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六九年，北京八、九成中學生都被上山下鄉，去了東北、雲南的軍墾農場或是插隊落戶，我是例外地逃過上山下鄉的極少數學生之一。

●《青春祭》：一部80年代動人的電影。描寫北京知青下放雲南苦悶無助的生活。（網上圖片）

文革之後的一九六八年底，毛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北京掀起中學生上山下鄉熱潮。一九六九年，中學六六和六七屆之中的將近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學生，被分配到內蒙古軍墾農場，或東北軍墾農場，或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等地插隊落戶，我卻是例外逃過上山下鄉的極少數學生之一。

哪兒都不去！

　　我屬於六八屆畢業生。一九七○年北京市委突然改變政策，我們這一屆的學生可以留城，到北京的工廠當工人。可以不下鄉。

　　但是這份幸運卻並不屬於我。一九七○年，文革初期的血統論依然在發酵，我和幾個出身不好的同學，被告知不能分配到工廠。我和一位女同學接到通知，讓我們到遼寧省撫餘縣插隊落戶。其他同學去農場。

　　同班同學，分配差別如此之大！原因很明顯，我的父母是醫生，父親曾留學美國，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我便成了黑五類。那位女同學的母親是日本人，父親是中國人，文革中被打成特嫌（特務嫌疑），六八年生病失治而死。

　　我和那位女同學暗下決心，對插隊分配置之不理。我們感到太不公平，我們不敢跟軍宣隊（校領導）討甚麼說法，我們保持沉默。

　　因為農場有工資，而插隊是要跟老鄉一樣掙工分，所以我想去農場，總比下鄉好。便分別去找內蒙古和雲南的軍墾農場駐京負責人，請他們接收我。沒想到，他們審查我的檔案之後，認為我父親是大右派，更有太多的香港和美國海外關係，不能把我安排到接近國境線的軍墾農場，以免我叛國投敵。

　　當時還有一個機會，即家中只剩一個子女留在北京的，可以不去上山下鄉。我父親自戴上右派帽子後，便被驅逐出北京，到河北鄉村落戶，我的兄姐也都在外地，家中只有我和母親，況且母親患有高血壓心臟病。

　　於是我找到軍宣隊陳情，說明我是有資格留下來照顧母親的，誰知那個軍人對我說：

　　「我們是有這個政策，但是，你母親是右派老婆，我們不能讓你留下來照顧一個右派老婆。」我一聽心裡就氣炸了，這算甚麼屁話？就算母親是右派的老婆，她莫非就不算人嗎？越想越氣，我咬咬牙決定：哪兒都不去！

　　這個決定在當年是非常非常不易的。我獨自守著這個秘密決定，既不敢告訴母親，又不敢告訴同學。假如被人揭發，抗拒上山下鄉，輕則遭批鬥，重則可能當反革命分子抓起來。我知道是絕對要保密的。

癡讀《紅與黑》

　　很多人不能理解為何我當年敢於這樣做？這要從文革初期說起了，出身不好一直是我的一大包袱，文革一開始就成了幹部子弟的天下，強調出身成了他們的法寶，我們早就被甩在一旁了，連出去搭火車大串聯的權利都沒有，只配在教室裡學毛著，跟家庭劃清界限。

　　甚麼革命啊，造反啊，紅衛兵啊，都跟我沒甚麼關係，我就像路邊一滴水珠，無人理睬。這倒也好，成就了我自己的一片天地。

　　我有幾個因緣際會的朋友，都是外校的，而且也都是出身不好的，其中一個家裡曾是北京某書店的老闆，文革一來，紅衛兵就抄了他們的家，把那個放滿書的房間用封條封起來，誰都不准進去。紅衛兵們忙著串聯幹革命，也沒時間來處理這些所謂封資修的舊書。冬天寒風吹起，封條背後的漿糊也被吹乾了，這家的孩子跟我的境遇相同，待著沒事做，便試著推開被封的木門，門開了，封條還沒有脫落。從那以後，這家劫後餘生的書就成了我們這個小圈子的「甘泉」，從這家流到那家，我們恪守約定──準時借還，書不傳到外面去。

　　這些書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也成了我的思想啟蒙老師，我至今保留著一本讀書筆記與摘抄，日期是一九六八年四月，也就是說，我從那時起，便開始自覺或不自覺地進行「反洗腦」。一直到兩年以後，面臨上山下鄉的時候，我已經初步有了獨立思考的能力，能夠分辨現實的荒謬，決不會隨波逐流。

　　有一天，我正在看司湯達的《紅與黑》，語文老師來家動員我下鄉，我卻一句也聽不進去，望著他，不理會。被他發現旁邊的《紅與黑》，他拿起來，故作驚詫地說：

　　「哎呀，你怎麼還在看這種資產階級的書哇，怪不得你不上山下鄉！」我一把搶回他手裡的書，然後跟他說：

　　「老師，這是我的家，請您注意點影響好嗎？聽說紅衛兵抄了您的家，把您上萬冊的書放在缸裡燒，把缸都燒裂了有這回事吧？」老師不自在地站起來就往外走，邊走邊說：

　　「你今天態度不好，我不跟你說了。」

　　第二天我到學校，參加上山下鄉學習班，軍宣隊的主持人，講話中不點名地批判我──有人躲在家裡看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黑書，抗拒上山下鄉。語文老師就坐在一旁。

　　那些日子裡，幾乎每天都跑到中山公園或故宮的大殿後面看書，整個人浸在書裡的情節中，陶醉在我自己的世界裡。

病留北京當泡兵

　　學校對我無計可施，便向在醫院裡接受勞動改造的母親施加壓力，母親坦白地回答：

　　「我說話我女兒不聽啊，我是漏網右派呀，她要跟我劃清界限，我說甚麼她都不聽，你們還是找她去說吧。」

　　後來這對話成了我們家常常講的笑話。

　　北京市當年對於像我們這樣的學生，有個稱呼──老泡，即泡在北京，不去上山下鄉。家裡只剩下一個子女的叫困留，有病的叫病留。我本來符合困留，但因出身問題不獲承認，那就要逼我走另外一條路──病留。當然我是沒有病的。要找「病留」的理由。

　　因父母都是醫生，家裡很多醫書。我研究一番之後，發現「坐骨神經痛」最為可行。然後就去醫院看病，按照書中所講的症狀，躺在診斷床上，死活抬不起腿，醫生試圖幫我抬腿，我就大叫疼痛；去照Ｘ光片，居然檢查出我有腰椎□化情況，真天助我也。醫生終於在疾病證明書上寫下了坐骨神經痛，不宜重體力勞動這幾個字。如此這般，我有了病留的條件。

　　其實老泡之中像我這樣做的不乏其人，大家反正都是為了抗拒下鄉。私底下互相交流：要患腎炎的，可在尿中滴點雞蛋白，就成了蛋白尿；滴點雞血，化驗出來就是血尿......還有製造高血壓的，搞得醫生也大惑不解。

無悔，不聽黨的話

　　我們這些對上山下鄉作無聲抵抗的人，對於外面人給我們「老泡」的雅號並不領情，而有一個更驕傲的自稱──泡兵。像是打遊擊戰的士兵，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目的只有一個──逃過上山下鄉，拒絕聽黨的話。
　　到了大規模動員上山下鄉的後期，管分配的老師也都開始產生厭倦情緒，不想成天跟我們沒完沒了地作對，甚至有的老師暗示：你不想下鄉，只要給我一個醫生證明就行。

　　他們對於我們的遊戲逐漸心知肚明。甚至也來參與。有一個幹部（黨員），一天，找到我，說有一種藥叫「益壽寧」，對高血壓心臟病療效特別好，他買不到，問我能不能幫個忙？

　　我心領神會，回家跟母親一說，托在三線工作的哥哥，寄來了兩盒難得的益壽寧交給那個人事幹部，當然我沒有提到費用。我回想，這大概是我平生第一次被動參與賄賂，但我至今沒有罪惡感，那是不得已而為之。

　　直到一九七一年夏天，學校終於把我分配在北京東城區一街道工廠，結束了我的「抵抗」生活。那位中日混血兒女同學一直陪伴著她的日本媽媽，也被分到了街道工廠，但她從不去上班，直到後來離開大陸赴日本定居。

　　算起來這場「抗戰」只有一年多的時間，但每當我想起那段度日如年的日子，都感覺好像有七八年那樣長。現在曾當過知青的都在爭論是否「青春無悔」，我是沒有資格參加爭論的，但我經歷的那場「抗戰」，一樣可以喊出──青春不悔，畢竟頂著大潮，敢於不聽黨的話，避免上了那條廣闊天地的賊船浪費生命，逃過精神和肉體的大劫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