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本文早於前幾年經已寫成，等待時機，未曾公開。自華叔離世後，許多新聞或訪問中，都提及學友社，很多人都關心華叔那段歷史的真相，遂認為是坦誠交待我所知道的一切的時候了。

　　記得那是一九五六年聖誕節前，當時我是親共香島中學的一名十七歲高中二年級學生，在中共香港地下黨員關曼瑤老師的帶引和介紹下，我加入了共青團，剛剛舉行過入團儀式，便奉關老師之命，去參加一個名為 「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學友社」）的外校團體主辦的聖誕晚會。所謂外校是香島，培僑，漢華等親共學校以我為主地對其他學校的稱呼。

　　關老師告訴我，在國內面臨解放的一九四九年前後，香港許多熱情進步的年青人嚮往毛主席建立的新中國，在民族解放精神的感染下，經地下黨的影響和組織，成立了許多的活動團體，包括聯青歌詠團、虹虹歌詠團、學餘聯誼社、青年國樂社、海燕歌詠團、新青劇藝社、香港學生讀者俱樂部、文藝青年聯誼會等等。至五○年因電車工人罷工還引發了「羅素街事件」。群眾的革命熱情招來了港英政府殘酷的鎮壓，香島中學盧動校長及一些文化人和工會領導人遭強行遞解出境。港英葛量洪政府通過〈社團條例〉立法，拒絕社團註冊，取締社團活動，十人以上的聚會可成非法集會而入罪。總共有三十八個中共領導的團體受到迫害而停止活動。地下黨停止了與黨團員之間的組織關係聯絡，損失了不少能幹的黨團員和積極分子，群眾活動差不多處於停頓狀態。

地下黨唯一公開活動的學生組織

　　不過在眾多被迫停止活動的社團中，卻有兩個地下黨直接領導的社團獲得注冊而幸存下來。關老師說：那就是「學友社」和「業餘音樂研究社」。為甚麼這兩個社團能成功註冊呢？我問。「黨領導認為，這就是港英政府高明之處，沒有把地下黨的活動堵死，留下兩個通氣口，以便明察和監督。我們之所以取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這樣一個怪怪的名字，完全是為了減少政府對它的敏感度，以便於注冊。」她繼續說：「當時，地下黨停止發展黨員，原已發展的共青團員也就當作黨員使用，有一段時期就是黨團不分，以小組或單線聯係（註１）方式進行。許多社團活動化整為零轉入地下，學友社則以不掛五星紅旗的非政治性文藝學生團體面目而活動，繼續團結外校學生。學友社是黨的外圍組織，內裡有黨團員在領導著。」

　　這麼說來，學友社豈非黨的唯一能公開組織活動的學生團體？讓我對參加這個聖誕晚會充滿著期待。關老師只叮囑我要到那裡廣交朋友，做好團結外校學生的工作，並未交待原因和具體任務，我也遵守地下工作原則不便多問。事實上，幾年香島生涯中，關老師已不斷地指導我接觸校外青年學生。香島的各種外校學生關係，都是我要去聯絡和團結的對象，經常組織旅行，茶會，家訪等活動。因此，不問，我也大約猜到黨的意圖了。

　　那天，我懷著興奮好奇的心情，帶上一份聖誕禮物，銜命獨自赴會。那學友社的社址座落深水元州街一二九號三樓，是一幢舊式街角唐樓，打通了約千呎的民房，還有上一層的天台可用。門牌號碼讓我想起小說《青春之歌》主角林道靜不就是在這「一二九」運動中成長的嗎？有了這些革命浪漫主義的聯想，學友社在我心上更蒙上一層神秘的色彩。

　　站在門邊上，已聽到一陣陣清脆的歌聲，約有四、五十個青年人正在那裡快樂地交談嬉笑。他們非常熱情地招呼我，使我有賓至如歸之感，一晚之間便認識了不少的朋友。

學友社的歡樂浪漫吸引學生

　　開初大家坐在一起唱的是我非常熟悉的中國民歌和蘇聯歌曲，牧羊姑娘、敖包相會、喀秋莎等。跟著人們手拖著手跳起了我非常喜愛的集體舞，有匈牙利三人舞、友誼舞、拜年舞等。我參加過香島的舞蹈組，現在跳起來駕輕就熟。我驚奇於外校竟有這樣一群生活健康的青年人，我高興地融入歡樂的氣氛中，毫無疑問，我與這些青年沒有絲毫的隔閡。

　　晚會的高潮是在交誼舞開始之後，只見一對對的男男女女，在幽暗的燈光下翩翩起舞。狐步，探戈，華爾滋，一曲一曲美妙的旋律，把我這個共黨學校出身，從未參加過交誼舞會的學生弄得暈頭轉向。幸好我小時曾隨舅舅去過舞廳，慢三步，慢四步也能應付，不至於手足無措。在交換禮物的歡樂聲中，晚會結束了。可以說我很喜歡這個晚會，也很喜歡這個社團。這裡的歡笑，熱情，自由，浪漫的小資產階級情調是我多年香島生涯中從未經歷過而又令我回味響往的。我想，黨組織指派我參加這樣的晚會，正合我意。

　　隨後的日子，我遵照關老師的指示，參加了學友社每星期六晚舉辦的 「歌舞集」活動，認識的人更多。有一個由歐榮生所領導的領舞組帶領大家跳集體舞，也一起唱民歌，玩集體遊戲，我和這些外校學生玩得很開心。

　　如果在節日裡，有幾個好朋友，同我們歡聚一起，讓我們回憶起，最珍貴的一切，唱起那愉快的歌，為自由的祖國，為光輝的使命，乾一杯再乾一杯......這些大陸青年流行的旋律，也是我們的最愛。我也參加過他們的郊外露營活動，月夜泛舟是我至今難忘的節目。一輪明月照耀的海水上，二十多隻雙槳小艇在平靜的馬料水海灣，邊划邊唱。艇子時聚時散，有時船頭船尾串成一圈，有時三兩小艇連在一起聚談歡笑，好一幅自由浪漫的情景。

　　學友社的學生們都是接受西方資產階級教育，學習西方價值觀，英文朗朗上口，有聖保羅男女、培正、拔萃、培道、聖類斯、英皇、皇仁、香港大學等的學生。但他們熱愛生活，熱愛國家，關心祖國建設，願意提高思想認識，對人生理想有所追求。「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十分指標，十二分幹勁」，是他們常常上口的對自身的要求。他們的表現讓我這個在香島長大的地下共青團員感到非常驚訝，非常好奇。我常想，是甚麼力量使他們具有如此生命的覺悟呢？無可置疑地，學友社內的地下黨力量影響著他們的思想和人生。

一九五六聖誕晚會首次見到華叔

　　關老師雖然命令我去參加學友社的活動，但卻沒有把我的組識關係轉去學友社，因此社內還有誰是黨員團員我並不知道。我禁不住好奇地觀察社內各人的表現。有幾個人特別引起我的注意：首先是學友社常務委員會的主席梁浚升，他是地下人嗎？他在一間洋行裡當文員，年約三十歲，清瘦，中等身材。聽說他在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熱潮中，曾勇敢地在他就讀的學校掛上國旗，當過英雄好漢，但也許是經不起十年歲月的洗禮，我當時和以後見到的他，已經沒有了多少革命激情，橫看豎看也看不出他是一個有能力的領導者，許多事情一望而知並不是出於他的主意，是一個有名無實的傀儡，是有綽號 「媽咪」之稱的一個老好人。他已於九○年代因病過世。

　　公開的主席並不是這個社團的真正領導人，真正的處於幕後，我第一次體會到地下黨的領導模式。我好奇地搜尋幕後的領導者。

　　另一位我留意到的是港大畢業生，富家子弟李×雄，他和我接近較多，像大哥哥般常對我說：「慕嫻，你很單純，是一張白紙，將來在上面寫上甚麼字或塗上甚麼顏色，你就會成為甚麼樣的人了。」他又常說我很像關老師，那麼純粹，那麼熱情，那麼愛國。原來他早已認識她。關老師曾多次組織外校學生回國參觀學習，李×雄參加，因而認識。他向我表達了對關老師的良好印象。

　　一個單純而真誠地嚮往革命，願意獻出自已潔淨的青春的女子，必然擁有一種與眾不同的高貴氣質，像小說 「牛虻」的女主角瓊瑪一樣，那麼純樸無瑕，堅貞不屈，不難讓追求革命的年青小夥子們敬慕不已。我當時想，如果這一段感情有所發展的話，將會是一段非常凄美的故事，因為我看出李×雄不是地下黨人，黨組織不會同意讓關老師與一個資產階級青年發展這種愛情關係。黨組織干預黨員的戀愛婚姻，我是明白的。不過，我知道事情不會發生，黨員要與非黨員結婚，尤其是女黨團員，這是黨的原則，我相信關老師是會堅守的。

司徒華是學友社的精神領袖

　　還有一位吸引著我注意力的就是司徒華先生。回想起來，我第一次見到司徒華應該就是在那一次的聖誕晚會上。他是學友社的始創人之一，一二九社址的租單上寫的，是他的名字。在中共建國之前，香港有一份由親共電影界人士廖一原和陳獨秀之子陳哲民當編輯的刊物，叫 《學生文叢》。司徒華加入成為股東，參與組織讀者會。該刊物在半年後停刊，他們便把讀者會改名為「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並向港府注冊成為合法團體。司徒華是該社第一屆幹事會成員，還當過副總幹事。（註２）根據關老師對我的解說，這段由《學生文叢》轉成「學友社」的過程是有黨員去領導，即是說學友社一開始便是在黨的領導下運作的，相信司徒華有參與整個註冊過程。可是，我於一九五六年參加學友社活動後所見到的司徒華，卻在全社公開領導機構常務委員會中未見有何任職，但在社員中的影響力卻非常之大。

　　觀察司徒華的言談處事，覺得他非常愛國，有理想有抱負，對中國共產黨建設新中國有所期待。他思想獨到，見解深刻，愛憎分明，待人處事親切近人。他主持一個語文班，講授歷史和詩詞。據友人回憶，司徒華的講課資料充足，系統明確，講解生動，非常精彩，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講述魯迅作品和聞一多的 「紅燭」。約有二十多位青年學生包括李×雄在內，對司徒華非常尊崇，很願意接近他。在生活上，學習上遇上困難時都願意向他傾吐，對司徒華一言一語的勸勉都樂意傾聽，彼此之間親如兄弟姐妹般，非常密切融洽。他們之間的談心活動非常頻密，我也曾被兩位外號 「和尚」和 「阿炳」的人個別約談，交流生活思想的心得。

　　司徒華在他們之中就像一個大哥哥，也可說是他們的精神領袖。他被大家暱稱為大 「Cooker」，Cook者，煮也。（註三）記憶中，曾有一次我隨著一班人去到司徒華在彌敦道的家裡聆聽他那風趣的談話，但從未與他有過單獨的對話，不過心底裡對他已產生一份尊敬之念。這種現象是：公開的主席，無能力團結群眾並不是真正領導人，沒有職位的普通社員反是真正的領袖人物。

　　大約在一九五七年上半年，關老師約見，轉達了黨組織對學友社工作的決定。她說：學友社的領導層有嚴重路線分歧，黨組織主張擴大統一戰線，積極擴大團結青年學生，但有人卻主張保守精英主義，不要擴大。鬥爭非常尖銳，已達爭奪領導權的地步，要開展一場「奪權鬥爭」，希望我密切注意。但奇怪的是，她並沒有指示任何具體任務，更沒有吐露詳情。誰是精英主義的主張者？我帶著滿腹疑慮繼續參加學友社的活動。

常委改選名單醞釀向華叔奪權

　　不久常務委員會公佈一項增設贊助社員的決定，並號召擴大招募贊助社員，而贊助社員是有選舉權的。（註４）我很快便發現越來越多親共學校學生加入成為贊助社員參加活動。許多是我認識的，向他們瞭解來社的原因，都說不出個所以然，只說是老師動員來的。當時，我無法想通其個中的原委。直至下半年，關老師又通知我，學友社要醞釀改選新常務委員會，黨要醞釀一份候選人名單，以便通知所有自己人及他們的贊助社員投票。名單共七人，包括有：梁浚升、何雁棠、胡國雄、陳煒良、李綺玲、鄧梓煥、其中竟還有我的名字。關老師說：一定要選出這份名單才能把領導權奪取過來。原來黨的選舉事前就要保證選舉的結果，我也開始明白黨派我到學友社的目的，是為了奪權並掌權。但誰要被奪權呢？事情真已如此嚴重，非得採用這種極端的手段嗎？

　　有一天李×雄找我，閑談中表達了他對選舉的看法，並告訴我他心目中將會投票選舉的人名，我也告訴他我的名單（即黨的名單），我驚訝地發覺兩份名單竟沒有一個人相同。明顯地，黨的名單都是一批聽話的，來自親共學校的，或與黨有組織關係的，而李的名單卻都是一些有獨立思考能力的，與司徒華非常親近的。至此，我才明白，「權」原來要從司徒華這位實質上無權無位的人手上奪取，因為他有群眾。這個發現令我震動不已。司徒華是我所尊敬的大哥哥，我陷入深深的迷惘之中。但是，那時候，我想到的只是，我必須相信黨。

　　我趕快向關老師匯報情況。證實奪權的實質，是先有黨的名單，後有李×雄的名單。我估計是：這一群朝氣蓬勃的年輕人，不願意依黨的旨意行事，選出黨指定的庸碌無能者來當學友社的負責人，而是要另選賢明。以我為例，我只是一個剛到學友社不到一年的新社員，竟然當上候選人，全因共產黨欽點之賜。但「黨不允許另立名單」關老師這樣說：「對不聽從黨意的人，更要伺機剷除之」。

　　加在司徒華身上的罪名很重：認定李×雄的名單，是由司徒華幕後訂定的，這是不聽黨的話，挾群眾自重，我行我素等。一個獲社員愛戴而無權無柄的人，卻被扣上幾頂帽子，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我曾問過為甚麼？黨告訴我：這是階級鬥爭，這是必需的。有不同意見就得不到黨的信任，就要被掃地出門。我深刻地明白了黨的原則，在大原則之下，我沒有異議，我是初嘗黨內鬥爭的殘酷性。

　　後來我才想到，黨之所以先不讓我預知詳情，是為了讓我更逼真地扮演一個矇查查毫不起眼的普通社員，以便取得信任，便於探知情報。果然，在我無意之下，又因李×雄對我的完全信任，而讓我探知了他們另立名單而成為不聽黨話的罪證，作為全面打壓的籍口。過程中，有一點李×雄和司徒華他們並沒有察覺到的，就是黨命令常委會內的黨員操控常委會通過招募贊助社員這個決定，是整個奪權陰謀中最毒辣的一招，也是決定性的一環，讓親共學生可以源源不絕地來到學友社，成為奪權的鐵票。我不自覺地為中共所用而卷進漩渦，做了黨的 「鬼頭仔」，成為一場奪權行動的工具，幾十年後當我覺醒回望，感到羞愧得無地自容，讓我幾十年來背負著沉重的包袱。

五八年改選，地下黨接管學友社

　　選舉並不是在一二九社址中舉行的。這期間，因舊址拆卸，學友社租用了彌敦道七一九號近旺角道街角二樓，即ＡＢＣ麵包店樓上。是一間共有二千多平方呎，包括大小兩個排練場以及寬大的臨街單邊騎樓的寬闊舊式樓房，可容納多項活動同時進行。由拆遷賠償談判，到尋找新址，談判租約以及籌款，裝修，搬遷等工作都由司徒華負責去做。

  　　這時學友社由一個不到一百人的社團，反常地澎漲成為有五，六百贊助社員的團體，九成以上是有選舉權的親共學生。一九五八年初在ＡＢＣ二樓社址舉行的常務委員選舉中，這些親共贊助社員經由老師的動員並醞釀選舉名單，個個用不著知道誰是誰，便紛紛來到學友社，發揮其參社的作用，完成其參社的使命，按黨的名單投票。這就是地下黨在其教育戰線中全面動員的結果。這些中共的子弟兵，像一團團吞噬稻榖的蝗蟲撲向田間般，就這樣蛀蝕了一個好端端的青年學生團體。選舉的結果，自然是黨的名單得勝。選後，那些投票工具便像海水退潮般，陸續離開了學友社。

　　司徒華等人沒有即時離去，他們仍通宵達旦地協助了慶祝建社十周年的音樂舞蹈演出的籌備工作。其間，司徒華亦為應屆英文中學會考生主講了會考中文科的二十八篇課文。但是社內己經完全失去以前的那種和洽歡愉的氣氛。他們一群被奪權的都帶著冷漠，憤怒，輕蔑的神色注視著我們的一切；我們一班奪權者則誠惶誠恐，步步為營，防止著出亂子。有一天晚上，他們中一部份人來到社裡，團團圍坐在大排練場中間，沉默地表達他們的抗議。我們也有十多人閒散地坐立在另一邊小排練場內，不知如何是好。我感到心內的難過。雙方僵持的局面維持了一段時間，為數約二十多人的愛國青年精英們，包括司徒華、李×雄、游×釗、馮×宏、歐榮生、司徒×干、阿炳、和尚等，才黯然離開學友社。那晚上的對峙局面，是我和他們的最後見面，至今不能忘記。

　　經歷了社址的搬遷和那一場悲傷的奪權選舉，我們這七個被選上的常務委員，從此接管了黨唯一的學生團體。梁浚升仍當主席，何雁棠是副主席，陳煒良是舞蹈部，胡國雄是財務部，李綺玲是文書，鄧梓煥是總務部，而我則被分配為聯誼部。七人至少有一半是黨團員。

　　自此以後，學友社仍屬地下黨港澳工委教育戰線所統領，其領導層調進不少親共學校的地下力量，使它的面貌換成了粉紅色，再沒有多少名校精英社員，但卻起著紅線與灰線的橋梁作用。以後的日子，我不斷看到由灰線和紅線送來的地下力量，讓我眼花瞭亂。這一情況維持至六七暴動後才有更嚴重的改變。地下黨在奪權之後，才把我的組織關係轉去學友社，於是有了一次接組織關係安排。我於一九六二年當上學友社主席，一九七四年移民加國時，意味著我已自動脫黨。

　　現在回頭把這件事再看一次，可看到共產黨視掌權重於一切，只會培養聽話的幹部，對逆意的人看作階級鬥爭對象來打擊。司徒華曾向我澄清：他並沒有訂立過甚麼候選人名單，只是中共子虛烏有的打壓藉口。一位有獨立思考能力，有領導才幹，關心群眾而得到青年學生尊敬的人，引來忌才地下黨領導人的恐慌，擔心失去權力而設局嫁禍藉口打擊，就是事件的本質。共產黨容不下有才幹的人，這竟然是黨的傳統，然而，我那時並不知曉。

和華叔通信為奪權事件道歉

　　三十多年後的一九九五年隨著中共的暴政一件件被揭露，它的罪惡統治加於祖國人民身上的深重苦難，使我不斷地覺醒。六四屠殺更給我撕心裂肺的疼痛，那無可名狀的憤怒和悲哀，把我的心壓得快要粉碎。後又看了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有一種要從思想感情上與中共來一個了斷，一個決裂，要奮起行動的衝動。 覺醒後第一件想到的就是「奪權事件」，它的醜惡使我像被人姦污過後，全身沾滿髒物一樣，難以安心，我必須做些事，才能無愧於自已的良心。於是，我不計較是否唐突，不理別人的看法，提筆寫下一封給司徒華先生的信，請香港朋友轉交給他。

　　我寫道：......我曾不自覺地參與了他們對你的所謂「奪權鬥爭」，盲目地認同了他們對你的評價和批判......寫這封信是為了表達我對你的尊敬，也希望得到你的寬恕。......你離開學友社後所做的事，每一件都使我深信你有著崇高的理想和品格，使我無限敬佩......我曾經掉進中共的騙局中，走錯了路，如今經過幾十年痛苦的思想掙扎和反思，我終於尋出了我的路 「重新出發，追求自由民主」，也樂意把我所知道的真相告訴你們。......非常渴望在九七之前能與你聚舊，回復大家的友誼，也想當面表達我對你的歉意。

　　我得到華叔親筆回覆：

　　「所提及的往事一直沒有人告訴我。但三十年來沒有停止過自我思索、反省、對比、印證，我認為我已找到一條越來越分明，雖不中亦不遠矣的脈絡。請不必有任何內疚，對我來說可謂塞翁失馬，否則或許會失掉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不能那麼灑脫走自已的道路做出一點事來。......千萬不要再提甚麼寬恕、歉意等。這往事的真相，暫時還是不宜公開說出來，因為不利戰鬥，一切要從戰鬥的利益出發，個人恩怨算得甚麼呢？」

　　得到司徒華先生的寬恕，我非常感激，他的寬宏大量讓我得到極大的安慰和鼓勵，解開了三十多年的心結，徹底拋下中共加於我身上的包袱，讓我繼續輕裝前進。由於我的無知，當了中共奪權陰謀的工具，傷害了學友社一批愛國精英的感情，我在此僅向各位致以萬分的歉意並請求各位原諒。

　　這個奪權事件還有餘波。那年我同意了華叔「不利戰鬥」的看法，承諾不寫這個事件，甚至於一九九七年當第一篇關於地下黨葉國華的文章發表後，重提應否續寫「奪權」一事時，華叔似有所妥協，他說：「奪權」如要寫還是會有人找到我頭上來的，由我去應付好了。我當時非常感動，我想，這奪權問題雖然可以揭示中共醜惡的本質，但可能要付出給華叔很大麻煩的代價，真是不利戰鬥。權衡之下，我決定堅守我的承諾，不寫。我認為我沒有一定要寫的個人理由。

　　這個承諾持守到六年之後的零四年才被打破。我知道柯其毅正準備把這件事寫進他的書中，而他完全沒有顧及司徒華的境況和感受，一點也沒有諮詢他的意思。我曾猶疑過是否要阻止他，結果沒有，也知道阻止不了，加上當時華叔已不再參選議員，壓力已減，覺得也許是時候擺出這事了。不過，因為知道柯其毅並無懺悔之心，他未必可以如實寫出真相及應有的立場，我也不願讓他來代表我的看法，因此在病中匆匆寫下了那篇「奪權」又因陰陽差錯地沒能在《開放雜誌》上刊登，便低調上了「大紀元網站」，香港沒有多少人看到。而這篇文章卻成為柯其毅書中的資料。

　　我哪裡知道原來香港的輿論界中潛藏一種華叔是左仔，由中共分兵出來搞社運之說，而我的奪權剛好為華叔作了解脫，我無形中也就成為一個證人，證實華叔清白無悔，堅定不屈，讓我放下心頭上的大石。由想阻止到不阻止，還自己寫了出來作為證據，我只可說這是神的安排和掌控。

　　一九九六年華叔有一次北美之行，他接受我的邀請，在行程中抽空到訪我家。（待續）

注１：領導者和被領導者一對一地接頭聯係。

注２：據星島日報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人物版「青春歲月──華叔七十憶平生三段難忘事」訪談。

注３：煮即教導之意。廣東方言。

注４：學友社原社章本只有基本社員而無贊助社員之設，是次決定還付予贊助社員享有選舉權。但學友社在一九五九年公佈的社章中把贊助社員的選舉權及被選權取消。總之一切是為權力操控之需，無法無天。中共對特區 「基本法」以釋法名義的肆意修改，並不是首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