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特首的特別助理陳建平，曾任文匯報駐京辦主任，不僅參與支持八九學運報導，而且因一條鄧小平在青島露面的新聞險被拘捕，香港回歸後卻突任港府高官，有何傳奇？

　　香港人對陳建平的名字並不陌生，他是藏在香港特首身後的重要智囊人物之一，經常和董建華，曾蔭權的大名一起出現在媒體上。二○○三年四月陳建平任行政長官高級特別助理，主要負責與內地政府和組織的聯繫。這消息發表時，我還在獄中苦度鐵窗生涯，直到二○○九年我來到加拿大，才在互聯網上讀到。作為一個和陳建平在《文匯報》同事的人，我感慨而又驚訝。

在北京見陳建平的最初印象

　　我認識陳建平，大約是在一九九三年底，即《文匯報》副總編劉永碧和王伯遙在深圳約見我之後不久，他們要我先掛靠在《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的名下，開展東北辦的籌備工作，其實是收拾關齊雲亡命天涯後留下的爛攤子。由於關齊雲的犯法行為，影響了陳建平對我最初的信任。見面時，他隨口講出我給劉永碧寫信的內容，使我明白了他在香港《文匯報》的地位。他負責的《文匯報》北京辦事處，舉足輕重，上傳下達，新聞任務異常繁重。

　　陳建平是在北京飯店接見我的，他歡迎我加入北京辦。他聽說環渤海圈的省市正形成一個對外開放的新經濟聯合體，他還說，日本在大連建立了許多合資或獨資企業，《文匯報》都有許多事情可做。他問我會不會說日語，我的回答令他失望。我連英語都講不好啊，我慚愧地說。他介紹我認識了年過半百的廣告業務員張麗蓉大姐和戴某小姐。接著他又盛情地邀請我到北京飯店的高檔餐廳吃飯，由戴某陪同，暗示我給《文匯報》多介紹廣告客戶。戴某當時三十多歲，長得並不太漂亮，但能說會道，善解人意，對陳主任交辦的各項任務都特別重視，盡力做好。陳建平和戴某都耐心地給我介紹了許多情況，但不提關齊雲的事。

　　那天，我仔細端量了陳建平，他是廣東人，標準的精明相，個頭矮小，身體瘦弱，是一個非常有心計謀略的人，有超凡的判斷力和凝聚力，也是一個敏感的合格記者，又是一位善於拉廣告的生意人。

　　不過，使我迷惑不解的是，《文匯報》在北京最豪華的北京飯店辦公，花費從哪裡來？想到新華社大連支社和《大連日報》的寒酸相，心中愕然。後來才知道，他們租酒店不用花錢，是用報紙版面換來的，《文匯報》把這種經營模式叫作「對數」。

　　我很慶幸，有機會跳出遼寧，希望到北京去跟他們做新聞，但顯然這與總社聘用我做東北辦負責人的目標不一致。一山容不得二虎，故此，陳建平對我略顯矜持。此後我回到大連和駐海南辦事處的林剛一起，寫了大量的短新聞稿件，一時間佔領了它的「中國新聞」版，並承辦了大筆的廣告，這促使社長早下決心，把東北辦正式建起來，我也儘快從北京辦出走自立，和陳建平分手了，由同事，下級，變成了平級，雖然，他還是大哥大。

魯平的愛將、李肇星的好友

　　九十年代初期，香港還沒回歸前，內地的資訊相當閉塞落後，只知《大公報》不知《文匯報》。一九九三年初，《大公報》領先在長春成立第一個記者站，由邵幹當領導。後來，我去辦《文匯報》註冊手續的時候，市政府外經貿委負責立項的女士竟報案，說是有個香港的反動報紙派人要在大連註冊，懷疑我是國民黨特務......最終歷時一個多月，蓋齊了八九個印章，才領到首席代表證和營業許可證。可見，《文匯報》東北辦的創辦多麼地不易！

　　陳建平與我不同。北京對香港《文匯報》、《大公報》、《商報》三家共產黨的報紙並不陌生，北京的各大星級酒店和外企大都有這些報紙的常年訂戶。甚至連香港《東方日報》、《蘋果日報》也能看到。問題是，中國領導人總是一方面希望港報吹捧他們，一方面又不斷地做與普世價值相左的壞事，經常打壓批評他們的媒體。連給予資金支持的《文匯報》都不例外。

　　「六四」之後，因《文匯報》駐京辦曾支持學運，改組領導方面就特別謹慎，經過精心考核，任命了陳建平為主任。因為第一，他是中共黨員，第二，他在廣東省委宣傳部是處級幹部，第三，他做記者的綜合能力比較強，第四，他和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很有私交，這最後一點尤為重要。魯平與中南海的上層關係非同一般，他在處理回歸前的香港事務方面，深得高層的賞識。《文匯報》得到魯平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事。

　　因此北京辦事處主任陳建平，不久就調進報館。他多年在京城八面威風的工作，積累了廣深的人脈關係，甚至直通中南海，這就使香港總社的社長，總編等人都敬他三分。這些領導的任命名義上歸國務院新聞辦和新華社香港分社宣傳部直管，其實，誰在中南海有後台，誰就說了算，因而，陳建平的言語對社委會的人事任免頗具影響力，他在《文匯報》的風光可想而知！報社一位領導告訴我，陳的太太身患絕症，曾從北京搭專機去英國倫敦某醫院求醫。多年來，我一直不相信一個記者會有如此大的神通，他可能搭乘的是某領導人去倫敦的專機。既便如此，也說明陳兄的能量之大！

　　另從陳建平對李肇星的評價，也可以看出這一點。李肇星任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五年間，和陳建平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他總是把一些重要新聞事先透露給陳建平，再通給香港《文匯報》影響整個世界。後來，作為中共十三大和七屆全國人大新聞發佈會的組織者，李肇星在中外媒體記者中產生很大的吸引力。陳建平曾這樣評價李肇星：在一百七十多名外國和境外駐京記者面前，李肇星總是能以一個讓人接受的形象出現，他跟你交往就像朋友。這實際上，只是陳建平個人的感受而已。

　　不僅如此，除了與魯平、李肇星等有私交之外，陳建平還與香港很多親共的億萬富豪以及國內的大老闆關係密切，特別是與一些中資機構派駐香港的各種名義的企業、辦事處、分公司領導等來往頻繁，故他的人脈資源，在左報記者當中堪稱罕見。所以，他不把類似我這樣的來自基層的小主任放在眼裡，但社長張雲楓談起他時，都以「建平」相稱，顯得非常親切。但春風得意，無暇旁顧之時，往往災難就會靜悄悄地走來。

報導鄧小平消息闖下大禍

　　大約在一九九四年，陳建平就是這樣遇到了一個突發事件，頗為類似我入獄前的遭遇，只是他比我走運而已。

　　鄧小平晚年重病在身，他最後一次露面是在十四大閉幕之後，看上去明顯地衰老了。直到一九九七年去世之前，海外不斷有媒體拿他的健康說事，為了對外闢謠，也為了表示《文匯報》的權威性，或顯示陳建平消息靈通，有一次，劉華清陪同鄧小平在青島或威海觀看海上軍事演習，此事被《文匯報》以幾百字的篇幅披露了，當然石破天驚！ 

　　陳建平沒想到喝涼水塞了牙，他的傑作使《文匯報》闖了大禍。據說鄧小平、江澤民大為震怒！國安部把這篇報導稱為「嚴重的洩露國家機密的行為」，不僅要追究社委會的責任，而且要立即拘捕記者陳建平。北京辦事處一位知情者後來對我說，國安部的特工興師動眾地趕到了《文匯報》新址安定門外大街京寶大廈四一八室，警車就停靠在馬路邊上。幸虧那天陳建平外出開會，不在室內，並且第一時間得到拘捕他的消息，立即坐上飛機，跑到內蒙古呼和浩特去了，不知藏在哪家酒店，社長都找不到他。假如他當時被抓住了，進了法律程式，要再釋放就不是那麼簡單。中國的事兒就是這樣！事緣那時鄧小平還有一口氣，江澤民看他快死了，不想讓別人以為他還能影響政局！這真是《文匯報》拍馬屁，拍到了蹄子上，沒受表揚，還倒了大楣！

　　報社高層幹部的醜惡嘴臉立即暴露無遺，大家不約而同地都把責任推到陳建平身上，要抓要判，他自身負責（這頗為類似我坐牢之前的情況：文匯報聲明我已離職，並不承認我批評馬向東的新聞稿是首先在黨報透露的）。陳建平運氣好，報社還沒來得及對他進行組織處理，事情就有了重大轉機。最可笑的是，以前與陳建平是鐵哥們的報社辦公室主任劉某昌，在接到陳從內蒙打來的求助電話後，不是積極想辦法救他，而是落井下石，第一個跑去向上級報告他的行蹤，並積極參與對陳的整肅。其他人也對陳的事冷淡回避。這時，反倒是《文匯報》前輩劉銳紹在「美國之音」節目中為陳建平的新聞報導辯護，認為報導軍事演習是正常之事，不應當受到打壓。

　　香港記者因言獲罪，罪名無一不是所謂的「向境外非法提供國家機密」。陳建平多虧有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等高官千方百計地保駕護航，他本人又精明地在遠離京城的外地躲了半年，直到一切都擺平了，他才灰頭土臉地出來協調。《文匯報》在上級的壓力下，做了集體檢討，把陳建平辭退了，但為了虛偽的面子，如同對待我一樣，讓陳建平寫了主動離職的申請，從此《文匯報》與他撇清了關係。劉永碧親自跑到北京代理了辦事處主任，直到曾書萬上任才回香港。聽說，《文匯報》還為陳建平帶走自駕的汽車而惱怒，在它的歸屬問題上，陳建平與總館發生了分歧與爭執，後來也不知道如何解決的。反正雙方很不愉快。

　　我最後一次見到陳建平，大約是在一九九九年，地點竟是香港北角的殯儀館，《文匯報》財經新聞部的主任陳堅明在美國採訪期間心臟病發作猝死，出殯時剛好我在香港，在追思會上，竟看到了陳建平，他匆匆地趕來向老同事鞠躬道別，沒有一個《文匯報》的領導主動和他打招呼，彷彿不認識他一樣。

當上特首助理令《文匯報》尷尬

　　人生真是難料，誰也想不到，被《文匯報》冷落了幾年的北京辦事處主任陳建平，經過長時間的沉寂之後，忽然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官的行列。一九九七年他出任特首董建華的特別助理。實際上，在這之前，他已默默運籌了許久，他先是參加了由邵友保等港商搞的「香港明天更美好基金會」的活動，和資金雄厚的香港大財團交往很好，又通過以前中南海的老關係，把自己推薦給了董建華。據說，這使《文匯報》非常尷尬，最初他離職時，誰也想不到陳建平還有今天，要知道，特助是新聞資訊最靈通的人士，作為一張港報，多麼需要他的支持啊。可惜，由於「六四」以後《文匯報》的領導層，已經沒有了敢於「開天窗」的李子誦式的人物，剩下的人已被嚇破了膽，他們失去了遠見，在陳建平的問題上吃了大蒼蠅，所以二○○○年底之前，香港很多報紙都披露了特助陳建平的年薪，以滿足讀者口味，唯有《文匯報》裝聾作啞，不作報導。

　　據黑龍江新聞界知情人士披露，每年冬天，陳建平都會約上香港風凰衛視的老闆劉長樂一同到哈爾濱觀賞冰燈和滑雪，但他見到新朋舊友從來不提《文匯報》一個字，如果誰談及《文匯報》，他也沉默不語，但很多人都知道他過去是北京辦事處主任。一九九四年，在我接任東北辦首席代表以前，黑龍江省的新聞，是他的報導範圍，他每年都到這裡參加由哈爾濱政府舉辦的冰雪節開幕式。

　　他不提《文匯報》，顯然是心靈受傷之深使然。一個堂堂的京辦主任，為社長總編等人辦成了無數件好事，受惠於組織，得益於個人。比如，江澤民的心腹滕文生之子，即被陳建平調入辦事處工作，等等，還不算每年編發的吹捧共產黨的數百篇文章，為黨的喉舌承辦的上千萬的廣告款。只因一篇巴掌大的小稿，《文匯報》就與他翻臉了，確切地講，是共產黨對他翻臉不認人！我想，陳建平憋著一股氣，才爬上了香港特助的位置吧！

　　據香港新聞界朋友透露，最初《文匯報》高層不好意思找他辦事，以為董建華任期滿了，他或許就會離職。但不料，到了曾蔭權時代，他不但保留了特助職務，而且還官升一級，繼續成為新的特首的「政治設計師」。據報導，曾蔭權在北京宣誓就職，在先後與總理溫家寶和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會面中，他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感謝中央的信任」。這句話，他前後講了幾遍。而且，六月二十三日中午當飛機抵達北京機場時，他走出機艙，一路小跑前去與接機的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握手。香港媒體指責曾蔭權如此表現說，到底是他本人要向北京高層表現出謙卑和忠誠，還是他的助手給他的建議？曾蔭權此次上京，隨行人員中包括被認為是其「政治化妝師」的高級特別助理陳建平。他少不了教他的新主人與中央領導接觸的「招數」。

陳建平任命來自他的大陸人脈

　　據香港媒體報導，陳建平是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之前，由北京國務院港澳辦前主任魯平推薦，出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特別助理的，從此進入港府建制之內，一方面協助董建華處理與北京的關係，另一方面，作為北京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裡的耳目，更在某種意義上，起到了監視和牽制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的作用。這說明寫這篇報導的人，不太瞭解中共和陳建平，共產黨對香港的控制早已深入骨髓，沒有必要用陳建平這樣知名度高的前《文匯報》記者代勞。如果他是特工，起監視作用，那麼九十年代初，安全部抓他幹嘛？ 

　　我的理解是，陳建平的任命，應是他在記者職位上多年積累的人脈關係所致。不論是董建華，還是曾蔭權，都不能按照內地人的價值觀和方法去北京協調，而陳建平具備這個能力，又會保護這些資源，而且得心應手。

　　所以，擔任行政長官特別助理的陳建平，不僅是給特首草擬發言稿，而是政治上出主意，行動上牽線搭橋，以至於被媒體責為講稿「字裡行間可以發現相當濃厚的內地風格」，則是表面文章，何足掛齒？我們可以看到，曾蔭權北京宣誓就職時的新聞公報稱，陪同的官員有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新聞處處長蔡瑩璧、行政長官私人秘書葉文輝及高級特別助理陳建平。而後來的許多次重要會議，比如四月二十一日的「海南省博鰲亞洲論壇二○○八年年會」等。人們都可以看到陳建平不離左右的身影。

　　不論如何，在陳建平的內心深處，肯定保留著一個角落，那就是：「六四」！他絕對不會贊同屠殺，正如他不會接受國安部對他的拘捕一樣，所以當《人民不會忘記》一書再版時，他並沒有反對編者的善意。二十年前，六十四名曾採訪過北京民運的香港記者，為了讓歷史記住這件大事，集合大家的報導，出版《人民不會忘記》，一紙風行，早已斷市。「六四」二十周年時，此書再版，這六十四名記者中，就有《大公報》的陳傑文和《文匯報》的陳建平、劉銳紹等人。

二○一○年六月十八日於多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