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史證明，這次唱紅的結局必然是為中國最後一個專制王朝而唱的輓歌，表面上的熱鬧，實際上只是垂死老人的迴光返照。

●周恩來一手炮製獻媚之作《東方紅》，而且多處指揮青年高唱紅歌，風頭之勁，溫影帝哪能相比﹖1965年在烏魯木齊帶領女青年合唱。（本刊資料）

《開放》今年七月號發表深圳祁大軍先生讀者來信，對於從重慶開始的唱紅，他「希望貴刊能發文章揭露」。筆者有幸親身經歷過中共統治史上前三次唱紅，對此深有感觸。

第一次：從反右唱出大饑荒

　　中共執政六十二年共發動過三次唱紅高潮。第一次唱紅在反右後大躍進；第二次唱紅歌是六十年代中期的《東方紅》演出，文革初期是第三次。

　　第一次唱紅唱死三千七百餘萬人，始於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後的大躍進。反右運動把占全國知識分子五分之一的黨內外一百多萬知識菁英打壓下去後，全黨全民噤聲，萬馬齊喑，中共掀起第一輪紅潮，歌頌階級鬥爭，歌頌一黨專政，歌頌個人崇拜。以全民高唱《社會主義好》為中心：「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反動派被打倒，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第一次瘋狂唱紅唱出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唱出大鍋飯共產風，唱來三年人禍大饑荒，非正常死亡三千七百萬人，全國餓殍遍野，經濟損失一千二百億。

第二次：周恩來領唱東方紅

　　反右、大躍進之後，全國怨聲載道，人民敢怒不敢言，黨內分歧也暗潮洶湧。都知道毛澤東闖了大禍。於是，周恩來這個紅朝最大的佞臣，出來為毛澤東擦屁股，嚴密封鎖大饑荒災情的同時，發動唱紅。親自策劃、導演、指揮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調用全國一流的演藝人才，為毛澤東塗脂抹粉、竄改歷史、掩飾醜惡，製造前所未有的毛澤東神話。

　　一時間，《東方紅》中的歌曲唱遍全國城鄉每個角落。尤其那首「抬頭望見北斗星......」的歌，超過延安的「東方紅」，迷倒許多青少年，成為後來文革中最流行的「革命歌曲」之一——周恩來用這種民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向毛輸誠效忠，以換取日趨激烈的黨內鬥爭中毛的信任。周恩來不惜毒害青少年一代的心靈，對毛發動文革、煽動個人迷信，其惡劣影響之大，迄今沒有得到清算。周恩來偽善、險惡、自私的本質，至今還在迷惑許多人。

第三次：紅衛兵唱出文革浩劫

　　文革發動和全民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緊密聯繫在一起，相信是很多過來人的共同記憶。還有數不清的語錄歌，紅衛兵、造反派的「戰歌」，簡直是紅歌紅海洋，響徹雲霄。也是令文革的打擊對象聞之驚恐不已的信號。那些瘋狂的紅歌，配合紅色恐怖，製造了空前絕後的民族災難，已永遠留在人類歷史的恥辱柱上，今天的毛派唱紅都不敢再唱。中共中央也不敢給文革浩劫的定性翻案。

　　文革中期筆者在一家設計研究院工作，一九七○年底開始至一九七二年底，曾有持續二年的一場野營拉練。那正好是發生林彪「九一三」事件的時期。也曾經大唱紅歌。

　　野營拉練緣起於一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毛澤東的一個批示。他要求林彪組織全軍「冬季實行長途野營訓練一次」。當時文革已進行五個年頭，國民經濟面臨崩潰，紅衛兵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百姓厭惡政治鬥爭，黨內高層內鬥加劇，全國民怨沸騰。為了轉移視線，毛啍一句「野營拉練好」，他的手下便驅使成千上萬群眾，在鄉間田頭、荒山野林，背著沉重的行李，大唱紅歌（語錄歌），遊來蕩去。

　　我們設計研究院與軍隊無關，是臭老九成堆的地方，都要編成營連排班，告別家人，關上大門，背負行李鋪蓋、帳篷鍋灶，高舉毛像，一路高唱語錄歌曲，像一群幽靈似地遊蕩了一個月。不少年老體衰的專家學者猝倒在野營拉練路上。文革的唱紅結束於野營拉練。毛斃命四人幫倒台後，中國就再沒有大規模唱紅。

第四次：薄熙來為共產黨唱輓歌

　　這次唱紅高潮發生在胡錦濤時代，雖然倡導者是太子系薄熙來，但這次唱紅意義非凡，是文革破產後的紅潮復辟，是追思毛時代的挽歌，是為九十歲垂死老人打的一針強心劑。

　　二○○七年六月第四次唱紅源起薄熙來當家的山城。薄調去重慶當市委書記不久，用「唱紅打黑」和「唱讀講傳」活動來樹立他的權威，敲山震虎，為自己在十八大爭權搏位。重慶唱紅唱出一面三千六百平方米巨大黨旗。各地群起攀比，紅黨旗愈做愈大。全國各地興起建設「紅色革命」主題公園的熱潮。

　　今年五月十一日中共重慶政法委書記劉光磊視察九龍坡看守所、重慶第二女勞教所、渝都監獄，調研唱紅進監獄情況。他說唱紅可以立功贖罪，立功減刑假釋條件。犯人們興高采烈地為他唱起「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據報道，和尚尼姑、神父牧師、道士阿訇都來「唱隻山歌給黨聽」，「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胡溫原先對重慶唱紅很冷淡，久未表態。薄熙來親率五千人進軍北京民族文化宮唱紅，政治局常委沒有一人捧場。但是臨近九十黨慶前夕，面對每年發生的幾十萬起群眾維權抗爭運動，胡溫終於發現唱紅可以「救黨」，轉移社會矛盾，唱出政權的合法性。像一劑精神鴉片，使人淡忘貪污腐敗、貧富不均、社會不公，沒有時間去搞維權、政改。

老百姓紅歌反唱，維權爭自由

　　據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估計，自重慶開始的唱紅十萬零四千場次，參加者八千多萬人次，每人每次誤工、伙食、服裝等開支一千二百元。上海等地每人每次唱紅另發誤餐費三十元。唱紅人數越來越多，服裝越來越鮮艷，排場越搞越大，各地爭相攀比大把灑錢。全國累計現已唱掉至少九千六百億公帑。

　　受冤的百姓也利用唱紅，反其道而行之。北京、上海信訪機構門口聚集大批訪民反唱紅歌；上海虹橋機場二號航站樓的跑道，原先規劃跑道與民居距離一千七百米，建成後實際只有三百米。飛機每五秒起降一次，跑道周圍二千多戶居民深受噪音其害。他們派出代表，於九十黨慶日前後，在候機樓內紅歌反唱，反覆頌唱《國際歌》和《國歌》，在地上打出「我們要人權」、「飛機滾蛋」等標語。中外旅客拍手稱快，武警保安手忙腳亂。

　　中共前三十年統治，以階級鬥爭為綱，殺人如麻，民心盡失。三次唱紅挽救不了中共的衰落。後三十年統治貪污腐敗，一樣失去人民信任，維權抗暴烽火遍地。第四次唱紅試圖唱回到毛澤東時代。歷史證明，這次唱紅的結局必然是為中國最後一個專制王朝而唱的末日輓歌，表面上的熱鬧，實際上只是九十歲垂死老人的迴光返照。

二○一一年七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