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北大物理系的歲月
編者按：本文作者和方勵之同齡同窗同命運，此文憶述方勵之在中國物理學界的曲折歷程及學術成就，也記錄那個殘酷時代一批傑出學者的遭遇，為史作證，翔實而情深，實屬難得。

許良英（右）1987年在方勵之（左）家中合影。兩位出身北大的物理學教授，都是提倡民主的知識先鋒。

方勵之長我半歲（六個月零三天）卻高我二個年級，十六歲時他已讀大學，如果小學、中學是一步步讀上來的，那方勵之四歲時就上學了。一九五四年初秋，我入學北京大學物理系時，方勵之和李淑嫻已經升到三年級。一進校我即為團支書，方李二位早已是團幹部了，北大團委書記胡啟立召集學生幹部開會時，得以認識方勵之。一九五五年胡啟立任全國學聯主席，然後去了團中央，他在一九八九年和趙紫陽一起被踢出了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據說原定胡啟立將接班任總書記；一九四五年起胡曾在北大物理系求學四年，並加入了中共地下黨，後畢業於北大機械系。

北大物理系群英方年最幼

一九五二年和方勵之、李淑嫻同時考入北大物理系的還有周海嬰、譚天榮、倪皖蓀等人。當時物理系的課業很重，魯迅先生的公子周海嬰沒有能堅持到底，就業當了物理系的實驗員，不久改行了。天馬行空不務正業的譚天榮也留級了，一九五七年北大出現大字報時譚終得甩開課業語不驚人死不休了，於是被毛澤東欽點為全國唯一的右派「學生領袖」，改正後算作是一九五八年畢業。北大物理系代有怪才出，但本業成績都很好，譚天榮似是例外，四年課程讀了六年。和方、李同為學生幹部的倪皖蓀功課也很好，那時「政治掛帥」之風尚未熾盛，功課差的同學沒甚威信，當不了幹部。反右前高校學生沒有班主任，也未設政治輔導員（政治輔導員的發明權屬清華蔣南翔，比我晚六七屆的胡錦濤的第一個職業即為清華水利系的政治輔導員），記得連哪個同學住哪個床位也是由我派定的，學生黨員極大多數來自工農速成中學，跟班很吃力，還得我搭配成績好的同學人盯人幫他們學習，因此所有的學生工作都落在學生團幹部身上。即使如此倪皖蓀仍是學習優秀，一九五六年畢業時得以留校當了助教，福兮禍所伏，他沒能逃過反右浩劫，一九五八年被迫離校後沒有再回北大。

成績優越且剛入黨的方勵之，又專又紅，四年級時轉入了北京大學物理研究室，這個剛成立的培養核裂變人才的單位雖冠有北大名頭，可是通了天的。鈾核裂變的連鎖反應就是原子彈爆炸。一九五六年方勵之從北大物理研究室畢業時被挑選去了中國科學院。科學院的政治氛圍比北大寬鬆，更強調搞好科研業務，反右時方勵之被保了下來，說若戴帽就可惜了。不過「原子彈」業務是不能再讓他碰了，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被科學院近代物理所下放農村勞動九個月後貶去了科大。

一九五九年初方勵之在科大被處理為「內控右派」，只開除黨籍沒劃成右派份子，因此他也被稱為「漏網右派」。一九五六年從物理系畢業時留在北大當助教的李淑嫻就沒那麼幸運了，一九五七年反右第一年她被戴了右派帽子。一九六一年十月六日方李二人結婚，互相攙扶著攜手走過五十年後再半年，方勵之竟駕鶴西去了，嗚呼！

摘帽右派內控右派，仍屬右派

本文所說「物理系」實指北大物理系中的物理專業。當時系裡除物理專業外，還有氣象專業，不過教師和學生的多數都在物理專業。一九五八年秋，北大物理系分解成了三個系：物理系、無線電電子學系和地球物理系，後者包含了氣象專業。此外，北大物理研究室在一九五八年也撩開一點兒神秘面紗，喚作了原子能系，並開始招收一年級新生，這個系經費足，受重視程度遠高於前三個系，且不位於北大校園裡，後來它改名為技術物理系。

一九五八年臨畢業那學期我被補戴了右派帽子，據說是北大最後一名中箭者，雖然我沒有貼過大字報，也沒有參與過大辯論，和李淑嫻類似，她是主動向組織講了自己的看法，我是主動向組織交了自己的日記。戴帽後仍讓我隨班讀到了畢業，是年夏被科學院應用物理所接受。因此，方勵之所講的科學院、以及由科學院興辦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某些人和事，我也略有耳聞。一九六○年我被科學院政治部宣佈摘去了右派份子帽子，自以為從此和他人一樣了，可以更自由地搞科研了。後來感悟，我只是個「摘帽右派」，摘帽右派（一九七八年後叫「改正右派」）仍屬「右派」，依然受「革命群眾」尤其是其中的「共產黨員」的欺壓。例如一九六三年，我所在部門對一九五七年以來入所的大學生作了一次考核，我考了第一，事後其他所有人都升到了中級職稱並長了工資，只我一人還是初級的研究實習員，當然這個廉價勞動力仍是要利用的，用來搞科研。那時我在科研小組，有林彰達等二人，他們和方勵之李淑嫻同年入學北大物理系、同年畢業。林是共產黨員、科研小組長，一九六四年初「階級鬥爭」再次被毛澤東挑起時，黨員組長公然搶奪了我的科研成果。一九六八年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至此我已受辱十年，歷盡痛苦豈能再挨，南宋高僧的偈語「他從東方來，我向西方去」也給我以引領：決然剪頸自刎。了無知覺數日後閻王老兒竟一腳把我踢回人世間。其後還有更慘烈的精神殺戳，偶語淚滿襟，不去說它吧。每個右派都有一本血淚帳。

一九五八年秋，科學院自產自銷辦起了科大。同時還建立了中國科技情報大學，很快它即拼入科大。除掛名的頭面人物及開辦時去講過點課的著名老科學家外，科大的教職員主要來自各研究所欲予淘汰的人員，有兩大類，或是「政治差」或是業務差，前者為主。方勵之也調入了科大。前面講到摘帽右派屬「右」派，其實內控右派也屬「右」派，而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科大也逐漸抽緊了階級鬥爭這根弦，方勵之既屬「右」派怎會有好日子過？科大地址原在北京玉泉路，文革前校內只授基礎課，專業課由相關研究所在職人員承擔。我也曾是科大第一和第二屆各二名畢業生的畢業論文指導教師，那是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

下幹校勞動方勵之神遊宇宙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副統帥發佈「一號通令」後，北京各單位緊急動員起來迎接戰爭以疏散出京。次年，科學院各所很多人，包括和我同一科研小組的陳雲女兒等人，當然也有我這個摘帽右派，被趕去湖北省潛江縣的科學院五七幹校，據說該地曾是全國最大的勞改農場，我們被當地人稱作「二勞改」，實際上也差不多。科大則被趕到了安徽合肥，同時科學院在合肥建立分院，以和科大呼應。科學院合肥分院「廢物利用」了安徽省為拍馬迎駕中共「九大」在合肥郊外蓋的一片別墅區，科大的很多房子就需自建了，於是方勵之成了科大制磚廠的主力。

此前，他們剛到安徽時，方勵之還當了半年多的「煤黑子」，下到一百多米的地下挖煤，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漆黑地底，方勵之卻神遊到光明的天體。回到地面後方勵之躲在蚊帳裡閱讀朗道（二度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蘇聯猶太人）的《經典場論》，冥想駕著廣義相對論去窺視早期宇宙。也有人對我說，方勵之離開制磚廠後被派去燒鍋爐，爐內加好煤後他加緊時間開始閱讀天文學文章，憑他扎實的理論物理基礎（方勵之在北大讀的是理論物理專門化，李淑嫻和筆者讀的半導體物理專門化），很快就成了天體物理學界的佼佼者，自此方勵之沒有再改變專門化領域。到了合肥後仍有多人嚷著要回北京，最後由華國鋒簽字拍板，科大永留合肥，但方勵之等「老」人的戶籍關係保留在北京。

管維炎方勵之任合肥科大正副校長

接管了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和北平研究院物理所後，科學院把物理所分解成了應用物理所、近代物理所、力學所、電子所、聲學所、自動化所、地球物理所、氣象所以及生物物理所等多個物理類研究所。近代物理所改稱原子能所（後部分成高能物理所）時，應用物理所恢復原名——物理所，成為物理研究的主體。是科學院的第一大所。因而，直到一九八七年初鄧小平把方勵之再次開除出共產黨時，物理所對科大一直有最大影響。

一九八七年，科大副校長方勵之被「撤職」，科大校長管維炎是被「免職」，由另一副校長辛厚文執掌了科大實權。管和辛都來自物理所，管曾是低溫物理室的副主任，辛當過磁學室的黨支部書記。辛厚文綽號辛厚皮，甚至有人半開玩笑地當面叫他辛厚皮。管維炎是老共產黨員，一九五一年入學北大物理系，兩年後去蘇聯續讀大學然後是研究生，學成時曾要留他當中國駐蘇大使館的文化參贊，他想搞業務，回國後到物理所從事低溫物理的研究工作，一九八五年去當了科大校長，直到一九八七年初被免職。一九八九年「六四」後，管維炎流浪到了歐美等國，最後去台灣新竹的清華大學任教，客死在他鄉。微妙的是管維炎去國後，當局沒有為難他的家屬，沒有收回他在北京中關村的住宅，甚至連家中的公費電話也沒有停機，個中緣由我等小民豈能知曉。

黨員副校長成就了中國薩哈洛夫

李淑嫻戴了帽子是「敵我矛盾」，方勵之沒公開劃成右派仍屬「人民內部矛盾」，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兩重天，共產黨待之自不一樣。反右運動，促使很多知識份子看出了共產黨的本質（只有我這個中毒太深愚蠢至極的右派份子直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才徹底覺醒）。方勵之什麼時候開始覺悟的我不知道，我總覺得他在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崇高地位和他傑出的學術成就是分不開的，論文在國際上出名了，壓不下去了，悶不死他了，就像科學院的數學家陳景潤那樣。

一九八四年方勵之當了科大副校長（如果他沒有「共產黨員」的紅頂子則絕無可能，若戴過右派帽子那麼早當副校長恐也不成，用數學語言來說紅頂子和沒劃過右派是一九八四年時當領導的必要條件，但不充分），其後他才在民主和人權道路上嶄露頭角施展抱負，一九八九年達到「中國的薩哈洛夫」地步。我無意貶低方勵之對民主事業的真摯情操和擔當精神，我只是想說和方勵之有同樣認識的人難道少嗎？

不管怎麼說，我仍十分推崇方勵之，他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傑出代表，我為從北大校門走出這樣一位物理學家感到無比榮光，蔡元培校長教誨學生「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方勵之得其真諦，成了從北大發起的「五四運動」的真正傳人。「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science（科學）曾被譯為「格致」，人們更多地是把physics（物理）說作「格致」，Search into the Nature of Things，物理學是研究事物本性的學問，學物理的人最崇尚理性，最講究實驗驗證，最實事求是，最服膺真理。在蘇中兩個一黨專政的大國裡爭民主爭人權的領袖人物都出現在物理學界，其他學科是沒有的，難道不說明問題？(待續)

方勵之和他同時代的學者（續完）

編者按：本文作者和方勵之同齡同窗同命運，此文憶述方勵之在中國物理學界的曲折歷程及學術成就，也記錄那個殘酷時代一批傑出學者的遭遇，為史作證，翔實而情深，實屬難得。

方勵之李淑嫻夫婦是反右風暴中北大聞名的一對情侶。1961 年結婚，相依相伴51 年。

第一篇學術論文被化名發表

一九六一年第一期《物理學報》登出了方勵之的第一篇論文，畢業五年，期間經歷了殘暴的政治運動、不止一次的下放勞動，就能在頂級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真了不起。其後一發不可收拾，例如一九六四年一年之內《物理學報》竟刊發了他的四篇論文。除了他的論文確是質量高外，老一輩物理學家為他撐起了一把政治保護傘也功不可沒。

共產黨為扼殺政治上的右字號人物，禁止錄用他們的文章，當時《物理學報》副主編錢臨照先生把方勵之改名「王允然」刊出了他那個第一篇，錢先生早年留學英國，他隱隱然說方的文章是Her Majesty（女王陛下）「允然」的，文革期錢先生則巧妙地解釋為那是「王竹溪先生說行」，比錢先生年輕五歲的王竹溪是《物理學報》的主編。方勵之並不隱晦「我的學術生涯一啟動，就得到過錢、王二先生的保護。」

筆者初入應用物理所時就聽到了錢臨照先生的名言「黨總支書記麼，是給我們跑跑腿的」，那時應物所還沒成立黨委只有總支，其實一九七八年第一次全國科學大會上鄧小平也說過類似的話，但是很多話只能他們說，別人說不是反黨也是落後，於是曾擔任過中央研究院代理總幹事的錢臨照先生被貶去了科大，沒有通告他本人就把錢先生的編制從物理所劃去了科大，以致後來錢先生九十三歲時寧可病逝於合肥也不肯回北京治病。

物理學教授王竹溪的傑出貢獻

王竹溪先生是北大物理系的教授，教過我們熱力學、統計物理和量子力學（為感激師尊，北大百年時筆者曾向王竹溪教育基金略表心意），他編著的《熱力學》和《統計物理學導論》除中文版外，也有英文版，蘇聯人並將之譯成了俄文版，享譽國際。王先生帶領郭敦仁合著的《特殊函數概論》（時為講師的郭敦仁據此教過我們「數學物理方程」課程）也遠播海外。一九三八年獲英國劍橋大學博士學位的王竹溪先生，回國後二十七歲時即為教授，給西南聯大物理系學生授課，也是研究生楊振寧的指導老師。

在歸國博士這些老先生中，王竹溪的論文特多，他在中國物理學界有傑出貢獻和多個頭銜，並擔任過北大副校長。王先生還利用業餘時間編纂了《新部首大字典》，收錄漢字超過五萬個，多於《康熙字典》和《中華大字典》，各字釋義精當並附有代表性的甲骨文、古文、大篆和小篆，這些特殊字形沒有字模，因此本書在王先生過世五年後才由兩個出版社合力出版，原稿中為手描，足見王先生的堅毅和嚴謹。「新部首」由王先生發明，重碼極少便於機器檢索。該字典已引起臺灣、日本、美國等出版界的極大重視。像王竹溪先生這樣著名的學者而且已達六十歲高齡時，也沒能避開被下放的噩運，他在江西鯉魚洲北大五七幹校當放牛翁時染上了血吸蟲病，導致肝硬化過世於一九八三年初，只有七十一歲，在中國著名科學家中顯屬早夭。

九年十三篇論文四十四歲當院士

方勵之的第一篇論文屬核物理領域，其後他只好轉向「民用」物理。經錢臨照先生關照，方和李蔭遠研究員領導的物理所理論物理室人員合作，發表了二篇固體能級和摻雜的論文，然後是激光方面的理論文章，到一九六五年方勵之已共發表論文十三篇，走出校門九年即有十三篇，實在傑出，他那時還只是助教。科大搬去合肥後，方勵之轉向了天體物理，在這一領域他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因此一九八○年方勵之四十四歲就當選為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殊屬年輕，和他同年成為院士的管維炎和李蔭遠（非黨員）分別已達五十二歲和六十一歲。搞理論物理的人一旦入了門，得心應手後論文就會一篇篇地出，當然也要是佼佼者。不像實驗物理工作者，很可能多少年也做不出成果來，科研允許成功也允許失敗，甚至可能失敗居多，在物理學界從事實驗物理的人遠遠多於理論工作者。

方勵之在回憶文章中寫有：「李蔭遠先生曾任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長，一九六二—一九六五年間，我一邊在科技大學教書，一邊在李先生門下作研究。」「參加李先生的研究組，對我有極大的幫助。」李先生還接替錢臨照先生擔任《物理學報》副主編多年，王竹溪先生過世後則為執行主編。

五一年海歸博士李蔭遠坎坷命運

二○一○年耶誕節前，李先生給方勵之發去電子郵件，說「……錢先生辭世不覺已十一年了，我手邊只有他指導的科學史學生早年寫的傳略。我在網上讀到過你的兩篇回憶散文，都是關於大學剛畢業時期的，也許你真該動筆寫回憶錄了，不是寫你正確與否，而是可以給二、三十年後治史學者之采擇與評論。」郵件中說的錢先生指錢臨照先生。

李蔭遠先生一九五一年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一九五六年初回到中國大陸，在磁學、光學、激光、晶體學等方面取得了廣泛的理論成果。退休後淡出物理，連院士會議也不去參加，卻編輯出版了《當代新詩讀本》，且「看重涉及世勢坎坷的篇章」同情受迫害者。筆者和李蔭遠先生同在物理所大樓裡過二十餘年，印象中李先生是埋頭業務論文很多遠離政治的學者，誰知他在文革期「作為革命的對象，我有寫不完的檢討，每天上班要先向毛主席請罪，接待外調時受盡斥責」日子也不好過，後來則「由於十年浩劫的後遺症，我的三代六口之家散架了」，到去年底九十二歲的李蔭遠先生說：「當今出現的社會危機絕對絕對不是個人的問題。」真知灼見啊。

錢臨照先生、王竹溪先生、李蔭遠先生，他們學成歸國，滿腔熱情報效祖國，對中華民族做出了重大貢獻，是中國物理學界的領軍人物，原來他們的生活也不舒暢！遑論普通的物理工作者、普通的百姓。

一九八一年暑期拜訪李淑嫻

同為高中畢業考入北大，也在學生時期入了黨，但是李淑嫻劃了右派，而且是在北大，比方勵之就苦得多了。雖然一九五九年九月她已摘了帽，仍沒有讓她上講臺，而是叫她到物理工廠半導體車間當清洗工，強酸強鹼嚴重損害了她的身體。這位外形嬌小的大姐，硬是天天上操場，用運動恢復了健康，堅強的意志令人嘆服。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李淑嫻才恢復教書權利。一九八一年暑期，筆者離開物理所二年後出差北京，到北大教工宿舍區的蔚秀園看望了李淑嫻，雖是暑假方勵之也不在家，他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邀請到巴基斯坦講學去了，她家房間面積不算小，但空蕩蕩的，有一個五斗櫃，上面放著個二喇叭收錄機，說是給兒子聽英語用的，我問方去講學有報酬嗎？有的，照聯合國專家標準給美元，不菲，是給個人的，但方勵之和以往一樣把收入全部交公了。和共產黨官員的行徑比比誰愛國？

在我印象中方勵之的身體本是很好的，有國難投的沉重精神負擔終致奪去了他的生命，彈形性變不易察覺，日積月累超過限度突然折斷了，難道不是嗎？想起了白樺的電影劇本《苦戀》，一個歸國畫家的被迫害致死，他女兒說：「您愛我們這個國家，苦苦地留戀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

魂兮歸來，他是真正的愛國者！

方勵之是個大愛中華故國的人，可這個一黨專政的國家愛他嗎？！哲學家斯賓諾莎明言：「愛神的人，不要企望神也愛他。」那些裝神的大盜們舉著「愛國」的旗幟幹著竊國的勾當，這個被竊了的國不愛也罷。

方勵之學長仙去，回憶些他的點滴和關聯事，「以給二、三十年後治史學者之采擇與評論。」天怒人怨，要等二、三十年嗎？

如果說五十年代被劃出校門的「五七」群體朦朧地看出了一黨專政的猙獰，九十年代的「六四」群體則從學校走上街頭清晰地喊出了反腐敗要民主的呼聲，二者本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良知，發出了時代的最強音。他們在吶喊中逐漸堅定，北大學生右派林昭在獄中說「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萬個雞蛋去撞擊，這頑石最終會被擊碎的！」這才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林昭們，王丹們，決非「叫獸」孔慶東，「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魂兮，歸來喲，中華民族之魂，他們是真正的愛國者！李淑嫻學長為方勵之學長所寫悼詞的最後是「勵之，看著我，伴著我，等著我！」讀至此不禁淚流滿面。方勵之學長，看著我們，伴著我們，等著我們！在天國裡看著伴著等著我們，完成你未竟的事業！

（心情激蕩難予言表，匆匆寫完此文以祭逝者，

二一○二年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