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鐘按：先父冉鵬，字勺庭（1906-1978）。曾任職國民政府行政院副主計長。留下一部日記，記錄1949年國府大敗退的親歷高層現場。是一部大時代變遷的珍貴史料，也描述一個家庭被內戰毀滅、妻離子散的悲情故事。本文介紹日記的出版經過，及冉鵬的生平背景。】

《冉鵬日記》前言：回到父親身邊             ◎金鐘

冉鵬日記由金鐘（冉懋華）整理編輯，今年6月  台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出版。

（修改稿）      

父親1949年7月離開家鄉後近三十年，我們都不知道他在台灣。我僅在1963年收到過他從「吉隆坡」寄來的一封信，這是一位年近花甲的父親，對他失去多年的兒子的一次「家訓」。不同於他給母親的家書那樣只話家常，談了為人處世的道理後，父親特地提到母親的外祖父何來保，是「清末常德革命殉國最有學問最年輕的一個！」何來保和戊戌變法先烈譚嗣同摯交，死於1900庚子年反清之自立軍起義。如果「武陵冉氏宗族」由此緣紀，迄今又是庚子年，在此兩個庚子一百二十年的漫長歲月中，子孫繁衍已經六代──留下深深足跡的，應是父親冉鵬（字勺庭1906 -1978）。

        【親歷1949年國府大敗退，掌管行政院財務】

父親是國民政府行政院資深官員。1949年位於簡任秘書、參事、副主計長，隨行政院撤離首都南京，一路倉皇浪奔，經廣州、重慶而成都，最後和閻錫山內閣部員從成都飛往台北。在這國共內戰的最後一年，行政院換了三任閣揆：孫科、何應欽、閻錫山。父親負責瀕於崩潰的中央財經政務，是戰時內閣首長的得力幕僚。列席高層決策的每週院會，熟悉並參與從幣制改革、通貨膨脹到各部、各戰區及各省市的財務專案，在山窮水盡困局中，和中樞同仁力挽狂瀾……

 對這樣一個皇皇大國政府的逃亡史，不乏大人物的宏觀記事和小人物的流離故事，卻罕見權力中樞的現場記錄。民國的五院制，在1949年的兵荒馬亂中，實際上掌控全局職能的只有行政院，他們人簡事繁，應對瞬息萬變的政治經濟危機。在那些充滿失望、恐懼、背叛和掙扎的日日夜夜，家父不負長官期勉，國難共渡──留下一部私人日記，作為這幕中國歷史巨變的親身見證。父親自1931年起，至1977年病危，四十多年的日記，從未一日間斷（他1963年才知道最初的十八年即1949年前的日記，留在大陸，已不知下落！為此悵然不已）。

 家父一直以「忠誠的公務員」自許。他給我的信上說：「我在外十四年，而平生之恬淡志向則絲毫未變。」抗戰勝利還都南京後，滋生的官場腐敗之風，他和朋友們經常以「焉得不敗」相惕勵。因在行政院「掌財權」，時常有人宴請吃飯，他總是十有八九婉謝不去。接辦公文，奉行的信條是「案無留牘」。初到廣州主持預算委員會，原有三十名職員，遣散離職，僅存六人，而千頭萬緒之索款文函十倍於往日。他貫以不避勞怨的作風，「歷經十任院長，均許君曰賢曰能」。尤其在蔣夢麟、端木愷任秘書長期內，是一位備受稱讚的「主任秘書」；閻錫山重才提掖，他權責之重，已在財政部長（徐堪、劉攻芸）、經濟部長（劉航琛）、主計長（龐松舟）間長相切磋之中。因此，在1949年國府大陸最後時期，國家整體財政金融狀況及相關重大決策與弊案處理，在《冉鵬日記》中都有記載，不失其史料價值。

 父親勇於任事也獲友儕輩擁戴，在政府首遷廣州，幾陷群龍無首之際，他探親歸來，眾職歡躍之情罕見；1950年，臨別處理兩件積案可為紀念：久拖的海南島經費案（陳濟棠部），父出於同情，照簽補發25萬銀元；山西省「太原500烈士」修祠經費20萬元案，部屬懇求，父作為在職的最後一件公文，簽署核准。

1950年2月，行政院長閻錫山指派冉鵬（右2）和蔣夢麟、傅斯年、張道藩等學者
去台中對運台故宮珍貴文物，作首次檢驗，並由冉鵬撰寫報告。

     【學而優則仕典型，為台灣經濟起飛貢獻良多】

父親日記現存共29冊（約二百餘萬字）本書截取其中最重要的大動盪時期部分：1949全年（民國三十八年），另加1950年初到台灣的三個月，共計十五個月。那是父親1931年10月入職行政院，「從一而終」服務十八年六個月的最後階段。這段時間屬於南京政府北伐成功後，國運所繫的「訓政時期」，卻演成一齣由黃金十年而抗戰八年、內戰四年，兵敗山倒的大悲劇。

 冉鵬弱冠之年、父母雙逝後，隻身離鄉（湖南常德），負笈北京，考入朝陽大學法律科畢業。適逢首屆全國高等文官考試，以第三名優秀錄取（人稱如科舉之「探花」），分發行政院，踏入仕途。恰似一個「學而優則仕」的典型。那個年代，西風東漸，留洋學生已逾萬計，國府的高級官員多數有外國學歷。家父似乎胸有成竹，謹言慎行，一副儒家「修齊治平」的懷抱，對國學的憧憬和法學訓練的信心，成為行政院少壯派文史素養的佼佼者。重要文稿他參與修飾、代表政府和蔣夢麟傅斯年等學者首次視察運台故宮文物而不辱使命。任行政院「法規委員會」主委，草訂、核准各類法例，直到參與起草政府抵台後裁倂中央各機關方案。

 父親來到台灣時，正適中年（四十四歲）。隨閻內閣總辭而卸公職。在1950年告別宴上，他是院長秘書長之外唯一接受敬酒的高級官員。他之堅決要求辭去行政院本兼各職，為中樞長僚同儕所不解，日記滿載挽留情節，甚至有十餘位部委之會計長聯合設宴勸留而遭避席之事。資深同事稱他是無人替代的「活檔案」、「做官的種子」，允予高就亦不為所動。他的回應是歷經國破家亡的痛苦，已無戀棧之意，只圖「無官一身輕」。

 但在國府法律、財經界，他們這批三十年代入仕的官員已廣佈次長、司局長層級，人緣難卻。逍遙數月後，終於接受老友經濟部長鄭道儒之邀，重作馮婦，出任經濟部顧問兼商業司長。鄭以政府來台百業待興，勉以法規為先，打開局面；嗣後，尹仲容接長經濟部，父親留任顧問、法制組長；及至財政部長徐柏園出任外貿會主委，再被聘為外貿會法律顧問。在復興基地關鍵的五、六十年代，家父沒有離開過經濟部與外貿會的決策業務，主持制定一系列開創性的財經法規──商業會計法、證劵交易所細則與章程、外人投資條例草案、港澳遷廠與華僑投資審核辦法等。最大的一項外貿立法《外匯貿易管理法規彙編》兩厚冊，由冉鵬領導專門整理小組於1962年12月完成。這是台灣推動外匯貿易改革，實現「出口替代轉型」的重要規範。

 【投身新竹玻璃產業，選擇與台灣共存亡】

在法律專長上，突破行政院科層式行政的束縛，有更大的發揮空間；更從受任招商局董事，耀華玻璃公司常委，到「新竹玻璃公司」代表官股的常委及總經理，正如經濟部長孫運璿所評「兄服務本部二十餘年，對經建業務深具經驗，貢獻良多」。父親一手操辦的新玻公司，發展順利，年產50萬箱平板玻璃，三年功夫便以新產品拓展外銷。父兩度出國日本美歐考察業務，任職到1971年，辭去多項「亦官亦商」的職務，方得退休。可鑒父親離開官運亨通的行政院，不自覺地完成他後半生順應時代潮流的務實轉變：從一個懷有報國理想的政務官，到投身市場競爭的現代企業掌門人。適應國府在台灣浴火重生，為打造亞洲四大經濟奇蹟之一，獻出一己心力。

這是冉鵬家庭唯一倖存的一幅全家福照片，冉鵬皇甫道安夫婦與4子2女。攝於1948年，南京勵志社。

 1977年6月15日，眼看從大陸避秦來台的老同學老朋友，相繼病弱謝世，家父對即將飛美的老友魯名傑先生深情寄語：

 「盱衡時局，旅居台灣，猶燕巢飛幕之上，不知何時風起而幕破！有錢兼有力者紛紛移民美加等國，余則與台灣共存亡，雖無守土之責，以個人與黨國之悠久關係，亦理應如此，故亦無憂無慮。」

這是歷盡滄桑的一代國民黨人的自白。父親為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所感召，入黨已五十年，隱德奉公，寵辱不計，最後敗離大陸無處棲身的地步。內心之痛楚，豈是旁人可知其一二？他在南京淪陷即日（1949年4月24日）心情極為沉重，鎮日閉門謝客，獨飲消愁，竊思國事敗壞之因。他認為有二，一是「行憲太操切」。人民不夠民主水準，立監委即隨意攻擊國家領袖，使國難當前，無威望者統率文武百僚，豈得不敗；二是「過分依賴美國」。尤其整軍仿效美式，兼以指揮錯誤，一敗不可收拾。當局不全力軍事，陷於龐大無效體制，「猶如病入膏肓而拖一眾魔鬼隨行」，豈能不同歸於盡？這些看法反映朝野的失敗主義情緒，父不能例外（他曾和端木愷謀劃在香港開律師所，未果）。

 我們1980年來到香港。父親留下的一箱子日記對於有日記習慣的我，有高度吸引力，好奇於我父在另一個世界的真實人生。但是謀生的壓力更大，日記匆匆讀過，深知了解父親的進退處境和大局之艱危殊非易事。我長住香港，選擇新聞行業，進而草創《開放雜誌》和開放出版社，可謂泥足深陷。1991年2月母親在台北病逝，我們為父母舉行合葬儀式，實現母親的願望，「生不同衾死同穴」。一雙民國時代的佳偶美眷傳奇，埋葬在「春秋墓園」的夕陽下──整理父親日記，成為我們愧對父母的一份夙願（大姐懋荃有意出版，但不幸早逝）。我責無旁貸。在結束香港的公司業務之後，才有可能全力以赴。有幸獲得台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接受出版這本以「1949年大撤退」為背景的日記。

母親熬過千辛萬苦1980年獲准赴港。和幾個孫兒一起過生日。

 【紅潮肆虐，一個被毀滅的家庭故事】

蝸居北美，幾度春秋。探索父親日記的人與事及其來龍去脈，對我而言，不啻是重建一個已消失的家族工程。也是一個自修補課機會，覽閱眾多相關資料，淺嚐 史海探幽之樂，和過去做新聞評論的「急就章」相比，大異其趣。尤其關於國共內戰這塊被大陸封存的民國史域，獲得更多的認識。並引出對自我歷史觀的省思，過去寫過不少對中共政權統治的批判文章，固然都以事實為本，但在意識形態上，尚不脫從「第二國際」到蘇聯瓦解的社會民主主義影響。誠然與少年時代開始的教育灌輸洗腦有關，更遺憾的是完全割斷了父親一輩的家傳教誨，這原是民族的傳統。但在共產黨強大磁場的政治暴力之下，茫茫神州慘遭糜爛，千百萬傳統家庭被無情毀滅，我們這樣「官僚地主」家庭的香火延續，比一般「剝削階級」家庭更為嚴苛。留在大陸與父親有關的親友，大部分都死於政治迫害，母親倖存之桃源皇甫大族幾乎陷於覆滅，多少無辜後輩賤民般地匍匐在專政底層。

我們帶著「階級鬥爭」的原罪感在鐵幕中活下來，移居高度商業化的港台社會，跟著潮流打滾。回首傳媒前塵，最遺憾莫過於放棄自身的「尋根」。無異於還陷身在共產黨設定的「脫胎換骨」之中，否定了國家認同，卻沒有找回身份的歸依。直到母親在台北去世，我的文章還沒有脫出中共土改的思想禁錮──撫摸身上那已結痂的烙印，讀著父親滿含生命氣息、墨香猶在的一頁頁日記，一顆痴鈍數十年的心，化成一片不寒而慄的悔恨。

 父親數十年如一日地記錄他的政務活動與鉅細見聞，以「無端狂笑無端哭」形容他的家國悲情，最後，帶著滿腔幻滅獨赴黃泉──而一水之隔的妻兒骨肉，數十年戴著「反動家庭」的緊箍咒，掙扎求存。他們已遺忘或完全無知於有一個這樣忠於職守又「重愁在身」的爸爸……《冉鵬日記》是一個民國教育制度養成的優等生的畢業單，也是一個被赤焰焚毀的家庭的故事腳本。日記喚醒了不孝之子沉睡的血脈覺悟：我們原來可以有一個憲政民主的國家，也應有一個團圓的幸福家庭……沉浸在父親日記字裡行間的情境、語境，好像回到他身邊、和他在一起，這是幾十年不曾有過的父愛之夢，也構成晚來的孤臣孽子的心靈歸宿。

 本書的出版，誠摯感謝劉維開教授和呂芳上社長的支持和指教。也感謝我的姐姐懋菱、弟弟懋芹、懋莘和其他關心的親友，包括已故丁三姨、魯名傑、趙耀東、趙諒公先生等前輩。特別懷念我們親愛的大姐懋荃，她留下一部生動描寫我們童年及常德桃源生活情景的回憶錄。感謝陳方正教授雅贈《陳克文日記》，彌補先父與令尊多年共事的珍貴記錄──這些可敬的生者與死者提供了很多往事的回憶與史料。

冉懋華（筆名金鐘）2020年9月20日修改於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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