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看待清朝統治集團的最後十年，本來不是難以判斷的問題。因爲清政府在1911年如此迅速地土崩瓦解、遭到國人拋弃這個事實，已比任何雄辯更清楚地作出了回答。

　　但近年來這個問題却又被討論得很熱鬧。有一種看法認爲：如果讓清朝政府繼續存在下去，穩步地有秩序地進行改革，中國的現代化將會來得更快 些，受到的損害也會更小些；革命只會對社會造成破壞，辛亥革命不僅不必要，而且帶來軍閥割據下的動蕩和混亂，把事情搞糟了。這種看法最初來自海外，後來國 內也有迴響，不少人以爲這很有些新意。

　　其實，這不是新問題。人們有時很健忘。早在上世紀初的辛亥革命前後，對這個問題就有過激烈的爭論。爭論的一方是以孫中山爲代表的革命派，另一方是以康有爲、梁啓超爲代表的立憲派。前面所說的基本論點當時就以稍有不同的形式提出來了。

　　爭論的結果怎麽樣？當時留學日本的林伯渠後來回憶道：“民主共和的思想，以排山倒海之勢，終于壓倒了君主立憲論。”事實表明，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對這個曾經煊赫一時的清朝政府已不再有絲毫眷戀之情。

　　這不能怪人們無情。最初，許多人確曾把希望寄托在清朝政府身上，期待它能進行真正的改革，救亡圖存。如果可以做到，這自然是一條代價更小的 道路。可是，事實是冷酷的：這個政府已經腐爛到極點。人們在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和失望後，再也無法對它抱任何期待了。而國家的一切權力又都集中在它手 裏，不推翻它，中國是沒有希望的。當時的愛國者爲了對這個异常尖銳的問題作出抉擇，經歷過多少激烈的思想鬥爭！從孫中山、黃興到其他革命派人物，最初何嘗 不曾想通過溫和的改革來拯救中國。但是，這些善良的願望都被無情的事實碰得粉碎，而迫在眉睫的危機又不容許人們從容不迫地繼續坐視下去。這才驅使他們下定 狠心，義無反顧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不妨重新考察一下清朝統治集團最後十年的實際情况，看看它有沒有可能穩步地有秩序地進行改革，實現中國的現代化。這裏說的“最後十年”是約數，是指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那十來年的歷史。

　　清朝實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權的體制。戊戌變法失敗後，它的最高權力完全握在慈禧太后一人之手。她是個只醉心個人權力的人，這時已年老多病，又 經過甲午戰爭、八國聯軍進攻的打擊，待辛醜訂約後，更多地考慮的是如何平穩地度過餘生。正當國難深重之際，最高統治者况且如此，又能指望整個政府有多大作 爲？

　　1908年，光緒和慈禧在兩天內相繼死去。慈禧一死，在清朝內部沒有一個人能填補這個空白，能够拿大主意，代替她原有的作用。這就使本已日 趨絕境的清朝政府全亂了套，更失去控制局勢的能力。這時，清室各少年親貴爭出攬權，統治集團不僅越來越自我孤立，內部更鬧得烏烟瘴氣。少年親貴是一群不懂 世事的紈絝子弟，朝政越來越糟。清朝統治集團呈現出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的末日景象，難以挽救了。至于滿朝文武以至封疆大吏，除袁世凱、張之洞、岑春煊等少 數人外，已看不到多少有所作爲的人。

　　對已經腐爛到如此程度，只在苟延殘喘的清朝統治集團，還指望它能轟轟烈烈做出一番大事業，穩步地有秩序地推進改革，使中國的現代化來得更好 些，不說是痴人說夢，至少也是緣木求魚。在這方面洋洋灑灑地去做許多文章，恐怕也只能是“紙上文章，未見悉符實事”，或者“務爲高論，由今觀之，其不當不 實之處頗多”。

　　歷史從來是複雜而多面的。爲了作出正確的判斷，需要有整體性的眼光，恰當地分析它的各個側面在全局中所占的地位，抓住主綫，分清主次。不能 脫離全局而孤立地抽取某些片斷，加以放大，仿佛這是事情的主體或全部，據以得出重大的歷史結論。用這種研究方法，可以舉出若干論據和事實，猛一看也振振有 詞，其實很難說是嚴肅的科學態度。

　　清朝統治集團最後十年，中華民族面對的最突出、最緊迫、最令人焦灼萬分的矛盾，就是極端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這不是通常的平靜的時刻。祖國在危急中。中國會不會亡，成爲壓在人們心頭最沉重的問題。再沒有其他任何問題能够同它相比了。

　　面對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機，誰能够實行真正的改革，奮起救亡圖存，誰就能得到民衆的支持以至擁護，否則，就要被人們所唾弃。而當時的清朝政府 將自己同帝國主義侵略者緊緊聯結在一起，那麽，毫不奇怪，民衆自然也就將反對帝國主義同反對清朝政府緊緊聯結在一起。這是完全符合邏輯的結論。

　　“一場革命是免不了的”，這是當時中國社會生活中最突出的事實。奇怪的是，現在有些著作或文章對這些事實仿佛都置于視野之外，或看得無足輕 重；而將筆墨盡花在清朝政府某些改革措施上，幷且把它極度放大，似乎如果不發生革命，對中國的現代化反倒更好些，那就離歷史事實太遠了。

　　其實，從預備立憲一開場就可以看到，清朝政府一方面是力圖以準備改革的姿態，來穩定已嚴重動蕩不安的局面；另一方面，在改革大旗幕後充滿著 統治集團內部激烈的權力爭奪戰。自然，幷不是說清朝統治集團的最後十年對社會進步有積極意義的事情一點都沒有做。但由于整個清朝統治集團，包括各級官員， 已經腐敗，大局已壞，對他們的改革成績實在不能作過高的估計。

　　孫中山在1904年寫道：“滿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將倒塌的房屋，整個結構已從根本上徹底腐朽了，難道有人只要用幾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墻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傾倒嗎？”孫中山的觀察是深刻的，看法是中肯的。

　　武昌起義是遍及中國的全面危機的産物。局勢發展之快速，規模之廣泛，聲勢之猛烈，是驚人的。短短一個多月內，便得到全國將近三分之二省份的響應，長江以南各省已全部宣告獨立 。它是民衆長期鬱積的對祖國前途焦慮和對清朝政府强烈不滿的大爆發。

　　統治中國268年的清王朝覆滅了。這個統治集團已經腐爛得無藥可救。當歷史走到這一步時，它的覆滅是必然的，誰也挽救不了。

　　（作者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