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灣香港選舉的演化與北京兩會形成鮮明對比。薄熙來事件顯示中共高層出現重大分歧，溫家寶疑是領軍人物，他若能團結黨內改革派，便可能啟動一場真正的改革。

在有中國人政府的地方，近四個月來連續發生三件有關各自最高權力機構變動的大事。這三件大事是：台灣總統大選，香港特首選舉和中國大陸人大政協兩會召開。光是這三件大事，就足以清楚地顯示出各自社會性質的不同，分別構成中國社會三大模式：台灣模式、香港模式和大陸模式。

台灣是民主社會 香港是自由社會

台灣是一個民主社會，總統普選自一九九六年起至今已有五屆，中間經過兩次政黨輪替，和平轉換執政。最近這一次總統大選雖有三人參選，主要是由國民黨的馬英九和民進黨的蔡英文對弈，彼此各以政見爭論為主，勝者不驕，敗者不餒，各顯政治風度，使得台灣民主政治走上成熟的階段，成了中國人的驕傲。

香港是一個自由社會，它經過英國一百五十年統治，遺留下來有法治和廉政制度，有人權和各種自由，包括言論、出版、新聞、網絡、組黨、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罷工等自由，但卻受到大陸主權的牽制而沒有全面民主，雖然香港人熱烈要求立法會和特首雙普選，始終受到大陸限制。今年的特首選舉仍是小圈子的，只是選舉委員由八百人增為一千二百人而已。這樣的小圈子選舉同台灣相比差得太遠，但同大陸相比倒算是進步的，大陸連小圈子的公開選舉都不可能。

香港第四屆小圈子選舉後，市民示威抗議遊行，要求全民普選。

今年香港特首選舉出現特殊情況

可是今年的小圈子選舉卻出現了一些特別情況，其一是反對黨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居然在一千二百位選委中獲得一百八十八位選委提名，正式進入競選行列，其入閘比中共地下黨參選者梁振英還順利。梁振英起初不夠提名人數，經過中聯辦和地下黨的協助，最後取得三百零五位提名，仍比香港巨富和工商界支持的唐英年為低，唐有三百九十一位提名。其二是，中聯辦支持的梁振英眼見在選委中支持度低過唐英年，於是大力爭取民望支持，以致在競選過程中越出小圈子，受到輿論和民意壓力，影響部分選委取態，走勢變得任誰都無法取得過半數當選，瀕臨流選邊緣。北京十分擔心流選會使選情失控，情急之下即派國務委員劉延東和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南下深圳，直接插手替梁振英向選委拉票，以致中共公然干涉選舉的醜態畢露。

第三，中共推梁振英參選，其目的顯然是要改變「港人治港」為「黨人治港」，便利黨中央對香港的直接控制。尤其是中央己答應下屆特首由普選產生，更需要在今屆扶植黨人治港，以便控制普選，免得香港成為失羈之馬。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它除隱蔽梁振英的黨員身份之外，更設法壓低唐英年的民望，使其成為跑龍套的陪選角色。但港人明白梁振英黨員身份之後，多數不願意接受黨人治港，寧可保持以往兩屆港人治港模式，由非黨員的行政人員治港。這種心態在小圈子選委中也相當普遍，所以唐英年民望雖不及梁振英，但在小圈子選委中的支持度比梁高，因此梁便使出各種手段將唐醜化，最後逼使唐重拳反擊，揭穿梁在二○○三年曾主張以防暴隊鎮壓示威群眾和縮短商業電台牌照期限剝奪言論自由的秘密。

第四，香港畢竟是自由社會，港人在厭棄小圈子選舉之餘，對普選的期望更加迫切，於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發起「民間全民投票」的摹擬普選，雖然這只是一種摹擬行動，並無法律效用，但市民投票仍相當踴躍，竟有廿二萬人參加，其中百分之五十四點六投了白票，以表達港人多數不滿意小圈子選舉，且都不滿意梁唐兩位候選人的意向。但就是這樣的摹擬式普選，中共也恐懼萬分，竟使用黑客襲擊破壞民間摹擬普選的電子投票，其手段之卑鄙，充分暴露出專政者對民意的敵視。有港人嘆息說：「真的投票我們沒份，連假的投票都不讓投，真的做得太絕了！」

「黨人治港」與「港人治港」之爭

香港有不明白事情本質的人以為，粱唐之爭是建制派內鬨，其實所謂建制派包含兩部分人，一部分是英國治港時的遺臣或工商界代表，他們只是在形格勢禁的情形下仰附中央政府旨意，成了中共統戰的對象，另一部分是隱蔽黨員身份的中共黨員。中共接管香港主權之初，一不熟悉香港行政運作，二顧慮到港人對共產黨專政的恐懼，便由遺臣主持香港行政事務，幕後控制行政會議，掌控決策。梁振英就是在行政會議裡經過多年磨練之後，現在正式要從後台走向前台的。所以中共敢說，即使這次特首選舉流選，五月再選仍會由梁振英出場，可見梁是中央指定的「香港儲君」。中共想直接由黨員治港的司馬昭之心昭然若揭。

有人認為「黨人治港」和「港人治港」沒有什麼區別，反正「港人治港」幕後仍由黨人操縱。但區別在唐梁競選答問大會上已初步顯露出來。在普選問題上唐敢於承諾要向中央爭取雙普選，並答允為無回鄉證的泛民人士爭取回鄉證，梁則在這兩個問題上吱唔其詞。「港人治港」和「黨人治港」的區別在於，前者比較能夠保持香港原有的核心價值，後者將會使香港更多地逐漸大陸化。「黨人治港」首先會在公務員隊伍中增加黨員，掌控政府所有主要部門，加強黨的領導，然後在社會上縮小自由和人權，限制民主化進程，強化警權管治，加速廿三條立法，甚至會讓香港出現愛國的黑幫勢力對付異己。

以官僚代表充當人民代表

中國大陸是一個共產黨專制的封閉社會，它的人民代表大會十足是御用工具。人民代表從來不允許有獨立候選人參選。去年和今年初有上千獨立人士自動參選地方人大代表選舉，全都給阻擋了，連參選的申請表都拿不到。至於全國人大，根本沒有經過正式選舉，所有被選者都是由官方指定的。根據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調查，全國人大代表百分之七十是各級黨政官員，剩下百分之三十，大部分是公私大型企業的董事長和總經理，小部分是花瓶式的演藝明星、運動明星和少數民族人士。其實所有公營的央企或國企董事長和總經理也是官，他們同官員一樣具有行政等級身份，大多是部級和副部級，都是權貴份子。

所以全國人大基本上是由共產黨的官僚組成，根本不是民意代表而是官意代表，它由各級黨政官僚去充當人民代表，給政府工作報告、國家預算決算以及司法報告等蓋上合法的審議和通過的橡皮圖章而已。而這些官僚代表，據中紀委一份秘密調查報告洩露，全國人大代表有百分之五十七點四七有外國護照（全國政協代表有百分之七十六點七七有外國護照）。在法理上說，中國是不允許有雙重國籍的，這些領有外國護照的代表簡直是假冒的中國人，竟然若無其事地當起中國人民代表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更可怕的情況是，據三月十二日博訊發表的樵夫推特消息說，人民代表是可以花錢買的，只要肯出二千五百萬元人民幣，便可以保證能「當選」為人大代表。揣諸中國大陸官場買官鬻爵風氣之盛，人民代表可以賣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這也是中國大陸官場腐敗的一種表現。中國大陸在共產黨一黨專政底下的官僚體制，自從經濟改革之後，錢權交易盛行，權力處處受到金錢腐蝕，各種醜態實在已達到不堪問聞的程度。

中共建黨90年。依然如故，開動所有宣傳機器，籠絡精英，大燒銀紙，吹捧偉光正。

中共背離浩蕩的世界民主大潮   

根據二○○五年的資料，全世界一百九十五個主權獨立國家中，有近百分之七十國家己經實行民主政治。近年來北非掀起茉莉花革命，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的獨裁者相繼倒台，緬甸也趨向民主改革，民主已成了世界大趨勢，真正由共產黨統治的，只剩下中國、朝鮮、古巴、老撾和越南，而且越南己開始政制改革，使中國遠遠落後於越南。在這種情形下，中國仍維持共產黨專政，實在是太背離世界政治發展的大趨勢，成了人類社會的大倒退。

況且事實上共產黨一黨專政對中國人民所造成的禍害罄竹難書。近二十多年來雖然經濟大有發展，但真正得益的都是黨的權貴，他們壟斷國家資源和財富，把持國有企業中飽私囊，把持國家權力機關狂貪暴斂，造成百分之一人口占有全國百分之四十一點四財富，每個權貴家族都擁有幾十億幾百億財富，絕大多數大貪官都將黑錢流存外國銀行，造成貧富極度懸殊。為了鎮壓人民反抗，政府採取高壓政策，警權無限膨脹，人民不但失去自由，人權不斷受到侵犯，連居屋也到處被強拆，以致民不聊生，形成官逼民反局面。

凡是有頭腦的人都有一個共識，經濟發展必須配合民主政治，因此中國大陸迫切需要進行政治改革以配合經濟發展。總理溫家寶近年來就不斷在這方面作出呼籲，但在領導圈內受到抵制，只獲得黨內無權的自由派份子支持，寸步難行。

中共少壯派與政治派別公開

近年來黨內出現一批紅二代少壯派勢力，以劉少奇之子劉源為代表的一股，由張木生作文膽，標榜實行建國初期的新民主主義，實則強調軍國主義，主張增強國力，獲得軍中一些鷹派將級軍官支持。另一股以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為代表，主張北歐式的民主社會主義，這種主張在少壯派中具有共識的有馬曉力（前中央黨校校長馬文瑞之女）、陸德（前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之子）和葉劍英侄子葉選基等，他們得到《炎黃春秋》一大批退休老幹部的支持。此外尚有黨內久已存在的毛派分子，他們以范景剛和韓德強等主持的「烏有之鄉」網站為中心，團聚了毛家後人，集合有作家魏巍、學人張宏良、孔慶東等，他們推崇重慶模式，前個時期更藉薄熙來的唱紅打黑，企圖在重慶組黨，被中央壓制。

這些少壯派都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區別。一般人所知的團派、江派和太子黨等，則是以權力和利益結合為主，政見上的分岐不大。實際上中共黨內向來有隱藏的派別存在，只是今天派系特多，彼此分岐愈益明顯，所以有學者因此提出派別公開化主張。廣州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史嘯虎認為，應該讓黨內己存在的派別公開，使彼此充分發揮意見，促進黨內民主。他說：「按照政治平等和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建立起來的黨內民主制度，不僅可以保障所有黨員的民主權利，而且還可以通過具有平等政治地位的政治派別的合法競爭和互相制約，澈底消除黨內專權和殘酷鬥爭，更好地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

《炎黃春秋》雜誌副社長楊繼繩說：共產黨高層歷來是對外要一致口徑，不能說不一樣的話，說了就是分裂黨，但近年溫家寶高調提倡政改，就改變了這一原則，他能夠發表與其他政治局常委不同的看法，就是一個了不起的變化，這就可以看作是派別公開化和合法化的契機。

在民主社會，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是自然的事，連毛澤東在未取得政權之前也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但他取得政權之後便變了，既不允黨外有獨立的政黨存在，更不允許黨內有派，直至現在，下級服從上級，各級服從黨中央始終是黨的鐵定紀律。在這種黨紀管轄之下，真要實現黨內派別公開非常困難。不過今天居然能在僵硬的黨紀之下出現黨內派別公開的呼聲，足以顯示黨內分岐者的實力增強和中央權威的衰退。溫家寶之所以能夠在未經中常會允許的情況下公開表達政改主張，就證明中共已喪失中央最高權威。胡錦濤既沒有最高權威，今後習近平也同樣沒有最高權威，在這種情形下，黨內出現分化的可能性勢必增大。

薄熙來事件促使最高權力層分化

自從王立軍叛逃美國領事館，揭露薄熙來與周永康密謀篡奪習近平大位之後，黨內最高層的中常委出現意見分歧，演變成驚險的權力鬥爭。

在中常會裡。溫家寶主張對薄熙來問題應該由中紀委依法辦理，他的主張得到胡錦濤、習近平和李克強的支持，周永康因為與薄熙來有密謀關係，強力反對對薄熙來處置過嚴，他獲得吳邦國和賈慶林兩人支持，居於少數。結果胡錦濤立即調派中央警衛局的六一八八九部隊將薄熙來夫婦以及三十多位親信拘押起來，同時由溫家寶在兩會記者招待會上發表嚴厲譴責重慶當局的言詞，另一邊則解除薄熙來重慶市委書記職位，改派原副總理張德江出任重慶市委書記。

薄熙來的倒台在黨內權力板塊中引起巨大震盪。薄熙來向來受毛派分子擁護和劉源派支持，且與黨中央的周永康有勾結。因此胡錦濤不敢動用公安部隊，只能動用中央警衛隊去扣押他們，其手法頗似當年華國鋒依靠汪東興逮捕江青等四人幫的格局。薄熙來是出席兩會後在北京被捕的，當時京城一度局勢緊張，傳聞有軍人兵變。如果劉源不是因患第二期肺癌入院動手術，軍中少壯鷹派騷動的可能性不是完全沒有可能，據說劉源在病榻上仍強烈反對中央對薄熙來的嚴厲處置。至今，中常會因薄熙來問題而分裂己定局，究竟胡溫習會否進一步追究周永康問題尚待觀察。  

周永康與薄熙來共謀篡位如果屬實，這是嚴重觸犯黨紀的事。最近更傳聞在王立軍揭發的材料中有周永康在盤錦市當市委副書記和市長時貪污的事實。據說周永康妻子和兒子周斌以及秘書余剛、談洪，曾串同周永康義子孔濤聯手貪污八十億元，而王立軍與孔濤有廿年交情，就在那時候王立軍認識周永康，然後拉攏周永康與薄熙來的關係。

中國大陸局勢的展望

觀察中共黨內這次鬥爭形勢，溫家寶在薄熙來問題上似乎處於領軍地位，如果他能善於利用這一優勢，「宜將剩勇追窮寇」，將周永康問題提上解決程序，那末其意義將非常重大，足以打擊黨內頑固勢力，便利開啟黨內改革。

以現有黨內派別而論，毛派並不受黨內多數支持，尤其是薄熙來的倒台，使它更加形單勢孤。而胡德平等少壯自由派以及《炎黃春秋》的自由派老臣們在社會上頗受開明知識分子推崇，最近他們集合一千四百八十人，由李銳、胡績偉、江平、鍾沛璋、杜光、于浩成、辛子陵、姚監復等領頭，聯名上書全國人大要求出台新聞法和出版法，就是想打開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窗口。溫家寶應該善於團結這批黨內改革派，共同推動黨內改革。否則將喪失黨內上下呼應的機會。

目前中國人心普遍思變，無論中共黨內或大陸民間，要求變革的心都很熱烈，一切只盼有人舉起義旗，究竟是黨內先舉或民間先舉，就是判別改革與革命的分水嶺。如果黨內改革能夠啟動，中國大陸有可能走台灣蔣經國的道路，否則將會走北非的道路，讓茉莉花在中國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