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克先生的書我對他祝賀以外，無法置評。但是，他對《墓碑》的評論，我不得不回應兩句。我是從2011年10月30日的《亞洲周刊》上讀到他對《墓碑》的評論的。該刊是一家很有影響力的刊物，如果我不作一點必要的回應，就難以消除廣大讀者對《墓碑》的誤解。

　　不久以前，聽說馮克先生出版了關於中國大饑荒的書，我很高興，又多了一位研究中國大饑荒的同道者，我心中有一種“吾道不孤”的慰藉。後來又聽說他這本書得了獎，我也很高興。高興的是，我們研究的領域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

　       我是2007年認識馮克的。那時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問，主要是利用那裡的各種方誌，對《墓碑》的書稿作最後的校正。北京圖書館的文津街也有各種方誌，但不開架，只能看一本，借一本，很不方便。大概是2007年的五月間的一天，經上海交大曹樹基教授引見，馮克到香港中文大學找到了我。我向他介紹了我的研究成果。他說：“你研究怎麽死的，我是研究怎麽活下來的。”我覺得他的研究的角度很新穎。我們還就死亡人數問題進行了討論，我說3600萬只是一個概數，想找到精確的數字是不可能的。後來我在一次午餐演講會上就中國大饑荒問題作了一次專題演講，我記得馮克先生也來聽了。《墓碑》於2008年5月在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引起了我沒有預料到的强烈反響。隔一段時間，大概是2009年，馮克的助手周遜小姐到北京找我，她是一位在英國留過學的四川女孩。我向她介紹了一些情况，還指出了尋找大饑荒資料的一些途徑，我還半開玩笑地說：“憑你這張中國人的臉和地道的四川話，也許能混進四川省檔案館咧！”

　　　馮克先生的書我沒有讀，除了對他祝賀以外，無法置評。但是，他對《墓碑》的評論，我不得不說兩句。我是從2011年10月30日出版的《亞洲周刊》第43期上讀到他對《墓碑》的評論的。《亞洲周刊》是一家影響力很大的刊物，如果我不作一點必要的回應，就難以消除《亞洲周刊》廣大讀者對《墓碑》的誤解。下面講幾件事：

　　一，馮克先生談到大饑荒産生的原因時說：“這是一個體制、制度的問題，不只是某一個人的問題。這是我的書與楊繼繩的書最大的區別。”讀過《墓碑》的人都知道，這本書從導言到每一個章節，都講了制度問題，沒有說大饑荒産生的原因是“某一個人的問題”。除了每一章節都講制度以外，第26章還集中分析了産生大饑荒的制度原因，第27章還探討了産生這個制度的理論根源。我始終認爲，把改革前三十年中國出現的問題，如反右、大饑荒、文革，歸罪于毛澤東一個人，是違背歷史事實的，是膚淺的。

         二，馮先生說“他寫毛澤東很壞，共産黨很好。”《墓碑》中沒有說“毛澤東很壞”，也沒有說“共産黨很好”，當然也沒有說毛澤東好。書中不僅沒有這樣的話，也沒有這種意思。讀過《墓碑》的人一定會認爲馮克先生記錯了。《墓碑》只是客觀介紹當時發生的歷史過程，介紹幾位主要中央領導人當時的言行，沒有對某一領導人作出“很好”或“很壞”的評價。因爲“很好”或“很壞”這種簡單的評價不是學者的思維，是不科學的。特別是大饑荒這樣規模浩大的慘劇，其根源在極權制度，不是哪一個人“好”還是“壞”能决定的。談到毛澤東，我還不得不指出，馮克提出的“毛澤東很壞”的一個資料是不可靠的。馮克介紹：毛澤東說﹕“不够吃會餓死人，最好餓死一半，讓另一半人能吃飽。”據我多年對大饑荒和毛澤東的研究，我可以肯定地說，毛澤東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三，“他說周恩來很棒，劉少奇很棒，鄧小平很棒，這就割裂了毛澤東和黨的關係的歷史。”讀過《墓碑》的人可以證明，書中是絕對沒有馮克說的這樣的話，連意思也沒有。《墓碑》只介紹歷史事實和産生這些事實的制度原因，沒有評論哪一位領導人的功過。《墓碑》除了介紹毛澤東的言行以外，還特別用大量的篇幅介紹了劉少奇在大躍進中發表的言論[1]，然後說：“我這裏羅列劉少奇一系列引起‘五風’的言論，幷不是說，‘五風’的風源是劉少奇。也不是爲了减輕毛澤東的責任，而是說明，自從批評‘反冒進’以後，當時中央領導集團中的多數人是和毛澤東一致的，是支持毛澤東的。其中，劉少奇、周恩來，和毛澤東調子一致，他們有時還說出比毛澤東更激進的話。”

       四，馮克說：“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實際上當時沒有大天災”。實際情况是，那幾年不是沒有大的天災。天災是有的。爲了研究當時天災對農作物的影響，我五次到國家氣象局查資料和求教氣象專家。我的結論是：“天災年年有，三年是常年。”那幾年的氣候是正常年景，發生大饑荒的原因是人禍。

        五，馮克說：“他的書比較强調哪個省那個地方死了多少人，如果用一個不太恰當的詞，我覺得有點「無聊」”。馮克說我研究各省的死亡人數是「無聊」，對這個指摘我不作回答，請讀者評論。不過我要說明的是，對這個“無聊”的事，我確實下過很大的功夫。例如，我向多位人口學家請教過，同他們進行了深入的討論。我幾乎找齊了中外人口學家對中國大饑荒死亡人數的資料，研究他們的方法，分析他們的計算結果。我還把分省的30册《中國人口》中有關資料，一本一本地抄錄，將抄下來的數據列成表格，再一個省一個省地計算。每天下班後就計算，一個晚上只能算出一個省。我爲什麽對這種“無聊”的事下如此大的功夫？我珍惜生命，每一個數字後面就是一批從生到死的生命。

        六，馮克多次說，他最大的發現是除了餓死人以外，還發現了很多人是被打死的。這是不是他的新發現？讀過《墓碑》的人心中有數，讀過喬培華女士的《信陽事件》的人也心裡有數。這兩本書都介紹了農民被活活打死的大量事例。《墓碑》比馮克先生的書早出版三年，喬培華的《信陽事件》比馮克先生的書早出一年有餘。

         七，馮克先生多次說，中國的檔案已經開放了，他到中國內地看了上千份大饑荒檔案，說他的書就是根據檔案材料寫的。我到十多個省的檔案館和中央檔案館看過檔案，抄閱和複印了數千份原始檔案。其艱辛是難以言狀的。我有新華社高級記者的身份，有衆多高層朋友的幫助，還是費盡了周折，有的省還是不讓看。縣市一級的檔案館更難進入，信陽市就沒讓我看，後來經一位高層朋友的幫助才到河南省檔案館看到了關於信陽的檔案。我兩次到通渭，縣長讓檔案館對我開放，但縣檔案館負責人說要請示省檔案館才行，最終還是沒有進入通渭縣的檔案館，在朋友的幫助下在甘肅省檔案館看到了檔案。據我所知，中國大饑荒的檔案還沒有開放。有的檔案館開放了其它方面的檔案，但與大饑荒有關的案卷，都蓋上了“控制”兩字的小長方印，是不讓看的。馮克先生是外貌和語言有明顯特徵的外國人，居然看了上千份中國大饑荒的檔案，其中一定有訣竅。他如果能介紹這方面的經驗，對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一定會很大的幫助。

　　　　　　　　　　　　　　　　　                                              楊繼繩 　2011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