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近九十的何方關於延安的著作和口述自傳，展現誤入歧途的一輩知識分子對時代和個人的獨特回憶，成為二十世紀不可替代的一個見證。

 ●  何方（1922-）為中共外交黨史國際問題專家，曾擔任張聞天秘書，晚年著述對自己參加中共革命一生有大徹大悟的反省。（本刊資料）

何方先生的《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在香港出版之前我未曾關注，他搞的國際問題研究，我也沒有留意，不知道「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之說，就是他率先提出的。二○○五年上半年，《黨史筆記》出版不久，我就讀到了複印本，大約當年夏天，我到他北京萬科城市花園的家中有過一次交談，他送了我一套《黨史筆記》，隨後我在《鳳凰週刊》發表一篇書評，不久他們夫婦來杭州旅遊，在西湖邊的望湖賓館約我見面，老先生還半開玩笑的對我說你的文章給我帶來了麻煩，我吃了一驚，他說，本來很多人不知道他出書，看了《鳳凰週刊》，向他要書的人多了，不勝應付。

研究延安時期的特殊視角

　　在那篇題為《何方顛覆了「中共黨史編撰學」》的小文中，我對他的著作做了客觀的評述，有比較多的正面評價。比如他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說法，毛澤東發起整風運動的最初動機並不是像以往所說是為了消除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影響，謀求中國黨的獨立，更不是針對王明的，而是針對張聞天的。

　　這一點在以往的研究著作中是看不到的，是他作為延安走來的當事人才有的真實體會，我覺得這個書對中共黨史特別是延安整風運動的研究有新的拓展，至少帶入了一種新的經驗當中，他有自己的生命體驗在裡面，研究者事過境遷之後在書齋裡對材料做出的判斷和當事人在現場的感受，往往是不同的。

　　其中我特別提了一個觀點，雖然他對那一段歷史有深入的反省，卻沒有因此滑入全盤否定的思維定式，而是客觀地描述了整風運動的起源、過程，每個階段的變化，把一切不良、嚴峻的後果更多地歸於當時的客觀情勢、制度化的痼疾，而不是把眼光局限在毛個人的陰暗心理、狂妄野心上。他曾在延安生活過，他親歷過整風運動，是歷史的當事人，有一些切身的感受，並且他在寫書之前重新走訪了當年在延安抗大的同學同事，他有著一般研究者所不具備的特殊視角。 

　　以後，我們斷續通過一些郵件，何方先生出了新書都寄來，有了新文章也會發過來。他的口述自傳《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出來後，給我送了一套。那是一部非常紮實的回憶錄，他自己搞文字出身的，對文字很講究，不光是口述，而且有些都是親自寫的，所以很縝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大饑荒時代的回憶。

不可替代的細節描寫很有價值

　　那時他從外交部下放到安徽農村，也得了浮腫病。他清楚地記得，儘管那麼多人餓死，不光是沒有人反抗，甚至沒有人提出質疑，那是一個餓死人也無人質疑的時代，一個荒謬的時代，包括他本人當時其實也沒有提出質疑，只是感到有些奇怪。唯一例外的是，有個老太太偷偷對他說的一句話：「毛主席為甚麼那樣心狠，就是不讓老百姓吃飽飯？」他把這些都如實的記錄下來了，我覺得很好。

　　還有一個細節，我印象很深，就是毛澤東的生物鐘跟別人不一樣，晝夜顛倒，經常半夜三更把周恩來、張聞天這些人提溜起來，他曾一度在外交部代替張聞天值夜班。周睡眠不好，要吃安眠藥，有一次吃了安眠藥，剛剛睡下，毛澤東那裡電話來了，不去又不行，急得下面這些辦事的人，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這個細節就非常震撼人，讓人看到毛個人竟然可以像君王一樣，對他的下屬如此頤指氣使，而且不顧時間，沒有任何的顧忌。

　　透過這一點，後人就可以看清這是一個甚麼社會，包括飢餓這些細節都是不可替代的記錄。還有他年輕時代的革命經歷，特別是參與東北的土改，也提供了許多以前沒有的記錄。我曾看過他同時代很多人包括打天下那一代的將軍、知識分子的回憶錄，他的自述都顯得獨特，從口述史的角度來說，這本書的價值是不可替代的。我曾在《開放》發表過一篇評論《餓死也無人公開說話》說：「有時候，一個小小的細節便能擊穿精心編織的歷史謊言，一個看似無足輕重的細節便能把多少年來維護、捍衛的神話砸得粉碎。」

八十後回到追求自由原點的一代

　　我覺得何方先生越是到晚年，他的思想越成熟、越絢爛。中國有個獨特的現象，我稱它為「八十後」現象，許多知識分子往往要等到八十歲以後，他的生命力才能真正呈現出來，他的創造性完全的彰顯出來，李慎之先生如此，何方先生也是如此，很多人都是如此，越到晚年，他的思想越是開放，他前面走過的道路，他的人生閱歷給他提供了足夠的支撐，使他晚年更加能把這些經驗、教訓做出深刻的歸納，並通過適當的文本表達出來。

　　何方先生上世紀八十年代提出「和平與發展」的時代，而不是所謂「革命」的時代，或者「三個世界」，為這個時代定了調子，實際上對當時中國的外交政策產生了一定影響。但是，真正的傳世之作還是《黨史筆記》與口述自傳，這都是他晚年的著作，所以他的思想生涯或學術生涯，也都是在晚年開始的，這是個獨特的現象，尤其在中國這個特定的大轉型時代裡。

    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作為「一二九」一代人，他生於一九二二年，跟李慎之、許良英他們，包括歲數稍微大一點的顧准、李銳、胡績偉、韋君宜等同屬一代人，也就是在抗戰時期，出於追求民族獨立、民主平等自由的強烈意願，參加了共產黨，誤入這條紅色烏托邦歧途的這一代人，他們當中顧准反省得比較早，在七十年代初就已醒過來了，其他人要晚一點，有的是八十年代，有的是九十年代，韋君宜比較好，九十年代她的《思痛錄》已經完成。他們中間能活到八十歲的，往往都回到了最初追求自由民主的起點。

    李慎之先生醒悟也不晚，直到一九九五年以後才真正開始寫出內心的反思，到一九九九年《風雨倉皇五十年》大體上完成他蛻變的過程。應該說，《黨史筆記》這部著作的完成，表示何方先生回到了當初追求理想、追求真理的軌道，對自己一生走過的道路有了比較清楚、徹底的反省。這一代人最後有這樣的歸回，能把自己的生命經驗留下來，有這樣的自我反省意識，放在中華民族的文明進程當中是有獨特價值的。

　　我個人覺得，我們這個民族有很大的問題，這是一個比較缺乏反省的民族。中國缺乏懺悔錄，在基督教的文化背景下面的知識分子，留下了很多的懺悔錄，奧古斯丁有《懺悔錄》，盧梭有《懺悔錄》，許多人都有懺悔錄，有些人的著作雖不叫懺悔錄，但實際上都是懺悔錄，對自己走過的道路，對一個民族走過的道路都有深刻的自我反省，在基督教文化下面，每個人都有原罪，自我反省是每天的功課，而我們一切都是從人性本善出發，反省很少，老認為人是可以變得完美的，可以變成完人的，這是我們文化中的一個嚴重缺陷。

　　跟隨共產黨走上革命道路的這代人，後來吃的苦也是最多，從五十年代，有的是從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這一段經過的都是煉獄，實際上八十年代以後，又有很多的波折，哪怕在身體上沒有傷害，生活上沒有傷害，但在思想上、精神上的傷害仍然存在，整個八十年代也是起起伏伏的。當然一九八九年之後，這個起伏就更多了，而且仍然是一個禁錮的、封閉的、非常態的環境。

《巨流河》：記錄個人與時代的傑作

　　在這樣的環境當中，他們最終能夠告別自己的革命，這不是李澤厚意義上的「告別革命」，而是一種自我洞察、自我反省、自我解放的結果，其實已深入到人性層面。所以我就覺得，如果要論價值，站在歷史的角度看，我倒認為，何方先生最有價值的還是他的口述自傳，這是他個人的經歷。

　　去年中國最有影響的一本著作是《巨流河》，齊邦媛寫她一生的經歷，她經歷了一個民族的很多動盪，經歷了海峽兩岸的歷史變遷，對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兩岸對峙，齊邦媛作為一個世家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最後在台灣安身立命，成為一個著名的教授，她把自己一生的道路用行雲流水的文字記錄下來，既是一部中國的個人史，更是她個人的一部中國史，實際上比有些人寫的通史好多了，而且有生命力。當然大陸出的是閹割版，如果你看原本，是兩條線展開，一條是一個知識分子的線索，另一條是一個基督徒的線索，這兩個線索齊頭並進，充滿了內在的張力，一直有內心的反省，就是來自基督教文化給她的那種內在的支撐，所以不怨天尤人，不憤怒，也不沮喪。

　　何方先生的口述自傳，我也覺得應該從這個意義上看待他，他也是個人寫下的一部二十世紀的一個見證。見證是基督教信仰中最重視一個詞，作為一個個體，他從參與紅色革命，到最後對紅色革命作出比較深入的反思，他把一生的親歷記錄下來，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見證，而且是一個不可替代的見證。今年何方先生已經八十九歲了，祝願他身體健康，能夠活到一百歲以後，繼續跟我們一起見證未來中國將發生的重大變化。

（二○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