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報導台灣關注中國人權、聲援平反六四的最新動向。同時批評名作家龍應台上任文化部長後公然宣稱要換腦袋改變立場。反映民主台灣在中國問題上的內部衝突。

●作家龍應台馳騁中港台多年，終償所願做了台灣首任文化部長。

台灣首任文化部長龍應台在六四當天接受台灣國會立法委員質詢時，表示在兩岸經貿協議（ECFA）架構下，她將以文化部長跟中國談判，她「不應該把個人的看法放在談判桌上。」所謂「個人看法」就是她過去寫過的文章〈誰，不是天安門母親？獻給丁子霖〉與〈致函胡錦濤，請用文明說服我〉。

提起質疑的人是民進黨立法委員林佳龍，他表示，龍應台在當台北市文化局長時，還辦過六四特展，措詞強硬批評中國，所以林佳龍當場譏諷她：「龍部長已被龍局長打敗。」林佳龍更直言：「龍應台當了大官就改變自己的價值觀。」接著民進黨立法委員邱志偉，對龍應台在六四這一天避談六四，立場模糊，簡直變了一個人，深表不滿。邱志偉質問她：「是不是換了位子，一定要換腦袋？」龍應台居然不假思索說：「是的，一定要換。」

龍應台當部長後，變臉換腦袋

龍應台當了部長之後，不但面目全非，還連腦袋都換了。成了六月台灣文化新聞事件中，在網路被討論最熱烈的項目。

龍應台解釋自己的「換腦袋」問題時說，她有「非常不模糊的立場，現在不是作家，要有全方位的思維，儘量不要把個人的立場置入國家機器之中，一定要區隔個人的意見與國家政策制定者的角色。」她的辯解中還指出，要了解她對六四看法，「可在網路上，書裡找得到。」龍應台理不直氣壯說：「作家應該有勇，但台灣社會期望我的不是有勇而已，必須同時有謀，為台灣爭取到最大利益。」

台灣社會對龍應台這種「變臉」邏輯，不但在網路、電視在報紙都有人大力批判。曾經在戒嚴時代，提拔龍應台寫《野火集》的原中國時報副刊「人間」主編金恆煒，很不客氣指出，龍應台是「換了屁股就換了腦袋；也可以說換了腦袋之後，才換了屁股。」

金恆煒是在台灣蕃薯電視台接受汪笨湖專訪的時候，直接譏評龍應台邏輯不通，如果照她這一套說辭，那麼當年龍應台寫文章罵人，就根本沒有立場，如果她可以「既換屁股，又換腦袋。」別人也可以依樣畫葫蘆，被點名批評時也可以說，「我對某某事件的看法，請你去看我當作家時的文章。」現在的「我」，已經「換了腦袋。」

除了金恆煒的炮火之外，著名的文化界人士陳芳明也在聯合報專欄上表達不滿，陳芳明文章〈當作家被部長放逐〉指出龍應台的「換腦袋」說：「對台灣的文化工作者造成傷害。」陳芳明說：「權力在握的部長以逃避態度來回應，似乎不夠睿智。今天能夠接下這個職位，不就是廿年來作家龍應台長期在人權與文化的問題上反覆申論；從《野火集》到〈請用文明說服我〉，她不懈地對威權體制進行抗拒與批判。如果把勇於思辨的文字拿掉，龍應台再也不是龍應台。確切地說，正是這些文字，讓她站在一個相當高的位置，不僅國人看見，整個華人世界看見，馬政府也清楚看見。如果她從來沒有批判強權，也沒有捍衛人權，她就不可能成為第一任文化部長的人選。」

陳芳明結論：「龍應台在獲得政治權力之後就立即放逐作家龍應台，這不能不使國人感到憂心，如果對六四有任何評論，便會影響未來兩岸文化交流，這已經大大傷害台灣的言論自由，到底兩岸要交流什麼？」

台灣人的抗拒，香港人的掙扎

在六四這一天專訪了龍應台的台灣政論雜誌《新新聞》，在讓龍應台高談闊論其「文化理想」之餘，竟然獨漏了這個爆炸性話題，當其內容形同與「文化部長龍應台」搞公關，編輯者一定感受了網民壓力。

在新一期《新新聞》中由專欄作家董立文補寫的一篇「批判」文章。董立文的質疑是用了龍應台的句子：「台灣人你為什麼不生氣」，與「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台灣有這種不入流的文化部長，「胡錦濤最高興了」。

到底龍應台當作家時說了什麼，怎會讓龍部長如此倉皇急著撇清呢？原來她在〈誰，不是天安門母親，獻給丁子霖〉一文中說過：「當時，我就給自己立了一個分清是非的標準：天安門發生屠殺時，你是站在哪一邊？站在人民這一邊的，就是對的。這麼一想，我就知道該怎麼辦了。北京的天安門，成為動盪中的東歐用來判別是非的準則、分辨真假的測謊器。」

…… 「六四」使中國的道德破產。沒有忘記這個傷口的，還有台灣人，還有香港人。

　　中共的領導人一定問過自己：為什麼用「血濃於水」的「民族大義」跟台灣人講不通？為什麼對香港釋出了大量的利益，香港人仍舊若即若離？領導人願不願意面對這樣的答案：台灣人抗拒，香港人掙扎，和「六四」的道德破產是緊密相關的。

　　對於香港人而言，今天可以釋出的利益，是明天可以收回的威脅。二十三條帶來恐慌，難道和「六四」的血腥記憶無關？對於台灣人而言，聽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大談「民族大義」、「血濃於水」，除了恐懼和不信任之外，還可能有其他的感覺嗎？

　　「六四」屠殺代表權力的野蠻，理性的喪失，人性的沉淪，只要一天不平反，它就一天刻在北京政府的額頭上。帶著這樣的「黥面」，你如何以文明的姿態去和台灣人或香港人談「統一」、談「愛國」？

回顧龍應台當作家寫過什麼

……

「六四」平反不平反是一個良心的測謊器、道德的試金石，更是兩岸政治和解路上一塊怵目的絆腳石。

 ……

今天，二○○四年六月四日，晚上八點，我會去維多利亞花園點亮一盞蠟燭，追思「六四」的亡魂，帶著我十五歲的孩子。在我胎中時，他曾經陪我走過三個廣場，看人們用肺腑的力量在呼喊，不同的語言——德語、俄語、漢語，卻發出一樣的聲音：「民主自由！」而如果孩子說，「母親，我有自由啊，『六四』和我沒什麼關係」，我想我會這樣告訴他：

　　孩子，你是否想過，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為在你之前，有人抗議過、奮鬥過、爭取過、犧牲過。如果你覺得別人的不幸與你無關，那麼有一天不幸發生在你身上時，也沒有人會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會，是一個人人都願意承擔的社會，否則，我們都會在危險中、恐懼中苟活。

這篇文章末了龍應台說：「我不得不盡一切努力，防止國家變成殺人機器。」「在這個意義上，告訴我，誰，不是天安門的母親？」

龍應台在她寫的〈致函胡錦濤，請用文明說服我〉，說到了她的「國家認同」與「價值認同」時，說：

「我看見這個我懷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緣家國』，是一個踐踏我所有『價值認同』的國度： 它，把真理當謊言，把謊言當真理，而且把這樣的顛倒制度化。 它，把獨立的知識份子當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識份子當家僕使用，把奴才當——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鑰匙，交到奴才的手裡。 它面對西方是一個臉孔，面對日本是另一個臉孔，面對台灣是一個臉孔，面對自己，又是一個臉孔。 它面對別人的歷史持一個標準，它面對自己的歷史時——錯了，它根本不面對。它選擇背對自己的歷史。 它擁抱神話，創造假象，恐懼真相。他最怕的，顯然是它自己。 您，還要我繼續說下去嗎？ 」

龍應台是用「六四平不平反是一個良心的測謊器，道德的試金石，更是兩岸政治和解陸上的一塊怵目的絆腳石。」來定位她的「價值認同」，這樣的「價值認同」可以淡化為「個人意見」嗎？龍應台教訓別人時動不動就拿出「品格」、拿出「價值觀」質問別人「你站哪一邊？」來戴帽子，這也算「個人意見」嗎？

「台灣六四現象」極為不堪

龍應台所反照的「台灣六四現象」其實是極不堪的。當年六四馬英九的批判言論現在看來也極為諷刺，在二○○二年六月三日龍應台還是台北市文化局長的時代，她辦了「普世人權—六四事件與兩岸民主進程」，龍應台說：「六四影響的不只是中國的命運，還有世界秩序的重建，絕對不是與台灣無關。」（個人意見？）二○○二年時馬英九市長說：

「十三年來大陸的人權表現還是值得檢討，我們不要為了怕中共，就不敢提關鍵性的議題，即使被討厭、因而不能去大陸，也不該就此鬆口、讓步。」他說，市府舉辦這個特展不是少數首長的浪漫情懷，北市對六四、對民主的持續關懷，決不手軟！馬英九強調，「台北人、台灣人都沒有忘記六四事件，六四不平反，兩岸統一就沒有條件。」

可是，馬英九今天不就是什麼都不敢說了嗎？像這樣當年說大聲話，現在形同不認識的台灣政治人物很多。這種「到了六四，就裝沒事」的奇怪現象，在龍應台出事之後，被網友大量挖掘。其中一個花邊新聞是，一首二十三年前創作的歌「歷史的傷口」，歌詞唱的是：

「矇上眼睛就以為看不到，摀上耳朵就以為聽不到，而真理在心中，創痛在胸口，還要忍多久，還要沉默多久？！如果熱淚可以洗淨塵埃，如果熱血可以換來自由，讓明天能記得今天的怒吼，讓世界都看到。歷史的傷口！」

這首歌當年是由趙少康出任活動發起人，而且由滾石、寶麗金、可登、飛碟聯合製作，還有三十餘位歌手輪唱，六位作詞、十位作曲家，四位製作人和一位編曲共同完成。在宣傳品上說「用他們的歌聲和心血，記錄了這段可歌可泣的事實」。在歌手中還有一名現任的台灣立法委員叫高金素梅。

有興趣的人不妨上網查一查是哪些人的「歌聲與心血」，而今已棄之若敝屣，現在是否也與龍應台一起「換腦袋」了？那句「矇上眼睛就以為看不到，摀上耳朵就以為聽不到」當年是用來批判「中共政權」，現在尷尬了，自己也成了當年「射箭」的「箭靶」。

大學生主辦今年盛大六四音樂會

令這些人最汗顏，也最坐立難安的是，六四當天，還是有人在中正紀念堂前面辦了一場盛大的「六四」二三週年的紀念音樂會，而且是由六四事件發生之後出生的海峽兩岸三地的年輕人出面主辦。

今年六四在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一群大學生主辦了「六四╲二三音樂會」，為六四屠殺事件二十三週年，為平反為翻案而唱。這場音樂會很特別的是，來參加的人大都在二十三歲以下，意思是他們在六四發生之後才出生。可是這些年輕人有歷史感，他們知道「勿忘六四」。

六四學運領袖吾爾開希為這場音樂會站台時說，他看見了當年他們在天安門廣場前所表達「無懼」的精神，不但已散播中國，也傳承到新一代的身上。吾爾開希到達「自由廣場」之後，不久就有一些年輕人來請吾爾開希與他們合照，這些年輕人中有人直接表明，他們是「陸生」，也就是中國來的學生，他們很自在的來參與這場盛會。不只有他們「無懼」的在台灣參加紀念六四的晚會，晚會開始前，下午四五點起就有中國觀光客到「自由廣場」拍照，他們也很自然的來向主辦單位索取一些材料，這些材料還包括了西藏議題在內所有中國人權問題探討。

現場「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發送的酷卡【被中國壓迫的不是只有陳光誠】，被來自中國與香港的遊客大量索取。吾爾開希說的對，「無懼」已經遠播，「無懼」已經傳承。

這個現象大大鼓舞了主辦單位，明年六四將擴大辦理，就讓在台灣的陸生以及來自中國的觀光客，當成是他們每年在台灣時最有意義的一段旅程。

已經到了黎明前最後的黑暗

今年六四與往年最不相同的是，氣氛不一樣。大多數參與活動的人都表達，這應是「黎明前的最後黑暗」。

著名的政論家阮銘上台表示，這是「曙光漸露」，他一向對中國民主改革前景悲觀，可是他最近一直表達，黑暗即將過去。

今年三月十四日，在宣告拿下薄熙來的記者會上，溫家寶形容自己是「一匹負責軛的老馬，不到最後一刻絕不鬆套」「深知改革的難度，主要是任何一項改革，必須有人民的覺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但是改革只能前進，停滯和倒退都沒有退路。」今年五月七日國務院屬下的民政部開始推行社會組織直接登記。廣東汪洋已率先實行。

中國目前有四十五萬七千五百個「合法註冊」的社會組織，還有一百萬以上「無法登記」的「非法組織」，新的直接登記制，不需找兩個政府部門掛靠的改革，據民政部長李立國表示，這種鬆綁，要「大大激發社會活力，增強社會功能」。而且李立國還表示「沒有排除政治類、人權類組織登記註冊」。這一連串的事件，應該是使得許多過去對中共改革不抱希望的人，開始有不同想法的原因。這些事項是否會實現，十八大就在眼前，馬上就面臨檢驗。

台灣在這方面反而令人憂心，像這樣具有分水嶺意義的「六四‧二三」或「直接登記制」都沒有成為台灣媒體的討論項目，有些媒體還故意淡化報導六四，自我閹割了媒體膽識，實在可恨亦可悲，「六四」二十三年後，在台灣成了一面照妖鏡。

（楊憲宏：台灣政論家、台灣關懷中國人權

聯盟理事長、本刊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