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四成為人類歷史的分水嶺，邪惡與屠殺被粉飾。作為一代記憶工作者，我要寫我的黑暗自傳，我要寫和我一樣生不如死的大量無名者。

 ● 四川以描寫底層社會著稱的作家廖亦武潛渡出國後，在歐洲、美國、台灣等地都受到歡迎。最近留在台灣寫書。（本刊資料）

一九八九年，柏林牆倒塌，東西德國合併。前蘇聯帝國出現崩潰前兆。而在中國北京，卻發生了史無前例的大屠殺，二十多萬解放軍合圍並血洗天安門，射殺和平請願的平民近三千人。這是人類歷史的分水嶺，中國歷史由此成為世界歷史的組成部分。

每個中國人，都記得六月四日凌晨的槍聲。而我，一個先鋒詩人，在槍聲中，在一遍遍重復的戒嚴令中，寫作並朗誦了長詩《大屠殺》：讓我們死在願望裡！讓我們死在自由、平等、博愛這些縹緲的願望裡！讓我們變成這樣一些願望，引誘更多活著的人去死！

六四後的閉嘴、沉默和遺忘

接著我被捕入獄。傳播過《大屠殺》的許多詩人也被捕入獄。當時的中國是一座超級兵營，鋪天蓋地的「通緝令」，車站、碼頭、街道、民居，四處都在抓人。而更多的人要麼已經入獄，要麼正在逃亡。在二十世紀中國，有兩次大逃亡，一九四九，國共內戰，共產黨打敗國民黨，潰退到台灣的戰爭難民，約二百萬；一九八九，六四屠城，偷渡到海外的政治難民，有好幾十萬——令「六四難民」或「六四綠卡」成為歐美移民史上永遠抹不去的關鍵詞。

國難當頭，屠刀當頂，大夥兒嚇壞了。曾幾何時，幾十座城市、幾千萬人參與的幾百次愛國遊行示威，轉眼作鳥獸散。知識分子除了坐牢和逃亡，唯一的選擇就是閉嘴，然後沉默和遺忘。

但是，偌大的東方帝國，不能因為一場血洗，而永遠死氣沉沉。於是一九九三年春天，大獨裁者鄧小平，擦掉滿臉血污，強撐快散架的身子骨，模仿乾隆皇帝下江南，從北京南巡到深圳，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也就是說，大家別糾纏國家大事了，一心掙錢去吧。

有人不願意掙錢，有人要糾纏國家大事，為六四死難者討個說法，如丁子霖和劉曉波，於是就年復一年，被軟禁和監禁。我雖然在一九八九年之前，也算有全國知名度的詩人，可坐牢四年出獄之際，也遭遇物是人非，被大家拋在腦後。

我沒有朋友，那些幾年前一道寫詩寫小說的朋友，都遠遠躲開我，就如躲開六四凌晨的子彈。持久的孤寂中，定期登門拜訪的警察和線人演變為我的世俗朋友，與赫塔．米勒女士對羅馬尼亞的痛苦回憶相似，有時我搞不清誰是線人誰是朋友。比如有一次，警察建議我去倒賣服裝，還自告奮勇，要帶我逛地下跳蚤市場，進假冒偽劣的「名牌貨」。據說十塊錢一條的褲子，一轉手，就賣一百塊錢——真是太設身處地為我著想了——可是，我不想賣褲子啊，無論是內褲、三角褲還是外褲，我都不想賣啊。所以，十塊變不成一百塊，也就產生不了吸引西方政界和商界的「經濟奇跡」。

為了寫作我像四處打洞的耗子

我淪落到社會底層，吹簫賣藝，夜晚掙錢，白天就統統花掉。我甚至成為流浪漢、酒鬼、農民工、妓女和嫖客的嘲笑對象，因為我離過婚、坐過牢，而且還被警察呼來喚去，日子過得不如他們。我是一隻四處打洞的耗子，當然，在獨裁統治下，誰又不是四處打洞的耗子？然而我和其它人形耗子相比，眼睛要更近視一些。因為我還在堅持寫作。

毫無希望的寫作。僅僅因為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之後的坐牢，僅僅因為坐牢撲滅了我的詩意，在祖國母親的變態關懷下，脫胎換骨，成為一個見證者。如果我放棄回憶，牢就白坐了，那些駭人聽聞的折磨，那些令人落淚的死刑犯，那些極端殘酷中的極端溫情，真的就白白流逝了。

與其做個遺忘而膽怯的文人，還不如一開始就接受警察的「美意」，去倒賣服裝。接著投資假冒偽劣的「名牌連鎖店」，接著招大量廉價工人，接海外的訂單，掙美元或歐元，最終也能擺脫獨裁統治，人模狗樣地投資移民。

我周圍的聰明人都這麼幹。比如在電影裡演共產黨領袖人物的演員們，國籍早就換成英國、美國、加拿大或法國，觀眾醒悟過來，就議論說，原來是一幫「老外」在中國鬧革命啊。近期的中國，更是流行「裸官」和「裸商」，意思是這些官和商，全家都移民了，或全家的資產都轉移到西方了，就剩下赤裸裸的一個人在國內當官或撈錢。

在這麼爛的國家，為什麼還要寫？在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場裡，為什麼還要回憶和見證？為什麼過去了二十多年，還要以《一首歌和一百首歌》，把大家拖回一九八九，以及一九八九所引起的監獄黑幕？

為孩子們保存一份罪惡記錄

因為六四槍響毀掉了所有中國人的和平演變夢想。在德國，柏林牆倒塌，是新的上升的起點；而在中國，是舊的下墮的起點，是集體無恥和集體劫難的起點。

我們這代「記憶工作者」，有責任為我們的孩子寫作並保存一份「罪惡記錄」，我們曾喪失尊嚴，我們曾像狗一樣活著；一個手握刀槍的劊子手，曾讓我們一百個人感到害怕；我們曾求饒，我們曾尋求和解或妥協，我們曾在無可奈何中瘋狂，我們曾虐待比我們更可憐的弱者。我們有責任記錄這一切。我們已經失去了現在，我們已經活在經濟騰飛的荒唐和荒涼中，我們已經看不見乾淨的天空、河流和人心，那麼，我們不能夠再失去接近真實的歷史。

如果一個民族沒有記憶，就沒有在地球上存在的必要了；如果記憶中的罪惡得不到清理和清算（至少是文學上的清理和清算），那地球上就沒有公理。沒有信仰。沒有上帝。一代代獨裁下的死難者也就永遠得不到真正的紀念。

所以我要寫我的黑暗自傳。我要寫和我一樣生不如死的大量無名者。盡管我的手寫原稿被警察抄走兩次，盡管第三稿也被埋藏了多年，盡管我不停地改動，盡管新的回憶新的細節不斷湧入腦海，但許多人和事依舊遺忘了，或暫時抹去了。

更糟的是，《我的證詞》沒人聽見。因為長期找不到出版機會，更沒有西方漢學家願意翻譯。始終如一的讀者是警察，其次才是為數不多的朋友，如劉曉波、蘇曉康、康正果、胡平、一平、王力雄、廖天琪、汪健輝、李必豐等。他們也是我寫下去的原始動力。

學會一首面對死亡的猶太古歌

二○一一年七月二日，我歷經艱辛，自己憑借在底層廝混多年的經驗，合法地走出中國邊地，輾轉從越南來到德國。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我的證詞》，同時在台灣和德國出版。

記得開始寫這本證詞時，我剛出獄，不滿三十六歲；而今，我已經五十三歲。曾十六次被阻止出境。

此次出境的前夜，我拿出遠古的《周易》，將三枚銅錢拋往半空，連續六次，得到的卦象是「復」。也就是反復地追求，反復地見證，是符合天道的。

接著我記起九年前，一個流落到雲南麗江的以色列老頭，隨口唱出的一首猶太古歌。據說在納粹時期，面對焚屍爐，猶太人排著長隊，唱著這首古歌，緩慢而平靜地走向永恆：

這個世界是座窄窄的橋／不要害怕／會過去。

我學習了一個下午，終於能用希伯來語唱這首歌。但是我走過了那座窄窄的橋，暫時沒有永恆，也沒有發瘋，也不用害怕。我得到了自由。我的書得到了自由。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德國柏林文學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