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潛，中國大名鼎鼎的美學權威，五一年落入中共思想改造中，洗腦換骨，歿於文革後十年，去年出三十冊全集，不見一字反省懺悔誤人誤己的選擇。學界也對此略過不究。

1948年6月，北大校長胡適（左八）邀請學者專家出席藝術活動。
左三：美學家朱光潛、左九：畫家徐悲鴻。

朱光潛先生，安徽桐城人，美學大師，一八九七年九月十九生，一九八六年三月六日歿，得享米壽；自幼受父親嚴格私塾古典詩文教育，桐城派文章義法影響頗深，五四新文化運動烽火，朱氏轉寫白話文，但持之有故、言之有物依然。一九一八、民國七年至十一年官費讀香港大學，二十八歲公費留英，通英法德語，花甲後習俄文。

一九九三年安徽出版過二十卷他的全集，去年中華書局新編《朱光潛全集》增訂為三十，由安徽大學方東美研究所宛小平教授提供目錄，宛為光潛先生嫡孫，從母姓。東美先生是桐城文宗方苞後代，一九四九秋，赤化易幟，錢穆、唐君毅至香港，東美、牟宗三移台灣，諸公分途靈根再植新生代。

周宰相五一年報告掀起思想改造潮

「思想改造」厲害之處是抓首領，知識就是力量，知識改變命運，既然知識的能耐那麼大，自然要把入甕英雄剝皮肢解。毛澤東在天安門訛言「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前後，周恩來動員海外學者名家歸國，北平失守淪陷前，蔣介石派飛機接載大學管理層及教授，除了跟共產黨走了若干年的民主人士，其餘不走的知識分子，以為任何社會都需要知識、需要教育，以為新政權總該比國民黨好，持觀望態度或安土重遷思想的更是不少。豈料，毛共把知識為取得政權、保衛政權的工具，既是工具，自由與獨立，肯定是死敵。

一般認知，宰相周應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邀請、一九五一年九月底的五小時總理思想報告，要求大家認真迎接「改造」，隨即「思想改造」運動從京津漫延神州知識界，依時間而言，朱光潛十一月二十六日刊在人民日報的《努力改造思想，做一個新中國的人民教師！ 最近學習中幾點檢討》屬及時之作；不過，兩年前十一月二十七日同報已有他的「自我檢討」，為甚麼五十三歲剛開始的朱於「開國大典」五十多天急速自我否定？是躁進輸誠嗎？原來，年初春節前後，解放軍二度進城北平（第二次是軍容整齊、歌舞夾道，與抗日勝利、衣衫襤褸的國軍登陸基隆判若雲泥），三月初馬上展開數週數月的政治學習，其中，光潛教授是「重中之重」，何故？伊乃思想家也，而且做過國民政府時期大學的「長」字號人物，也因而參加過國民黨，必須早早整治。

對當年誤人誤己的選擇沒有反省

眾所週知而備受疏忽、不夠重視的「思想改造」，到所謂改革開放的二十餘年後，才出現楊絳以愛情小說寫成「洗澡」一書，輕描淡寫，似承詩經「溫柔敦厚」之風教；此外，胡平、謝泳等也曾深入研究，但始終看不到這些大人物怎樣自己徹底推翻自己的原材料，而倖存的「當年大師」，亦僅有巴金隨想錄、季羨林牛棚雜憶之類，絕少以被共產黨「深挖靈魂」那樣，使自己和同樣被摧殘的難兄難弟真正地得到內心懺悔後的救贖。尤其痛惜的是，他們無法給自己任何機會，除非有秘密日記或片言隻字留下來，或知情親友門徒代為透露心聲，否則，終古遺憾！最要命的是：不能面對自己錯綜複雜的誤人誤己選擇，甚至以為共產黨本質是好的，只是走了彎路。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早於周聖人報告前半年，人民日報發表朱光潛《從參觀西北土地改革認識新中國的偉大》，四千二百字裡，他這隻「井底蛙在將近一個月」中，看到「中國現在已有古代政治思想家所認為治國的兩大法寶：治法和治人，整個國家機構成為全面與局部息息相通的有機體，每個細胞都充滿著活力。不但在中國史無前例，就是英美法各資本主義國家也還差得很遠。」八個月後的自我批評，收入安徽版全集第十卷，題目只剩「最近學習中幾點檢討」，三千七百七十字裡，首尾是「最近兩個月教師學習，我重新檢討了我的思想，發現百孔千瘡，病根都在封建意識和洋教育」、「學習的結果到現在為止，只做到使我在理智上明白甚麼叫做人民立場，而且明白我還沒有真正站上了人民立場。我相信意識也可以影響存在，我的這一點認識雖是一個初步的收穫，卻也是一個重要的收穫，因為它可以做我向前努力的基礎。」

華北華東西北的土改，巧妙之處在於：知識分子從協助農民鬥地主中「學習再教育」，勸導，揭發，震撼，糾正，檢舉，交叉運作，既觸目驚心，又細緻入微，誰可置之度外、免疫避禍？

以下節錄、評點兩千餘字「自我檢討」：

朱光潛自我檢討原文點評

中國人民革命這個大運動轉變了整個世界，也轉變了我個人。我個人的轉變不過是大海波浪中一點小浪紋，渺小到值不得注意，可是它也是受大潮流的推動，並非出於偶然。（事實的確如此，但前蘇聯於今已自由化二十一年）

我的父祖都是清寒的教書人。我從小所受的就是半封建式的教育，形成了一些陳腐的思想，也養成了一種溫和而拘謹的心理習慣。由於機緣的湊合，我在幾個英法大學裡做了十餘年的學生，在資本主義形態的文學，歷史學和哲學裡兜了一些圈子。（出身與教育之誤；下略）

在學生時代，我受了歐洲經院派「為學問而學問」那個老觀念的傳染，整天抱著書本子過活，對於大世界中種種現實問題失去了接觸，也就失去了興趣。實際政治尤其使我望而生畏，仿佛它是一種污糟的東西。二十二年回國，我就在北大外文系任教。當時我的簡單的志願是謹守崗位，把書教好一點，再多讀一些書，多寫一些書。假如說我有些微政治意識的話，那只是一種模糊的歐美式的民主自由主義。（為藝術而藝術、為文學而文學之類迥異政治掛帥，謹守崗位有問題，自由主義更要不得；下略抗日後曾反對當局及辜負延安之邀）

在武大待了三四年，學校內部發生人事衝突，教務長沒有人幹，學校硬要拉我去幹。幹了不過一年，反動政治的壓迫又來了！陳立夫責備王星拱校長，說我反對過程天放，思想不穩，學校不應該讓我擔任要職。王校長想息事寧人，苦勸我加入國民黨，說這只是一個名義，一個幌子，為著學校的安全，為著我和他私人的友誼，我都得幫他這一個忙。當時我也並非留戀這個教務長，可是假如我丟了不幹，學校確實難免動搖。因此，我隱忍妥協，加入了國民黨。（因思想不穩而成為國民黨之罪狀；下略他聲明只居名義）

抗戰勝利後我回到北大，就懷了一個戒心，想不要再轉入黨的漩渦，想再抱定十餘年前初到北大時那個簡單的志願，謹守崗位，把書教好一點，再多讀一些書，多寫一些書。可是事與願違，一則國民黨政府越弄越糟，逼得像我這樣無心於政治的人也不得不焦慮憂懼；二則我向來胡亂寫些文章，報章雜誌的朋友們常來拉稿，逼得我寫了一些於今看來是見解錯誤的文章，甚至簽名附和旁人寫的反動的文章。（明朝東林書院家事國事事事關心，竟是錯誤反動；下略幻想要中國好，無革命意識）

在解放以前，我對於共產黨的主張和作風的認識極端模糊隱約，所看到的只是國民黨官方的雜誌報紙，所接觸到的只是和我年齡見解差不多的人物，一向處在惡意宣傳的蒙蔽裡。自從北京解放以後，我才開始瞭解共產黨。首先使我感動的是共產黨幹部的刻苦耐勞，認真做事的作風，謙虛謹慎的態度，真正要為人民服務的熱忱，以及迎頭克服困難那種大無畏的精神。我才恍然大悟從前所聽到的共產黨滿不是那麼一回事。從國民黨的作風到共產黨的作風簡直是由黑暗到光明，真正是換了一個世界。這裡不再有因循敷衍，貪污腐敗，驕奢淫佚，以及種種假公濟私賣國便己的罪行。任何人都會感覺到這是一種新興的氣象。從辛亥革命以來，我們繞了許多彎子（灣子），總是希望之後繼以失望，現在我們才算走上大路，得到生機。這是我最感覺興奮的景象。（一旦解放，立馬由黑暗到光明！誰不願意是真的）

其次，我跟著同事同學們學習，開始讀到一些共產黨的書籍，像共產黨宣言、聯共黨史、毛澤東選集以及關於唯物論辯證法的著作之類。在這方面我還是一個初級小學生，不敢說有完全正確的瞭解，但在大綱要旨上我已經抓住了共產主義所根據的哲學，蘇聯革命奮鬥的經過，以及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政策。我認為共產黨所走的是世界在理論上所應走而在事實上所必走的一條大路。（心悅誠服抑人在屋簷？如今理論與事實均虛幻）

從對於共產黨的新瞭解來檢討我自己，我的基本的毛病倒不在我過去是一個國民黨員，而在我的過去教育把我養成一個個人自由主義者，一個脫離現實的見解褊狹而意志不堅定的知識分子。我願意繼續努力學習，努力糾正我的毛病，努力趕上時代與群眾，使我在新社會中不至成為一個完全無用的人。我的性格中也有一些優點，勤奮，虛心，遇事不悲觀，這些優點也許可以做我的新生的萌芽（怪不得以後還要一再檢討）。

紅衛兵鬥爭下否定《西方美學史》

美學權威和所有滯留者一樣，只能低頭，不同的是，他從馬克思找到發言空間，歷經多年美學大批判之後，完成第一部中國人的《西方美學史》，紅衛兵鬥爭「學術權威」時，朱自認文章「騙人」「全是騙人」的東西。其間，根據德文原著發現誤譯馬克思，中晚年翻譯大量經典。去世前港大頒贈榮譽博士，朱發現馬克思並不否定主觀與人性，《西方美學史》沒有介紹尼采、叔本華、佛洛依德，是自己「怯懦」不敢。

對於攻擊他唯心主義，朱先生堅持「主客觀統一」，又認為四十歲前後的《詩論》一書是用心之作，其中，再三強調「形式與內容同時出現」。這些態度，等於「否定檢討」；此外，短文《我們對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論述「科學求真、實用求善、藝術求美」，「解放後」的青少年讀不到，因為懷抱中國文化精神的課本失蹤了，香港「九七回歸」，以北京馬首是瞻，取消朱自清、夏丏尊等專家學者創建的規制，中學範文煙消雲散，從何談文化、覓大師呢！「孔子學院」沒有靈魂，算是東西嗎？謹以為悼。

二○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壬辰二月初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