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二十一年前的蘇共倒台，泠戰終結，曾給中共專制以重大衝擊。今天薄熙來事件又引發許多人的政改期待。但中南海依然「枯藤老樹昏鴉」。本刊特以此請教資深政論家、前胡耀邦助理阮銘先生分析中國政治變革的條件。

●江澤民接受美國CBS 記者華萊士訪
問，面對尖銳問題。胡錦濤就做不到。

阮銘兄：

薄熙來事件已進入審判階段。谷開來謀殺案即將在合肥宣判。無論這場大戲的揭曉如何，已經在死水一潭的中共政局中產生深刻的動盪，對政治改革的期待，是事件引發的效應之一，網絡上已經有不少的議論。不由得使人想到一個似乎過時，卻不失其經典性的問題，那就是二十一年前蘇聯八一九政變導致蘇共垮台、蘇聯瓦解的驚天巨變，很多中國人都問過的問題——

為什麼蘇聯可變，中國不可變？

二十一年過去了，這個問題也可以改為：蘇共和中共有什麼不同？雖然過去說蘇中是「父子黨」，我總以為有深刻的差異在其中。去年，我也留意到大陸若干知名學者回顧蘇聯解體二十年的文章，他們可能不便暢言，而對這個題目有所迴避。多年來，本刊似乎也沒有發表過您對此的看法。

九月號即將截稿，兄或可撥冗賜教於我，並與讀者分享。再謝。

金鐘  於香港

金鐘兄：

謝謝來函，題目很好，說來話長。惜手頭有點忙，「開放」截稿在即，只能略答一二。

一、同意兄的看法。蘇共、中共不是「父子黨」，蘇共駕馭不了中共。「父子黨」這個詞，是毛澤東創造出來批評赫魯曉夫時用的。那是一九五六年，哥穆爾卡當選波蘭黨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要出兵，被毛制止。毛批蘇共以「父子黨」的不平等態度對待「兄弟黨」。

蘇共與中共，都是民族主義政黨，列寧是大俄羅斯民族主義，他主張「無產階級革命在資本主義最薄弱環節突破」和「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與馬克思學說相反，是為俄羅斯民族極權主義設計的「國王新衣」。

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離馬克思更遠，是為中華民族極權主義設計的「國王新衣」。——民族主義的本質就是排外、非理性、不容忍多元異己。中蘇或中俄兩種民族極權主義爭霸，衡突不可避免。

二、蘇可變，中亦可變，俄羅斯民族主義回潮，變回去也有可能。自由國家變回民族主義專制國家並不罕見，魏瑪德國還變為納粹德國呢！自由國家避免歷史倒退必須警惕民族主義回潮。民族主義囂張、自由主義低迷，是二十一世紀人類的意識形態危機。

民族主義極權國家能否或何時向自由國家轉變，取決於國內外條件的變化與互動。

政治變革的國內條件

民族主義共產國家長期不變，靠的是絕對獨裁，權力集中於一人。「一個領袖、一個黨、一個主義」，「一言堂」，「輿論一律」⋯⋯等等。核心是「一個領袖」，全黨全國只准一個聲音，不准出另一個聲音，必須消滅異己之聲於萌芽狀態，不准出赫魯曉夫、戈巴喬夫，一出就變。

這些條件，蘇聯斯大林時代都具備，所以斯大林在位三十年蘇聯不變。斯大林死後出了赫魯曉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蘇聯才開始一步步變。所以毛澤東說，「斯大林肅反，有殺錯的，有漏網的，赫魯曉夫是斯大林懷的胎。」

毛澤東文革、鄧小平六四、江澤民鎮壓法輪功，看似荒唐，是為民族主義極權國家「一百年不變」，是害怕懷赫魯曉夫、戈巴喬夫那樣修正主義的胎在中國孕育。

一九八○年討論「歷史決議」草稿，許多高幹說，毛是暴君，決議不要寫毛思想。當時保衛毛澤東「神主」牌位不准動最堅決的是鄧小平和陳雲。陳雲主張決議前面加序言，講整個中國革命來提升毛的歷史地位，鄧立即附和。他們深知保不住毛，他們自己也保不住。

鄧小平挑選胡耀邦、趙紫陽，是權宜之計。那時上下左右反改革勢力猖狂，尤其陳雲、薄一波、王震、姚依林、胡喬木、鄧力群那一幫。鄧小平需要拿胡耀邦、趙紫陽做「改革開放」的工具使，同時派王震、胡喬木、鄧力群做監軍、密探，搜羅胡耀邦、趙紫陽的一言一動上報。

鄧小平兒女曾提醒胡德平：「他們送你爸材料給我爸一大疊了，快叫你爸找我爸說說去吧！」胡耀邦問心無愧，沒有去。一九八七年一月四日，鄧小平兒女聽到鄧小平在屋裡自言自語：

「我沒栽在四人幫手裡，別栽在胡耀邦手裡！」可見獨裁者內心何等多疑恐懼！

●1985 年戈巴喬夫（中）出任蘇共總書記。展開新思維、
公開化，推動政治體制改革，1990 年獲諾貝爾和平獎。

江澤民是喜劇演員也是獨裁者

等到江澤民出現，鄧小平才找到放心的「接班人」。一九九○年代初江澤民對沈君山三次談話最為傳神，雖帶點演員風格，卻深得鄧小平之心。江澤民說：

⋯⋯尼克松來，就坐在你（指沈君山）坐的位子上。我告訴他，我有九十五公斤，ninety five kilo！坐在這位子上，是不容易被推翻的。只要我坐在這個位子上一天，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中央政府。在民族立場上，中國一向不含糊的。誰搞分裂，那對不住，共產黨不會手軟的。

江澤民引了一段古文「左傳．子產論政寬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江以「民望而畏之」的「烈火」自喻，表示對內、對外都要行「猛烈」的苛政，而非「懦弱」的寬政。江澤民還說：

⋯⋯去年（一九九一）撒切爾夫人來，她是專捧戈巴喬夫的，要中國也走戈巴喬夫的路。現在蘇聯消失了，從地球上消失了。戈巴喬夫是個大魔術師，把自己也給變沒了。我告訴撒切爾夫人，中國絕不會走戈巴喬夫的路。

胡耀邦、趙紫陽不會說這種話。鄧小平由此認定，江澤民不僅是天生的喜劇演員，也是天生的絕對獨裁者，放心把軍權和對台領導小組都從楊尚昆轉移到江澤民手中。

至於被鄧小平指定隔代接班的胡錦濤，獨裁性格就差多了。他靠九人常委會集體決策，往往令不出中南海。胡錦濤的幸運，是十年任內，內外情勢相對平靜，守住了鄧小平天安門屠殺以來二十多年的恐怖平衡。

王立軍、薄谷開來、薄熙來事件和陳光誠事件相繼發生，是這種恐怖平衡難以為繼、接近臨界點的信號。中國應該感謝王力軍和駱家輝，假如薄熙來這種野心勃勃、陰險狠毒、腐敗囂張的現代民族共產主義惡魔奪權得逞，中國將是更加黑暗的新地獄。

政治變革的國際條件

中國變不變的國際條件，關鍵是美國。中國要「崛起」，必須靠美國；中國怕「變」（和平演變），必須防美國。

毛澤東有兩句話：「既要和美國搞好關係，又要和美國鬥」，也就是「又聯合，又鬥爭」。

這方面中國是能手。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都能把尼克松、褔持、卡特、老布殊、克林頓、小布希、奧巴馬玩得團團轉。里根再厲害，也只能「演變」蘇聯、東歐，「演變」不了中國。

差別就在俄羅斯的民族共產主義是西方的，彼得大帝時代俄國就以西歐為師，宮廷都說法語。西方懂西方，「和平演變」易。里根施加壓力，配合戈巴喬夫內部政治改革，裡外互動配合，順應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歷史潮流，蘇聯、東歐共產帝國頃刻瓦解。

而鄧小平的民族共產主義是東方的，自稱「中國特色」，美國人不懂也不敢碰。有一回江澤民的「特別顧問」鄭必堅到白宮問小布殊的國家安全顧問賴斯：中國和俄羅斯有何不同？賴斯是來自斯坦福大學的俄羅斯問題專家，她想了想說：中國有「貓論」、「摸論」，俄國沒有。

後來賴斯當了國務卿，承認自己不懂中國，請來鄭必堅的朋友、華爾街高盛公司的佐立克當副國務卿，主管對中外交。「Responsible Stakeholder」（負責任的合夥人）這個新概念，就是佐立克的發明。

物極必反，習近平不得不變

自從一九九七年十月下旬江澤民到紐約證券交易所打響開市鐘，中南海與華爾街結盟，中國實體經濟與美國虛擬經濟「全球分工」，實行「中國製造、美國消費」模式，中國貿易順差以購買債券股票回籠美國，促使股市、房市飈漲，創造了美中兩國十年的「非理性繁榮」。

美國的政客、學者、商人，競相做起G2（中美兩強）共管世界的黃粱夢。「和平演變中國」在美國早已絕響，前幾年還出現了「中國制度優越論」。

其後果，就是從華爾街開始的金融海嘯，「非理性繁榮」泡沫破滅，造成今天全球的經濟衰退、普遍失業、貧富懸殊、資源耗竭、環境惡化。

物極必反。胡錦濤一度陶醉於世界對「中國和平崛起」的讚譽，耀武揚威，頻頻在南海、東海展現軍事力量，嚇壞了周邊國家，紛紛向美國求援。二○一○年下半年開始，美國變了，聯合亞太盟國，開始向中國展示強大軍事能力，迫使中國收斂。

最近陳光誠事件的美中談判過程，則是美國在人權問題上不再退卻的一次突破。

中共十八大將在中國內外條件發生變化之際召開。習近平面對新的形勢，恐怕想變可變，不想變也得變。中國已到破曉時分。

原想簡答幾句，怕不舉證看不明白，寫多了，煩兄斧正。並祝

撰安。

阮銘 八月二十三日晨