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見中共媒體渲染、消遣斯維特蘭娜之際，我卻對她充滿同情、諒解和敬意。她是二十世紀獨具魅力的驅魔人，也影響到我的人生走向和寫作思路。她自覺流亡44年，留下的《給友人的二十封信》和《僅僅一年》，是反共產極權主義流亡文學的里程碑。

●青春時代的斯維特蘭娜。16歲從英文雜誌知道母親死於自殺，
開始和父親斯大林離心離德。（本刊資料）

　　一個月前，斯大林唯一的女兒在美國威斯康星州去世，她活了八十五歲，她的姓名是「斯維特蘭娜．阿里盧耶娃」。斯大林時代過去了六十年，蘇聯時代也過去了二十年，為甚麼斯大林這早被遺忘的女兒的去世還能成為世界性新聞？中國各大網站都加以報導。谷歌簡單搜索就是七百六十萬條。

　　這些報導都集中在她的叛逃和婚姻上。渲染成一條「克里姆林宮公主」逃亡記式的奇情新聞，卻沒有人去挖掘歷史的內涵。但眼尖一點，就可以發覺，中共媒體即便是南方報業，作深入報導時，也動了手腳，將這位「紅色公主」扭造成一個暴烈、叛逆、絕情、任性、出爾反爾的女人，她的命運則是嚐盡了「叛逃」的孤獨、失望和貧困。將她譴責斯大林是「一個精神和道德上的魔鬼」，改魔鬼為「怪物」。將「叛逃」二字加上引號。

文革時代讀禁書初識其人

　　可是，作為她三十年前的讀者，我卻對她充滿了同情、諒解和敬意。她是二十世紀最有魅力的驅魔人，也是影響我人生走向的人物之一。一九八○年，當我跨過羅湖橋進入香港社會時，帶在身邊的心愛的書，除了新版《辭海》和愛倫堡《人、歲月、生活》外，就是斯大林女兒的《給友人的二十封信》。文革對於我，如果還有值得回味之處，就是在七十年代中期看了一批內部出版的禁書，其中刻骨銘心的是《赫魯曉夫回憶錄》和《第三帝國的興亡》，關於斯大林女兒的故事，正是《赫魯曉夫回憶錄》中令人大開眼界的章節。而納粹的歷史則讓我將文革的認識提昇到法西斯暴政的層面。這兩本書我甚至作了幾萬字的筆記。

　　那時的昆明處於一片混亂，弄到一本奇書，在閱讀圈傳閱時，只給一兩天，廢寢忘食才跟得上，常常看到「東方紅」，早上穿過馬路上廁所，和那些端屎端尿的婦女小孩爭道（很多宿舍沒有廁所，各家自備馬桶）......閱讀禁書「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感覺令人難忘，也啟發著未來自由寫作的夢想。

　　今天那些給斯維特蘭娜隨意潑污水的人，如果不是奉旨作文、迴避要害，就可能根本沒有讀過她的書。《給友人的二十封信》，只有十五萬字，何以成為世界性暢銷書？誠然，與作者的叛逃有直接關係，蘇聯大獨裁者的女兒居然成為父親的反叛者，專制黑幕的親身揭露者，這層意義之驚人，對中國人來說，只有林彪九一三的叛逃可以相比。這本書便成為斯維特蘭娜叛逃事件萬眾矚目的焦點。當時正處於美蘇冷戰的高峰時期，蘇聯已然擺脫斯大林主義，但整個黨國體制尚未改變，五六至六零五年間以政治原因判刑者達四千六百餘人。

●中年斯維特蘭娜。1967年41歲叛逃美國。攝於是年8月
在紐約長島會見記者時。（LIFE）

二十封信：一部家族毀滅的痛史

　　這二十封信，寫於一九六三年，是一部「抒情性信札」形式的家史。從一九五三年斯大林中風病死現場起，描述父母近親家族每個人的命運，重點是母親和母系親人的不幸遭遇，透過蘇聯這個金字塔頂峰家庭的神秘內幕，展現斯大林恐怖統治的專橫與血腥。寫書時，作者已三十七歲，在特權環境中成長的她，已有傳奇的初戀和兩次婚姻，她的專業是文學歷史研究與翻譯，並有著作出版。

　　一九六三年，是赫魯曉夫執政的末期，中蘇分歧已經公開化，蘇聯國內的不同政見者運動興起，知識界的自由言論十分活躍。斯維特蘭娜的思想與此同步，她的書貫穿著「後斯大林時代」在蘇共二十大精神下成長一代的反叛意識。她在該書的尾聲中寫道：

　　「數以百萬計的人毫無意義的犧牲了，數以萬計的有才華的生命過早地死去了。這種損失的故事，二十本書也說不完，更何況是二十封信。」

　　她悲哀地相信「善會勝利，善能戰勝一切，雖然它來到時，最好的人已經死去，不公正地莫名其妙地死去了。」

　　二十封信最沉重的部份，就是對死亡的記錄。她母親一九三二年自殺而死，時三十一歲，她在十年後才知道真相，十六歲的她從此動搖了對父親的絕對崇拜，並繼而體認到他的獨裁本質，在壓力下生活，直到五三年父親去世。在斯大林時代，她母親的義父、姐夫，她的舅舅、她的姨媽、斯大林前妻的兄嫂都被捕、處決，還有他們家的老朋友布哈林......

　　她母親是屬於狂熱擁抱革命理想的一代，她的單純與敏感，發現丈夫斯大林並不是她想像的人，而陷於可怕的幻滅，可以連孩子也不顧地走向自殺。她的大哥斯大林前妻之子雅可夫，也曾因受不了父親，自殺未遂，竟被斯大林嘲笑「連槍也打不準」。後來雅可夫作戰被俘，德軍要求以他交換被俘之德軍將領，被斯大林冷漠地予以拒絕......斯維特蘭娜和父輩領導人從小到大都很熟，她目睹了那時候「人們猶如黑夜裡的影子似地突然就消失了。」蘇共「十大家族」每家都遭受清洗之害。

父親粗暴干預她的初戀

　　二十封信詳細描述她和父親二十七年的家庭生活，包括母親死後，斯大林如何將感情都寄托在她身上，如何愛她、寵她，直到她成年後開始分道揚鑣。原因除了母親之死的啟示，就是在婚姻上和父親不斷的衝突。

　　第一場衝突是，一九四二年認識青年劇作家卡普勒（1904─1979），她十六歲，卡三十八歲（這個年齡差，和她父母結婚時的年齡一樣）。正當她獲悉母親之死真相後的苦悶時候，卡普勒的浪漫才識，讓她陷於愛的漩渦（卡是《列寧在十月》電影劇作者）。一舉一動全在秘密警察監視下的電話、通信，全落入斯大林之手，老父怒不可遏，一頓訓斥，兩記耳光，毀掉了父女情。她寫道：「我曾是他親愛的女兒，從此再也不是了。」卡普勒為他的浪漫，付出被監禁流放十年的沉重代價。

　　其後，斯維特蘭娜分別在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九年有過兩次婚姻，兩次離婚，都與斯大林干預有關。父死後，她獨居了十年。《給友人的二十封信》到此為止。她是應友人之邀寫的，並不打算出版，也不可能出版。這本書感情真摯、文字優美，哀而不傷，但那些娓娓道來的悲劇，仍然十分震撼。那位友人看過手稿後，寫信給她說：「天哪，多麼黑暗啊，多麼暗無天日，這麼多人死於非命，可怕，真可怕！多麼不幸的國家啊，想一想是誰在統治我們啊。」

初到美國一年受到明星般歡迎

　　斯維特蘭娜一九六七年從印度叛逃美國，並非早有預謀，而是與她第三次婚姻有關。其始末詳載於她的第二本暢銷書《僅僅一年》，這是她扺達美國後的第一本書，寫於一九六八年夏秋季節，時居普林斯頓。這本書寫從離開蘇聯到定居美國的經過，可讀性很高，她和印度勃拉哲士．辛格的相戀，是書中的重頭戲。

　　二十封信的出版傳聞，沸沸揚揚。莫斯科聞訊極為緊張，透過名記者維克多．路易斯搶先在英國出版她留在國內的手稿，抹黑她是「一個性欲旺盛的女瘋子和乃父的親密助手」，還說她已住進了「瘋人院」──一時間各大媒體紛紛轉載她的回憶錄、文字、照片，各出奇謀、錯誤百出。只有在哈潑的正版面世後，她才接受電視訪問，並接待各國記者於長島。她這先後兩本書的熱銷，給她帶來可觀的收入，維持體面的生活，自是不在話下。

　　精神上也是豐收。到處受到明星般的歡迎，每天收到大堆的鮮花、信件。不少好心人邀請她去居住，不止一人向她求婚。數十家大學和教會邀請演講......她看到了一個她在蘇聯想像不到的熱情、善良、美麗的美國。時時情不自禁而落淚。會見名流中，最令她激動的是列夫．托爾斯泰女兒，她對布爾什維克的血腥革命深惡痛絕，而堅拒返回俄國。

　　蘇聯總理柯西金來聯大開會卻說她「精神不穩定」、「她有病」，「在政治上被人利用。」說她的書有損蘇美關係。

《僅僅一年》詳述叛逃歷程

　　斯維特蘭娜和辛格的相識發生在一九六三年，二人在克里姆林宮高幹醫院住院期間。辛格是印共二十八年的老黨員，出身印度貴族世家，時已五十四歲，由於相談十分投契而生情緣，斯維特蘭娜為他的高尚氣質所折服，也因為此時，她已皈依東正教。辛格是一個虔誠的教徒，和甘地非暴力哲學的信徒，屬印共的溫和改良派。此時老弱多病。斯維特蘭娜對他一往情深，顯然與她婚姻失敗、精神苦悶很有關係，可是，蘇共不批准他們結婚。

　　六五年五月，柯西金當面教訓她：「你這樣年輕健康，為何不找一個壯壯實實的年輕人，要找一個病歪歪的老印度教徒？不行。我們堅決反對他帶你走，印度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我去過，他們對婦女也不好......」她辯說，辛格已經住在她家，他病重，我有責任──無奈，結不成婚，辛格一病不起，「終於共同生活一年多之後，死在我懷裡。」她要去印度為辛格做後事的申請，卻得到批准，條件是兩周後必須回國，且派專人跟蹤同行。

　　小時就很喜歡印度的她，到了印度，非常能融入環境，親友待她也極友善，她想留下不歸的意志與日俱增，回程一再延期後，她在登機的前一天毅然走進美國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迅速得到批准。當晚就被大使館安排飛往瑞士。她在聲明中特地說明，不願回蘇聯的另一個原因是宗教信仰，她認為甘地學說比共產主義更符合她的觀點。那年，她四十一歲。

　　在瑞士，她見到美國著名蘇聯問題專家喬治．凱南（1904-2005），這位前駐蘇大使給了她一些親切的到西方之後的引導。她在《僅僅一年》中將自己的心路歷程陳述得極為清晰，表明和過去決裂的意願來自深刻的體驗和成熟的決斷。包括對斯大林更為有力的否定：

　　「我成長中家庭一切不正常，令人窒息，母親自殺是走投無路最雄辯的象徵。周圍是高高的宮牆，到處都有秘密警察。那個精神空虛、冷酷無情的人，把自己和同事、老友、所有親人，整個世界隔離，將國家變成監獄。略有思想的人都被撲滅，無一倖免，那引起千百萬人恐懼憎恨的人──就是我的父親。」「我是他精神毀滅的見證，看到他逐漸變成一座陰森森的紀念碑。」

　　她說，父親死後，她也進一步看到他一手建立的這個黨和個人迷信、恐怖制度有深刻的一致性，父親的那些同謀也不能逃脫罪責，這個謊言基礎上的大廈從上到下已經散架。「我們這代人對國家、革命和黨的歷史太無知了，人們對我們隱瞞真情為時太久了。」

　　斯維特蘭娜說，她在父親葬禮上，違例沒有吻死者額頭，父死後從未去墓地拜祭。她說擺脫斯大林神話，她比一般斯大林主義者更為困難。父親幹的壞事太可怕了，知道越多，理解越深，越可怕。犧牲在他手下數以萬計的人，包括媽媽。他知道他幹了甚麼，他不是精神病患者，也不是誤入歧途。他專心致志的事情就是算計敵人、爭競者，用恐怖手段消滅他們。她有一次為女同學父母被捕求情，父親大吼：「他們是叛徒、敵人、反革命，必須消滅，像踩死臭蟲那樣！」

●晚年斯維特蘭娜，2010年，美國威斯康星州。在此隱居二十多年。（本刊資料）

晚年避世，不改叛離之志

　　看到斯維特蘭娜這些透視斯大林的文字，不禁令人想到另一位當時正在上海提籃橋監獄備受折磨的不屈女性林昭。她為後人留下的蘸著鮮血的文字，一樣是對獨裁者，中國的斯大林決絕的反叛。毛澤東不僅沒有從斯大林暴政中引以為戒，反而變本加厲推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屠殺，殘酷殺害了大批林昭這樣的理想主義者。今天，歷史仍然這樣無情，四十多年後，在毛澤東陰魂不散的中國，林昭被封殺，斯維特蘭娜老太太去世，也不放過她。斷章取義，歪曲她的思想，褻瀆她的靈魂。用以防範高層的反叛和欺騙單純無知的年輕一代。

　　「斯大林女兒叛逃」的熱潮過後，斯維特蘭娜在美國住下來。一九七○年，她和美國建築師Ｗ．彼得斯結婚，生女奧爾加。三年後，再次離婚。為了女兒接受更好的教育，她帶女兒去英國上貴族學校，一九八四年，她的積蓄所剩無幾，為了女兒獲得免費教育，她選擇回國。回國後，當局在物質上給予優待，她也發表了一些諸如美國和蘇聯好壞差不多、變節者沒有完全的自由之類的話。但是，當局沒收了她的護照，她又受到秘密監視，更加十四歲的奧爾加完全不適應俄國的生活環境，而她欲重溫和國內子女團圓的舊夢也告破滅，她那地理學家的女兒卡佳甚至不願見她。

　　一九八五年，她又從格魯吉亞出境，返回美國。從此，她以「拉娜．彼得斯」之名隱居在威斯康星州，她要讓「斯大林女兒」永遠消失，但正如喬治．凱南一九六七年告誡過她的：「因為你與斯大林的血脈關係，陰影將到處追蹤你，你要比常人有更大的勇氣、耐心與信心。」去年一個俄羅斯電視台為拍她的記錄片，找到了她，她回顧一生說：「我從來沒有過普通人的生活，這已寫在我的額頭上，人們都知道我是誰。這就是命運，我必須接受這種命運。」

　　她更令人印象深刻的留言是：

　　「我入籍美國已三十年了，我沒有背叛美國，我不想講俄語。我一直憎恨俄羅斯，蘇聯時期的俄羅斯。無論怎樣，我永遠不會回到俄羅斯。我已經不是俄羅斯人。」她的晚年，已經和普通美國老年人一樣，孤獨而閒適，沒有兒孫滿堂，她的愛，已經屬於上帝。

　　斯大林女兒的結局被中共媒體渲染、消遣，對她的書卻一筆帶過，但是，當代中國還有多少人會為此所誤？三十年來，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叛離者，已如過江之鯽，有幾人能風光一世？落魄者又有多少？斯維特蘭娜不善理財，我行我素，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斯維特蘭娜以她那高不可攀的紅色公主之名，給了共產帝國無可比擬的一擊，誰能估量她對終結冷戰、瓦解蘇東的影響有多大？她那執著的反叛精神又有幾個異見者可比？她對於極權主義的逃亡長達四十四年不回頭，她渴望自由的追求從少女時代延續到終老，那不正是林昭在《海鷗》詩中夢想的極致？（還記得林昭在獄中送給張元勳一隻小帆船的寓意嗎？）

艱辛的流亡者驅魔之路

　　今天寫這篇文章，作為本刊的主編，也是借此創刊二十五週年之際，向讀者作一個交待：我的政治思路從何而來？

　　蘇共的演變和中共反右、大飢荒以來一系列倒行逆施，都同時儲存在我的大腦記憶體中，這兩個共產大國發展到不共戴天而以億萬國人的犧牲為代價，實質是毛澤東害怕受到死後如斯大林一樣的清算。蘇聯民主轉型，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的軌跡清晰可循。中共又怎能逃脫這樣的宿命？中國批毛和蘇聯反斯大林一樣是民主化的當務之急。

　　因此，我來香港加入政論界後，便不遺餘力，推銷「修正主義」。早在中蘇論戰時，我已無保留的站在「十評」的對立面，一面倒同情和理解蘇共二十大路線。那時，大陸沒有西方資訊可借鑒，我和少有的朋友都認為，走蘇修之路，至少好過你老毛的無法無天。

　　入行之後，發現香港評論界對蘇中關係相當隔膜，兼有民族主義偏見。在英美反蘇傳統下對國際共運的內部分化嚴重忽視。在我推薦之下，赫魯曉夫回憶錄評中共的第十八章，首次在港中文發表（大陸那時內部發行的赫魯曉夫回憶錄刪去此章）。繼之又發表評介中共親蘇派及赫魯曉夫的歷史功績等文章，再推薦發表「五七一工程紀要」全文。突破八十年代初期香港政論刊物的侷限。

　　本刊八七年創刊後，正是戈爾巴喬夫上台推行改革之際，蘇東局勢好戲連場，直到一九九一年蘇共倒台蘇聯解體，似乎才有更多人注意到「堡壘最易從內部攻破」的道理。蘇聯民主轉型也就成為中國未來模式的選項之一。二十年來，我撰寫多篇研討這一選項的文章，本刊則發表了更多相關的佳作。

　　以我的觀察和資料來源而言，雖然現在已有更多的官方檔案可供選用，但赫魯曉夫、斯維特蘭娜一類的自傳與回憶錄仍具有獨特的價值，不僅在於正史少載的見證與感召力，也有鮮明的比較學的啟示。

　　重溫《給友人的二十封信》及《僅僅一年》，對照中國今日的政局民情，會深感和六十年代「後斯大林時代」蘇聯何其相似。書中的議題沒有過時，可以引起我們會心的共鳴。換言之，中國的政治發展落後蘇俄至少半個世紀。

　　而斯維特蘭娜流亡西方的經歷，更讓人感到親切，她當年面對的困擾和內心掙扎，依然是今天許多在中共體制內苟且偷生進退兩難的人們的寫照。那些一個個活躍在她的字裡行間命運各異的人物，不由人想到中國的林昭、孫歷生、戈揚、遇羅錦、戴晴、張戎......當然，也會想到今日中國，多少紅色公主、王子王孫的飛揚跋扈，自鳴得意。他們怎能理解斯維特蘭娜的選擇──就像一群啄食的雞，永遠不會仰望翱翔藍天的鷹一樣。

　　我們這些以寫作為業，立足西方的中國流亡族，道路之坎坷，和斯維特蘭娜並無本質的區別。這條路從來是如此艱辛、不易，但只要魔鬼統治著我們的祖邦，就有驅魔人山水獨行、百折不回。斯維特蘭娜走完她的一生，留下無與倫比的啟迪，她是這個時代偉大的先行者，更是勇敢女性的典範。

（二○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