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教仁之死標誌著辛亥革命不是一場民主思想成熟的革命，不懂政黨政治權力制衡，專制才在中國延續百年之久。應該好好研究台灣民主經驗，而不是去紀念孫中山個人的事跡。

 ●  宋教仁（1882—1913湖南桃源人）推廣憲政理念，主張政黨政治，國民黨大選全勝，宋將組閣前夕，被刺殺身亡。（老照片）

我在本刊二月號發表過一篇辛亥革命反思的文章，現在仍循著原有反思的思路，進一步釐清一些事實，提供一些見解。

辛亥革命由兵變和政變形成

　　革命是指以暴力推翻現有政權和政制而言。世界上革命方式多種多樣，法國一七八九年大革命是群眾蜂起，美國革命以獨立戰爭形式進行，毛澤東革命基本上是農民戰爭，那末辛亥革命是甚麼形式呢？如果拿武昌起義來說，它其實是一種兵變，不過武昌的兵變不同於普通軍官對上級或當局不滿的兵變，而是革命勢力滲入軍隊裡面從事推翻現政權的兵變。

　　事實上光是武昌兵變尚不足以推翻滿清皇朝，真正有力推倒滿清皇朝的是十五省獨立，而十五省獨立的形式雖然多樣，但多數是立憲派起來奪權或者清政府地方官自動宣佈獨立，等於政變性質。真正有群眾蜂起的只有四川保路運動，當時全川普遍發生罷工罷市罷課，幾乎所有市民學生工人農民都捲入其中。保路運動主要目的是反對鐵路國有，雖然矛頭針對清廷，且客觀上幫助了武昌起義，但參加保路運動的人主觀上是不知這種客觀效果的。

　　整體而言，辛亥革命主要是由兵變和政變構成，這是中國革命的特殊形式，它與當年中國人民覺悟程度相吻合。

武昌起義不是革命黨的領導

　　同盟會是由孫中山的「興中會」和黃興的  「華興會」合併而成，興中會的基礎在北美、南洋、香港和華南，「華興會」基礎在湘鄂。宋教仁是華興會分子，他在武昌創辦第一個革命社團「科學補習所」，推動革命學生入伍，在軍中發展革命勢力，後來主持武昌起義的「文學社」和 「共進會」就是循著科學補習社的這個方向發展起來的。

　　辛亥年「三二九」（公曆四月廿七日）黃花崗起義失敗後，直接參與起義而沒有犧牲的首領如黃興、趙聲等都陷於極度悲痛和沮喪，趙聲且因憂鬱過度而病亡。此時，孫中山計劃在南洋將同盟會改組為「中華革命黨」，宋教仁和居正等不同意取消同盟會，擅自在上海成立「同盟會中部總會」，準備將革命重心由華南轉移到華中。同盟會中部成立於一九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是黃花崗之役失敗後三個多月，是武昌起義前兩個多月。武昌起義時宋教仁一直在上海，只有居正曾一度去過武漢，事實上同盟會中部並沒有直接參與起義領導工作。

　　武昌起義完全由文學社和共進會這兩個革命團體自主策劃和進行的。「共進會」是居正於一九零五年加入同盟會的次年在東京成立的外圍組織，湖北共進會主盟人孫武原是科學補習所成員，科學補習所被封後加入「日知會」，日知會被封後去日本加入共進會，一九零八年才回國主持湖北共進會。而主持「文學社」的蔣翊武於一九零四年因結識宋教仁成為革命志士，但文學社前身是「振武學社」，振武學社前身是「群治學社」，這兩個學社都是由一位在部隊裡當兵的楊王鵬創設的，其成員大部分是黎元洪新軍裡的革命份子。楊不是同盟會會員，他於一九一○年因「秘密結社、圖謀不軌」被黎元洪開除，返回家鄉湖南。此時，社員們認為振武社之名太刺目，改名為文學社，選蔣翊武為社長；蔣翊武是一九零六年在上海加入同盟會的，此後在漢口辦《商務報》，這是他主持文學社之前的經歷。

　　從上述這些事實可以說明，同盟會在武昌起義上並沒有直接參與和領導，它只有間接影響的關係。正因為這種情況，武昌起義時同盟會的主要領袖如黃興、宋教仁、居正等都不在武昌，孫中山更遠在美國丹佛，在起義成功後才從報紙上得知消息。

 ● 李鴻章是晚清的重要人物，是清廷倚重的漢族大臣，和各國談判交涉都交由他辦。這是李去英國公使館談判時的照片。

當時總統國會之產生離民主尚遠

　　由於武昌起義不是直接由同盟會領導，所以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才拉黎元洪出來任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原是革命的對象之一，結果反成了主持革命政權的首腦。這種怪誕現象，除了說明革命陣營缺乏有份量的領導之外，也反映了社會上平時反對革命的保守勢力順應時勢，看風駛舵，竊取革命果實的意圖。

　　推翻滿清皇朝差不多是當時社會普遍訴求，這出於兩種意識：一種是反清復明思想，不滿滿清異族統治；另一種是受西方影響的共和思想，不要帝制，而要總統制和內閣制，但總統制尚未達到由人民普選產生的程度。

　　孫中山的臨時大總統是由各省都督代表聯合會議推選的。袁世凱當臨時大總統，是南北議和的產物，得到臨時參議院普遍支持，由孫中山讓位給他；到了一九一三年正式國會產生時，國民黨獲得多數，宋教仁有可能出任總理，袁世凱便指使他的心腹、當時內閣總理趙秉鈞雇兇暗殺宋教仁（編按：宋教仁被誰殺害，有學者質疑），以致孫中山興兵討袁，袁則派兵包圍國會，逼國會選他當大總統，隨後以叛亂罪名解散國民黨，使國會陷於癱瘓。

　　當時的國會不是由普選產生，而是各黨在各省選舉會中爭取支持而產生的。內閣則由總統指派總理出來組閣。這樣的總統制和內閣制距離真正民主尚遠。那時候，人民普遍不知道有民主這回事，只有知識分子從西學東漸中或者從留學日本和歐美中接受了民主思想，一般來說都還不很成熟。八年後的「五四」才是中國民主思想真正的啟蒙，但它很快又被馬列主義所取代。

黎元洪：舊軍官變色龍典型

　　袁世凱逼清帝遜位是順應當時社會反滿和共和的普遍訴求，但更重要的還是要達到個人權慾的一種手段。他要當大總統，表面上裝作贊成共和，實際上在盤算獨攬大權，成為新的獨夫。辛亥革命從南北議和到洪憲帝制整個過程就是袁世凱篡權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社會上各種勢力都在演變和分化，像麵包在發酵那樣。演變最具代表性的是黎元洪。他從清軍標統（旅長）突然變成革命軍統帥。起初他不肯出任，怕革命要殺頭，但在諮議局議員的勸駕下和起義者的尊請下才勉強出來。他的出任改變了他的整個人生，仕途陡升，幾個月後出任副總統，後來還當過大總統。他的出任也同時改變了武昌革命政權的革命性質，開始從起義的革命性逐步趨向保守，終於與袁世凱沆瀣一氣，甚至借袁世凱之手殺了革命幹將張振武和方維。

　　同樣由舊軍官舊官僚變身成為附和革命的，各省比比皆是。所有附和革命宣佈獨立的各省革命都督，差不多都和黎元洪一樣，都是變色龍。

　　在革命陣營中從革命變為反對革命的顯明例子是孫武。他是武昌起義兩個主要領導者之一，原是居正「共進會」在湖北的負責人，起義前一年加入同盟會，起義後出任湖北軍政府軍務部部長，不久便成了黎元洪的拍擋，且與黎元洪一起成立「民社」，公開與同盟會對立，擁袁倒孫。

宋教仁推動政黨政治與責任內閣

　　同盟會本身的變化也很大。孫中山在卸下南京臨時大總統之後，曾公開表明退出政壇，從事他的鐵路建設計劃，直到宋教仁被殺，才又起兵討袁。他的革命手段老是著重武力，過去十次起義如此，後來的討袁、護法和北伐也都如此，沒有見到他想到動員人民，這是他的革命特點，也是他的缺點。

　　在同盟會裡唯一執著政黨政治和責任內閣制的是宋教仁。他在建立南京臨時政府時便為此與孫中山發生分歧。孫中山卸任臨時大總統後，黃興也去從事實業救國，計劃開發煤礦，同盟會事實上是由宋教仁運作。他立即計劃將同盟會政黨化，拉攏四個容易接近的政團，成立國民黨。這四個政團主持人比較知名的有：「統一共和黨」的蔡鍔、沈鈞儒、褚輔成，「國民共進會」的王惠、伍廷芳、許世英，「共和實進會」的晏起，他因反袁被袁殺害，「國民公黨」的溫宗堯、岑春、程德全等。

　　組成國民黨之初，孫中山甚至要拉袁世凱入國民黨，可見當時革命和非革命或反革命的界線非常模糊。為了爭取第一屆正式國會的多數，組成責任內閣，宋教仁奔赴各地演講，選舉結果，國民黨果然在參眾兩院都取得多數，成為第一大黨，宋教仁有資格出任總理，這才引起袁世凱殺他的動機。

　　不過國民黨當時雖然發展得很快，但入黨的人很多為了權勢，不一定為了革命，更不是為了實現民主政治，這是革命黨轉變成為執政黨的通病。

政黨林立卻是擁袁制袁之爭

　　辛亥革命興起後新的政黨和政團如雨後春筍般誕生，五花八門，全國共有三百多個，較有社會地位的人漸漸彼此結合，形成幾個大黨。其一是「統一黨」，由張騫、章太炎、程德全、熊希齡等人創建，是積極的擁袁勢力，後來併入共和黨。其二是「共和黨」，它由民社、國民協進會、民國公會、統一黨和國民黨(由潘鴻鼎、溫宗堯成立)組成，推黎元洪為理事長，大多是官僚政客，擁袁派，被稱為御用黨。 其三就是宋教仁的國民黨。其四是「民主黨」，由共和建設討論會、中華共和促進會、國民新政社、國民協會、共和統一黨和共和俱進會組成，幹事長湯化龍，骨幹有林長民等，推梁啟超為領袖，是立憲派大本營，也是擁袁抗孫的。可見當時擁袁勢力相當強大。在整個政黨政治形勢中明顯地分成兩派，一派擁袁，另一派以宋教仁為首企圖以國會制衡袁，這就成了袁世凱要殺宋教仁的主要原因。

　　宋教仁之死在辛亥革命中是一個非常非常關鍵的轉捩點。如果宋教仁不死，中國有可能開始踏上政黨政治正途，各方面的權力有可能會受到制衡，中國有可能像今天台灣一樣，執政黨和反對黨可以自由競爭，人民有普選權，國家的政權真正取決於人民的選擇。

百年只有台灣真正實現民主政治

　　可悲的是，中國幾千年皇權傳統，不要說民間不知道權力制衡的民主制之可貴，連許多知識分子和革命者也不太明白民主的真諦，所有出現在政治舞臺上的名流，絕大多數是政客和官僚，善於縱橫捭闔，玩弄權力，依附權力，所以，手握軍權的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便成了舊官僚舊政客以及立憲派共同擁戴的首領，使得初生的政黨政治被扼殺在血泊之中。

　　而且，這一扼死，斷了中國民主政治發展長達一百年以上。從此之後，便是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軍閥內戰、北伐、蔣介石獨裁、毛澤東獨裁、共產黨專政。

　　只有到了蔣經國在台灣開放黨禁，中國才在台灣一島開始實現民主政治，多麼淒涼的歷史！今天我們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紀念，重要的不是追尋歷史遺跡，不是展覽孫中山生平事蹟，而是要擺脫黨派成見，拋棄以階級鬥爭理論套用歷史分析的公式，拋棄為了黨和領袖的光榮而美化歷史，掩蓋缺點和錯誤，而要實事求是地還原歷史真實面目，從中加以探索和思考，吸取教訓。

　　究竟是甚麼歷史因素和社會因素使得辛亥革命變成這個樣子、得到這樣的結果？為甚麼中國在一百年前推倒皇朝專制，沒有了皇帝，卻依舊脫離不了專權的政體？為甚麼台灣終於能夠脫離專政，實現民主，而中國大陸不能？為甚麼同是共產專政的蘇聯，在二十年前可以解體，而中國的共產專政迄今仍屹立不倒？究竟中國實現民主還需要等待甚麼條件？如此種種問題，才是我們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紀念時值得思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