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了應付外來記者、西方記者，中央到地方成立各級「外宣辦」，干涉新聞，監管媒體，到處吃香喝辣、浪費資源。

　　不論是在中國，還是世界其他地方，記者都是一個具風險性的職業，尤其是對有事業心和使命感而身處中國政治體制的高壓之下的記者更是如此。以我工作過的《文匯報》而言，記者的選擇，都是沉默。大家把主要精力放在廣告經營上，既可以避開政治風險，免於得罪人，又能獲得提成，享受物質生活，何樂而不為呢？不過，還是有一些媒體人與眾不同。

「小鬍子」主任陳堅明累死

　　雖然我與陳堅明和余仕清沒甚麼深的交往，因為他們是講粵語的香港人，彼此有些語言上的障礙，但每次去香港公幹，我都主動與他們攀談，亦是受益不淺。他們一個是財經新聞部的主任，一個是副主任，比較起來大有不同，前者注重於廣告，抓新聞是圍繞經濟效益，而後者則注重於新聞，而且長於撰寫「扒糞」內幕故事，這就注定了他們不同的命運。陳堅明是活活累死的，被定為以身殉職，而余仕清呢是被亂刀砍死的，善後待遇也不太透明。

　　一九九九年底陳堅明過世的時候，我還在《文匯報》任職，他是去美國採訪的時候，心臟病發作，忽然倒在下榻的酒店裡，死前還在奮筆疾書。雖然他寫的那些只有一分鐘生命的稿件不能傳世，但他每天都是那麼認真和執著，他的身體健康的問題並不被自己或上級重視，因此他的死給張雲楓為首的《文匯報》領導層極大的震動。他們一度下令中層幹部人人免費體檢，個個尋醫問藥，但這個待遇並不包括我們內地辦站的主任，他們是「皇軍」，我們是「偽軍」，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增加了體檢等福利費用，還得轉嫁到每個拉廣告的人員身上，其實這是一種惡性循環：報紙越不講真話，市民越不買帳；發行量越小，廣告越難拉，於是報社的採編經營人士就越累。

　　從這個意義上講，他的猝死也有必然性因素。雖然陳堅明沒有廣告任務，但他也十分重視廣告業務。記得一九九八年哈爾濱市的國企「三大動力」在香港上市，報社下達針對東北辦的硬任務，陳主任對我說，能否與這幾個國企的大老闆聯繫一下，先做個人物專訪，再把上市報告之類的廣告拿到手 。我感到為難，因為這樣級別很高的大型國企，不僅領導人架子大很難約見，而且他們在海外都有分支機構，一般都把廣告生意給了專業性的大廣告公司。但「小鬍子」陳堅明還是說，你應當「志在必得」！他就是帶著這種「志在必得」的信念，過早地撇下了妻小，踏上了一條不歸路。我去參加了他的追悼會，地點是在香港北角的殯儀館 。一位領導說，報社沒車接送，你是來港出差的，可以不去吧，我還是花五十元港幣的士費去了，覺得應當表示對他的敬意和惋惜。

余仕清被殺死至今不明不白

　　他長著兩撇小鬍子，酷似歌星林子祥，這一特徵令我印象深刻。我聽過他兩次會議發言，每次聽他把香港上市的Ｂ股，由於國語欠佳，說成了「屁股」，總是使我們忍俊不禁，總之，小鬍子是個可愛的人！雖是英年早逝，但也是善終，故此在獄中時，我常想起他。

　　與其比較，他的副手余仕清之死則慘烈得多，他未能接掌財經新聞部主任的大權，還被調離了他原先熟悉的領域，改任資訊技術部的負責人 。有傳言說報社高層早就對他過多涉足內地報導有所微詞，何況他得罪了一些有錢有勢的人，這是香港「左報」吃不了兜著走的事。顯然他與陳堅明不同，陳曾任香港親共的新聞工作者聯會主席，也與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過從甚密，但余則經常往來香港和內地，有扯不清的人事糾葛。據瞭解他曾採訪多宗在內地較敏感的專題新聞，其中包括揭露中越邊境走私貿易和內地偷運盜版光碟原料、以及製作盜版光碟等調查報導 。奇怪的是他的一部份採訪稿並沒有刊出，卻引來了殺人之禍，二○○一年十一月，他被發現被人殺死在香港錦田石崗機場路之後，有報導說內地警方從《文匯報》的內地人員那裡，獲得了有價值的線索，但至今沒有下文。

外宣辦官員 的形形色色

　　國務院設「外宣辦」後，各地市委市政府也在宣傳部設處室。如果說外宣辦對《文匯報》是直管領導的話，那麼各地的外宣辦與各地的記者站就成了孌生姊妹了。不過這個姊妹可夠厲害的，她不僅經常陪同我們採訪，而且還對我們進行暗地監控與考核。《文匯報》的領導到東北採訪與視察，常常來去匆匆，他們接觸的就只能是外宣辦的人，以防這些人使壞，所以搞好與地方外宣辦官員的關係至關重要。

　　最初，我不知道外宣辦的無孔不入 。有一次大連召開某個會議，宣傳部設立新聞中心，專門接待中外記者。有一個年輕人舉止文雅，負責來賓登記，發送禮品袋，熱情之極。聽老同學說，原來這位年輕官員，是安全局的。後來，在東北走遍了，就知道了，各級外宣辦，都有身份不明，陰陽怪氣之人，他們用多年形成的一種敵對思維看待境外記者，仿佛人家都是特務，都是在刺探情報，他們用這個手段欺騙和驅使馬仔效勞，也便於給挑刺批評的記者誣陷加罪。不禁聯想到毛澤東第一次與美國記者斯諾認識時，就懷疑他是美國中情局的特務，不理解外國記者也要寫書賺錢。

　　不過有一點是共同的，外宣辦的人也都想做生意，除了廣告提成，不管甚麼東西只要賺錢都幹，他們有的還千方百計地從你身上揩油。一九九五年我到吉林省延吉市採訪，外宣辦的某人帶我去暉春看看，但又以宣傳部沒車為由逼我租車 。通常情況下，他們邀請我來，必有這筆經費，但我的時間緊，也別無選擇，就答應租車，他又以熟人開車安全為藉口，要求我選用他朋友的車。他的女朋友來了，三十多歲，沒有甚麼相貌特徵，為了使新朋友高興，就先付了九十多元上路了，但不料在一個高速公路和鐵路的交接處，險些發生車禍，差點翻落懸崖下的圖們江，那次不愉快的採訪，我一無所獲。

　　另一個外宣辦的官員是黑龍江省某市的，印象完全是個商人，剛見面，即直言他開了一個書店專賣香港的禁書，海關沒收的東西應有盡有，我看了樣品嚇了一跳，他們的書比《開放》編輯部的還多，但質次價高，有的是盜版錯字連篇；有的是原版，但貼了新的價格標籤，每本都兩百多元，我假裝很高興買了一本，他就帶我走了很多有特點的地方 。中午吃飯時，他介紹宣傳部兩個部長與我見面，其中一把手姓傅，二把手姓鄭，鄭部長不勝酒力，對飲了幾杯，話還沒講完呢，他就一頭躺在椅子上睡著了，鼾聲如雷。過一會兒，老闆娘給上了一道菜叫「牛鞭雕花」，說是用牛的生殖器精雕紅燜的拿手菜，還笑著說，你吃吧，找小姐鋼鋼的，講得我臉紅耳熱。

外宣辦宣稱要搶功為黨貼金

　　此後，我還去過齊齊哈爾市外宣辦，一個官員給我介紹了宣傳部四個部長。我想宣傳部只有十幾個人，要那麼多官員幹嘛？但心裡厭煩也得應酬，因為要是得罪了他們損失大著呢！此地有招商會之類的新聞，他們就不邀請你，如果企業政府有廣告也不通知你，我就會挨報社領導的批評。所以只有笑臉相迎。

　　那幾年我在東北三省見過很多類似的官員，從正廳級的黑龍江省外宣辦主任徐世銘，到縣級的黑河市外宣幹事孫雪梅，交了大把的朋友。應當講他們都是「好人」，但中國這種專制制度把「好人」變成了「庸人」，大家都在浪費老百姓的納稅錢，也在消耗自己的生命。比如上海的官員趙啟正當了國務院新聞辦主任之時，《文匯報》立即刊出彩色專版吹捧他，赤裸裸的阿諛奉承，浪費資源。

　　一九九五年初我最頭疼的事，就是東北辦事處與遼寧省委外宣辦的關係問題，因為選址大連，他們有氣，而且我不是黨員，他們懷疑我的品行，所以當我受報社領導的委托去拜訪外宣辦主任張某時，他的臉色十分難看 。他直言不諱地說，你們要想在遼寧這塊一畝三分地上做宣傳拉廣告，參加新聞發布會，必須像小商小販一樣來求我們，為啥？我們就像你們《文匯報》的工商局啊！只此一家別無分店，你不服行嗎？我很生氣，曾把這話轉告副社長劉永碧和外聯部主任陳桂雄，他們都笑了，但也勸我忍氣吞聲，顧全大局，與各地的外宣辦領導都搞好關係。後來我們見到了省委書記聞世震和秘書長高東曉，他們都對我很不錯，外宣辦的張某才態度有了轉變。

　　再後來，發生了一件讓人哭笑不得的事，至今歷歷在目。我們在《文匯報》上刊發了一篇專題報導，說的是瀋陽市郊區的一個中年婦女，心地善良，做生意賺了點錢，辦了個養老院，她蓋了一排瓦房，購置了健身養生設備，把那些沒錢的鰥寡孤獨的老人收養了幾十個，照顧得很好，於是遠近聞名 。有一個香港的做五金小生意的老闆，讀了《文匯報》這篇報導，流了眼淚贊助十萬元港幣給那婦女，他通過報社要我轉交 。我不敢怠慢，但此事被市外宣辦領導某人知道，他在電話裡對我大發雷霆。說憑啥我們地盤上的事，你《文匯報》瞞著鍋台上炕？你眼裡還有沒有黨委宣傳部？他說你應當把支票先給我們，由我們開個會，留點宣傳費，把做好事的老闆和婦女找到一快交接，這是慣例，體現社會主義的互助風氣啊！

　　我把情況彙報給港館，問那個商人甚麼意見 。那港人特別偉大，他既不想留名，也不想與任何人會面，我明白了他是謙謙君子，為君子辦事我願兩肋插刀，於是我把支票直接給了那個中年婦女，她好感動！那外宣辦的官員又暴跳如雷，我說尊重捐贈者的個人意見何錯之有？他不想有任何中間層次，你那麼做究竟是為了甚麼？沒想到他直言：我們外宣辦就是要給自己臉上貼金，這臉是黨的臉，咋的啦？我聽了真是無語，如雷轟頂！

二○一一年一月六日於多倫多梅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