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昌起義後，作爲政治家的孫中山缺乏民主經驗和執政實力，聯俄容共其來有自，後患乃是蘇共操縱所致。孫的民主理想已在台灣開花結果。】

●     孫中山（前臨時大總統）和宋慶齡1915年10月在東京結婚。那是袁世凱稱帝前夕，袁死前之1916年5月孫宋回到上海，此照應是攝於回國之際。（本刊資料）

        在全球華人紀念辛亥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一百周年的活動中，中國大陸思想界比較活躍也頗受重視，在大規模官式宣傳的背後，有一個爭議性的焦點，是對孫中山（孫文）的評價。在兩岸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仍然對立的大陸與台灣，都尊孫中山爲一百年前那場推翻帝制的革命領袖與英雄——至少有點怪異。

        大陸知識界，尤其是比較獨立的自由派中，越來越多的人對孫中山持批評態度，進而影響到對辛亥革命的整體評價。最聞名的莫過於學者李澤厚，從九十年代提出「告別革命」進而提出「告別辛亥革命」，推崇康梁的「保皇改良主義」。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認為「大清帝國的倒臺，是拖延政治體制改革的結果」，隱含對立憲派抱有可能實現專制政權轉型的希望。

        網絡作家對孫中山的貶斥就毫不留情，直駡其是「國賊」、「亂臣賊子」、「流氓國父」、「海外端盤子，回國搶位子的投機者」……這些評議都有一些史料為依據，尤其是對孫的「聯俄容共」政策，引來赤禍浩劫，深惡痛絕，自然是深得人心之論。因而，對孫中山這位至今仍有巨大影響力的人物作進一步的分析與補充仍有必要。特別是宏觀地看待他的功過。

最有制度意識和世界眼光的人

        從鴉片戰爭即十九世紀中葉迄今一百多年，中國爆發了三場大革命：一是太平天國農民戰爭，二是以辛亥革命為中心的民國革命，三是共產革命。這三場革命不論成敗，以性質而論，都有外來思想的深刻影響，惟有辛亥革命不同於太平天國的上帝教信仰和共産黨的馬列主義，而是源自于西方現代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孫中山正是它的代表人物。

        胡適說，孫中山「在同盟會內部，他依然是最具有制度意識和世界眼光的一個人。」這話相當準確。孫文十二歲就赴夏威夷讀書，十八歲回國，又來香港學醫五年。自一八九四年二十八歲再度赴夏威夷組織「興中會」起，至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他的革命生涯，就不停地在日本、歐美、東南亞度過，有說他已環球旅行數次。他受西方教育、擅英語、甚至入籍美國。他的活動是到處鼓吹革命、發展組織、找人募款、尋求外國支持，然後發動國內起義。這些起義知名的有十次，連不出名的有二十九次。資料顯示，他募錢不多、起義也都失敗。但他的「革命家」的名聲已傳遍各地。日本甚至迫於清廷壓力，付錢請他離境。香港政府也曾下令五年不准他返港。

        在思想理論方面。「三民主義」是一九○五年，孫文在東京成立「同盟會」，為《民報》發刊詞中所首倡，後來作一系列演講而成書。他提出「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將「民權」規定為選舉、罷免、創制、複決。「複決」即全民公決。在治國方案中，於三權分立（立法、司法、行政）中，加監察權考試權而創「五權憲法」——這些憲政民主理想在那言論自由的時期，雖非孫文所獨有，但他能總其成，結合中國傳統，形成體系，竪起一桿領導潮流的旗幟，這在一百年前是很了不起的。

        可見，一九一一年雙十武昌起義雖不是孫中山策劃與領導，但當他聖誕日回國後，在選舉「臨時大總統」中獲十六票（另一票選黃興）當選，元旦就任，乃是他擁有精神領袖的地位使然。若有何拉票動作，應不傷大雅。

辛亥革命與孫中山﹕兩階段論述

        辛亥革命以時序而論，當不只是「雙十起義」一事，可以分為兩階段，前段從一八九四成立興中會至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後段從辛亥雙十起義到孫中山逝世之一九二五年。亦可以此分際來觀察品評孫中山。

        前階段是革命家階段（1894-1911），孫文從二十八歲到四十五歲。事蹟如前述，爭議不多。必須補充的是，他和立憲派即康有為、梁啟超的論戰，尤其以同盟會一九○五年成立後，孫出任總理，確定革命政綱，孫在論戰中磨礪和充實他認定清王朝必須推翻的革命意志與理念，也顯示他比康、梁這批從書齋出來的改良派有更廣闊的國際視野和舞臺。

        後階段是政治家階段（1911-1925）這是辛亥革命起義成功之後的十四年，除討袁世凱時兩年多在日本外，孫中山大部時間活動都在國內政治舞臺上。這時他的性格弱點與失策頻頻暴露。無論是革命黨內部還是與清廷舊勢力、南北軍閥打交道，都與他信仰的「知難行易」相反，削弱了前期的感召力。

        如果說前段的孫中山奔走海外，是一個號召「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行動上以密謀暴動十次起義爲主要手段的革命家，那麽，在起義成功，中華民國已經成立，如何實現三民主義、民主政治時，他有雄心，卻無經驗。他和那批留日的戰友如黃興、宋教仁，首先面對的是清廷如何交出政權和軍權。帝國強有力的北洋軍在袁世凱掌握之中，革命軍則各方林立，擁軍自重，新政府沒有權威，軍事失利，在各省獨立的聲勢下，才遏制住北洋軍的進攻。

        已於一九一二年元旦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這時只有兩個對策﹕一是和袁世凱妥協，以總統之位換取袁用實力逼清帝退位——袁僅用兩個月功夫實現承諾，清王朝退位，帝國壽終正寢，孫乃辭職讓位於袁。二是孫憑借其國際威望，不斷要求國際對民國的支持，特別是乞助於日本，却只獲得一筆借款，遠少於北洋政府獲得的列強貸款。

猶如「過江龍鬥不過地頭蛇」

        孫中山讓位後，參議院否決孫定都南京之主張，孫要黃興脅迫議員再次投票通過後，袁仍不南下受制。一九一三年，國民黨大選中大勝，發生宋教仁遇刺案，原可循法律解決，孫卻發動「二次革命」武力討伐袁，又遭失敗。孫以前臨時大總統之身亡命日本，袁則以中鐵公司貪污通緝孫。此前，在改組的國民黨大會上，孫中山被選為理事長後推辭，「決不願居政界，惟願作自由國民」，大會委宋教仁代理事長，孫出任「中國鐵路總公司總理」。

        以上發生在中華民國成立不到兩年內的事，可以透露孫中山在中國政壇上的尷尬與挫敗。一位爲民國出生入死奮鬥近二十年的一代豪傑，怎會發出棄政之聲？

        然而，雖高處不勝寒，他別無選擇。流亡日本後，在東京組「中華革命黨」。袁稱帝，孫回國。袁失敗而死去；繼之張勳復辟，孫再號召護法，在廣州任護法大元帥，但被軍系控制，政令不行，被迫去職，退居上海。陳炯明得勢，請孫回廣州，當選爲大總統。這時北方軍閥大戰，割據為王，孫中山號召武力北伐，卻有氣無力。復因和陳炯明激烈衝突，總統府遭砲擊，孫中山再退居上海——這是一九二二年。慨而言之，孫這十年的境遇，恰似「過江龍鬥不過地頭蛇」，他有名氣而無實力。

聯俄容共政策的歷史背景

        瞭解以上過程，便不難理解「下一步」，孫文越飛（蘇聯副外長）在上海發表聯合宣言，開啓「聯俄容共」政策的邏輯關係。

一、列寧蘇維埃政權剛剛在內戰中喘息底定，第三國際急需推動其世界革命計劃，動盪的東亞、中國有機可乘；

二、在戰略上，孫中山反「列強瓜分中國」的民族主義與共産國際反帝鬥爭有契合之處。蘇聯高調放棄沙俄在華特權及不平等條約，贏得中國人的好感。越飛支持中國統一，也符合孫中山北伐的强烈願望；

三、孫中山政權財政緊迫，急需外援，莫斯科提供巨大金援（中共只獲其百分一），這是孫革命生涯中從未獲得的恩惠；

四、孫文明確表示共産主義不適合中國。俄十月革命的真相他也未必瞭解，孫派蔣介石一九二三年考察蘇俄歸來，蔣看到不少問題，但二五年仍同意獨子經國留蘇。可見，當時國人對共產赤禍，尚無足夠認知與警覺；

五、當時中共剛剛在共產國際一手包辦下成立，實力弱對國民黨不構成威脅。其危害展露也是在孫死後的事（如毛策動的湖南農運在一九二六年、二七年），因此，接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有包容之利而不顯其害；

六、孫極為缺乏的組織能力，在鮑羅廷的協助之下，國民黨獲得整頓激活功效，不自覺接受列寧極權主義性質的建黨原則；

七、孫中山最為缺乏的軍事實力，統治中國最重要的手段，也在蘇俄顧問的操辦下，開辦黃埔軍校，獲得充實。

孫中山政治遺產變成光輝現實

        以上諸點，在筆者《盧布黨的建黨偉業》一文中已有述及（本刊今年七月號）。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決策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帶有鮮明的功利性，並非盲目的親共行為。也非飲鳩止渴，病急亂投醫。其負面後果亦有限，因為在孫中山去世兩年後，國共分裂，蔣介石一九二七年就果斷地拋棄了孫的「三大政策」。中共之坐大並禍害數十年，最大的推手是蘇共，已為大量史料所證實。

        如果孫中山晚年的政治願景是北伐或圖建一個憲政體制，那麼便無苛究其爭取蘇援之理。

        孫中山在民國初建之後的執政期間，內政外交、黨務方面，不少抉擇、言論和行為方式，於公於私，都可予研究、質疑和批判，那不僅是他個人的缺陷與失責，也是一個時代的侷限。其形象被中共利用數十載以左殘民禍國，相信他九泉之下也會深感不安。

        因此，我認爲，他留下的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為藍圖的政治遺產，仍然是中國二十世紀最值得驕傲的寶藏。而且，他的夢想已在台灣逐漸成真，在台灣人自主奮鬥的基礎上實現還政於民。民權主義、多黨政治變成不可逆轉的現實，為中國民主作出偉大示範，中華民國在台灣！孫中山也就成為中華民國的歷史象徵。

（2011年10月25日 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