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本文作於2006年蘇共二十大50週年。介紹該大會的劃時代意義，探討蘇共興亡與中共演變的關係。寄望於中共二十大。16年匆匆過去，不料中共二十大的猩紅帷幕今已拉開。蘇共二十大啟動的國際共產運動走向衰落的歷史，在這遙遠的東方還有一群異類在演出永不言敗的荒誕劇。】

蘇共二十大主角赫魯曉夫。

今年（2006）是蘇共二十大五十週年，中國文革四十週年，把這兩個日子放在一起紀念，是因為二者有深刻的內在聯繫，中蘇關係不僅對中國二十世紀的影響巨大，而且，這種影響延續到新世紀。

   二月間，我在紐約，曾和余英時教授通話，談到中國的「民主轉型」這個老話題。余教授說出一個不少人的看法，認為中國的民主化還是要走蘇聯演變的路子，因為中共體制龐大而僵硬又沒有國內第三勢力的挑戰。他認為中國現處於「勃列日涅夫時期」……我們知道，蘇聯從一個共產帝國分解成民主俄羅斯，經歷了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和戈爾巴喬夫三個階段，勃氏時期以「停滯」為其特徵，而演變的起點就是1956年2月的蘇共二十大。

   但是，一位活躍的大陸學者最近告訴我，國內自由派知識份子幾乎已經完全放棄對體制內政治改革的幻想，認為自上而下的變革已不可能，只有民間運動強大的壓力，才可能突破體制的硬殼……這又是接近台灣和菲律賓的模式的另一種思考。1989年，北京爆發大規模的人民民主運動，很多人的民主期待被一場血腥鎮壓所淹沒，就像由蘇共二十大引發的東歐暴動並未動搖蘇聯東歐的體制一樣，八九民運迄今十七年，中共體制仍然咄咄逼人地揚威海內外——說明研究蘇聯的興亡，對於中國仍有借鑒意義。

【蘇共二十大歷史性的貢獻

  1991年蘇共垮台、蘇聯解體，猶如美國九一一世貿大廈的崩坍一般驚天動地，令專家們跌了一地眼鏡。千里之堤潰於螻蟻之穴，五十年前的蘇共二十大，就是第一個潰堤之穴。蘇共領袖赫魯曉夫在大會作了兩個報告，公開的工作報告提出一系列反正統教條的新論述。在大會閉幕前的深夜，向全體代表作的秘密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則以大量內部材料，揭露斯大林專制獨裁濫殺無辜的罪行。報告很快被美國、西歐報章刊登出來，引起世界性大震撼，西方左派知識份子紛紛退黨，東歐發生波蘭、匈牙利反共暴動，國際共運遭到前所未有的大挫敗。斯大林（史達林）被釘上歷史恥辱柱，他的雕像除了其故鄉，一夜之間被掃進垃圾堆……

    赫魯曉夫掌權十年。1961年的二十二大繼續深入二十大路線，實現了政治體制的大翻新，宣稱階級專政結束，蘇聯已是「全民的黨」，「全民的國家」。十一年召開過三十四次中央全會，政治局每週至少開會一次，赫魯曉夫每次見外賓要經過核心成員同意。社會自由化和人權保障程度大增，至1957年已有八百萬人從勞改營與監獄獲釋，約六百萬死者平反昭雪，甚至二戰中投降和勾結德軍的公民也一律得到赦免釋放。

   赫魯曉夫革命性的政治改革，不僅令蘇聯國內的政治面貌改觀，也緩和了戰後美蘇對峙的冷戰局勢，美蘇首腦互訪，聯合提議全面裁軍，簽署部分禁止核試協定……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左派運動中產生了人道主義的深遠影響。

   但不幸的是，蘇共二十大的進步意義，在中國不僅沒有產生相應的迴響，反而產生了負面的作用。最初鑑於蘇共的老大哥地位，和蘇援對中共的重要性，毛澤東集團曾相當程度地肯定二十大的成就。在同年九月召開的中共八大期間，毛在多次接見外國黨代表團時，形容赫魯曉夫的報告是「一場解放戰爭，大家都敢講話了，能想問題了。」他批評斯大林「不是今天殺人，就是明天殺人，一句批評的話都不能聽。」毛說到中國，「我們的政權，專政職能只剩下十分之一了。現在的任務是解放生產力。」（《中共八大史》1998年） 中共八大開成了中共史上僅有的相對開放的一次大會。會上有六十八人作大會發言，每人二十分鐘，新黨章與報告均不提「毛澤東思想」，大會主席台沒有毛像，甚至沒有黨徽〈鐮刀錘子〉——顯示蘇共二十大反個人迷信的巨大衝擊力（八大有有59國共黨代表出席。從此再無外人與會，完全閉門謝客）。

【毛澤東倒行逆施的反修反蘇情結

   但是中共八大之後，不足一年，毛發動反右派鬥爭，至少打了五十多萬名右派、1958年五月發動大躍進運動、1959年廬山會議把彭德懷等打成反黨集團、全國演成一場大饑荒，1962年又大興階級鬥爭，1964年四清反走資派、1966年發動文革——毛以階級鬥爭為旗幟，完全背離八大制定的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已經結束的政治路線，越走越遠、越走越瘋狂、越大規模，究竟原因何在？我以為中國和西方的研究者，有意無意忽視了一個重要的解讀，那就是毛澤東早在延安整風已經顯示的「反蘇」情結。

   第一步是反右派。石仲泉等著《中共八大史》，有官史的權威性，其解釋反右的起因時指出：波匈事件後毛等人對國內局勢「十分敏感」，看到鳴放中一些尖銳意見，便與國際反共風潮聯繫起來，當作階級鬥爭敵我矛盾處理，「這是反右鬥爭嚴重擴大化的最主要原因」。第二步「大躍進」。毛在1958年成都會議上，公然違背八大決議，提出要有「正確的個人崇拜」的觀點，1957年冬在莫斯科各國共產黨會議上，毛說打核大戰，中國六億人死一半還有三億，引起蘇東各國不安。第三步，1960年中蘇分歧公開化，中共掀起反修運動，指蘇聯經濟改革措施為「資本主義復辟」，指蘇共二十大把「斯大林這把刀子」丟掉了。第四步，發動文革。在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中，公然稱「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文革正是在全國批鬥大大小小赫魯曉夫的口號下掀起狂潮。

   這條明顯不過的紅線，足以說明文革的起因和毛集團反蘇、反修也就是反蘇共二十大的政治改革密切相關。在造神的同時捏造一個惡魔﹕毛澤東／赫魯曉夫——是文革最重要的思想準備，然後把東方專制主義最醜惡、最野蠻、最殘忍的手段搬上舞台，鏟除死後被鞭屍的任何可能，讓「紅太陽」光照千秋……文革的可恥失敗，不正是反證赫魯曉夫的路線遠比毛的路線高明嗎？為什麼中共給文革中的受害者平反，而從來沒有對赫魯曉夫認個錯呢？西方許多政治家在赫魯曉夫逝世時，表示了誠摯的敬意，他們不會想到赫魯曉夫已為埋葬共產主義挖了第一鏟土，但他們知道在蘇聯戰後復興如日中天之時，作出拆毀神台自廢武功的突破，那是需要何等的勇氣與魄力，美國也稱他「當然是世界性的大人物」。至少為斯大林殺害囚禁的二千萬人恢復名譽與自由，可以看到沉睡在俄羅斯傳統裡的良心再現。

   當我在文革後期讀到《赫魯曉夫回憶錄》的內部大字本時，那種快感和幸運之情不可言喻。但被刪去的關於毛和中國的章節，是來香港後才補上的。赫魯曉夫回憶錄兩卷1971年1974年相繼在西方出版，赫氏已於1971年謝世。這兩本書在中國的譯本公開出版，是趙紫陽時代的1988年，由東方出版社出版，中譯本沒有刪節。第二卷第十一章「中國」長達七十五頁，是毛時代中蘇分歧，蘇方的第一手證詞，極有史料價值。

【中蘇分歧真相長期被中共扭曲

   然而，赫魯曉夫長期在中國被妖魔化、被封殺的狀況，至今未有改變，很多人的認識水準還停留在二、三十年前的反修偏見：「赫魯曉夫要控制中國，而毛要維護主權獨立」。真相如何？不妨看看赫氏回憶錄的陳述：

   ◎西伯利亞輸入勞工問題。蘇方建議中國派一百萬工人到西伯利亞協助開發森林，可以解決中國部分就業問題，毛為此大怒，說蘇方像資本家一樣要利用中國廉價勞力，是對中國的侮辱。蘇乃收回建議，後來毛又改口說同意，蘇方為照顧邦交，同意第一批接受二十萬工人，期滿時，蘇方想了結，不再延長，但中方卻逼蘇方接受更多工人，蘇方終未同意。

   ◎解散華約問題。1957年毛訪蘇期間，有關戰爭和平問題，和蘇方有多次不愉快。對蘇聯希望解散北約與華約兩軍事同盟以緩和東西方關係這一提議，毛也大表反對，不同意蘇從德國撤軍。蘇發表聲明，若西方人侵犯東歐盟國，將予反擊，毛又反對，說應該退卻，誘敵深入，退守三年，「如果你們退到烏拉爾，那時我們中國人就可以參戰了。」老赫一頭霧水，不知道毛是否開玩笑。他對毛說在核導彈時代，戰爭方式變了……毛聽不進去。

   ◎長波電台問題：1958年，在中蘇軍事合作反帝的基礎上，蘇已在協助中共造潛艇，蘇海軍要求在中國建一個長波電台，以便和太平洋潛艇艦隊聯絡，有利於共同防禦，但毛極為憤怒，指為對民族尊嚴與主權的侮辱。赫魯曉夫隨即率軍事代表團秘密訪華，親自向毛道歉。毛卻提出要蘇貸款，由中方自建，蘇方同意，中方又不落實。蘇方提出海軍在中國港口加油與度假時又遭毛拒絕。這就是被稱為「游泳池會談」的經過。

   ◎原子彈樣品問題。中蘇1957年簽訂核合作協定，1959年蘇方準備向中方提供一個原子彈樣品，蘇共高層專門開會議決，因兩國分歧日劇，延緩提供樣品。分歧之一是蘇共已多次領教毛的好戰言論及對現代戰爭的無知。中共則指赫撕毀協定是向美國討好，因為九月要舉行美蘇高峰會談。

   ◎「大躍進」的震驚。赫魯曉夫看到中共大吹五年趕上英國，然後再趕上美國的口號時「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莫斯科不斷傳聞中國土法煉鋼，包括宋慶齡也在院子裡搞土高爐的笑話。赫魯曉夫透露，周恩來大躍進時專程赴蘇求援，訴說煉鋼情況很糟，蘇乃派一副總理去中國，該員回國向赫報告說：「他們把一切都毀了」。他去參觀一個軋鋼廠，見到的廠長竟是一名獸醫。周恩來告訴他，冶金工程師都下鄉鍛煉思想去了。赫遂在蘇共廿一大，不指名地批評中國的大躍進。

   ◎文革如白痴令人作嘔。赫氏說在影片上看到的中國人「白癡般地一遍又一遍地念毛澤東語錄，看到人類尊嚴被踐踏到如此地步，我簡直要嘔吐。」他把紅衛兵的野蠻暴行比作沙皇伊凡的恐怖御林軍。並不隱晦地表示「始終喜歡彭德懷、劉少奇」（他不知道劉已經迫害而死）。他對文革的評語是「根本不是什麼革命，而是一場矛頭指向中國人民和中國黨的反革命」。他和毛近距離接觸的感覺是，毛就是斯大林再世：「我相信毛的一生也像斯大林一樣，害著權迷心竅的自大狂」。

   引述以上紀錄，證實文革前中蘇分歧已發展到非常深刻、水火不容的地步。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內部雖然沒有親蘇派，更沒有人敢挑戰毛的大權，但是黨內的明智人士不滿毛的極端政策和獨裁作風，是和蘇共不謀而合的。毛對此當然極為敏感，因此無情整肅劉鄧走資派，不乏「勾結蘇修」，「裡通外國」的罪名，毛真正的打擊對象無疑是衝著蘇共領導而來。我直觀地感覺到，如果毛沒有對赫魯曉夫主義的蘇共的刻骨仇恨，斷不應對那麼多忠於他數十年的老幹部忍心置之死地而後快，他應該知道，他在中國重復斯大林的暴虐，有過之而無不及。他也深信他在中國可以為所欲為，但是，對蘇聯這個共產大國，對蘇聯的「背叛」和來自蘇聯對他的厭惡，是絕對無可奈何的。因此，他以消滅「代理人」的心態，出手趕盡殺絕，如果不是林彪叛逃，還不知道有多少人死於文革。

    可以這樣概括一下﹕一場文革，從劉少奇、彭德懷到成千上萬的幹部、知識份子，都作了毛澤東反蘇的犧牲品。而這段慘烈的歷史，就是源起於蘇共二十大。毛畢其一生都在和蘇共二十大背道而馳，反蘇共改革不惜頭破血流。

【蘇共二十大後沒有根本性的倒退

   二十大精神在赫魯曉夫1964年下台後的勃列日涅夫時期有中斷之勢，究竟怎樣評價這段停滯期？勃氏執政十八年（1964—1982）其特徵是：

   政治方面。追求穩定，1977把蘇共的核心領導地位寫入憲法（斯大林時代也從未如此做過）。廢除赫魯曉夫定期按比例更換幹部的制度，導致領導層的老化與思想保守。勃氏搞個人崇拜終身制一幹十八年至死。另一方面，部分恢復斯大林名譽，打擊民主勢力。蘇聯六十年代中期出現的「不同政見運動」，經打擊分化至七十年代中期，已全部瓦解，不少人流亡國外。但是，二十大自由化路線並未完全背棄。集體領導制仍然保留，最高層亦是「三套馬車」。

   經濟方面。斯大林強調重工業發展，造成農業長期落後，至死時未達到沙皇時代的穀物產量，赫與勃都重視農業發展，有明顯改善。1971年，蘇共廿四大宣稱「蘇聯已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共也承認美蘇是「超級大國」。經濟實力比赫魯曉夫時代已有多倍的增長。城鄉差別大大縮小。但是，比西方發達國家差距仍大，尤其是輕工業。官僚特權與腐敗也加劇。蘇聯變為一個工業化現代國家完全是在封閉模式內實現的，排斥所有制的私有化、自由市場和外國資本的引進。

   對外關係。勃列日涅夫時期的外交政策仍是赫魯曉夫二十大「三和路線」的繼續，美蘇關係仍在改善中，戰爭恐懼漸行漸遠。但軍備競賽沒有得到遏制。停滯期的中蘇關係處於凍結狀態。蘇共領導並未改變對中共的批判立場，毛曾經派周恩來去莫斯科試探赫魯曉夫後的蘇共路線有何改變？答覆是，連細節也不會改變。還演出一場馬利諾夫斯基元帥「策反事件」（馬在酒會上對賀龍說：我們搞掉赫魯曉夫，你們也應該搞掉毛，遭周抗議）。

   可見蘇共二十大後二十年，雖沒有赫魯曉夫式的激進改革，但也沒有大幅度倒退，社會矛盾也沒有嚴重激化。那麼，為什麼戈爾巴喬夫上台，從「新思維」開局，不過四年功夫就把一個不可一世的紅色帝國送進歷史博物館？北京學者馬龍閃提出一個解答：「斯大林和他確立的體制造成的後果是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這是很多人的共識。換言之，蘇聯解體是蘇共二十大路線的最後勝利。戈爾巴喬夫說，他是「二十大之子」。在多黨制的前蘇聯大地上，堅持蘇維埃傳統的左翼「俄羅斯共產黨」領袖久加諾夫解釋蘇聯瓦解的原因是：蘇共權力壟斷、資源壟斷和意識形態壟斷。這三壟斷之說被傳為佳話。從此，共產黨在歐洲全面崩潰。

【八九後中國不同於蘇聯的期待

   如果中共胡耀邦趙紫陽時代有點「準赫魯曉夫時代」的意味，八九學運後的江澤民踏著六四的血跡上台，就是開啟中國改革的停擺期。這個時期以政治大倒退為基本色調。上層已經排除可疑的自由派份子，權力結構從分權，轉為高度集中的黨政軍大權一人獨攬。利益共同體的捆綁更為緊密，經濟急劇膨脹帶來的財富，權貴階層是最大受益者，黨政軍系統，太子黨集團，已經和國內外財團結成千絲萬縷的利益聯盟。鄧小平定下來的幹部任期制與年齡劃線的退休制未曾動搖（按：這條中共政治制度唯一可以肯定的任期制改革，已於2018年，被習近平破除）。

   蘇共沒有突破國有化計劃經濟的束縛。中共則在六四後戳力地以國家權力推行利用國際資本加速經濟發展的路線，大量引進外資、人才和設備，更加入ＷＴＯ成為西方世界市場的成員。十三億人口的大陸，成為世界工廠，也將成為世界市場，造成中蘇經濟分道揚鑣的景觀。俄羅斯1993年申請以來，迄今尚未加入世貿。蘇聯時代長期奉行「兩個平行世界市場」理論，排斥和外國資本的聯繫。中國1989年以來「非政治化」的物質主義浪潮，男盜女娼，加大自由經濟的力度。

   在民族問題上，中蘇差異很大。俄羅斯族在蘇聯各族人口中佔百分之四十三（43%），而漢族這個比例為百分之九十二（92%）。有共產國際的民族理論和百族林立的現實需要，蘇聯憲法為各加盟共和國保留自決權，隨時可以退出聯盟，這種「雙重主權制」和實際上蘇共的高度集權及大俄羅斯主義形成的矛盾，是蘇聯民族問題尖銳而封閉的根源，一旦新思維之風揚起，民族問題立即爆發，波羅的海三小國成為蘇聯解體的帶頭羊。中國藏族、東突、蒙古族的分離運動，沒有憲法依據，而且抗拒不了佔絕對優勢的大漢族的壓制與同化，在江胡時代不成氣候。台灣問題和香港問題也顯示和蘇聯解體完全不同的性質與趨勢。

   本文回顧蘇共二十大迄今五十年的風雲變幻，顯示蘇共和蘇聯的消亡，是為斯大林嚴重罪行付出的代價，而不是他的幾位繼承人犯了什麼過錯。連蘇共黨員對此也無異議，當葉利欽下令停止蘇共活動時，「擁有一千八百萬黨員的黨卻很少有人出來抗爭。」（見中科院《蘇聯劇變研究》）然而，暴虐滔天的毛澤東卻至今沒有得到清算，毛死已三十年，中國沒有二十大，沒有赫魯曉夫，也沒有戈爾巴喬夫！中共重複蘇共的興亡之路還是充滿變數。如大陸學者的見解，中國已失去了產生「戈爾巴喬夫」的條件，也沒有產生「蔣經國」的可能。那麼，透過共產黨體制內的和平演變，如從1956年二十大到1991年的解體──這一充滿誘惑力的模式，無論將有多麼漫長的期待，都是茫茫無期的「中國夢」。餘下的也許只有一個選擇——天安門模式。一個更為理性的人民運動，挑戰共產黨的獨裁權力，迫使統治者放下武器，召開中國特色的「二十大」，改革政治，還政於民。                                     

 （2006年3月25日 原載《開放雜誌》2006年四月號，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