保姆誕下一私生子，為了掩蓋醜聞保己地位，竟將嬰兒泡進鏹水毀屍滅跡。組織破案之後將他調離毛氏身邊。文革結束之後，師哲竟說此一遭遇乃為江青迫害所致。這不是做誅心之論，而是以此證明：師哲不憚造假，且是大假。

八、羅榮桓元帥不避諱談論逃亡問題

在汗牛充棟般的中共軍政高層人物的文集、傳記當中，筆者僅見羅榮桓氏連番纍牘、實事求是地談論部隊逃亡問題。想來也是，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最終目標，豈不就是防止官兵——依照涉及人數多寡排列——參軍之後逃亡、攻防之際畏縮、失散之後不歸、窘迫之際嘩變嗎？要求官兵大量逃亡的軍隊攻守兼備、遵守紀律、發動群眾、搶險救災乃至「惟黨是從」，豈非緣木求魚？羅榮桓不愧為中共軍隊的「政治思想工作之父」，評為元帥可謂實至名歸。

左為紅軍時期的羅榮桓。他曾在青島大學預科就讀兩年。

九、統計數據可信輕言戰者須做掂量

相信有的讀者可能會說：如劉統等學者早就說過，長征伊始紅軍逃亡多於傷亡，您於此處論證未免重複。不對，其一，如是聶榮臻等親身經歷者說，另當別論，後人輾轉引述或者大概估算，屬於二手材料，不大靠譜。其二，不管是一手還是二手材料，準確程度、價值高低都比不上當時書面記錄下來的統計資料，以及據此推算出來的後續資料。如果以為統計資料僅會出現在統計表冊裡面，那就大錯特錯了。

末了，筆者想對如今大肆鼓噪不惜對日對美「必有一戰」的國中毛左說上一句：親愛的同志，此種惡戰甚至核戰若真打起來，您本人或者您後代若被徵召入伍，會有大於70%的概率死戰生擒傷遺逃亡，衹有小於30%的概率「壯士十年歸」，而且多半帶殘帶病。死戰傷遺可獲榮譽、理解，生擒逃亡許蒙恥辱、唾棄。應先掂量一下自己，嘴唇、喉嚨未免過於柔軟，您的脊骨、腿骨硬度撓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