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叔回憶錄是香港民主運動的歷史書、教科書，也印證了我十多年所寫的地下黨文章大致是準確的。現在已有五個人站出來為那段令人痛心的秘史作證。

●司徒華（前左二）1987年率民主對話團訪問北京，接受港澳辦副主任李後（前中）宴請。四大護法蕭蔚雲（前左一）和許崇德（前右二）出席。（大江東去）

有人說，司徒華先生的回憶錄《大江東去》像一本字典，也有人說，像一本聖經。的確，除了裝幀相似之外，它確是一個民主運動的百寶錦囊，像字典一樣包羅萬有：舉凡民主運動的理想和方向；對敵鬥爭的政策和策略；民間組織的創建和運作經驗；群眾運動的設計和操作；領袖應有的行為操守；以至對中共本質的認識等等，都可在書中找到。它雖然不能與基督教的聖經相比，但卻是踐行儒家思想的範本。華叔穿越儒家思想走向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過程，在這本書中處處可見。

　　《大江東去》也是一本特有的香港民主運動歷史書。在本書中，華叔由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在早期地下黨灰校線中浮沉，到一九六六年斷絕組織關係說起，經文憑教師薪酬事件，到教協的創立，經高山大會到民主黨的創建，再由六四屠殺到成立支聯會，詳細敘述了他與中共交手無數的親身經過。華叔帶領港人的民主運動正是一場又一場的抗共運動。這本書實質上就是一本民主抗共經驗總結的不可多得的教科書，對於目前正面對中共入侵的香港民主運動來說是深具意義的。我建議民主派應組織深入學習。

堅守妥協務實的抗爭策略

　　華叔是一個妥協與堅持的統一體。無論是在教師薪酬運動，或是金禧事件，以致民主黨政改改良方案的通過，都可以看到華叔策略性的妥協。是否取消第三次罷課而獲得重開談判的空間？是否接受當局提出的薪酬方案五三三制？是堅決拒絕寸土不讓，還是提出妥協的三二二制？面對教師們質疑華叔是否出賣他們，華叔認為鬥爭不可有畢其功於一役的急躁輕敵心態，堅決作出妥協的策略，最終為薪酬運動獲取了輝煌的成果。

　　金禧事件也是在妥協中得到較為合理的解決。雖然未能原址復校，而是另辦五育中學，卻是得到師生家長接受的。華叔亦被指斥放棄原則，但華叔的見解是，必須在適當的時間，以務實的態度解決事情。一場群眾運動得不到廣泛的支持，必然失敗。

　　直到政改方案一役，更是在妥協的策略下，讓民主黨提出一個增加民主成份的改良方案，並以務實理性的溝通談判，令中方也作出妥協，使民主進程不再困在死胡同，政改有了出路，不再原地踏步。有人至今仍然指責民主黨與中共檯底交易，出賣港人、出賣民主。但華叔認為在鬥爭中，能夠贏多少就多少，必須審時度勢，要有理有利有節。

　　回想一下，華叔的妥協策略是一貫的，也是成功的。群眾運動必須取得成果才能繼續前進，這是華叔留下的一份寶貴遺產。他領導的每一個鬥爭，都是在頂著一片譴責謾罵聲中作出妥協的策略而取得成果的，即使有人向他灑溪錢，咒他死，也不後悔。這真是一門不可多得的鬥爭藝術。

《挑燈看劍》一章最為感人

　　但是，華叔又是一個原則的堅持者。他堅持平反八九民運，堅持結束一黨專政，堅持爭取終極普選，幾十年從未改變。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他拒絕秘密返內地醫病。他說：「中國有許多人受虐待和迫害，而我回去，是優待，我問心有愧，無法接受。」他身患絕症，仍拒絕了中共的「忽然仁厚」。他又說：「我做任何事都以原則為首，我從來不會在原則上讓步，生命和氣節，我選擇氣節。」華叔，你的骨頭究竟有多硬！？

　　然而，我個人認為全書最感人，最有意義，最值得珍惜的篇章，其實是第二章：〈挑燈看劍〉。在這章書中，讓我看到一個被中共利用後又遭離棄不獲信任，遍體鱗傷，痛楚悲憤的華叔。華叔把他埋藏於心底的這一段隱私，坦誠地剖白於香港市民和他所愛的戰友面前，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特別是當大多數地下黨員均選擇隱瞞與遺忘的今天，更顯得華叔的難能可貴。他與我不同，他有很多的負擔和顧慮。我敬佩他的勇氣和膽色。

　　華叔的真情表白，使中共香港地下黨學生戰線中灰線的存在和運作模式得到進一步的證實，連同游順釗的文章〈我所瞭解的司徒華兄〉，使這段歷史多了兩個見證。由於華叔詳盡而立體的描述使地下黨利用學友社對官津補私學生進行思想侵蝕，影響其生命，得到確鑿的證據。這也解釋了為甚麼那些資本主義文化堡壘，港大中大等專上學校，能長出中共地下黨員的原因。對於我這個孤單地寫了十多年地下黨文章的人來說，是一隻強心劑。我感到無比興奮和鼓舞，因為我寫地下黨文章的初衷得到了認同。他們倆位的文章，可讓香港市民清楚明瞭地下黨隱蔽的運作情況，從而聯系現在香港政情作出相應的政策和策略，這是功不可沒的。我感謝華叔，感謝他終於放下一切羈絆把事件坦坦蕩蕩地和盤托出，坦誠面對市民戰友，面對中共，面對歷史。這是華叔為香港作出的最後一件偉大的貢獻。

　　我感到非常安慰的是，我所寫的文章與華叔和游順釗的基本上是一致的，證明我一直以來的回憶、觀察、推論大致是正確的。不過華叔的描述更具體細緻而準確，其透明度坦率度是空前的，有些人和事的來龍去脈交待得更清楚。華叔是主要的受害者，他的記憶和感受比我更刻骨銘心，字字句句更顯鋒利。相比之下，我的文章〈學友社奪權事件〉就見得粗疏顯淺了。如今，這個奪權事件經過五十多年的懸疑，已是真相大白，這個真相以華叔的〈挑燈看劍〉為準，這個大白將對香港有深遠的影響。

充實了學友社奪權事件的回憶

　　在這裡我想藉此發表幾點個人的感受：華叔在本章中表示，一九五八年幹事會改選他被圍攻的過程，被形容為「奪權事件」令他最迷惘。他當時沒有被奪權的概念，他說：「我除了創社初期，一直沒有再擔任過領導職務，我手中有甚麼權可奪呢？」在這一點上，我與他通信的時候曾經有過討論，二○○九年我們見面的時候也表達了我自己的看法，在文章〈第二次奪權〉中已有交待。現在華叔又在書中重提他的迷惘，可見他並未釋懷。他曾在專欄上抄用過柯其毅回憶錄中關於奪權一事，只是表明他是承認有此一事卻並不同意奪權的提法。造成華叔迷惘的原因有兩個：

　　一個是地下黨非常狡猾，他們從頭到尾並未向華叔明言，以至華叔不知發生何事而請李×雄向關老師瞭解情況。領導人歐陽成潮只著他不要回社，見他不就範，就利用組織紀律，調離分配他去兒童報工作，以至華叔一直處於被動而迷惘之中。地下黨是害怕華叔一旦知道原委，一定會激烈反抗。　

　　另一個原因是共產黨對「權」的觀念與眾不同。公開的主席並不是真正的掌權人，比如梁振英做了特首，真正掌握香港政權的不是梁振英，而是他幕後的領導人港澳工委的政委。那時華叔實質上是一個不被信任的半公開半幕後的學友社領導人，因為華叔更直接掌握群眾，是有權的。所以事情很簡單，關鍵的問題是不再獲得信任。在地下黨內如果不再被信任，就被打入十八層地獄無處翻身，申訴也沒有用。這是我的經驗。

　　至於華叔又說：「學友社是灰校線的成功典範，奪權事件是紅校線意圖奪取學友社這個陣地，向上級邀功。」我認為這個看法較為偏狹了一點。就我所知，奪權是地下黨整個教育戰線的統一計劃，不是紅校線單方面的行動。要清除華叔這樣有實力的人，需要動員整個戰線。站在民主陣營一方來說，我認為即使是成功的典範，也不過就是助紂為虐而已，在為奪權鬥爭一役中，中共是全軍覆沒的，那二十七君子實際上是得到了自由的解放。

梁松明、歐陽成潮與柯其毅

　　我一直以為把李×雄的七人名單向領導人關老師告密的，唯我一人。現據華叔的憶述，原來李×雄自己早已直接告訴了關老師，還把與華叔私下商討有關選舉的內容和對策全部相告。這使我產生兩種感受：一種是舒了一口氣，罪好像輕了些，我只是一個幫閑者。一種是令我百感交集。李×雄為了愛情竟然真的出賣了華叔，還準備到香島中學教書以接近關老師一事，最初令我難以置信的。他對愛情的執著專一勝過一切，全力以赴追求真愛的情懷，卻又令我感動欽佩，明白他並諒解了他。堅守原則為上的華叔與他絕對不同，因而無法體諒，是可以想像得到的。這是一個黨性與人性掙扎的故事呀！而據我所知，事實上關老師當時並未有其他戀愛對象，向李的表白一定是黨的壓力，要讓李死心，可知關老師也一定是非常痛苦的。幾位曾與我相遇的長者，在半個世紀前的感情糾葛，令我扼腕痛惜，我為一份戰鬥友誼的破裂，為一段淒美愛情的埋沒而悲哀！我嘆息一聲，控訴中共的罪孽罄竹難書。

　　書中有兩個人物同時也是我的領導人，原來地下黨的領導人轉來轉去就那麼幾個。一位就是華叔弟媳梁曼華的二哥梁松明。當我的組織關係在五十年代轉去學友社而有一次接關係安排後的會議上，我第一次見到他。他和歐陽成潮，梁煥然三人和我們開會。書上說的學生工作三人小組可能就是這三人。梁松明是我見過的地下領導人中最有承擔最負責任的人。

　　另一位就是我和華叔的領導人歐陽成潮。不過他卻是我所遇見過的最不負責任的共產黨員。華叔把個歐陽成潮寫得活靈活現，與我所認識的完全一樣：嚴以律人和寬以待已，親疏有別和功利主義。華叔曾問我寫了那麼多人物，為甚麼不寫一下歐陽成潮？原來是有淵源的。歐陽成潮是三人小組中唯一尚存者，也許真是時候寫他一寫，讓香港人看一下地下黨人的真面目是有好處的。

　　有一件事，必須向讀者交待一下，華叔對柯其毅的英文回憶錄（Song of the Azalea)的出版是很有意見的。他只問了一句：「為甚麼全書所有人物都用假名，連太太的名字也用假的，獨是我的名字用真名？」這是作者無法公開作答而又顯而易見的問題，確是讓人生氣的。書中關於奪權一事，只不過是拫據我於二○○四年在網上發表的文章「奪權」來加以發揮，事件的來龍去脈卻寫得比較簡陋欠準，關於家庭婚姻的情況也有錯誤的記錄，我已寫有一篇書評，卻未有發表，只在親友間傳閱。但我仍肯定柯其毅把他的地下黨身份公諸於世的勇氣。連同華叔，宋樹材，游順釗和我，現在共有五個地下黨的見證了。

回應蘇賡哲先生對華叔的批評

　　最後，在《大江東去》出版前後，我看過蘇賡哲先生總共十六篇以上關於司徒華先生的文章，經過鋪陳推論之後，他作出了「要挾與就範」的結論，我覺得有必要作出回應。

　　一九八四年許家屯派林風邀請華叔入黨，華叔抄了中共元老陳雲的文章作為覆信。蘇先生認為中共就是用這封覆信要挾華叔，令他轉為由贊成五區公投變成反對。聲稱與華叔是私人生意上拍檔兼民主事業上戰友，在公在私有三十五年深厚交情，經常作密切交談的蘇先生，不但並不瞭解華叔，而且傷害了華叔。

　　本書第一百零三頁上的文字：「大多數進步的中上層分子應該暫時只作黨外共產主義者而不必入黨」是陳雲說的話，不是華叔的話。華叔自己說的是：人不一定要入黨，在黨內黨外都可以做好事。一些人過往和中共是有組織關係的，現在退出了，反而更方便開展工作。」這裡講的「做好事」和「開展工作」是一致的，並不是指共產黨的工作，共產黨的工作不會是好事。蘇先生斷章取義不知用意何在？

　　對照一下在一九九五年華叔給我的回信可以看得更清楚。他寫道：「（關於奪權事件）請不要有任何內疚，對我來說，可謂塞翁失馬，否則，或許會失掉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不能那麼灑脫走自己的道路，做出一點事來。千萬不要再提甚麼『寬恕』『歉意』等。」這裡所說的「做出一點事來」指的當然是民主運動了。華叔在一九八四年未與中共在思相感情上決裂，給許家屯的信自然比較腕轉隱晦。蘇先生捏著這封覆信來證明華叔是共產主義者，為共產黨工作，真把讀者的智慧看得太低了。就這麼樣的一封信，夠份量要挾到華叔嗎？而且一封十五年前的信今天才來要挾華叔，恐怕就是連許家屯和中聯辦也會捧腹大笑起來了。

　　華叔在給我的回信中又說過：「（往事）的真相暫時還是不宜公開說出來，因為不利戰鬥。」蘇先生又利用這句話，認為華叔當時主張因不利戰鬥而不公開，現在戰鬥還在為甚麼就公開？一定是因為中共拿信要挾，先發制人。這真是一種陷害。其實華叔指的是他個人的戰鬥呀！他當時是支聯會，民主黨，教協的負責人，也是立法會議員，職務繁多且面對選票，如果再加上這一插曲，要窮於應付，真的忙不過來不利戰鬥了。現在，他的戰鬥已經完全結束躺在天堂上休息，正是說出來的最好時機，哪裡是蘇先生所指的謀略呀！

　　華叔在五區公投上有變化，由最初不明真相到看透事實的本質而轉變為反對是很自然的。現在看來，幸好華叔在面臨大病時的頭腦仍然清醒，臨危勒馬沒有上當，最後支持了一個增加民主成份的漸進的改良方案，乃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大幸。蘇先生為何不客觀地評估一下，再作「要挾和就範」的故事？

　　司徒華先生，一位民主鬥士，以他幾十年堅定的踐行，有力地證明自己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的此志不渝的決心。我們將會踏著他的遺志奮勇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