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識網導讀] 古稀之年的董橋先生精神正好，沒有一點退隱江湖的意味，反而多了一份知天命後的瀟灑自在，那些在他的現實打拼之餘，在深夜或黎明寫就的情致美文，都是來自于一段無限美好的舊時光。

　　《大師》：董先生，我看過您寫的一些文章，回憶南洋時代父親的書房，你小時候泡在父親書房，是一種自發的性情嗎？
　　董橋：自發的，都是自發的，有很多書我都看完了，我父親都忘了他有什麽書了，我就躲在裏面看，那時候看好多書，都是綫裝的老書，那些明清筆記一大堆。

　　《大師》：後來您去臺灣讀書，爲什麽選擇當時以工科見長的成功大學？
　　董橋：那個時候沒得選擇。當時印尼排華，學校都關門了，學生沒有書念，有一大批回到中國大陸，還有另外一大批回到臺灣去。我父親是國民黨，所以我當然回臺灣了，我有很多同學到大陸，我們幾個同學就一起到臺灣去。
　　到了臺灣之後要從頭考，考完之後再分發你到哪個學校去，考得不好的就要去念先修班，幸虧我考到了，就分配直接到大學去，當然不能去台大，因爲那時候已 經過了開學時間，我們的船是9月中旬才到臺灣，到考完試都10月了，學校都開學了，就分發就到台南去，台南成功大學那時候是個理工科很有名的學校，文學很 小，就是中文系、英文系，台南是一個非常樸實的鄉下地方，沒有臺北這麽繁華，我在那邊讀了四年，是我很開心的一段日子。

　　《大師》：有個傳說，五十年代在臺灣的大學裏面看禁書的學生會神秘失踪，有這麽緊張的氣氛嗎？
　　董橋：有，肯定有。那時候到處都是標語，“匪諜自首，既往不咎”，你要舉報匪諜，你就有功勞了，學校裏面很嚴，有教官。有的學生亂講話，我們親眼看到的就有一兩個學長不見了，被抓去了，那個時候已經1960年了，還是那麽嚴。

　　《大師》：您曾經在《憶往》裏面寫，美滿的婚姻是把兩個不同情節的故事編進一部小說了，融化成一個結局。您太太是您的大學同學？
　　董橋：在台南成大的同班同學。文章你也相信（笑），怎麽寫都可以。婚姻還是要碰運氣吧，有的婚姻不能成功，有的婚姻大家遷就一點就成功了。

　　《大師》：當年成功大學畢業都不好找工作嗎？
　　董橋：也不見得，我們那時候畢業之後也糊裏糊塗，一下子就結婚，去新加坡住了一陣子，就跑來香港了，香港還是蠻好的，生活、找工作什麽的，還是比臺灣好一點點，機會多一點吧。

　　《大師》：好像剛到香港的時候你也比較辛苦？
　　董橋：對啊，因爲找不到一個固定的職業，那就做翻譯、教家教之類的，我什麽都做過了。即使找到要坐班的工作，晚上也要兼很多事情做。

　　《大師》：小時候您家裏條件好像還不錯，那個時候就完全要靠自己了？
　　董橋：我不太喜歡靠家裏，而且那個時候要寄錢回大陸去，是南洋那邊寄來給我，我再轉到大陸給一些親人。六十年代的香港苦得要命，那時候真是一個黑白電影的世界，大家生活也很辛苦，所以在種情况之下，你說你怎麽樣靠家裏養活，也不太好，反正自己就做很多工作。

　　《大師》：五六十年代在臺灣和香港，您一直和大陸的親戚有聯繫，那時候對五六十年代的大陸瞭解嗎？
　　董橋：那時候他們苦得要命，也沒得吃，我們這裏要寄很多東西去，香港有一些商行專門替你匯錢和東西回去。所謂東西就是糖、奶粉這一些，一箱箱弄好，你 給他錢，他幫你寄過去。那時候也有很多人偷渡來香港，游水過來，很苦很苦。我有很多中學同學不是去大陸念書的嘛，後來有偷渡跑出來的，有倆兄弟半路上游水 過來，結果弟弟就死了，很多這種故事，很慘的。

　　《大師》：您七十年代初去英國留學是很偶然的一個機會？
　　董橋：對啊，因爲那個時候要自己去留學的話，我已經結了婚有了孩子，去的話很貴的。剛好英國廣播電臺在香港招聘，我就去考，一考就僥幸考上，然後才可 以帶全家人去，那是個機會。然後到了英國就是就半工半讀，一邊上班一邊到學生裏面去報名讀書。《大師》：董先生，我看過您寫的一些文章，回憶南洋時代父親 的書房，你小時候泡在父親書房，是一種自發的性情嗎？
　　董橋：自發的，都是自發的，有很多書我都看完了，我父親都忘了他有什麽書了，我就躲在裏面看，那時候看好多書，都是綫裝的老書，那些明清筆記一大堆。

　　《大師》：後來您去臺灣讀書，爲什麽選擇當時以工科見長的成功大學？
　　董橋：那個時候沒得選擇。當時印尼排華，學校都關門了，學生沒有書念，有一大批回到中國大陸，還有另外一大批回到臺灣去。我父親是國民黨，所以我當然回臺灣了，我有很多同學到大陸，我們幾個同學就一起到臺灣去。
　　到了臺灣之後要從頭考，考完之後再分發你到哪個學校去，考得不好的就要去念先修班，幸虧我考到了，就分配直接到大學去，當然不能去台大，因爲那時候已 經過了開學時間，我們的船是9月中旬才到臺灣，到考完試都10月了，學校都開學了，就分發就到台南去，台南成功大學那時候是個理工科很有名的學校，文學很 小，就是中文系、英文系，台南是一個非常樸實的鄉下地方，沒有臺北這麽繁華，我在那邊讀了四年，是我很開心的一段日子。

　　《大師》：有個傳說，五十年代在臺灣的大學裏面看禁書的學生會神秘失踪，有這麽緊張的氣氛嗎？
　　董橋：有，肯定有。那時候到處都是標語，“匪諜自首，既往不咎”，你要舉報匪諜，你就有功勞了，學校裏面很嚴，有教官。有的學生亂講話，我們親眼看到的就有一兩個學長不見了，被抓去了，那個時候已經1960年了，還是那麽嚴。

　　《大師》：您曾經在《憶往》裏面寫，美滿的婚姻是把兩個不同情節的故事編進一部小說了，融化成一個結局。您太太是您的大學同學？
　　董橋：在台南成大的同班同學。文章你也相信（笑），怎麽寫都可以。婚姻還是要碰運氣吧，有的婚姻不能成功，有的婚姻大家遷就一點就成功了。

　　《大師》：當年成功大學畢業都不好找工作嗎？
　　董橋：也不見得，我們那時候畢業之後也糊裏糊塗，一下子就結婚，去新加坡住了一陣子，就跑來香港了，香港還是蠻好的，生活、找工作什麽的，還是比臺灣好一點點，機會多一點吧。

　　《大師》：好像剛到香港的時候你也比較辛苦？
　　董橋：對啊，因爲找不到一個固定的職業，那就做翻譯、教家教之類的，我什麽都做過了。即使找到要坐班的工作，晚上也要兼很多事情做。

　　《大師》：小時候您家裏條件好像還不錯，那個時候就完全要靠自己了？
　　董橋：我不太喜歡靠家裏，而且那個時候要寄錢回大陸去，是南洋那邊寄來給我，我再轉到大陸給一些親人。六十年代的香港苦得要命，那時候真是一個黑白電影的世界，大家生活也很辛苦，所以在種情况之下，你說你怎麽樣靠家裏養活，也不太好，反正自己就做很多工作。

　　《大師》：五六十年代在臺灣和香港，您一直和大陸的親戚有聯繫，那時候對五六十年代的大陸瞭解嗎？
　　董橋：那時候他們苦得要命，也沒得吃，我們這裏要寄很多東西去，香港有一些商行專門替你匯錢和東西回去。所謂東西就是糖、奶粉這一些，一箱箱弄好，你 給他錢，他幫你寄過去。那時候也有很多人偷渡來香港，游水過來，很苦很苦。我有很多中學同學不是去大陸念書的嘛，後來有偷渡跑出來的，有倆兄弟半路上游水 過來，結果弟弟就死了，很多這種故事，很慘的。

　　《大師》：您七十年代初去英國留學是很偶然的一個機會？
　　董橋：對啊，因爲那個時候要自己去留學的話，我已經結了婚有了孩子，去的話很貴的。剛好英國廣播電臺在香港招聘，我就去考，一考就僥幸考上，然後才可以帶全家人去，那是個機會。然後到了英國就是就半工半讀，一邊上班一邊到學生裏面去報名讀書。

　　《大師》：你很重視在英國八年的時間？
　　董橋：其實我很重視每一個地方，住過的地方，或者是去過的地方。因爲我覺得寫文章的人，越是可以到各種不同的地方去生活，對寫作我看是會有很大的幫 助。比如說南洋好幾個地方我都住過，英國也好，美國也好，年輕時候我去了很多地方，就看到很多不同的生活。我覺得要寫東西的人應該有機會爭取到各種不同的 地方去看看，能住一段日子最好，會對你有很大的幫助。

　　《大師》：也是七十年代初的時候您對中國近代史、近代史人物傳記這塊感興趣，爲什麽您在倫敦的時候，反而會對中國近代史這塊感興趣呢？
　　董橋：我看人總是這樣子，你在中國的時候覺得外國的東西好，你到了外國呢，又覺得中國的月亮大，每個人都會這樣想，到了英國之後就很想知道更多一些中 國的東西。那個時候英國倫敦大學有個亞非學院，劍橋、牛津圖書館，太好的中文書都有，比臺灣大學裏面的書都要多和齊，早年抗戰之前的，清末的，那些全部 有，這很難得，我很奇怪怎麽會收這麽多書，那個時候真的可以看到很多書。

　　《大師》：那段時間你不光是系統地學英文，其實反過來也對中文下工夫。
　　董橋：學英文，我想是占最多的時間。因爲你在中國大學裏面，所謂的外文系學到的還是很有限。你要把英文弄好，要生活在他們的地方，跟他們的人交往，然後整個進入他們的狀態裏面去，那你就慢慢可以摸到那個語言真正的一些深邃。
　　那個時候我很用功，比如說所有18世紀、19世紀經典的書，真是花了很多時間去看，看不懂也要看，看不懂就看到懂爲止，那是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對于 我來說也是一個反省機會，整個是另外一種文化的洗禮，那種振蕩很大，你真正進到他們的世界裏面去，進到他們的文化裏面去，你就知道英文是什麽，然後你就會 回過頭來看看你的中文是什麽，因爲語言這種東西其實互相都會有一點關係在裏面。看英文、寫英文，你起初總是有中國人的味道，總是不像他們，慢慢你就會學到 跟他們很像，你會跟他們的想法一樣了，整個邏輯也跟他們差不多，那你就慢慢懂了他們整個構思、整個思路是怎麽來的，然後你再回到中文世界裏面去，看這樣寫 跟那樣寫有什麽分別，你那種感受不一樣，你的要求也不一樣。這個是我自己覺得比較珍貴的一個經驗。

　　《大師》：那時候您那麽積極地融入西方文化，有想法說要留在那邊，還是知道遲早要回來？
　　董橋：沒有，我沒有想到要留那邊，我主要是對那個文化有興趣，我就一直在尋找一些東西，不會說想到有太長的計劃，都沒有，走一步算一步。

　　《大師》：當時也在給這邊的媒體寫一些文章？
　　董橋：對啊，你要生活要多一點錢呢，開專欄、做翻譯，那時候時間好像都不够用。

　　《大師》：後來是怎麽樣回到香港來做《明報月刊》的？
　　董橋：因爲小孩慢慢長大，整個跟英國人一樣的了，想來想去覺得這是個問題，你不讓他回來一下，整個就會變成洋人了，就决定回來，還是回到美國新聞處， 我去之前也在香港美國新聞處工作，美國新聞處完全是一個統戰的機關，英國廣播電臺也是，它屬于外交部的，所以美帝、英帝我很清楚（笑）。這種經驗我看不是 很多人有，我們那代人才會有的。
　　到《明報月刊》跟查先生（金庸先生）做了很久，大概有十幾年，當然學到很多東西，因爲查先生是非常聰明、非常重要的一個作家，我可以跟在他身邊，對于 我來說是一種榮幸，有機會跟他學做人，學做文章，都是很好的。他也不會教你什麽，總之是潜移默化，你天天跟他來往，天天看他上班、下班，跟他一起，你慢慢 就知道查先生這個人怎麽會寫出那麽多書，武俠小說、社評會寫那麽好啊，慢慢你就會摸到一些東西。

　　《大師》：八十年代商業化媒體還沒起來，當時《明報》應該是文人辦報市場獨大的那種？
　　董橋：對，當然。《明報》是查先生一手創辦的文人報紙，是很正統的一個知識分子報紙，可以說我是搭最後一班車，在我之後就沒有像我那麽大的運氣，會跟查先生這樣的人，跟他學，跟他做，這個是比較難得的經驗。

　　《大師》：其實很多人驚訝，爲什麽你在文人辦報的傳統裏面呆了那麽久，後來會去到風格完全不一樣的《蘋果日報》？
　　董橋：你要寫文章、要出書、要寫書的話，我看你沒有商業頭腦不行，很難成功。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那麽成功，就是因爲他有商業頭腦，查先生是一個非常精 明的商人，也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文人，這種結合，我看跟他的成功有很大關係，如果他一味地做文人要做的事情，或者看文人要看的東西，只限制在一個文人的小 圈子裏面，他就不會變成現在的金庸了，對不對？社評該怎麽寫才會有人看，小說該怎麽寫人家才會追，這些我看他都想得很周到，因爲市場那麽大，你說你關門自 我陶醉也沒有用啊，你還是要讓你的作品進到更多人的地方去才好，不是說要寫東西要賺大錢，而是說你的東西要有人看才行，沒人看的話孤芳自賞沒用啊，所以商 業的頭腦還是要有的。
　　我那個時候在《明報》，我們做得很辛苦，銷路也就是很固定的水平，《蘋果日報》一出來馬上可以市場占有率那麽大，總是有它的原因，我就很想知道是怎麽 做才會使得報紙變成一個大衆化的東西。這對一個媒體人來說，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是蠻重要的，應該要懂這些東西，懂得整個的趨勢你才會掌握到一些比較新的看法 跟做法。媒體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運作，你必須要慢慢去摸，慢慢去調整，慢慢去把它拉到一個平衡，既賺錢又可以建立地位的那種水平上面去。我看這個很不容易， 到現在爲止我做的一些報紙也好，雜志也好，有時候會成功，有時候幷不成功，你總是要不斷地調整。寫文章也是，你要怎麽樣變，才使人家看你的東西每一篇都有 所得才可以，這很難的，我現在還在摸索。

　　《大師》：能談談“報人”和“作家”這兩個身份的互相影響嗎？
　　董橋：很好，對我寫東西有很大的幫助，因爲在報館裏面工作，光是世界各地的電訊就看得太多了，每天接觸世界各地的大事小事，什麽都有，你就會覺得這個 世界有太多東西是要學的。你暴露在那麽强大的一股媒體威力面前，就會覺得自己很渺小，報館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可以學到很多東西，比在大學裏面讀書、工作 都要好，都要有趣，因爲你跟整個時代的脉搏可以接上去。

　　《大師》：作爲社長的董先生，管理風格上是怎樣的？
　　董橋：我做社長的話必須要投入，要參與，要介入，不然這個報紙就很難做好。當然記者、編輯他們的運作我必須要非常清楚才行，我未必會直接地提出我的看 法，可是我靜靜地旁觀，對他們、對我個人，甚至對這個報紙、這個出版物，就會有一種潜移默化的作用在裏頭。慢慢地他們知道，或者說我們大家知道將來的路要 怎麽走才行，這個要不斷地調整，不斷地弄，所以介入還是很重要的，領導還是很重要的，你要給他們有一種啓發的作用才行，給不出一點啓示的話，你的存在就沒 有什麽意義了，對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