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改的障礙在哪裡?
作者: 許 行

專題

更新於︰2012-07-06 Print Friendly and PDF

中國遲遲未能實現民主政治,障礙不在別處,就在於一黨專政下已產生大批權貴富豪,他們為了維護自己家族的利益,絕對要阻止中國社會的民主和法治。

近幾個月來,中國連續發生三件大事:薄熙來倒台被調查、陳光誠脫逃赴美,李旺陽被自殺,這三件大事都對中國最近局勢產生重大影響。

薄熙來事件引起軍心不穩

雖然胡錦濤對薄案的處理儘量降低格調,將它只作為孤立的個人違紀來處理,不想牽連太廣,特別不想正面牽連到周永康和軍中一些將領,但事實上這種牽涉是無法避免的,因此只好暗中低調進行。

現已知道薄熙來與軍中的關係,有解放軍後勤總部政委劉源、前成都軍區政委現任二砲部隊政委張海陽、以及成都軍區屬下駐雲南的第十四集團軍 。該軍原是薄熙來父親薄一波抗戰時在山西建立的抗日武裝部隊,因此與薄熙來很有淵源。

現任軍長是周小周,現任政委是朱漢賓。事實上十四軍舊將領已分散到雲南以外,前十四軍軍長朱啟,後來出任成都軍區參謀長和北京軍區司令員,現任瀋陽軍區司令員張又俠也出身於十四軍,張又俠父親張宗遜與張海陽父親張震關係密切,所以張又俠也與張海陽關係很密切。

此外,現任國防部長梁光烈也被扯進薄熙來的關係裡,因為據說,薄熙來計劃如果他無法入常奪取習近平大位,便準備軍事政變,因此於去年十一月十日,正當胡錦濤去夏威夷參加APEC會議的時候,便由成都軍區在重慶舉行一次軍事演習。這是一次不尋常的軍演,被認為是具有預演目的的。但梁光烈作為國防部長出席這次軍演,等於給它背書,所以被認為同薄熙來的政變計劃有曖昧關係。同時出席軍演的還有成都軍區司令員李世明、政委田修忠、副政委劉長銀、參謀長艾虎生、西藏軍區司令員楊金山,以及雲南、貴州、四川三省省軍區司令員,牽連範圍甚廣,這就引起胡錦濤等的高度警惕,非常擔心軍心不穩,於是由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出面大聲疾呼,號召解放軍必須絕對服從以胡錦濤為代表的黨中央領導,強烈斥責軍隊國家化言論。可見問題嚴重,局勢相當緊張。事後中央軍委已派出五個調查小組分赴四川、重慶、昆明、貴州等地進行實地調查,倒是確實的事。

反周永康、廢除政法委聲浪高漲   

至於周永康與薄案關係,更加密切,他是薄熙來企圖以政變方式推翻習近平的同謀者。周永康身為現任中常委,手握全國公檢法大權。如果說中國是一個警察國家,那末他就是警察國家的首領,其權勢猶似希特勒時代的希姆萊和蘇聯時代克格勃首領貝利亞。他有權支配比國防經費更多的維穩經費,統率全國公安、武警和國安,其政法委系統由中央政法委直達各省市和各縣政法委,一條龍儼然是一個

「第二中央」的獨立王國。面對如此權勢膨脹的周永康,胡錦濤不敢直接碰倒他,只能「溫水燉青蛙」,讓他自我檢討,逐步削權。

近來中國局勢發展對周永康非常不利。繼薄案之後,連接發生陳光誠案和李旺陽案,這兩樁大案都直接與政法委有關。因此,社會上對周永康及其政法委系統極之痛恨,反對周永康和政法委的呼聲日漸高漲。

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茅于軾,公開在他的新浪微博上主張「取消共產黨各級政法委」。他的主張得到廣泛響應,官方的百度網上公然出現「取消政法委」的條款,並發表呂耿松的《中國最大的特務組織——政法委》一文,又報導了著名社會學家于建嶸在清華大學給司法幹部上課時也提出要取消政法委,並主張從根本上廢除政法制度。《南方周末》也發表了中國政法大學前校長陳光中的《建議取消地方政法委拍板權》一文,譴責地方政法委對所有案件在未審之前已作出定論,指令法院如何判決,嚴重干涉司法獨立。

五月十四日英國《金融時報》說,周永康已失勢,同一天,BBC引述一位消息人士說,周永康已經下台,其權位暫由公安部長孟建柱接替,後來證實不確,他只是稱病住進醫院,沒有去政法委上班辦公。但山東省政法委書記柏繼民確己下台,其省常委職務已於五月二十九日被解除,這顯然與陳光誠事件有關。

五一七海選引起黨內民主遐思

薄熙來下台的另一個重大影響是打亂了十八大中常委人選。由於薄熙來肯定不入常委,且因薄案使習近平與胡錦濤結成同盟,大大改變了江派與團派之間對峙的原有格局,使得下屆中常委人選和人數都發生變數,陷於難產。

中國自鄧小平去世之後已無政治強人。鄧生前可以指定兩代總書記人選,現在無論江澤民或胡錦濤都沒有這種可能。因此,在黨內各派勢力爭著搶位的形勢下,胡錦濤於五月十七日搞了一次黨內海選,讓三百多位大都具有中央委員身份的正部級官員投票選擇除習近平和李克強之外的五名常委,進行摸底,以便在七月北戴河會議上提出具有黨內「民意」說服力的名單。

這種非正常選舉的海選,無形中給黨內民主打開一絲門縫,讓黨內一向鼓吹黨內民主的人士帶來小小興奮。鳳凰網大概事先聞到有海選的風聲,便對一向認為民主是個好東西的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作了一次獨家訪談。

俞可平主張黨內民主,但他給自己所提倡的民主定名為「增量民主」,即不主張突變,而主張漸變,但他特別強調漸變不是指單純量的增加,而必須有質的突破性增加,就是說要看到真正增加的結果,由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由基層民主發展為高層民主。他認為只有民主和法治才能保證長治久安,這是一種動態穩定,單靠堵和壓,只有讓問題越積越多,維持穩定的代價越來越高。他舉例說,今年兩會,北京要動員六十萬人維護治安,便是代價多大的明證。

其實,所謂黨內民主,黨章中都有規定。黨章第二章明白寫著:「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都由選舉產生」,「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如果真的依照黨章辦事,由中央委員會自由自主選舉中常委和總書記是天公地道的,可是黨內掌權的人,為派別謀私,一定要讓自己一派人佔優勢,爭領導權,問題便複雜了。

權貴群體是中國政改主要阻力

中國遲遲未能實現民主政治,障礙不在別處,就在於一黨專政下已產生大批權貴富豪,他們為了維護自己家族的利益,絕對要阻止中國社會的民主和法治,因為民主和法治必定會妨害他們及兒孫的特權和利益。不要以為權貴不在中央,整個黨中央本身都是權貴份子,連已經退位的過去中央大員,也都是權貴。

眾所周知,江澤民的兒子江綿恆已是中國電信大王之一,連江綿恆的廿六歲兒子江志成也成了私募基金老闆,有能量吸引李嘉誠入股他在香港的博裕投資顧問公司。李鵬家族一向霸占中國電力系統。曾慶紅家族佔有石油行業地盤,最近國內媒體有一篇《誰的魯能》文章揭露,曾慶紅之子曾偉,曾以七千萬元買下一處煤礦,轉手間賺進三十三億元,再以三十三億元吃掉價值一千一百億元的「山東魯能」國有大企業集團,然後移民澳洲,以三千二百萬澳元(相等二點七億人民幣)購置豪宅。

周永康兒子周斌,依靠其父過去在石油部和重慶掌權的關係,光是中國石油屬下的四川石化廠三百八十億元建造工程,就是由他的惠生工程公司承包。此外,周斌又替中石油系統和四川、重慶高官搞升遷,從中取利近百億元。二○○九年政府因查辦中國首富黃光裕一案,牽涉到公安部長助理鄭少東,鄭少東在被調查中披露,公安部經濟罪犯偵查局副局長張京,給周永康家族送的錢超過三、四億元,張京又給周家在香港和加拿大買房子,並洗黑錢兩千多萬美金。

李長春的女兒李彤,除了擔任中銀國際執行總裁之外,又隱名開辦了一家私募基金:「華人產業文化基金」(CMC)。憑她父親在黨內主管文宣,她自己又掌管金融機構的便利,給大型文化和傳媒企業進行整合、重組、融資和業務創新以獲利。

二○一○年,CMC從默多克手中接下星空衛視和 Channel V控股權,現在已出現盈利,準備兩三年內上市。今年二月,CMC又和東方傳媒、江綿恆的上海聯和投資以及好萊塢夢工廠合資,設立上海東方夢工廠影視技術有限公司,作為好萊塢進軍中國的「肥肉」。

上述只是隨便舉些例子。實際上除中央最高領導層的家族是權貴資本家之外,全國所有大貪官的家族和國有企業高級管理人的家族都是權貴資本家。粗略估計,全國所有大企業如金融、石油、礦產、重工業、外貿、地產、海陸空交通、大型工程等等,其核心職位有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掌握在高幹子女手裡。有人統計,資產一億元以上的富豪裡,高幹子女佔百分之九十一。中國社會之所以稱為權貴資本主義,就是因為財富和權位結合在一起。既然這些家族的財富是從權位中來,當然不肯放棄權位,自然成了民主和法治的最大障礙。

對政權失信心權貴富豪紛移民

權貴資本家們雖然強佔全國最大份額財富,但他們心理的恐懼比誰都大,他們對自已能否長期維持權力失去信心,紛紛將財富轉移到外國,甚至紛紛移民。

過去,權貴們將貪來的不義之財偷偷地存放國外,為的是怕被揭發,現在他們則言正名順地利用海外投資名義將資金轉移到外國;過去,他們將女子送去外國留學是為了讓女子接受西方高新教育,後來不僅將子女送去留學,甚至將妻子和一家老少都移居到外國,自己留在中國當裸官,現在,有些人自己在外國取得居留權後仍在國內當裸官,有些人根本連裸官都不想當,反正撈夠了,索性全家移民入藉外國當僑民去。

這種現象已引起美國國務卿希拉莉注意。她最近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講,談論到中國問題時指出,中國已有百分之九十官員家屬和百分之八十富豪已申請移民或有移民意願,她覺很得奇怪,為甚麼一個國家的統治階層和既得利益階層對自己的國家失去信心?但我們完全可以瞭解,他們之所以失去信心,就是因為他們看到共產黨這個高壓政權是無法再長期維持下去了。

可以說,胡錦濤的十年管治,中國經濟固然大有發展,但發展的結果是絕大部份財富流入國家和權貴富豪手裡。十年來政府財政收入的增加速度比甚麼都快,中國GDP的增長速度算是很快的了,每年也不過百分之八到十,而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高達百分之二十以上。國家富了,但這麼龐大的財政收入是怎樣花費的?其中相當部分充當維穩經費,去管治人民和鎮壓人民,有相當部分名義上叫做國防經費,實際上是用強大軍力維持軍事統治,再一部分是行政經費,豢養大批欺凌百姓的官吏去管治人民,而行政經費中的相當部份又被官員以公差名義給浪費掉。結果,國家財政能用到有益於人民的教育、醫療、福利和環保方面,實在微少得可憐。這樣的政府怎能使人民對它有信心?它顯然不是一個服務人民的政府,而是統治人民鎮壓人民的政府。

胡錦濤十年管治的手段,基本上是以高壓來維持政權的,正如他自己所說的「穩定壓倒一切」。為了維穩,他使用兩把鉗子,一把是政法委,另一把是中宣部,前者以強力控制人民,以暴力鎮壓人民,後者則封鎖訊息和輿論,蒙住人民的眼睛,鉗住人民的口。不要只責怪周永康和李長春,事實上周永康和李長春等一切粗暴的手段都符合「穩定壓倒一切」的要求,是得到胡錦濤認可的。

現在臨到胡錦濤要移交權力給習近平了,當然他還想仿效江澤民,將軍權多保留兩年,事實上他交給習近平的是一個高壓後充滿爆炸性的政權,是一個大官和富豪都想離棄的政權,習近平將如何面對這個局面?繼續高壓下去,還要更弦易轍?便值得他考慮,也值得我們觀察。

習不會政改但須改壓堵為疏導

有人希望習近平推動中國政治改革,這是太奢望了,以習近平過去在政壇上的表現,他不是一位具有大氣魄的政治家,他甚至還沒有他父親那種敢於對權威批逆鱗的性格。

不過問題不在於他的氣魄和性格,而在於中國社會客觀局勢的演變。局勢的演變不受人的意志左右。一個人當他坐上國家最高領導位置的時候,他必須認真面對局勢作出適當的應對。擺在習近平面前有一個最迫切問題,究竟胡規習隨,抑或審時度勢,另訂對策?

事實上胡錦濤那一套高壓政策己到了盡頭,再繼續下只有等待人民怒火的爆發。重慶萬盛區居民反對與綦江縣合並事件,十萬人示威且罷市,鬧了兩個多月仍未平息,又蔓延到雙橋區。情勢與辛亥革命前的鐵路風潮相似,成了革命之前的預兆。

近來黨內和民間普遍對周永康表示唾棄,就是一個訊號。不要以為這是針對周永康個人的,實際上是對高壓政策的不滿。

同樣的道理, 今年三月,以李銳等黨內老臣為首的一千四百八十人聯名要求新聞出版法出台,和今年五月昆明十六位老黨員聯名要求撤除周永康和劉雲山職務,又是一個訊號,這表示對胡錦濤的另一把高壓鉗子││中宣部的不滿。中宣部的控制越來越離譜,公然下令從六月十五日起,只准報導「黃金十年、盛世十年」的偉大成積,未經各級宣傳部門指示,不得報導負面消息;記者不得越省越地區採訪,否則沒收記者證。如此荒謬的命令,不僅箝死傳媒和記者,簡直是將全國新間事業打入黑牢。

可以說,胡錦濤留給習近平的是一個高壓爛攤子。本來這個攤子的弊端應該由胡錦濤自己在任時加以改變,現在卻「擊鼓傳花」,胡錦濤自已脫身,留給習近平去接手。時勢發展到今天,習近平決不可能再將這個高壓的局面延續五年或十年。時勢不允許,黨內有識之士不允許,人民更不允許。

最近,黨內「紅二代」女幹將馬曉力、任小彬、崔武年三人聯名上書黨中央要求十八大各代表、各中委、各紀委都要公布個人和家庭財產狀況。這也是一個訊號。不要小看她們這三個人,她們是代表著背後一千多位「紅二代」黨內民主派和自由派人士發言的。薄熙來事件、陳光誠事件、李旺陽事件以及「五一七」海選,已促使黨內「紅二代」要站出來表達意見。這批「紅二代」差不多都與習近平是同輩代人。如果習近平不爬上最高位置,彼此都還可以開開玩笑。正因為如此,他們更覺得有責任、是時機向習近平提出忠言。這股力量的抬頭,勢必對習近平構成壓力和影響。

再一個訊號是汪洋的作風。汪洋能否進入常委還說不定。如果常委只有七席,除了習近平和李克強之外實際上只有五席,汪洋進常委的機會會減少。近來汪洋在廣東的言論頗為出格,居然敢於說「我們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當然,這類漂亮話溫家寶比他講得更好,但溫家寶沒有實際行動,他卻多少踏出一步,除了接受烏坎村民自治之外,又放寬民間非政府組織的登記。這兩樁舉措,無疑是對民間訴求的讓步,具有脫離高壓,趨向和解的意味。

因此我對習近平未來政策的趨向,作出初步推斷,他不會推行政治改革,但有可能改變高壓政策,引入懷柔和疏導。當然不是上位之後馬上改變,而是會將改變作為未來施政的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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