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馬超俊（1866-1977）廣東台山人，辛亥革命參與者，入讀日本明治大學，追隨孫中山。曾任兵工廠長，孫文學會總幹事、國民黨勞工局長、南京市長。本文記錄他親歷之孫中山制定「三大政策」經過，並親護總理北上，病重逝世。

孫中山留下聯俄容共政策。

1. 共產國際代表馬林1921年兩次會見孫中山

    民國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G．Maring）到桂林，逗留三日，兩謁總理，並提出三項建議：⑴改組國民黨，聯合社會各階層，尤其是農工大眾。⑵創辦軍官學校，爲建立革命武力之基礎。⑶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總理期期以爲不可，反覆辯論，馬林毫無所獲，廢然而返。不久遠東共和國在赤塔開勞工大會，北方以李大釗（守常）爲代表，南方則以我爲代表，即向總理請示，以定行止。總理說：「現正出師北伐，你如前往，誰負責工會和運輸工作？」乃改派黄文山參加。

    陳炯明叛變之前，我在廣州作工運工作，經常晉謁總理，談論勞工問題，以及青年人的理想，有時則用電話交談。很多重要會議我也應邀參加。其時陳獨秀擔任廣東省教育會長，馬文車作秘書長，譚平山、楊匏安、陳公博等都在廣州，這一批人都是共產黨。S．Y．（社會主義青年團）、C．Y．（共產主義青年團）、C．P．（共產黨）都很活躍，他們陰謀奪取工運領導權，以便打擊本黨，我隨時將彼等活動情形與陳逆叛變陰謀報告總理，廖仲愷卻駡我挑撥離間，可見其成見之深。

2. 總理談話：聯俄容共的苦衷

    民國十二年一月，總理與蘇俄代表越飛在上海晤談，越飛說明列寧的主張，是解放被壓迫的民族，放棄沙皇時代在中國掠奪之一切特權，尊重中國之獨立及領土的完整。總理對人，向來推心置腹，聞越飛之言誤信爲真，頗有聯俄容共之意。當時我與孫哲生（孫科）在蘇州、無錫，聞訊趕回上海，力勸總理應慎重將事，並陳述中國共產黨的反覆無常，非但在粤擁護陳逆，並向各地工會詆毀本黨主義，肆意搗亂。上海工界領導人物，亦對共產黨深惡痛絕。希望總理萬不可輕信越飛之謊言，任共產黨羼入，纂奪黨權。我倆八次密陳，最後總理對我們說：

「現在國家患嚴重的貧血病，南北都被軍閥所割據，要打倒軍閥，救國救民，一定要靠青年。青年熱情澎湃，思想激進，本黨如不收容他們，反易誤入歧途。如今雖允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但有黨的紀律可以制裁，不怕他們不服從。而且有我在一天，他們決不敢胡作妄爲。」言時聲淚俱下。我倆說：「我們不是不要青年，是不要共產黨。」但終無法改變總理的決心。

3. 上海永安公司汪精衛陳獨秀談判

    十一年某月某日，總理派張繼、居正、汪精衛、戴傳賢、謝持諸同志，假上海永安公司大酒樓，邀共產黨領袖陳獨秀等談判，我與工界代表吳公幹、何中民、關民生、張志餘、張渭川、王光靜、吳子恒，等亦皆列席。先由本黨同志說明三民主義是救國建國的主義，全國人民莫不擁戴。中國共產黨，企圖以共產主義赤化全國，唯蘇俄之馬首是膽，本黨同志堅決反對。中國並無所謂階級闘爭的情形，但中國共產黨卻在北京、上海、廣州、四川、天津、青島各地，挑撥階級闘爭，製造糾紛，本黨同志，咸感惋惜。最近廣州「群報」，竟著論擁護陳逆叛變，尤乖情理之常。

後經陳獨秀說明，廣州方面譚平山、陳公博等所主持之報紙，其言論並非出自他本人授意，須由譚平山、陳公博負責。繼而解釋中國共產黨決無意製造階級闘爭，更無鼓動工人反對三民主義與孫總理之意向。經此次談判後，雙方意見漸趨接近，遂有總理與越飛共同宣言之發表。

4．汪精衛妙喻容共如孫悟空鑽入腹內

    1914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我參加廣州市黨部工作。市黨部委員爲孫哲生、吳鐵城與我三人，我兼任工人部長。那時中央黨部的工人部長是廖仲愷，他的思想左傾，受共黨人員操縱，每次談到共黨問題，他都意存偏袒。我因職務關係，與廖時有接觸，輒發生激烈爭論。每當他理屈辭窮，便面紅耳赤的說：「人家行，我們不行！我們落伍！落伍！落伍！」雖然如此強辯，但我毫不爲其所動，廣州一市，我們絕對不允許共產黨逞其鬼蜮伎倆。

    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汪精衛視察京、滬、漢黨務後回粤，在廣州市黨部舉行秘密會議。當時出席者，有鄧澤如、黄隆生、孫科、吳鐵城、劉蘆隱、黄季陸、陳其援、潘歌雅與余等十餘人，汪精衛報告視察各地黨務經過，歷述跨黨份子之凶狡情況，他幽默的說：「本黨容共，如患絞腸痧症，吞下一顆藥丸，誰料這顆藥丸，就像孫悟空鑽入腹內，大翻筋斗，使你痛得肝腸寸斷。」這個妙喻，甚爲恰當，共黨之患，就是病急亂投醫的結果。可惜汪精衛缺乏自知之明，終於也上了共黨的圈套。

5. 中共篡奪上海北京漢口等要職肆無忌憚

   「二七」慘案（十二年二月七日京漢鐵路罷工案）發生後，我在上海聯合海員工會、機器工會、紡織工會、南洋煙草職工同志會等團體，發起組織上海工團聯合會，經籌備半月，即正式宣告成立。參加之工團有三十二個單位，所屬會員，達三十餘萬人。是年上海工人節（即「五一」勞動節）大會即由該會召集，赴會者達八萬餘人。本黨特派汪精衛、葉楚傖、邵力子諸人到會演講，而各國工運領袖，如日本勞工總監木鈴文治、西尾朱廣，國際勞動局之安特生女士，及萬國勞動聯合會書記雪恩脫等，均應邀蒞會，盛況空前，並通過工會運動方案。

    工團聯合會成立後，原大有可爲，惜上海華洋雜處，情形複雜，本黨控制力量，尚未鞏固，而中共重要份子毛澤東、惲代英、沈澤民、向警予等，又奉派在本黨上海執行部擔任要職，彼等利用職權，向工人羣眾進行滲透，並將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由北京移至上海，不久此項組織即將上海工團聯合會之領導地位，取而代之。

    共黨既得志於上海，復開始對廣州工運工作進行篡奪，但因我在廣州，無法逞其狡謀，他們乃利用中央委員于樹德，及順德縣黨部誣控我與孫哲生、吳鐵城三人，阻碍廣州市各級黨務發展，爲唯一之反動派，此爲跨黨份子對本黨反共人士公然之攻擊。而當時本黨上海、漢口、北京、東北、哈爾濱等處執行部，紛紛函電密報共產黨員加入本黨之陰謀，與其製造糾紛，肆無忌憚的情形，事實俱在，不容狡辯。故彼等對我們的控告，在中央黨部亦未收到預期之效果。

6. 總理重病繞道日本北上辛苦抵達天津

    民國十三年（1924）十月二十三日，馮玉祥、胡景翼兩軍由熱河潛回北京，聯合京畿警備副司令孫岳，發動北京政變，曹錕被扣。張作霖進軍天津，段祺瑞入京主持政局，張、段電請總理北上，召開國是會議。十月三十日，總理由韶關回廣州，先派孫科、謝无量赴東北報聘，並準備北上與會。

    我於十一月初先乘英國皇后輪赴滬，召集在滬本黨同志及工運領袖，積極籌備歡迎總理北上大會。十一月十日，總理發表北上宣言，十三日乘永豐艦到達香港，改乘日本春陽丸，於十七日抵上海，民眾十餘萬人，齊集碼頭歡迎，全市懸旗，熱鬧非常。十九日總理在滬寓（莫利愛路二十九號）舉行茶會，招待新聞記者，宣佈此次北上目的。那天總理召汪精衛與我到他房間，對我們鄭重的說：「此次北上，關於軍事政治事項，由精衛負責，關於民運工運事項由星樵負責，你倆人要多作聯繫。」

    總理原擬由陸路北上，惟津浦路受軍事影響，尚未通車。而在兩星期內，復無船直航天津，此時日本朝野有電邀請總理先往日本，商洽中日合作問題。總理乃作繞道日本之決定。於二十一日啟程赴日，我亦隨行，二十三日船泊長崎，二十四日抵神戶，二十五日晚由在東京、大阪、神戶之本黨同志開歡迎會。二十六日以後，總理接見日本友人並赴各地演講，「大亞洲主義」是總理二十八日在神戶高等女子學校之講詞。

    總理北上之際，北方同志，原主張政府採取委員制，俟總理到京後，再決定組織政府，詎料安福系政客，迫不及待，不等總理到京，十一月二十四日，段得各軍閥之擁戴，自稱臨時執政，總攬軍民政務於一身，成立執政府。總理在日聞訊，深爲詫異，惟念國民久困兵燹，亟待蘇息，爲謀國家和平，仍毅然北上，並派我與汪精衛奉同志數人先行。總理於十一月三十日，自神戶乘北嶺丸，向天津進發，經黄海黑水洋，狂風巨浪，總理備感辛勞。十二月三日抵大沽口外。

7. 天津會見張作霖，總理病情惡化

    總理抵大沽口時，海河已封凍，輪船駛入，須賴破冰船引導。當時執政府派許世英、龔心湛（內務總長）在津爲總理籌設行館於張園，我與汪到津，郎前往會商佈署。那天傍晚，聞總理已抵大沽口，我與汪精衛、孫科、張國元、陳劍如及段執政代表姚堤昌暨京奉鐵路警務處科長鄭家榮、副官李榮等，深夜由天津北站乘火車赴大沽口，夜宿車內，拂曉，轉乘小火輪，駛向大沽口外北嶺丸。適遇狂風，驚濤萬頃，几經三小時，始駛近北嶺丸，我等以繩索軟梯攀登而上。

總理聞訊，自臥床躍起，並邀我等與李烈鈞、戴季陶、黄昌穀、黄惠龍、馬湘等同進早餐。餐後，日本船長、機師等各携宣紙，求總理賜墨寶，總理據案揮毫，盡數十幅。此時破冰船開冰引導，北嶺丸隨之徐徐駛進碼頭，登船歡迎者，有段祺瑞代表許世英、馮玉祥代表張之江及張作霖代表等，其他民眾立於岸上，向總理歡呼。總理登岸，乘馬車至張園行館，甫經登樓，即感腹部劇痛，面色蒼白，稍事小坐，乃立即偕汪精衛、孫科往河北曹家花園奉軍總部，訪張作霖，五時返行館，即請德醫克利博士診視。

晚間各界代表在張園舉行歡迎會，總理遵醫囑不克赴會，派汪精衛代表參加，同時張作霖回拜，總理臥床未起，張即坐於榻旁，兩人縱談國事，歷兩小時之久。第二天張復設筵招待總理與隨從人員，我亦參加，席間張氏盛稱孫先生主義正確，謀國公誠，遵循其道，定能救亡圖存。張氏語簡言賅，頗有推誠合作之意。張外表文質彬彬，身材短小，佩一小劍，穿一外套，頗爲英俊。

    總理在天津行館，療養四週，病勢日趨沉重，並加聘德醫聶彼、日本醫學博士管簡勇、及山東留日醫學博士癌症專家王倫，共同處方，仍毫無起色，最後乃接受醫生勸告，入北京協和醫院治療。

8. 汪精衛好大喜功，與中共別有私圖

    汪精衛負黨政重任，總理依畀至殷，惟汪氏個性好大喜功，領袖慾太強，此時掌理機要，不免矜持。共產黨乃利用其弱點，大肆阿諛，奴顏婢膝，故示服從，囂然擁汪爲領袖，汪受跨黨份子之包圍，乃與本黨老同志意見扦格不入。凡遇李（大釗）陳（獨秀）介紹之青年（多爲SY、C Y、C P份子）來謁，汪即喜形於色，笑逐顏開，特別興奮。而本黨老同志來謁總理，汪反不願代爲接見，常要我出面接談。老同志專程訪汪，他又託詞拒絕，偶爾接見，又復大言炎炎，不得要領。使老同志乘興而來，敗興而歸。汪送客後，對來客多加譏諷辱罵，笑其無能。於是本黨一般忠貞同志，咸以汪氏得新忘舊，別有私圖，積憤難平，羣起攻擊，竟有結隊準備飽汪以老拳者，總理得知，召我到榻前說：「精衛原甚精幹，惜稍涉輕浮，目前來此客地，左右乏得力之人，暫囑其主持一切。務速轉告各同志，切不可對他發生誤會，如有輕舉妄動，將貽人笑柄。」我原對汪甚爲欽佩，近見其對人態度，缺乏誠意，認爲如果此人得志，將危及本黨之前途；惟以總理諄囑，乃向各同志婉勸，故局面稍形緩和。

到北京後，我除了按時指揮侍從室龐雜事務，與代表總理答訪重要來賓外，每晚輒陪同汪精衛赴東交民巷俄國大使館舉行會議，每次開會，皆由汪親自主持，鮑羅廷、加拉罕、李守常、瞿秋白等咸來參加，經常談至夜深一兩點鐘，始返旅社。因此我看出汪與彼等另有陰謀，不免憂心忡忡，常此下去，將來真不堪設想。當時一般老同志于右任、蔡元培、丁惟汾、吳稚暉、李石曾等在鐵獅子胡同行館整理總理遺囑，尚未察覺汪的用心，毫無防範。

9. 北京十萬民眾迎總理就醫，我躬護身旁

    十二月三十一日，總理由段祺瑞代表許世英、馮玉祥代表鹿鍾鱗、張之江，迎護入京，車抵北京前門車站時，各界列隊歡迎，人山人海，約計有十萬之眾，其中以青年學生與農工團體居多數，北京政府全體閣員吳光新（陸軍）、林建章（海軍〉，王九齡（教育）、葉恭綽（交通）、龔心湛（內務）、李思浩（財政）、章士釗（司法）、楊庶堪（農商），暨各大學校長、警察總監、警衛總司令、各省軍民兩長駐京代表、國民一二三軍驻京全體官兵、各民眾團體皆到站歡迎。羣情至爲熱烈。總理出月臺登汽車直抵北京飯店下榻。

    總理於臥房對門，闢侍從室一間，由我主持，來訪賓客，我先予接見，非關重要公務及經醫生許可，不得晉謁總理。每日來訪者，數以百計，我也不能一一延見，只好按其身份，指派人員，分別接見。凡重要賓客，總理常要我代表回拜，故甚爲忙碌。當時在侍從室服務者有李仙根、喻毓西、趙超、鄧彥華、黃惠龍、馬湘諸人，經爲分配，晝夜輪值。此外有秘書韋玉、謝无量、邵元冲、黄昌穀，另闢室辦公。孔祥熙及宋靄齡則各闢室一間，代表孫夫人招待女賓，及看護總理病體。

    一月四日，克利博士與諸醫生會議，斷定總理爲「肝臟癰瘍」，需飲礦泉水，後探知玉泉山之水最佳，我每日凌晨乘汽車往玉泉山汲取泉水，以供總理飲料，此雖瑣務，但恐遭人暗算，不得不躬任其事。當時正值隆冬，冰天雪地，寒氣襲人，蜷曲於破爛車中，手瘃足僵，至感痛苦。惟念總理一身繫民族之安危，只求回天有術，赴湯蹈火，亦復奚辭。

10. 馬素在英文報責難赤色恐怖，竟被開除黨籍

    初到北京之際，最使我痛心的一事，即馬素同志遭受開除黨籍的處分。馬同志篤信三民主義，服從總理命令，學識淵博，爲本黨國際問題專家，雅具民主習尚，長期居美，來往華盛頓、紐約之間，從事國民外交活動，每年返國至滬，購運古玩返美銷售，所獲利潤，悉充其在美爲本黨宣傳之用，極得旅美華僑之愛戴。

上年至滬，曾在滬江大學演講，對共黨略有責難，謂蘇聯代表來華，散播赤色恐怖之陰影，恐具有危害中國之意圖，中國並無階級闘爭之因素，若誤入歧途，不免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境。英文《大陸報》載其全文，並稍加渲染，議論略涉激烈。鮑羅廷竟挾大陸報晉謁總理，大肆攻擊，總理見大陸報，自不便爲馬氏分辨，鮑又包圍汪精衛，並在總理面前，陳其聳聽危詞，乃密電粵中央黨部，開除馬素黨籍（按：馬素開除黨籍爲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我當時力爲斡旋無效。馬氏經此打擊，乃憤然脫離本黨，膺張作霖之厚聘，充其高級顧問。

11. 協和手術，肝癌未能全部割除，疑有隱情

    一月二十三日，克利博士診察時，發現總理眼球忽有黄暈，斷爲肝臟作膿，漸侵及他部，非施行手術不可。我問克利：「萬一開刀，總理體力不勝，將如何？」克利說；「只有聽憑上帝作主了。」我聽了潸然淚下，泣不可抑。二十六日，病勢益趨險惡，大家向總理請示是否施行手術，總理允許，乃由汪精衛召集本黨執行部，及到京之中央執行委員，假北京飯店五樓，開緊急會議，報告總理同意醫生施行手術，當經決議，即日下午三時，用擔架送總理入協和醫院，派我與黄惠龍、馬湘、趙超、李仙根、梅光培駐協和醫院，日夜輪班看護。我們在病房旁另闢三室，爲侍從人員辦公之用，並假地下客廳招待各省代表及各地同志。

    總理於入院後四日，實施手術，其時醫生特許孫夫人、馬湘、黄惠龍、戴恩賽、陳友仁與我入手術室看視。手術經過一小時，由克利、劉瑞恒兩醫生主持。開刀後，發現肝癌症已發膿，無法割治，恐施刀割去，立時殒命。只得將膿頭割去，立即縫合。劉瑞恒臨出手術室時告訴我：「病勢危殆，在二十四小時內，恐生不測。」我聽了心裹悲痛萬分，幸好總理回臥榻後，歷一晝夜，未見險狀。

    總理施行手術後，德醫彼亞曾對我說：「孫博士之病，若開割時，毅然將腐亂之癌割去，可延長生命三年。」我反問他：「當時你在場，何以不如此主張？」他說：「我是旁觀醫生，無此特權、不能堅持主張，有什麼辦法？」此事被衛護人員得知，引爲大憾，並疑劉瑞恒在北洋惡勢力包圍之下，或許受北洋軍閥賄買，故意不爲根治。我亦疑信參半，惟顧全大局，約束左右，不得以無稽之言，妄加傳播，招人譏評。

12. 段祺瑞執政至遲探病，總理不願晤面

    總理動手術的第二天，段執政（按：段祺瑞，1865-1936，安徽合肥人。皖系軍閥首領，北洋政府成三次組閣，並於1926-1928任臨時執政，有攝行總統之權）親來探病，逕行登樓，我立即出迎，延至天臺花園客廳小憩，並馬上命令衛士打電話請孔祥熙等來陪坐，我入報總理，詢問可否請段至榻前相見，總理未允，我遂以總理病重，無法見客爲辭，向段婉謝。

    總理入京之時、段未親至車站歡迎，寓北京飯店期間，亦未前來拜訪，至此知總理病勢沉重，始來探病，爲時已晚。總理憤執政府之一意孤行，自不願與其晤面。此實段傲慢於此，有以招致總理之不快。

13．改延中醫診治，總理謂：中醫不及西醫科學

    二月二日，總理精神更爲衰弱，李石曾請北京著名中醫陸仲安至院診視，惟總理信仰科學，並自習西醫，曾謂：「中醫無系統、不科學，只憑個人之聰明、經驗，盲目診斷，決不能醫好我的嚴重癌病。然中藥確有效驗，惜未能按科學方法，加以提煉製造，難以對症下藥，是一憾事。」李石曾秘密與我商量，總理雖不信中醫，尚信中藥，陸仲安謂總理需服參湯，似可一試。乃由李石曾每日自燉人參湯一壶，携至醫院，由我轉交孫夫人，俟總理須飲水時，即以參湯代替開水，連飲兩日，劇痛稍止。大家感於中藥已有小效，若改延中醫，或可有濟。遂一致以改延中醫爲請。總理則謂在醫院既由西醫診視，如暗服用中藥，是不以誠待人，堅主出院後，方可改服中藥。又過十多天，協和醫院宣佈束手無策，總理乃於二月十八日出院，至鐵獅子胡同顧（維鈞）宅靜養，改延陸仲安診治，初診兩日，頗見小效，繼則藥石無靈了。

孫中山彌畄之際。（油畫）

14. 彌留之際梁啟超問疾，竟出現大群烏鴉來襲

    總理遷入鐵獅子胡同行館後，有一特殊之異徵出現，即行館屋脊，日有烏鴉飛集，千百成羣，啼聲徹耳。自三月九日起，羣鴉飛集更眾，日達數萬隻，密佈天空，儼成張蓋。

   三月十一日，梁啟超來行館問疾，竟有烏鴉數千，猛撲梁氏，爭啄其項，梁氏遭此突然攻擊，不知所措，舉手狂揮，狀極狼狽。守門衛士，急舉槍擊一烏鴉堕地，羣鴉飛集益多，行館全爲遮黑，頓時不見天日。當時在行館同志，以梁氏爲總理平生政敵，其唆使北洋軍閥，破壞本黨，極盡官僚政客縱横捭闔之詭謀，至感憤慨。總理北上，梁氏並未迎謁。總理彌留之際，前來問疾，跡近揶揄，飛烏予以掊擊，殆非偶然，莫不稱快。並有少數同志，擬乘機加以譏侮，我出面力阻，適汪精衛從外歸來，遇梁氏於行館大門，我將他們導至客廳，略事寒喧，再護送梁氏出門，一場擾攘，乃告平息。

15. 總理不治於惡性肝癌，蘇聯搶時送來棺柩

    總理開刀後，我曾急電廣州，請孫哲生速來北京（哲生原隨總理北上，後總理臥病，特派其南下，赴廣東宣慰）。二月二十四日，哲生與汪精衛等均在榻前受遺囑，那兩天我正忙著全國各省區聯合會指導籌備各事，未得與聞。三月十二日晨，總理病篤，時作囈語，並呼「和平、奮闘、救中國！」至九時三十分，竟與世長辭。

    總理逝世後，本黨中央執行部，組織中山先生治喪委員會，以汪精衛爲主任委員，我負責護靈。當日下午將遺體送往協和醫院，醫院請解剖遺體，研究致死的真正原因。經治喪委員會決議可行。並派我與戴恩賽、梅光培、馬湘、李仙根在解剖室負責護視。第二天上午九時，協和醫院外科全體醫生齊集，實施解剖，肝已全部潰爛，膿頭蔓延其他各部，實爲惡性肝癌；乃繼續施行保存遺體手術，至十五日十時，手續完畢。遂舉行大殮。

    關於總理遺體之棺柩選材，治喪委員會計畫在美訂製銅棺，以期保持久遠，惟製運需時，乃決議先用香沙木棺大殮，俟銅棺運到後，再行更换。這時鮑羅廷及蘇聯大使加拉罕，自告奮勇，謂將由莫斯科趕製與安葬列寧同樣之棺柩，運送來華，以安總理之靈。治喪委員會當表示嘉納，惟向美訂製銅棺，亦未中輟。

    總理靈櫬移至中央公園社稷壇不久，蘇聯趕製之棺柩運到，加拉罕宣稱，此係最新式之佳製，並大事宣傳。經我與數同志加以檢查乃係用銻鋁皮製成，外漆白銀色，片片浮起，頗似魚鱗。我用指在上輕捺，即現裂痕，其不適用，一望便知，故摒置未用。

北洋政府執政段祺瑞。孫中山臨終不願見他。

16. 身後哀榮。公祭致哀十餘萬人送別西山

    總理遺體大殮時，在協和大禮堂舉行基督殯殮儀式，肅穆莊嚴。治喪委員會決定停靈地點在中央公園社稷壇，並通告三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時，敬迎靈櫬。

    那天早晨，羣眾已經紛集協和醫院門外，至十時靈櫬出發，由本黨追隨日久同志二十四人分三組，前後舁挽。沿途民眾及青年護靈致哀者，約十餘萬人。靈襯所到之處，高呼口號，聲震遐邇。花圈輓聯，佈滿通衢。至十二時，靈櫬抵中央公園社稷壇大殿安放，擇日開弔。

    二十四日上午十時，舉行發喪，先家祭，然後來賓依次行禮。自是日起至四月一日止，各機關團體、各省代表、海外黨部、華僑、中外人士，前來公祭者，每日不下數萬人。執政府曾訂期公祭，屆時段執政並未親來，派內務總長龔心湛代表主祭，外交總長沈瑞麟、交通總長葉恭綽等陪祭。本黨同志咸以段氏不親來致祭，深致不滿，尤以李烈鈞同志，憤慨最甚，嚴詞追詢段祺瑞不能親來之原因，段之代表，諉稱段因足疾無法著靴，不能親身參加。其實北洋軍閥作風，怕致祭時遭民眾之侮辱，故畏葸不來。

    四月二日，護送靈襯至西山停厝，上午十一時，由于右任等八人，將總理靈櫬舁至中央公園大門，駕上靈輀，移往西山，是日參加執紼者十餘萬人，民眾扶老携幼，羅列於天安門至西直門，以迄燕京大學途中；尤以青年學生、軍人及工人爲多，途爲之塞。下午四時，靈輀抵西山碧雲寺，奉安靈櫬於石塔內。

17. 孫夫人等遵照遺命赴南京紫金山覓得靈地

    治喪事務告一段落後，乃遵照遺命在南京紫金山選覓靈地。由孫夫人、孫哲生、林森與我等赴南京，分訪蘇皖赣浙閩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及江蘇省長陳陶遺，商洽選覓靈地事宜。孫、陳兩氏，均允協助。一日，由江蘇實業廳長及金陵關監督廖恩燾陪同出太平門，登天寶城，途遇風雨，雷電交作，孫夫人及隨從人員不能前進，乃折返。我與孫哲生、林焕庭三人，向紫金山極峯攀援而上，縱觀八方，詳察默相，發現明孝陵附近，地形甚佳。即繞道下小茅山，途中又遇大雨，羊腸小道，無處躲避，全身濕透。下午二時到福寿寺，託寺僧備麵數碗，並與傳燈和尚閒談附近形勝。他說：「據先代老僧相告，小茅山之陽，有一陰穴，將爲最偉大人物之佳城，葬此勝地者之豐功偉烈，較諸明太祖，高出萬倍。」我等聽了，私衷甚慰。

第二天再引導孫夫人等至小茅山察勘陵址。並將傳燈之言轉告孫夫人，夫人則言不可迷信風水，只以選擇高亢之地爲宜。陵墓方向位置既經勘定，在明孝陵附近，經四方城至靈谷寺一帶，廣袤數千畝。詢係南京興農會之地產，興農會負責人仇來之（遜清翰林）自願以全部貢獻爲中山先生陵園地址。並繕具贈約，簽字奉獻。

    我們將陵墓選好之後，電廣東中央黨部與胡代帥漢民（按：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四日，孫總理決定北上，令胡漢民留守廣州代行大元帥職權。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總理逝世。十三日廣州大元帥府會議，裁大元帥職，解除胡漢民代帥職務未果。三月二十一日，胡漢民（代理大元帥）、揚希閔、譚延闓、許崇智、劉震寰、程潛、伍朝樞、古應芬宣言在合法政府未成立前，仍賡續成規。六月十五日，改組大元帥府爲國民政府。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成立，汪兆銘、胡漢民、譚延闓、許崇智、林森爲常務委員，汪兆銘爲主席）。即在上海組織孫中山先生葬事籌備處，推定孫哲生、林森、吳稚暉、宋慶齡、葉楚傖、林焕庭爲籌備委員，楊杏佛爲秘書，我爲總監工，並聘呂彥直爲總工程師。設辦事處於上海法租界環龍路四十四號。陵墓奠基典禮，中央黨部派鄧澤如爲特使，自粤前來主持。及北伐告成，乃於民國十八年六月一日，將總理遺體移葬於此，世稱「中山陵」。

（原載《傳記文學》編輯部口述記錄，內文標題本網擬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