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傳統是只有黨魁可以有理論，薄熙來搞「重慶模式」顯示有晉升中央之能，動作之大震動全國，難免有挑戰胡溫的問鼎之嫌，這就犯了大忌。薄被迫自廢武功，坐看中央收官。

中外矚目的新聞人物薄熙來（左），3月5日出現在北京全國人大主席台上。（路透社）

外界一直以為薄熙來在十八大「入常」有望，許多人還預先為此做政治投資，但自從二月六日發生王立軍出奔美國駐成都領事館事件之後，形勢急轉直下。此事引發了許多猜測。

其實只要對中國政治長期跟蹤觀察，並且瞭解制度化規則與非制度化潛規則在中國政治中互為作用的情況，就會明白：薄熙來在重慶從「唱紅打黑」直到推出「重慶模式」，不是其政治地位上升的標誌，反而是因為他對十八大上位無望，為了「入常」而冒險一搏。至於附從者本身也是計算好成本的：薄勝出，他們獲得機會；薄敗，他們也無大損。

薄熙來「重慶模式」犯了政治大忌

「重慶模式」到了二○一一年中期，已經被系統化、理論化。按中共傳統，在黨內有資格提出「理論」的必須是黨魁，如毛澤東有「思想」，鄧小平有「理論」，江澤民有「三個代表」，胡錦濤則是「科學發展觀」。以四個直轄市中位列末座的重慶市委書記一職，竟然要推出一個「重慶模式」，本身就是薄督向中央的一種政治挑戰，是中央權威衰退情況下產生的一個政治怪胎， 以下的說明有助於理解中共這一政治傳統。

以毛澤東為例，就理論素養而言，他的同代「革命戰友」比他強的有很多，但這些人的思想理論都得奉獻給毛澤東，讓其納為「毛澤東思想」的一部分。中共元老級的理論家當中，從張聞天到陳伯達；從范文瀾到艾思奇，都自願或者半不自願地做過這種「奉獻」。毛在世時，奉獻者沒人敢對此吭半個不字，但到毛駕鶴西遊之後，不少人就要求認領思想權與著作權。面對這一「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糾葛，中共中央只好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承認「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以平息來自黨內人士的知識產權要求。

回顧這段歷史，是說明中共的理論傳統是只允許一個大腦、一種思維。其他人的思想理論即使被採納也得掛在領袖名下，而且這是難求的「榮耀」。

在中共政治局最高領導層看來，薄熙來以地方諸侯之身，對中共也並無甚麼驚人的貢獻，居然想用「重慶模式」來證明自己有晉位「黨與國家領導人之能」，而且動作之大，幾乎是中共歷史上前所未有之事（高崗、林彪事件均無可比性）。這在中國歷史上，前可追比春秋末年楚莊王「問鼎」之舉，後可與晚清「外重內輕」之朝局相比──晚清經太平天國之亂，地方督撫權力日重，中央權力日陷衰微，人稱由「內重外輕」之局變為「外重內輕」之局。

由於推出「重慶模式」意在「問鼎」，因此，胡錦濤從上任以來雖然熱衷於「參拜西柏坡」「回延安」之類，但對表面上看來方向一致的「唱紅打黑」直到「重慶模式」不置一詞。因為他對薄督的「僭越之心」看得非常明白，知道這是對自己一種肆無忌憚的挑戰。

太子黨各派對現狀的批判與訴求

薄督的動作，在現任中共領導層看來並非孤立現象，他們還看到許多其它的「政治異動」。當然，這種對政治異動的敏感是基於他們對自身政績的極度不自信，內裡是否真有聯繫，得依靠國安部出手尋找「證據」。

與第二、三兩代中共政治領導人統治相比，胡溫時代可算是百病叢生，標誌這個時代的關鍵詞有環境生態瀕臨崩潰、高度腐敗、裸官、網絡控制、五毛、徵地拆遷、政府行為黑社會化、公共權力私人化、反抗者自焚、貧富分化極為懸殊、大規模群體性事件頻發……等等。「中國甚麼時候崩潰」這個問題，不僅成為中國研究觀察者的共同疑問，也成為統治集團內部的基本認識，菁英階層紛紛棄國移民已經表明了他們的態度。即便是一手製造了現狀的政治菁英，也對自己主管治理的這塊土地喪失了信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等機構發布的二○一二年《法治藍皮書》指出，根據調查，近四成公職人員認可當「裸官」，即可以將配偶子女送往國外定居，自己在國內繼續做官。

對日益腐爛的中國現狀，在政治上已經處於邊緣化狀態的太子黨及紅二代們憂心忡忡，認為再這樣下去，其父輩打下的江山將完蛋。出於「救黨」的目的，他們開始憑藉其特殊的政治身份，利用聚會、互聯網等與媒體，對現任領導層及現狀進行尖銳的批評。與異議人士的批評不同，他們幾乎一致認為這不是中共一黨專制導致的惡果，僅將其歸結為現任領導層的無能與不作為。希望繼續強化中共一黨專制，扼制腐敗，「補屋」是其共同訴求。

只有屬於太子黨邊緣人物的秦曉，公開否定一黨專制為核心的中國模式並認同普世價值。但似乎是孤軍奮戰。

中共高層對「禍起蕭牆」的擔憂

張木生是太子黨劉源的智囊，公開活動最多。他的理論主要是要建立「新民主主義」，這當然是因為劉少奇畢生功業就是「新民主主義」。二十一世紀初，由劉源擔任總顧問，製作了《劉少奇與新中國》的小冊子與同題紀錄片，張木生作序，這是公開提出「新民主主義」論的起點。其要點是「共產黨的領導」，黨要掌控改革的絕對領導權。至於要「恢復以工人、農民為主」，「以工農聯盟為基礎」，這是重塑合法性的手段，也是為劉源等太子黨爭取政治權力的重要步驟。

二○一一年六月，在以香港為基地的共識網上，一篇由該網負責人周志興親自採寫的「共識之途──採訪張木生」，是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其關鍵看點是：一、「中國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怎樣把我們的國家從本來已經走錯的道路上拉回來一點」；二、對當朝者的指責，「確實有人這樣想，再有一年多就該交班了，下定決心，排除萬難，絕不作為，現在是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三、十八大以後的改革藍圖。

在中共高層眼中，還有來自紅二代議政的壓力。比如由紅二代創辦的網站「延安兒女」曾於二○一一年發表了「我們對十八大的建議（九稿）──延安兒女聯誼會學習中心座談會發言材料之一 」。該文乾脆對如何組建黨委提出具體建議，「採取在原有各級黨委會、中央委員會的盤子上增加百分之二十的直選黨代表。在增加直選黨代表中選拔百分之二十的優秀分子，進入黨的核心領導機構──中央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央政策委員會」，「人大、政協可考慮面向社會層面開放。」

有一條消息很重要，但在當時，無論是發佈消息的人還是聽到這條消息的人都未曾理解其中真意：二○一一年六月三日，剛從北京訪問歸來的美國聯邦眾議院中國工作小組共同主席布斯塔尼表示，「經過實地觀察，他發覺中國領導階層的自信比十二至十八個月前降低許多，他們在經濟、政治、軍事方面上均感到憂心忡忡，擔心在二○一二年領導人換屆前局勢失控」。現在看來，中南海這種擔憂其實不是對異議者與社會底層反抗的擔憂，而是對「禍起蕭牆」（成語：蕭牆即門屏，意指內亂）的擔憂。

高層的動作：削勢、提子、收官

在專制政治中，權力交班少有平穩過渡之例。中共第四代掌權者最大的願望是「平安下車」。這一「平安下車」，不僅指權力交接過程的「平安」，還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本屆領導的政績不要被繼任者否定；二是本屆領導層子弟的斂財腐敗不要被清算。自古至今，中國的政治哲學中關於「謀國謀身」之說，幾乎形成了一套完全的「理論體系」，最被認可的就是「謀國也須善於謀身」。中共的政治險惡異常，官場普遍有此考慮，即使是做個市縣級官員，在權力交接後都希望留下一些「自己人」，以免出現對自己不利的事情。面對太子黨的「逼宮」之勢，雖不強勢卻不糊塗的胡溫等核心高層利用位置的制度性優勢開始削勢、提子，提攜親信。

二○一一年十二月，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期間的一次座談會上，主張分蛋糕的渝督薄熙來與主張做蛋糕的粵督汪洋握手言歡，表示「渝粵合作，十分愉悅」，「思想路線之爭」的滿天烏雲散去。二○一二年一月十一日，面對記者提問，「薄熙來說，我們從沒提過甚麼「模式」。如果說重慶的發展有甚麼特點，沒別的，就是老老實實按中央要求，把民生導向的路子走好。改善民生是『三個代表』的重要內涵，是科學發展觀的本質要求，『三個代表』強調，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就是以人為本。」此論等於表示自廢「重慶模式」武功，承認三四代領導人的理論貢獻，不再另搞一套。至於中共高層是用利誘還是威脅讓薄督自廢武功，則需要由編中南海內參的人發佈消息了。

再以後就發生了王立軍二月六日投奔美國駐成都領館之事件。這等於給中共高層提供了一個「收官」的機會。目前，中共高層對薄督如何定性，只能從《人民日報》二月十四日社論看出端倪：「有一些地方官員……不珍惜在任機會實現『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一門心思想著官如何越做越大，而一門心思試圖引起『上頭注意』，反映了一些幹部面對權力私欲膨脹。」?怎樣收拾這些權力私欲膨脹的「地方官員」？還要留意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