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鐘按：這篇文章從歷史的大角度，論述辛亥革命的主要脈絡與人物功過，高度肯定辛亥革命符合迄今為國人追求的現代憲政民主價值，駁斥對辛亥革命的失敗論。深入淺出，情理兼融，甚為可讀。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全球的中華兒女都在反思百年中國革命與憲政的坎坷歷程與成敗得失、評判有關人物的是非功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都是當代人依據當代人的「問題意識」、當代人的視野和當代人的思想高度去「敘舊」。反思過去當然是為了今天與未來。「立憲」百年而仍然沒有憲政，中華兒女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慚愧，有充分的理由慚愧得無地自容。

　　中華民族在這樣的年頭反思辛亥革命，首先必須拋棄錯誤的歷史觀，以免誤讀歷史或矯枉過正。矯枉過正可以來自右的方向，徹底否定革命，而忽略某些革命乃是因為死硬的統治者堅決拒絕改良而迫使革命派不得已而為之。矯枉過正更可怕的是來自左的方向，沿著「以成敗論英雄」、「成者王、敗者寇」的流氓史官，鼓吹「徹底革命」。列寧等人錯誤總結「巴黎公社」的失敗教訓，搞出毒害全人類的黨國專制；毛澤東等人錯誤總結辛亥革命的「失敗教訓」，使中國徹底的「共產革命」幾乎斷掉了中國文明的血跡。

壯麗的妥協，沒有殺人、沒有報仇

　　妥協內在於民主。沒有妥協就沒有民主。民主政治是通過多數人的同意授權來解決政權來源的合法性問題，是在各種利益之間實現妥協的一種制度安排，而不是贏家通食。

　　辛亥革命結束帝制、建立共和的成果，是一個世紀前足以左右中國前途的四種政治勢力以天下蒼生為念、根據民主精神達成的一種壯麗妥協：革命派、立憲派、清王朝漢族實權派、滿清王室。

　　滿清民族征服所播下的仇恨種子。來自清初順治二年（一六四五）的「揚州十日」（四月）、「嘉定三屠」（七月）。辛亥革命前關於「驅除韃虜」、「剪滅韃虜」的反滿宣傳，大有將滿族斬盡殺絕、斬草除根的勢頭。

　　但是，辛亥革命進行得非常文明理性。辛亥革命的死亡人數沒有確切統計，但總的說來死人很少。武昌起義頭兩天內奪取武漢三鎮，死亡官兵不足千人（包括被部分革命軍借機殺戮的八百多名旗人）。之後的武漢保衛戰及奪回武漢三鎮的戰鬥，死亡人數也不過千人左右。至於其他響應湖北倡議而宣佈獨立的各省，死亡人數更少，財產損失也很少。袁世凱的北洋軍自從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下旬攻占漢陽之後，便基本上停止了對南方各省的進攻，戰爭打得比較文明，減少了人員犧牲和財產損失。

　　辛亥革命的初期包括武昌城內的確發生過殺戮革命對象的行為，但很快便被制止，濫殺無辜的情況沒有擴大化。辛亥革命中，八旗兵駐防的南京、鎮江、杭州、乍浦、福州、廣州、荊州、成都、西安、伊犁都先後落入革命軍手中。其中有一些駐防點由於八旗兵放棄抵抗，而被革命軍兵不血刃拿下的，也有一些駐防點的八旗兵由於反抗而被革命軍鎮壓。但大規模的「排滿」沒有發生。陝西的排滿最厲害，據傳西安的旗人由於反抗而被殺二萬，但實際被殺的人數要少的多。三十幾年後中國的另一場革命，「消滅國民黨軍隊八百萬」，還鎮壓了數以百萬計的被定為「惡霸地主」、「反革命」之類的平民。

　　而且，「革命軍起、革命黨消」。革命派（同盟會、共進會、文學社、華興會、光復會）與時俱進、華麗轉身。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迅速完成了從「革命黨」到議會政黨（執政黨）的轉變。

　　辛亥革命確實很「不徹底」，沒有被「階級仇、民族恨」所支配。沒有犁庭掃穴、沒有斬草除根、沒有「革命恐怖」、沒有「鎮壓反革命」、沒有「專政」、沒有報仇雪恨。

　　「階級鬥爭史學」的荒謬性。辛亥革命並不是「資產階級革命」，天底下不會有以「節制資本」為目標的「資產階級革命」，當時全中國也沒有幾個資本家。辛亥革命是「國民革命」，而不是某個階級或某個集團的革命。與「戊戌變法」一樣，辛亥革命是「秀才造反」，領導者是「中等階級」即「新型知識分子群」。辛亥革命不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不再是「成者王、敗者寇」，不再是改朝換代，而是文明而理性的變更中國的政治制度，以使中國趕上世界潮流、以使中國能夠有效地抵制外來侵略、以使中國人更加自由幸福。

立憲派理性開明促成五族共和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首義大大出乎革命領袖孫中山、黃興等人意料，此前革命黨人運動會黨在帝國邊緣兩廣雲南搞了十多次武裝起義，但應者寥寥。而武昌起義後兩個月內即有十多個省響應宣佈獨立，顛覆了清王朝，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立憲派人士的響應參與。當時立憲派士紳的領袖，如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江蘇諮議局議長張謇等，在說動一些都督、巡撫宣布獨立、說動袁世凱反正等方面，功勳卓著。立憲派是在清末改革中形成的政治派別，他們努力引進西方代議制來整合改革中社會出現不同利益。

　　立憲派主張君主立憲、革命派主張共和民主，目標都在於憲政，只不過是革命派更為激進些。手段分歧主要在於要不要暴力「排滿」。在這一點上立憲派的思想要比革命派深刻、完美得多。革命隊伍中流行的是狹隘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欲將滿、蒙、藏、回等少數民族排除在中華民族之外。立憲派所提倡的卻是理性的現代民族主義，將滿、蒙、藏、回等少數民族都包容在中華民族之內。革命爆發之後，革命派迅速轉變立場，接受了立憲派的主張，共同構建「五族共和」（實際上是中國版圖內所有民族共和）。

　　立憲派從制度變革和思想教育雙管齊下，扎扎實實既開官智，也開民智。立憲派在一九一零年掀起了三次全國性要求「速開國會」的大規模和平請願。國會請願運動是要朝廷改變制度和轉變思想；發展地方自治和國民教育，是培植和訓練民眾行使政權的能力。當時的進步力量已使憲政思想深入人心，因而辛亥革命可以水到渠成，傳檄而定、咸與維新。

滿清王室審時度勢、理智退讓

　　王室內部的理性力量也已出現和成長起來。滿清王朝在一八九八年有過脫胎換骨、在中國建立君主立憲制度的機會，但這一機會被斷送在「戊戌六君子」的血泊中。後來悔之莫及。清亡前的十年新政改革，先前被說成是欺騙，其實經歷庚子拳亂和八國聯軍攻占北京的劫難後，清朝廷上下形成了改革共識，連慈禧太后和最頑固的皇親貴戚也主張改革。

　　清末十年改革成效很大，是中國現代化突飛猛進的時期，我們現今教育、文官、警政、郵政、軍制等方面的現代化均起始於此。在科教文化方面，廢科舉、興新學，建立現代教育體制。法制的現代化改革更不用說，不僅引進了刑律、民律，並發展經濟還議定公司律、破產律，直到欽定憲法，預備立憲，準備開國會，籌辦地方自治。經濟上也在與世界接軌，創辦大清銀行、改革幣制、稅制，我國鐵路主要幹線京漢、京浦、滬寧杭、京張、隴海等線及東北鐵路，也都是此時修建的。

　　為清王朝挖墳墓的是清朝頑固派，憲改革會使大權旁落，他們死抱權力不放，組織「皇族內閣」（一九一一年五月裁軍機處，改設內閣，慶親王奕劻任總理大臣，十三名閣員中王族佔七人）。傷透了漢族大員的心，也把立憲派推向了對立面。

　　在清末新政中攝政王載澧（皇帝他爹），主管政法大權的肅親王、民政部尚書善耆等，是政治上相當厚道開明的人物。他們對「有異心」漢族官僚魁首袁世凱優容有加而不置之於死地；特別是對那位高歌「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一九一零二月下旬進京埋炸彈行刺攝政王載澧的叛黨汪精衛等，居然也沒判死刑，甚至不搞刑訊逼供株連同黨，連罰跪等刑罰都沒用，在南北議和期間就赦宥釋放了。（難怪一九二五年孫中山病死前一個月，在北京帶著汪精衛等往醇王府拜見載澧。）南北和議之初的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清廷發布了「罪己詔」，三十日宣布開放黨禁，並隨即大赦政治犯以促進政治和解。清室看到大勢已去，便明智地急流勇退，沒有搞幾個「堅持」，也沒搞幾個「絕不」，體面地退位。

袁世凱智啟和解與立憲派合作

　　甲午一戰，暴露了舊式軍隊的腐朽，清廷開始編練新軍。滿族貴族集團唯恐大權旁落，竭力把持新軍領導權，無奈其昏聵無能、後繼乏人，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袁世凱、馮國璋、段祺瑞、徐世昌等養成羽翼，把持了新軍。滿族貴族集團曾一度以「回鄉養屙」的名義解除了袁世凱的軍權，但袁在新軍已成勢力，滿族貴族集團失去控制。武昌戰事一起 ，袁世凱就指使其黨羽挾迫清廷恢復其軍權，並委任其為總理大臣。這樣清朝軍政大權終於落在漢族官僚、軍閥集團手中。

　　袁世凱的北洋六鎮在軍事上佔優勢，但袁世凱沒有窮兵黷武，而是開啟和解的智慧。十月二十日，遭貶黜蟄伏多年的袁世凱被清廷重新啟用時，開出的條件即是：開國會，解黨禁，寬容赦免起事黨人。袁世凱掌權後對南方革命軍隊使用的武力有限，主要是顯示他的實力。他當時在掌握軍事主動權的前提下，主動提出並主導了南北和談。南北和談是實力派與革命派對談，但居中謀劃調停的是立憲派，如張謇、趙鳳昌（原張之洞幕僚）。

　　趙鳳昌隱居的上海私宅「惜陰堂」，成為各派謀劃成立民國政府的據點和南北和議談判之地。孫中山剛從國外回到上海，即去 「惜陰堂」 拜會趙鳳昌。清王室的退位詔書竟由張謇起草，和議各方在「惜陰堂」討論定稿，由袁世凱轉交隆裕太后簽發。

　　袁世凱敦促清帝退位的文告稱：「將統治權公諸於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袁世凱接受臨時大總統時通電贊同「共和為最良國體」，立誓「永不使君子政體再行於中國」，深得人望。

立國沒有爭權奪利突顯民主理想

　　中國民國於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成立，在中國成功實現憲政民主制度，當時在全球處於領先地位（全球沒幾個民主國家），與文明古國的地位相匹配。辛亥革命為理想信念而戰，武昌首義諸賢都沒有爭權奪利。他們沒有在打下「江山」之後坐上「江山」。最初起事的熊秉坤，沒有貪功，在革命已經發動並佔有主動權的情況下，將指揮權交給了當時並非革命黨的吳兆麟，而吳兆麟也沒有坐「江山」的鴻鵠之志，又將指揮權給了清軍官黎元洪。之後，他們又請出了立憲派人士包括舊官僚組成了軍政府。一九一一年聖誕日孫中山從海外回國，四天後起義十七省「都督代表會議」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十六票對一票），實在是很高尚的君子行為。起義十七省的都督多半不是革命黨人，他們並不看好孫中山這位江湖郎中（外號「孫大炮」）的實力和能力，但看重孫中山的聲望和三民主義思想。

　　按照辛亥革命本身所確定的基本目標，辛亥革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而且是用比預期代價小得多的代價取得了勝利，功在千秋。長期以來國、共兩黨的官修史書都說辛亥革命「失敗」了，以謬傳謬。成功與失敗的評價標準是甚麼？黨國史學首要標準是革命政黨是否奪取政權、掌握政權。這不仍然是「打江山、坐江山」的把戲嗎？

　　辛亥革命的勝利，是憲政民主理念的勝利。武昌首義之後，湖北軍政府立即頒布《鄂州約法》：人民一律平等，享言論、集會、結社、信仰自由；都督公選，對議會負責。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種族、階級、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辛亥革命的成果，最主要的就是兩項：

　　一、推翻君主專制制度。「百代皆行秦政制」從此結束。

　　二、建立現代憲政民主制度。在價值觀念層面：主權在民（人民主權）觀念、保護人權（人權平等）觀念。制度層面：議會制度、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總統選舉、地方自治。

　　辛亥革命的成功並非某一階級或集團的勝利，而是國內各派勢力博弈合力的成果。其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就在於有一套以憲法、國會、政黨為核心的新共和制取代了舊的世襲王朝，以現代民主取代傳統專制，其性質是民主革命，即孫中山所說的民權革命，也包括狹隘的排滿民族革命。

孫中山興二次革命討袁實為不智

　　遺憾的是，辛亥革命的寶貴成果後來被蹂躪、拋棄了。首先蹂躪辛亥革命憲政民主成果的是舊官僚和無聊文人，後來拋棄憲政民主成果的是革命者本身。

　　袁世凱當上總統之後就發生了總統與國會之爭。如何釐定各自的權力範圍，這是民主政治範圍之內正常紛爭。首先失去定力的是孫中山革命派。孫中山對議會政治並不熱心，國民黨黨務實際由代理理事長宋教仁主持。國民黨得到國會多數席位，行將組成政黨內閣。極負人望的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幾成定局。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日，三十一歲的宋教仁慘遭暗殺（二十二日因傷勢過重而亡），袁世凱當然值得懷疑。但是，暗殺是孫中山革命黨的慣用手段，袁世凱以往從未行暗殺之道，革命派有理由懷疑袁世凱，但民國注重的是法治，必須有確實的證據才能定案。連古代的韓世忠都知道「莫須有何以治天下」。

　　宋教仁被暗殺之後，國會安然無恙，以國民黨與共和黨（後改進步黨）兩黨對峙為主的兩黨政治安然無恙，憲法起草工作也在密鑼緊鼓的正常行進之中（憲法草案一九一三年十月三十日在國會三讀通過）。正確的因應之道是法律解決，在現有政治法律框架之內解決問題，這也是當時多數國民黨人的主張。尊重民主程序、尊重司法獨立辦案。由國會組成特別委員會作出全面調查，查個水落石出，並對袁世凱嚴加問責。

　　孫中山則力主「武力討袁」，經過艱難預備，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二日由原江西都督李烈均出任「七省討袁聯軍總司令」，倉促起兵進行「二次革命」，引起國民黨內部大分裂，顯然是濫用「革命」、迷信暴力。議會大黨以武力革總統的命，章法大亂，目標與手段都缺乏法理依據。從策略上說，國民黨的武力與財力比袁世凱要薄弱得多，根本就不是對手，以己之短攻人之長，也完全是下策。「討袁」戰事毫無建樹，頭尾不足兩個月，「獨立」各省均先後失敗。實際上，袁世凱當時所領導的共和政府，在國際上得到全面支持，在國內也被多數人認為是中國希望之所在。孫中山革命派這時已完全不同於辛亥革命以前的革命派，只是勢單力孤的一群軍事冒險主義者。更為重要的是，辛亥革命創造民國，創造議會政治下的和平博弈，成功改寫了政治遊戲規則；「二次革命」又回過頭去武力爭權，使民國政治攪成一團亂麻，實在是自毀江山。

助袁世凱稱帝作用極壞的三個人

　　孫中山在反袁的「二次革命」中脫離民主法制軌道，搞獨裁專制，憲法、國會的權威誰也不認。一九一四年七月孫中山成立中華革命黨，要黨員宣誓無條件服從他個人，使得黃興等人也只好離他而去。

　　袁大總統對民主制度不習慣，他不能制定他所需要的法律，不能任命他所信任的國務員，處處受立法機關、司法機關以及政黨內閣的制約。爭爭吵吵，很正常。可悲的是，袁世凱受自己及身邊幾位奸佞之徒所製造的「民意」所迷惑，竟然妄圖恢復帝制。在這場騙局和鬧劇中，有幾個奸佞起的作用特別壞。一個是袁世凱的洋顧問、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古德諾（Frank Goodnow）。他是西方知識界那類表面對華友好而骨子裡賤視中國人的典型代表，帶著惡毒的種族主義偏見，認為中國人不配享受憲政民主、沒有能力實行憲政民主，最適合中國的是帝制。一個是浪得虛名的無聊文人楊度，受袁世凱重用、聘為總統顧問後便飄飄然不可一世，厚顏無恥「勸進」袁世凱當皇帝。再一位是等著做「太子」接班的袁克定，居然辦一份專給老爹讀的報紙來欺騙他。

　　袁世凱逆歷史潮流而動，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發表文告，宣佈接受袁記參議會「一致通過」送給他的地位。但是，他此舉立刻招致世人反對，眾叛親離，「天下共擊之」。「護國運動」與辛亥革命一樣，又是反對帝制力量的一次大聯合，又一次傳檄而定，在始於西南的各省紛紛宣告獨立中大功告成。袁世凱只好於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宣佈撤銷帝制。隨即在悲憤交加中大病不起，於一九一六年六月五日斃命。一念之差，毀了一世功名、誤了卿卿性命。袁世凱歸天之前，召集心腹開會，同意反袁各方的要求，由副總統黎元洪繼任總統，各省獨立也隨之取消，中華民國又復舊觀。

　　「洪憲帝制」還沒開場即告覆滅，再次表明辛亥革命推翻不只是滿人的「異族政權」，而是君主制度。滿人的君主要推翻，漢人的君主同樣也要推翻。即便是袁世凱的那班心腹部屬，包括段祺瑞、徐樹錚、馮國璋、陸榮廷、龍濟光等，也大都堅持政治和道德底線。他們可以跟著袁世凱逼清帝退位，跟著袁鎮壓孫中山的「二次革命」，但是不支持袁世凱稱帝的倒行逆施。「護國運動」勝利之後，共和制度得以成功恢復。辛亥革命的成果，諸如約法、國會、內閣、政黨政治等都得到了全面的重現。中華民族又回復到了憲政民主的大道上，直到黨國體制這一全新的專制制度顛覆了憲政。

　　議會是西方富國之本，必須立即將中國變為法治與民主的國家，這是改良派與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之前就達成的共識。當掌權遇到挫折的時候，由「革命黨」和「革命領袖」帶頭破壞這種共識，使專制勢力借屍還魂而復辟於中華大地，教訓至為深刻。

孫中山錯在轉向「以俄為師」

　　鴉片戰爭後在西方衝擊下中國經歷了「千古奇變」，遇到「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傳統的生產方式和政體已運轉不靈，必須改弦易轍，從物質層面、制度層面、價值層面實行全面學西方、全面變革。革命派和改良派都要求跟上世界潮流，向西方學習謀求現代化，建立憲政，這是大方向。不同政見不同利益集團應在國際通行的（憲法、國會、政黨）民主機制下和平競爭，共商國是。

　　孫中山是一位缺乏實力的革命家，因而靠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來開道，「革命」征途中的種種舉措，可議之處很多，但大都情有可原。包括他試圖以割讓滿蒙為誘餌騙取日本對他的革命事業的支持，也並非不可開脫。當時英、美、法等民主國家都不支持中國的民主革命，孫中山孑然無助。日本多種政治勢力刻意插手中國政治，但漫天要價，誰出價高就支持誰。他們要支持孫中山，當然需要孫中山要以袁世凱出的價來壓孫中山。孫中山卻從袁世凱手中奪得日本人的支持，不惜以割讓民族利益為諾，確實不高尚、不道地，但也是出於無奈。

　　但是孫中山他帶根本性的錯誤在於放棄憲政民主這一現代文明的主流正道，轉向「以俄為師」，迷失了大方向。「假共和」可以通過思想革命和議會鬥爭來變為「真共和」。「護國運動」、「護法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都是求取「真共和」的無懈努力。五四新文化運動，孫中山被歷史超越，辦《建設》、《星期評論》等雜誌，在思想啟蒙運動中打個下手。憲政體制已經建立，在價值理念方面繼續下功夫，便可使憲政體制能夠正常、順利地運作。而「以俄為師」，以黨國體制為目標，便走到邪路上去了。孫中山改組革命黨，回到歷史中心，「繼續革命」，中國又亂套了。北洋時期，中國的現代民主框架仍在，公民社會高度發達，市場經濟也在健康高速地發展，思想文化更是空前自由和繁榮。後來的黨國體制變換花樣，將專制政治推向頂峰。

　　古代的綱常禮教壓制個人權利與個人自由；現代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黨國主義對個人自由的壓迫變本加厲。救亡壓倒啟蒙、革命壓倒啟蒙。國家富強壓倒個人權利。一群奴才建立起強大的中國（表面強大、搖搖欲墜，否則就不需要維穩）實際上是變了個花樣，通過黨國體制讓專制統治借屍還魂。我們去年紀念五四運動的文章，就沉痛地指出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