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暴動是香港歷史上可恥的一頁。但是發動、參與暴動的港共成員葉國華曾氏兄弟等人，不但沒有反省道歉，還隱瞞身份打入特區權力高層，甚至圖謀特首之位，改變香港一國兩制的港人治港性質。

梁振英可以判斷是香港地下黨成員。

香港早就存在龐大的滲入各行各業的左派勢力，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領導這派勢力的是中共港澳工委。在港英時代，除了暴力反英運動外，政府不會對他們「繩之以法」，而默許其以地下身份的存在。因此，只有「香港新華分社」這個中共地下黨的大本營為人所知，其餘廣佈於港九各界的中共黨員都一律隱蔽不露。八十年代許家屯任書記時的黨員人數，他在回憶錄中透露約有三千名。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主權回歸中國，英國人下旗撤退，迄今已近十五年。中共各類機構陸續進入香港，香港特區政府在基本法之下接受北京中央政府的掌控。但是，在香港社會和政權已納入中共統治版圖後，香港共產黨仍然處於地下狀態，除中聯辦官員外，沒有一個人公開承認是共產黨員。而諸多跡象表明港共及其成員，對特區權力和行政的滲透力有增無減──這對於一個開放的奉行資本主義制度（一國兩制）的社會來說，顯然是既怪異也殊不公平。因此，要求「港共公開化」的呼聲，十多年來一直時起時伏，從未間斷。

                                    現任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葉國華，是六七暴動的重要 人物，
                                             那時至今，都在香港青年學生中進行愛國教育。

揭露地下黨重要人物葉國華

梁慕嫻女士這本帶回憶錄性質的書，寫作與出版的背景在於此。她和《開放雜誌》結緣正是基於對香港九七回歸後前途的擔憂。在回歸前夕的一九九七年初，候任的首屆特首董建華，委任葉國華為「特別顧問」。而葉和她曾是香港地下黨外圍組織「學友社」的中共領導核心成員。於是她寫了一篇文章〈從反英暴動到紅頂商人〉給我，發表於二月號《開放雜誌》。文章發表後引起香港傳媒和政界不小的興趣。《壹週刊》特地以葉國華為封面人物，將他描繪成一隻八爪魚，形容他在香港左派的人脈廣泛。

梁慕嫻這篇文章正是本書的首篇。發表時觸動了香港人一個敏感的話題：九七後是港人治港，還是黨人治港？梁慕嫻首義揭露葉國華在一九六七年五月暴動中的角色。當時港共在中國文革高潮的影響下，借香港一起工潮發動「反英抗暴」，甚至製造千枚土炸彈安置鬧市。港共組成百多個「鬥委會」和港英當局對抗。葉國華曾告訴作者，百分之八十的「鬥委會」都是他旗下組織的。葉在學校中以反港英「奴化教育」為號召，抵制會考，說香港就要解放。不久後，葉因男女關係被上級調出學友社，帶走各校的精英學生成為後來人多勢大的親共「國粹派」的骨幹。

港共六七暴動──延伸到北京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鬧出外交糾紛，周恩來被迫向英國道歉，香港市民也極為反感，暴動終以失敗而告終。這是港共史上最大的負資產，也是香港歷史上最荒謬的一頁。但是，中共在毛死後處理文革中影響惡劣的極左派時，完全沒有觸及六七暴動的港共份子，因為他們是中共在香港的主體，「自己人」，（後來收回香港的依靠力量）。

葉國華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人物。其他更出名的有六七暴亂的領頭人物楊光（被頒授特區大紫荊勳章），曾德成（維基百科稱為有刑事案底的特區高官）等人。

九七後地下黨滲透有增無減

梁慕嫻後來告訴我，她寫文章向葉國華發難，曾徵求過司徒華（香港民主派領袖）的意見。文章的結尾就是要求在香港「實現政黨公開化」。她的文章不僅表達了過去「誤入歧途」的前港共人士的覺醒與反省，揭露港共對無知青年的欺騙、洗腦和內部醜態，而且有發自肺腑的誠意和追求自我完善的毅力。

從那時起，尤其是香港回歸十年之後，她的文章從個人回憶到對香港政治發展的關注，最初用「牛虻」的筆名，後來用真名實姓。表現一份對故鄉的深愛和責任感。三十多年，香港傳統左派，經過文革破產、六四屠殺歷經沉浮變遷，但像她這樣坦誠勇敢站出來，面對歷史真相，和共產黨分道揚鑣的，可謂寥若晨星。

香港地下黨作為大陸實行一黨專政的中共代理人，在香港市民政治覺醒不斷提升，並更多認同香港民主和中國密切相關的潮流中，卻不顧市民的感受，不作整體的反省，而熱衷於有組織的滲透和爭奪權力。在地下黨公開化問題迄無改變之下，為數可觀的人物透過投機鑽營、洗白變臉，已佔據了香港政壇的重要位置，在立法會、特區高層和行政會議都有公認的地下黨員出任（許家屯早透露「民建聯」的骨幹是一批黨員）。

《開放雜誌》在香港見證了九七前後的歷史性轉折，也領教過形形色色港共的招數和中共勢力的欺壓。我們發表梁慕嫻那篇揭露葉國華地下黨背景的文章之後，先有《九十年代》為葉曲於掩飾的訪問（梁慕嫻有專文分析），後有一本寫「董建華的特別顧問」的書在香港出版（明鏡出版社），毫不掩飾地為葉國華保駕護航。該書借葉國華曾支持一本政論雜誌《當代》的章節，對《開放雜誌》和我本人加以多處扭曲事實的描述，擺出一副有恃無恐和蓄意誹謗的架勢。我們曾向作者當面質疑，他無言以對，只說是奉策劃人何頻之命行事。

地下黨員梁振英競選特首

書中有對葉國華經商如何成功，和兩岸的關係如何密切……的大量吹捧，唯獨迴避葉在六七暴動中的作為，隻字不提。對葉國華的地下黨身份更是公然撒謊。書中引用葉的話說：「我不是中共黨員或地下黨員，也絕不是任何間諜」。還編造故事說，他六十年代曾想入黨，因為不夠條件而失之交臂，到了七十年代，已對入黨沒有興趣──對開放雜誌等媒體的報導，則被葉指為「故意抹黑他」，「是陰謀論」，「也不排除有人故意藉此打擊行政長官董建華」。現在本書提供大量人與事，顯示葉國華不僅是黨員，還是拉了很多人入黨的港共重要人物。

一九九七年我們的報導，市民們有一個回應：董特首在第二任中途被香港五十萬人大示威趕下了台，現在已到了一位被梁慕嫻稱為「行為實質地下黨員」的梁振英出來競選第三任特首的二○一二年。梁慕嫻的態度非常鮮明：反對以任何方式包裝的中共地下黨出任香港特首（據悉，有人在北京見過梁振英的入黨介紹人）。

港共究竟為何不公開？

最後，我願意對「港共為什麼不公開」這個令不少人至今費解的問題提出看法。梁慕嫻這本書對此有多處表述，從她那些生動的親身經歷和目睹的故事中，我們也可以得到啟發。

一、港共是中共中央的一個下屬分支，它和大陸共產黨有榮辱與共的關聯。中共在大陸雖然擁有絕對的壟斷權和實用價位，但是從意識形態上看，其信仰和信用值已完全失敗。「偉光正」無論從歷史負債和現實腐敗而言，已經成為笑柄。因此，在一國兩制的香港亮出共產黨的牌子，已沒有任何正面意義和吸引力。

二、中共深知香港的價值體系是非共、恐共、拒共和反共的，而且歷史悠久，早已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最近港大的民調顯示願意做中國人的港人比例創新低，只有百分之十六）。港共給香港人沒有留下好的記憶，共產黨員絕不是一個體面的身份象徵。一旦公開只會遭到歧視，引發新的社會問題。

三、共產黨是一個比黑社會還嚴密的組織。它的成功和勝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這種帶有極大強制性的「組織紀律」。周恩來有名言：「可以犯政治錯誤，不能犯組織錯誤」。這個黨獨裁中國六十餘年，沒有學會也不認同自由社會的政黨運作方式（遊戲規則）。港共的地下性質長達九十年，不僅使其成員猶如魚一般只適應在水下的網絡中生存，而且，今天依然有利用地下方式進行各種統戰的必要，公開黨員身份無異於自廢武功（許家屯回憶錄對中共在港統戰有大量精彩的曝露。梁慕嫻認為港共只有以地下身份，才有利於打進政府，從而控制政府，取代港人治港）。

四、進一步說，中共高度的保密制度，從大陸到香港、海外，是它的生命線，是中共政治改革的一大障礙，也是許多依附於它的人，謀取名利的保護傘。港共一旦公開，便將面對這個開放社會的許多質疑和挑戰，他們有此雅量和準備嗎？港共走出地下，便要拋掉許多包袱，直接涉及許多人的榮辱得失（不少地下黨員早已是左右通吃、裡外勾結、雙重人格的陰陽人）。因此，香港地下黨的開放，必然阻力重重，只能和整個中共的政治開放同步，不能寄予幻想。

（二○一二年二月十日‧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