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燈光漸漸昏暗，那些吶喊、奮鬥和血淚都已消失在燈紅酒綠之中。這個龐大的民族，一代代志士曾經付出的熱血只是肥沃了這塊土地，一切都被遺忘。

遙望「民主牆」，三十多年了，那堵曾激動過萬千國人的矮牆，早已悄無聲息地隱入歷史的深處，先行者的足跡漸行漸遠，他們中的許多人流亡海外之後，「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從青年步入老年，古老的中國仍在政治文明的牆外彷徨不定。

溫家寶總理面對來自世界各國的記者不無淒涼地說出這番話：「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覆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當年，「民主牆」的產生正是基於這個民族永遠告別文革的內在衝動，無論是政論作者，還是詩人，他們之所以充滿激情地將那些墨跡淋漓的大字報或字跡工整的小字報貼上牆頭，就是內心走出文革的強烈渴望，雖然借助了文革時代熟悉的大字報形式。

當年中共肯定民主牆是個好東西

那時，新舊交替，百廢待興，權力舞台的角逐，塵埃尚未最後落定，無論是一言九鼎、大權在握的元帥葉劍英，還是三落三起、重返政壇的鄧小平，都曾為「民主牆」說過好話。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參考消息》刊載了鄧小平接見日本民社黨委員長佐佐木良作時說的話：「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讓他們出氣。群眾的議論並非一切都是深思熟慮過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確，這並不可怕。」此前一天，「民主牆」前早已傳開鄧對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諾瓦克說的那句話——「民主牆是個好東西」。十二月十三日，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時直接說：「這次中央工作會議體現了我們黨內的民主，西單民主牆體現了社會上的民主，這些民主精神都要發揚……」

「民主牆」激發了民間議政的熱潮，大量油印民刊應運而生，波及全國許多城市，體制內外的良性互動成為一九四九年以來難得一現的風景，可惜這樣的公共空間轉眼即逝。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魏京生在「民主牆」貼出《要民主還是要新獨裁》，四天後，他鋃鐺入獄。儘管體制內對此並非意見一致，當年六月，胡耀邦在人大會議上發言說：「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我奉勸同志們不要抓人來鬥，更不要抓人來關。敢於大膽提出這些問題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牢。魏京生抓了三個多月，他一死就會在群眾中變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十月十六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出賣軍事情報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魏京生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判魏京生，中國落後西方十五年

三天後（十月十九日），香港《明報》就此發表社評《觀念上的差距十五年》，其中說，魏京生被捕的真正原因是批評領導人而不是洩漏軍事情報，他被判十五年，不光在西方國家引起了重大反感，就是北京外交界人士的反應也很不好，有人提到這樣一個事實，對魏京生判刑的依據是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頒佈的《懲治反革命分子條例》，在這個名聲極壞的條例下，數百萬「敵對分子」喪失了生命，目前是否還有必要再加引用？

其時華國鋒尚在台上，當局選擇判刑的時間恰好是華國鋒訪問西歐之初。「西方人士根據自己對於民主、自由、人權的傳統觀念，對這件事非常不滿，那是勢所必然的。客觀的來看這件事：根據自由國家的標準，魏京生完全無罪；但根據中共過去三十年來的標準，則十五年徒刑已經非常寬大。……平心而論，魏京生現在所得的刑罰，如果是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前，那真應當說是謝天謝地了。」

社評進一步分析，「自由國家與集權國家對於民主、自由、人權、司法的觀念，根本是截然不同的。中共近年來比之過去已開明得很多，各方面放寬了很多，但決不能用西方國家的標準來看中共。魏京生的十五年刑期，可以說是中共和西方自由國家之間，關於民主、自由、人權、司法等觀念上的差距。三年之前，差距是無限大，現在已縮短為十五年。或許可以期望，這種差距將來能縮短為十二年、十年。如果魏京生在中國大陸做這種事完全無罪，那麼中國和西方民主自由國家根本就一樣了。」

三十多年過去了，這種觀念上的距離到底還有多少年？十五年？十二年？十年？重讀此文，或許我們會感歎時光的凝滯，世事變遷的緩慢，慢得三十多年幾乎仍在原地打轉，這是中國的悲哀，更是中國人的悲哀。

為了打內戰，大肆吹捧美國

前些日子，讀《馬歇爾使華報告書箋注》（梁敬錞譯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當年暗雲密佈，國共之間即將大打出手，鹿死誰手，尚難預料。為了贏得美國的好感和支持，中共不知道說了多少關於美國的好話。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來當面對馬歇爾說，「中共希望中國的民主不是植基於類似日本天皇之下的假民主，而是美國式的民主。……中國尚有三件事要學習：第一是學習華盛頓時代的獨立精神；第二是自由的精神，林肯總統所表現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第三是民有封建主義的農業改革，中國的工業化必須學習美國的技術。……當然，中國必須消化美國的民主精神，而找出適合於中國的形式，我們必須應用這種精神於中國。」

一個多月後，周再次向馬歇爾表示，「今後中國，政治上宜學習美國之民主」。以周之謹慎絕不可能信口而說，一定是深思熟慮，而且經毛澤東同意的。不幸的是這並非他們真正要選擇的路，而只是奪取天下之前的一種策略，一九四九年後中國與世界的距離，就是他們當初選擇一邊倒學習蘇聯的結果。一九七八年以後的三十多年，在工業化所必須的技術上已向美國學習，所缺的就是當初周恩來聲稱要向美國學習的獨立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

究竟中國和世界距離多遠？

遙望「民主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燈光漸漸昏暗，面孔漸漸模糊，那些吶喊、奮鬥、掙扎、血淚都已褪色、暗淡，消失在十字街頭彩色的人流中，幾乎連一點痕跡都被抹平了。這個龐大的民族，一代代志士曾經付出的慘重犧牲，他們的熱血只是肥沃了腳下這塊土地。一部分幸運者盡可撈得腦滿腸肥，強權主導的世代可以不斷塑造一個個光芒萬丈的富豪、明星，享盡物質上的奢華與安逸，至於一個古老民族通往現代文明的希望，中國與世界的差距，似乎全然與他們無關。

犧牲是犧牲者的犧牲，對於得益者來說得益和享受就是全部，他們最害怕的就是失去現有的既得利益。中國與世界在觀念上到底還有多少年的距離，不僅僅是權力決定，生活在這個國度的其他人同樣有自己的責任。接受甚麼，拒絕甚麼，贊成甚麼，反對甚麼，在內心深處，每個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選擇。今天，中國如何縮短與世界的距離，歸根到底也取決於中國人包括有權者與無權者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